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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國明:​最難打的戰争,最難對付的對手

作者:昆侖策研究院頭條号
尹國明:​最難打的戰争,最難對付的對手

最近老胡表現得很不淡定,當然,他的不淡定一如既往是間歇性的。隻是,最近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這種不淡定是來自他日益嚴重的焦慮感,因為他感覺網民越來越像他定義的“極左”。

光是從12.24到12.26這三天,他就表現得特别躁動不安。

12.24他不開心,是因為很多中國的年輕人不愛過“聖”誕節(應該跟香港那樣翻譯為耶誕節)了,而且還賦予這個日子以新的紀念意義。12.24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長津湖包美國大兵餃子的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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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他感覺嚴重不适,開始小作文虛構對立,虛空打靶,給這些紀念志願軍的勝利卻不過西方的“平安夜”的網民扣上一個違反國家宗教政策的帽子。

12.25這一天,老胡可能也不是很開心。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越來越對耶誕節這個節日無感了,今年的耶誕節氣氛是最冷的。我看有一篇文章題目為《今年的聖誕節太反常了,安靜到可怕;中國的社會風氣真的變了》談到:“今年平安夜(12月24日)、聖誕節(12月25日),氣氛特别冷清。和往年(三五年前),大有不同。”

作者稱今年身邊,幾乎無人談論耶誕節。商場、電商大促銷的勁頭也少了。這一點跟“沒人談論”高度相關。

12.26這一天,胡可能心情就更複雜了。

早些年,胡是每年這一天都要用大量筆墨大談偉人錯誤的。明眼人都知道,老胡的所謂紀念,重點甚至目的跟我們都不一樣,我們是為了緬懷,他更像是借紀念之名搞點小動作,讓大家心裡添堵。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但胡為什麼隻喜歡盯着一個人的錯誤不放?這種選擇性雙标,就不是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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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老胡表現越來越不“中肯”了。因為中國的輿論場的形勢越來越不向着老胡希望的方向發展了。

網民越來越有民族自信,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重建共産主義信仰,有人就擔心了,着急了。

老胡可是在2018年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之後說過:“我的最大擔心已經不是中國會受多少經濟損失了,而是中國千萬别被來自外部的壓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最近在老胡看來中國左的人越來越多了,符合他定義的“極左”标準的人越來越多了。

他的評論區現在支援他的大都是當年抨擊他“極左”的恨國黨。昔日把他當成對手,現在發現他是自己的隊友。

老胡當年也被比他的“表現”更右的人貼上“極左”的标簽,是因為他當時是以民族主義立人設的。

關于他的這個人設,其實是有很大水分的。這一點,現在很多人都看明白了。他的民族主義起碼有一部分隻是形式,骨子裡是自由主義。自由派大緻就是我們說的恨國黨。因為自由派認為恨國有理、愛國有錯的理論基礎就是自由主義。

我不是馬後炮,我最晚從2014年就指出他民族主義有表演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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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者是僞自由派,打着自由的旗号,對不同的觀點容忍度最低。真正追求實作人的自由發展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産主義者,因為馬克思預言對共産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定義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産主義運動就是為了實作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民族主義者裡面也有僞民族派,以民族主義為皮,自由主義為骨。

平時看着還挺正常的,突然在關鍵時候就從背後給你來一下。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裡面,從左到右主要有三大群體,一是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産主義者,二是民族主義者,三是自由主義者。

其中的自由主義者有兩個特點:一是恨國黨含量特别高,二是特别喜歡用“極左”帽子打擊對手。

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談“極左”以及什麼人喜歡用“極左”這個政治标簽。我們今天争取把這個問題談清楚。

最近“極左”帽子漫天飛,與這個叫老胡的大V高頻使用有很大關系,他在兩篇小作文裡用了幾十個“極左”,用于攻擊那些批評以張桂梅為原型的那部電影“用人性代替黨性”、消解張桂梅共産主義信仰的觀衆和網民。

老胡給人定義“極左”标準是什麼呢?其實沒有标準,主打一個随心所欲,按需定義,實際就是以他為參照系,标準他說了算。

“極左”是最近幾十年被最頻繁使用的政治标簽之一,因為政治殺傷力強,也是最被濫用,最泛化的政治帽子。

根據中國的政治光譜,觀點越右的人,就越喜歡用這頂帽子攻擊對手。老胡說的自由派,也就是我們說的恨國黨,最喜歡用這個帽子,狠起來,連老胡都被他們貼過“極左”标簽。

那還是網際網路意識形态鬥争一線的公知話語權特别強,老胡還不需要從二線沖到一線的時候,彼時他以及他任職的報紙還以民族主義立人設,是以,在當時的恨國黨看來,老胡就是極左。這也說明,隻要立場右到了自由派這個程度,民族主義在他們眼裡也是“極左”。

