1905年9月12日，光緒皇帝诏準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在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宣告廢除。
曆史在這裡急轉彎。原定在1906年舉行的鄉試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對“歸國留學生”的考試。舉人、進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給考試合格的“洋學生”。
曾經的“留美幼童”唐紹儀，被任命為這次考試的主考官。
唐紹儀，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議和。任過清政府總理總辦、“中華民國”首任内閣總理，國民黨政府官員。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還是複旦大學創辦人。
這是一個曆經近代中國曆史風雲，并在每一曆史風雲關口都留下個人顯赫印記的政壇精英。
唐紹儀（1862—1938），廣東中山縣（今屬珠海市）人，字少川，自幼攻讀經史，極有穎悟力。12歲讀進階塾館時，塾師發現他異于一般學生，常在友人面前誇贊這位高足。于是，唐紹儀的大名為縣學政耳聞。恰巧，清廷為培養“新學人才”，在已送出兩批留洋學童出國之際，仍到處尋覓可造之才，年僅12歲的唐紹儀順理成章地被縣學政看中并向省裡舉薦，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費，被第三批派出留學美國。
談判高手讓弱國“有”外交
唐紹儀随清廷所派的第三批留學生赴美留學，從國小、中學，升至哥倫比亞大學文科。1881年，唐紹儀畢業，是最年輕的學成者之一。這年，清廷下诏，留美的第三批學生“海歸”了。
年僅19歲的唐紹儀回到祖國。作為清廷重點培養對象，他被派到北韓，擔任北韓海關幫辦的秘書（作為宗主國，當時中國直接掌管北韓的外交、海關等事務）。他辦事幹練，頗受好評。1885年，袁世凱奉诏出使北韓，主“辦理北韓交涉通商事務”。袁對自幼出國學外文、中外皆通的屬下唐紹儀十分看重，兩人由此成為知交。唐升任為駐北韓交涉通商書記官，成為袁在北韓期間的“主将”。
數年後，在甲午戰争打響之前，有情報顯示日本人決心刺殺抗日最力的袁世凱，為協助袁撤離，唐紹儀親自帶着兩支槍、兩把刀、兩匹馬，連夜護送袁世凱到英國軍艦上。托庇于袁世凱的大力提攜，加上本身與李鴻章的特殊關系，唐紹儀在甲午戰争後，成為中國首任駐北韓總領事，時年33歲；随後又随改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回到家鄉廣東任職；當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他協助袁處理最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務，為袁平安度過1900年的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之禍立下汗馬功勞。
1901年，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國家重臣之一，唐紹儀也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成為“道台”大人，一直到1904年。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下，他參與了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處理與境外人事物相關的，以及督察稅務、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還創辦了電報學堂，招收15歲左右的“幼童”前來學習。
1904年。繼“留美幼童”中出現了第一個大臣梁誠之後，唐紹儀以其精通外語、熟悉洋法的卓越才幹，被清廷任命為外務部右侍郎，作為“大清國大皇帝特派欽差全權大臣”，奉命赴印度，和英國談判西藏問題。
19世紀末，在英國出現了吞并西藏的主張。英國以防俄保印為名，發動侵藏戰争。1904年8月，英軍侵入拉薩，強迫西藏地方部分官員，簽訂了實際上使西藏地方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拉薩條約》。對這個條約，清政府不予承認，英國不得不與中國重開談判。捍衛中國對西藏所擁有主權的曆史重任，倏忽間落在了唐紹儀肩頭。
1905年2月，中英雙方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談判。英國代表弗利夏面對身着朝服、胸挂珠串的清朝大臣唐紹儀，連起碼的禮節也不講，十分蔑視地斜靠着椅背，架着二郎腿。唐紹儀不予理睬，抖一抖官服，也面向弗利夏而坐。停頓良久，唐紹儀以非常流暢的英語發表講話，他避開談判内容，開始大談“各國憲法大綱”，有的章節倒背如流，随即又轉入對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體、地貌、物産、人情、風土等的評述。弗利夏不知不覺已是正襟危坐，他沒想到清廷大臣中居然有這麼精明的外交通，不得不趕緊起立，脫去手套，隔案與唐紹儀握手，以補失禮。然後，雙方正式轉入話題。
進入正題後的唐紹儀态度強硬，他的發言緊扣一個中心，即應該廢除英藏簽訂的《英藏條約》，因為這個條約撇開了主權的中央政府，英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署的條約是不合法的。會上雖未能完成預定的目标——廢約，但說服了弗利夏，他承諾将把唐紹儀擲地有聲的講話帶給英方，唐紹儀談判初步勝利。
1906年，英國駐中國公使薩道義受英國政府之托，與清政府在北京再開談判。唐紹儀再次奉命以清政府專使身份，與薩道義見面。
經過幾番激烈談判，最終薩道義代表英國政府，唐紹儀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英新訂藏印條約》，廢除了兩年前英藏雙方簽訂的所謂《英藏條約》，使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從屬于中國。在腐朽的晚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背景下，這不能不說是一次少有的外交勝利。
辛亥革命再當談和代表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頭的槍聲，敲響了埋葬封建帝制的喪鐘。清廷本已将袁世凱廢掉，驅逐出京，革命形勢逼人，朝廷裡卻是山窮水盡。無奈還是啟用廢臣袁世凱，請其出山，率兵南下鎮壓革命軍。袁世凱審時度勢，抓住首戰告捷的好時機，向黎元洪提出議和，英國公使亦從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與革命黨人商量，做出“虛臨時總統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決議。
唐紹儀
12月3日，革命黨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意在監督臨時總統的個人權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議由伍廷芳為革命黨一方代表率代表團，拟與袁談和。袁世凱此時的身份為清政府的“責任内閣”，為議和，他再次啟用“老夥計”唐紹儀。
受命參加和談的唐紹儀，面臨一個尴尬境地：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權代表，在他的身後是主張君主立憲的袁世凱；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懷有和袁世凱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于是，便出現了大清王朝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幕——作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員唐紹儀，不着官服，而是西裝，領帶，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裝束，抵達上海。和他形成對照，前來迎接他的南方革命黨談判代表伍廷芳，卻還穿着中式長袍。