老胡的詞彙裡,是沒有恨國黨、買辦、漢奸這些概念的。他喜歡用自由派稱呼這個群體。雖然這個群體早些年對他的攻擊最多,但他并不恨這個群體,也從來不會說這個群體是極右。當時的左邊很少批評老胡的,很多人覺得他還是以正能量為主,但老胡對社會主義者卻沒少惡心,比如他每年紀念毛主席誕辰的那些小動作。

方方寫小說否定土改,等于否定我黨上司的革命正當性,在抗擊疫情最艱難的時期,寫日記抹黑中國的抗疫行動,在老胡眼裡,這依然是“自由派”,是社會應該寬容的聲音。

但随着公知的沒落,老胡的公開表現(不是指實際立場,)越來越貼近自由派,自由派(恨國黨)對他“極左”的政治指控越來越少了。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那些反對他的人現在看他越來越順眼,越來越不覺得他是對手了。他的自媒體評論區,那些曾經因為把他當成民族主義的代表而恨他罵他的人,現在成了支援他的基本盤,經常喊“老胡中肯”的就是這部分人。

這些人雖然立場不怎麼樣,但政治敏感性極高。

方方被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時候,是他站出來給方方說話。

house辱軍事件引發公衆憤怒,是他呼籲說應該選擇原諒。

這種事多了,他們自然會發現,雖然老胡以前和他們不太一樣,但到了關鍵的時候,說的都是他們特别愛聽的話。他們立即就明白了:這特喵不是敵人,這分明是友軍。

随着一線的公知失去了輿論影響力,老胡無法再跟過去那樣,用民族主義的皮掩蓋自由主義的骨。

自由派也需要有人扛旗。公知戰五渣的時候,就需要原來在二線的人多出面了。

比如,國家完成反間諜法的修訂,那些恨國黨都開始瑟瑟發抖時,但又不敢公開反對,這個時候,就是老胡站出來,對大陸開始加強反間諜力度說三道四。

老胡就這樣做着他說的自由派想做,但有時候做不到或不友善做的事,這種“雪中送炭”的事情,做了不少。而且,人家不求名,還經常背着牆頭草的惡名,不被老胡極力維護的“自由派”所了解,比如,當年,老胡給方方雪中送炭的時候,方方就對老胡一臉的鄙視、羞于與之為伍。

這份隐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老胡做到了。

随着這些恨國黨攻擊老胡的聲音越來越小,贊揚“老胡中肯”的聲音越來越大,老胡使用“極左”的頻率也高了起來。

在老胡之前,使用“極左”标簽最頻繁,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胡給以其幫助的那個作家方方。

2020年那場輿論大戰,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面對批評者,方方是“極左”不離口的。凡是讓方方看不順眼,都可以領到一頂“極左”帽子。

與老胡一樣,方方也是以自己為參照系,自己定标準,自由決定誰是“極左”的,而且,一邊給别人批發政治标簽,一邊還控訴别人,把“雙标”拉滿:我可以放火,你不能點燈。

方方的這個特點,在老胡那裡也能看得到,前幾天的微網誌還說”現在網際網路上有種很不好的風氣,就是對于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一點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個人朝着死裡整。”言猶在耳,話音還在繞梁,老胡就撿起來了方方久久不使用的“極左”大帽子,搞起了批發。

但有一點方方不及老胡,老胡在攻擊别人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形象的維護。在扣政治大帽子給别人的時候,還要标榜一下自己的與衆不同,他不針對特定的人,意思是針對特定的人搞“零售”是錯的,而他隻搞“批發”不做“零售”,是以,他是正當的、合理的。

一邊自我标榜我不準備給任何人貼标簽,一邊說你們都是極左。

方方和老胡比,最多算一個左冷禅,功力還是差點意思。

方方已經被時代的洪流抛棄,邊緣化了,而老胡現在還能如日中天,做弄潮兒,但方方也大可不用那麼着急了,因為她沒有完成的事情,老胡替她來做,“極左”帽子的批發業務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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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裡,我們就需要搞清楚幾個與極左有關的概念了。因為,當下以及之前,極左與“左”傾、極右與右傾這幾個概念,經常被混淆。借這個機會做一下簡單的梳理。

先說左和右。

不管歐美怎麼定義,在中國左右的劃分标準很簡單,擁護社會主義的就是左,支援資本主義的就是右。

左右派的話語被解構了,很多人一看到就感覺眼睛不适,是以也有人改稱左翼和右翼,政治色彩稍微柔和一點。但其實沒必要對這些概念條件反射一般産生抵觸心理,這種心理本來就來自别人給你植入的思想鋼印。偉人說得有道理: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這是分析社會非常好用的三分法。你換個概念,三分法一樣好用。比如,好,壞,不好不壞。

再說“左”傾和右傾。

有人就分左中右, 是以可以用來對每個群體做細分的。比如國民黨雖然是右派政黨,但内部也分左中右,比如廖仲恺就是國民黨裡面著名的左派代表,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可惜被國民黨右派給暗殺了。國民黨的右派就是暗殺廖仲恺的那幫人,以及有名的“西山會議派”,後來的代表就變成蔣介石了。

但“左”傾和右傾這兩個概念,通常被共産主義組織用來做内部的細分。“左”傾就是不具備條件非要強行去幹。右傾就是條件已經具備了,還在猶豫。對此,偉人有一個特别通俗的分類:“什麼叫左傾?什麼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共産主義組織内的“左”傾和右傾主要是方法論的問題,基本不涉及到立場問題,有人急躁,有人保守,但立場還是革命同志。比如博古,“左”傾代表,給黨和紅軍造成那麼嚴重的損失,但他的錯誤是方法論的錯誤,不是立場的問題。是以,對“左”傾政治路線進行批判和清算之後,并沒有清算那些“左”傾的政治代表。博古在黨的七大上還是中委。

總之一句話,我們經常聽到的“左”傾就是共産主義組織裡面的激進派,右傾就是共産主義組織裡面的保守派。“左”傾盲動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右傾,不隻是方法論上的保守,而是變成立場上的右了。那就從左翼組織裡面的右傾機會主義,變成真正的右翼了,從支援社會主義,改為擁抱資本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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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說到本文的最重要點部分了。

根據對稱性,有極左,就有極右。

了解極左和極右需要抓住一個關鍵點:是極左和極右兩極連通,形式雖對立,性質未必真的對立,很容易從極左變成極右,反之亦然。

取決于社會的趨勢偏向哪邊。如果社會整體向左,他們就會變成極左。如果社會向右,他們很多就會搖身一變成極右。

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多到讓我們懷疑極左和極右,就是一部分人的AB兩面,或者是他們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的表現。比如那幾年最著名的武鬥組織LD分子,在當時比誰都左,很多壞事都是他們帶頭幹的,但那十年被否定之後,他們中一部分就變成控訴那場運動最積極的群體了,右得不行。給我印象最深就是一個姓秦的,曾經做過招商局高層的,十年前在政治上很活躍,要搞憲 政。此人就是當年LD組織裡面的大人物。這樣的典型有一大把,隻是他們的善變被人為掩蓋了。其中,人稱“吳市場”的就特别典型,就多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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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狄超白任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林裡夫任支部委員。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裡夫反黨集團”,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孫冶方調任經濟研究所接替工作,那場運動期間定為“招降納叛”。林裡夫的老友顧準也再次“挨整”。

吳市場就是這個經濟所的人。

經濟學家,最近幾十年被消費得特别多的兩個經濟學家,一個是孫治方,一個是顧準。吳市場就是通過消費他們增強自己學界“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江湖地位的代表。

曾做過吳市場助理的柳紅,在一封公開信中直接質問吳的曆史問題:

有受訪經濟學家指出您在幾次重大曆史關頭的表現,這些曆史關頭是:1956年“向科學進軍”,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孫冶方......

在1956-1958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向科學進軍”中,團支部和黨支部争論之後,“狄(超白)、林(裡夫)反黨集團”牽扯了多少人,或者說使多少人受難?團支部中有幾人?團員青年有誰?是誰向上級黨委告的狀?是誰聯系的《中國青年》雜志?

狄超白和林裡夫平反後,很多人向林裡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過歉,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

林裡夫家人寫過一篇文章《也說林裡夫與顧準》(羊城晚報2003年12月28日),認為您在林裡夫與顧準的關系上說了假話,污蔑了林裡夫(該文在報紙發表時,您的名字被删去)。對此,除了您已經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章外,您還有其他什麼需要補充的?

經濟所有一張大字報,内容是《孫冶方招降納叛的罪行》,它是您寫的嗎?有一種說法是,這篇大字報的内容,導緻孫冶方七年牢獄之災,這樣說有什麼根據嗎?您怎麼看?

關于顧準與吳市場,顧準女兒顧秀林也在2015年前後公開質問過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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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們正在把這個吳營造的市場經濟‘聖人’顧準擡出來,掩蓋他們扔的一地雞毛。”。此後,顧秀林又進一步追問:“……吳敬琏利用我父親樹立自己‘市場經濟第一徒’的光輝地位,把顧準的‘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扭成‘市場經濟’第一人,他對于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猛打猛批,對市場經濟第一人又吹又捧,這如何解讀呢?”