12月18日，中外矚目的南北議和在上海市政廳正式開始。和談的氛圍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敵對雙方劍拔弩張的談判，更像是志同道合者的籌商大會。
其實，唐紹儀與南方全權代表伍廷芳本是廣東老鄉兼多年好友，二人曾在外務部共事并來往密切。
雙方就停戰罷兵問題很快達成協定，接着進入了政體問題的談判———共和立憲還是君主立憲。伍廷芳态度堅決，稱“如果不承認共和，就無法進行議和”。他勸告唐紹儀說，清帝專制讓中國衰敗到如此地步，為什麼還必須儲存君位呢？
唐紹儀笑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國留學，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唐稱，今天雙方所讨論的，不是反對共和的宗旨，而是尋求和平實作的方法。
唐紹儀随後向袁世凱電告南方代表的議和前提，袁世凱一時也沒有對策。唐紹儀便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召開國民大會公決。袁世凱同意。于是，雙友善進一步磋商國民會議的地點和代表人數等問題。在代表人數問題上，拟定每省代表3人，每人一票，南方14省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北方8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
正當此時，孫中山歸來了，這是一位極具影響的政治家、革命黨領袖人物，革命黨利用孫中山的影響，改變政策，趁勢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對袁施加壓力，要求他及時逼溥儀退位。
袁世凱認為革命黨方面違約，耿耿于懷，伺機動作。但是，昔日的“夥計”唐紹儀規勸昔日的“老闆”：“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與孫中山周旋。”經過好一陣子南北互相攻讦，意見紛紛。孫中山處境維艱，無錢無兵，隻好讓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總統，這才迫使清帝退位。
在北京登上了臨時總統寶座，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中華民國第一責任内閣國務總理。
時代大潮中的宦海沉浮
在南北和談期間，唐紹儀在上海與孫中山會晤。兩人“同鄉裡，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1912年3月23日出任内閣國務總理後，唐紹儀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袁世凱的實力，”是中國統一的發展基礎。一周後，在黃興、蔡元培的介紹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此後，他力圖按共和體制的要求去實施總理的職責，在他的12名内閣成員中，9名是留學生，其中包括教育總長蔡元培（留德）、海軍總長劉冠雄（留英）、農林總長宋教仁（留日）等，也說明唐紹儀力圖通過高官“換血”來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面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共和之路。
唐紹儀極富民主色彩的行為，加上處理政事傾向同盟會，大大出乎袁世凱的意料，不止一次地提請唐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後來，袁世凱終于明白所選擇的人與己同床異夢，于是自己獨斷專行，迫使唐紹儀無法施展抱負。唐紹儀覺得與其當這空頭總理，倒不如扔了這頂“帽子”，無官一身輕，于是一紙辭呈交與袁世凱。兩人自此在政治上徹底決裂。
唐紹儀遷居天津，決心通過傳媒為其民主思想作宣傳，支援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于是與汪兆銘、胡漢民創辦《民國報》。由于資源限制，報紙無以為繼，唐隻得轉還故鄉廣東，不久才再遷滬上。他還遵循孫中山提出的“實業救國”理念，與友人合作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保險公司。
1916年，多行不義的袁“皇帝”暴病身亡。唐紹儀頓覺中國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孫中山能夠上司全國人民走民主的道路。唐紹儀認為國民素質不高，改良中國須從教育辦起，于是創辦複旦大學。此時其主張是：不要流血，以改革入手，提高民主意識，提高民生。
袁死之後，北洋走馬換“總”（統），一片混亂。非常國會的有識之士們，一緻在廣州選舉孫中山為海陸大元帥，設立大元帥府。為追随孫中山，唐紹儀再度出山，任财政總長，繼而任七總裁之一。1919年2月，唐紹儀奉命代表南方政權赴上海，與北洋政府代表朱啟钤進行和議談判。唐紹儀正義與婉轉的勸說打動了朱啟钤，雙方表示出和平的傾向。可惜由于“段（祺瑞）執政”的蓄意破壞，南北和議流産，南北又陷入流血鬥争之中。
唐紹儀由此産生悲觀思想，無法回南方向孫中山複命，便決定留居上海。
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表現出一貫的愛國智慧，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援愛國學生。他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最後一抹亮色：布衣縣長
以後的歲月中，唐紹儀對南京國民黨政府持觀望态度，蔣介石數度要他出山任職，他僅挂名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空銜。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決定将孫中山故鄉中山縣升格為全國模範縣，并決定成立“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時，唐紹儀卻爽快地答應了孫科等人的邀請，出任該委員會主席，督導縣政府實施訓政。後幹脆不計名位高低，待遇多寡，自告奮勇地走馬上任做了中山縣長。
擔任縣長伊始，唐紹儀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他通過鼓勵集資興辦實業、興建港口公路、同時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使中山的民生得到極大改善，文化教育事業昌盛一時。他在這個“七品”任上十分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并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桑梓百姓送他“布衣縣長”的雅号。至今中山還流傳着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後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幾次公開用唐紹儀“當了總理再當縣長”的例子，教育幹部能上能下。
但是，唐紹儀的所作所為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排擠。1934年10月，陳濟棠通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發動嘩變，包圍唐紹儀的寓所，逼其去職。事後，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再不過問政治。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在寓所遭不明身份人暗殺，至今仍成一段懸案。他留給子女的訓導是：“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無求品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