在與網友的互動中,顧秀林進一步揭露說,“去問問吳敬琏,從1957年開始批判顧準的,是誰?”“消費顧準,成了你們的時尚啦。似乎他說的每一句話你們都能消費……”

主流媒體的宣傳,一直不斷強化吳是孫治方和顧準的學生人設的。比如有篇文章就這麼寫:“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周南在電話裡把這個消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琏時,他緊緊地握着話筒,閉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準去世之後,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

吳敬琏還給《顧準日記》寫序,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娜拉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

吳敬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主張計劃經濟的,人稱“吳計劃”,到了九十年代,政策變化了,他也搖身一變,成為了“吳市場”。

什麼是真正的極左和極右?沒有那麼複雜。看明白其中一個典型,就可以明白他們這類人的特點。

他們的特點就是擅長投機,喜歡激進、走極端。看到社會向左,他們就成為極左。看到社會向右,他們就變成極右。有人把他們成為“風派”,也就是“牆頭草”的意思。

就是這類人不管社會向左還是向右,他們都要做極端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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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有一個人物,符合這個特點,他就是我們的胡編。

老胡激進起來,我們一般人是比不了的。最著名的那次,就是叫嚣擊落美國衆議長洛佩西的專機。就他的資訊管道,他本人其實是知道當時大陸不可能這麼做,但他依然要這麼寫,大家以為他掌握了内幕資訊,是以都信了,期望值被他煽動起來了。羅佩西的飛機落地台北機場,網絡上一片歎息聲。蔓延着失望、悲觀、不滿和不信任情緒。再比如,在疫情最悲觀的時候,他提出是攻台的“最佳視窗期”。這都是明知道不可能的事而非要制造這樣的話題,讓大家産生高預期,然後預期實作不了,就産生失望。

這個人很懂心理預期管理。

他是不是有時候看起來很鷹派,很像一個特别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他轉過來,就對方方這樣的逆向民族主義者無限寬容。

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絕對不會是這樣的态度。

老胡的從激進到保守的橫跳,振幅很大,能夠從最激進跳到最保守。如果老胡經曆過從社會整體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大轉折,他大機率就會從極左跳到極右,或者從右的極端跳到“左”的極端,比我們前面說的那幾個人物跳躍功夫甚至更強。

是以,為什麼總有人感覺奇怪,這些人對那場運動否定得最積極,自己卻表現得最有那個時代極左的特征。他們扣帽子打棍子,技術異常娴熟。他們嘴上說一套行動上做一套,最反對别人談鬥争,但他們最善于對别人搞鬥争。他們隻是習慣了雙标,認為這是他們理所應當的特權。他們把自己的錯誤都推給時代,從來不會反思自己。

看完本文,這個疑問就應該能找到答案。

現在,還有一個人在這方面可以跟老胡并駕齊驅,有人叫他政工院士。同樣,喜歡用極左帽子掄倒一大片。攻擊别人的那些内容,其實特别像自己給自己畫像。

這樣的人在那個他控訴的時代和後來的時代,都做到了政治常青樹。他和普通老百姓可不一樣,當時深處政治漩渦,他是怎麼做到和吳敬琏一樣毫發無損的?

這種人現在的本質就是極右。

是以,老胡以自己作為參照物,滿眼都是極左。網民早就發現了:隻要他們足夠右,看誰都是極左。

聰明的網民還給他做了一張圖,說明老胡的極左範圍覆寫面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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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後,這些人會越來越極端地使用政治扣帽子的方式,打擊他們心中的異己,而且打擊面會越來越大,因為觀點不被他們相容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也會因為越來越焦慮而越來越暴露出自己極端的本性。

觀察他們的真實立場,就看他們雙标的選擇性和傾向性。看他們對誰寬容,對誰嚴苛?

比如,對網民12.24不過耶誕節,而是要紀念志願軍在長津湖的勝利,就要拿出憲法,維護宗教信仰自由。但最近有一些經濟學者,打着為民營企業正名的名義,以“不再區分所有制”和“國有企業是民營的補充”等主張,無視憲法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要求取消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嚴重違憲做法,他就裝着看不見了。

這種選擇性,就展現他的立場。

他制造議題的做法,也被其他人看明白了,總結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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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人的其他特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選看這篇文章《這位先生,我知道這次你很急》。

打赢思想戰輿論戰不容易,不但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謊言,還要面對這樣的人以及他們給我們準備的帽子。

我們是講規則,有底線,但我們的對手不會受任何規則和底線限制。他們的本性不會變,方式方法也不會變。我們需要把這類人看透徹,因為我們要了解對手是什麼樣的人。

無論是思想戰還是輿論戰,我們都要依靠每個網民的主動自發參與,通過網際網路人民戰争的形式,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是時代賦予我們每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的使命,我們除了勝利,沒有選擇。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