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代流行在袍服之領部、袖口、衣襟等部位用織物作為裝飾，此服飾習俗亦見于中亞粟特壁畫，二者應關系密切。
通過圖像對比，指出此習俗在北齊時即已出現，且多在衣袖上臂部位進行裝飾，同時也用聯珠紋織物裝飾袍服邊緣。
一、北齊、唐文物所見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
處縫制一圈織錦或其他織物作為裝飾。此外，太原北齊婁叡墓的墓道壁畫出行圖中，穿男裝騎馬女子的圓領袍服衣袖之上臂部位，也加飾一圈聯珠紋。
墓主夫婦宴飲圖左側三位奏樂女子，其袍服相同部位似也作如此裝飾。以上為目前出土文物所見北齊袍服衣袖上臂部位裝飾織物的執行個體，皆見于女性服飾。
此類衣袖上臂部位加一圈聯珠紋作為裝飾的服飾習俗，特殊的裝飾部位以及所使用的聯珠紋圖案，皆與漢地裝飾傳統存在不同的風格意趣。
但對波紋非傳統紋飾，而是起源于古印度。墓主徐顯秀像所見白色毛皮外衣描繪精細，《南史·滑國傳》記載滑國（嚈哒）于“普通元年（520年）遣使獻黃獅子、白貂裘、波鄭岩先生已指出可能即文獻記載的“白貂裘”。
由此可見，徐顯秀夫婦畫像的服飾含有較多外來文化因素，這也佐證在衣袖上臂部位裝飾聯珠紋應當較為特殊。
此外，徐顯秀墓壁畫盤辮發侍女像的袍服下擺、裾部等部位，都用聯珠菩薩紋織物作為裝飾。
此發式也見于北朝入華粟人石葬具圖像以及唐代諸多胡人俑，乃受入華粟特人影響。其衣緣裝飾部位、裝飾範圍、所飾聯珠紋織物的圖案意。
亦皆異于漢地傳統裝飾風格，應另有其源。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在唐代更為流行，裝飾部位也更多樣。
隋唐時織錦大都用于各類裝飾，窄短開襟的錦半臂、錦鞋、錦囊袋、錦虛帽、錦衣緣也是用錦之主要方式。
萬榮唐代薛儆墓石椁上衆多線刻人物的服飾，很可能使用織錦裝飾袍服内外多處部位。唐代《淩煙閣功臣圖》李勣像、西安韋泂墓石椁線刻、乾縣章懷太子墓石椁線刻。
乾縣永泰公主墓陶俑西安金鄉縣主墓陶俑等唐代文物，都可見到以織物裝飾袍服之領部、袖口、衣襟的人物形象。
其中禮泉縣張士貴墓石線刻仕女襦衫衣袖的上臂部位，也裝飾一圈聯珠紋，與前述北齊壁畫所見相近似。
以上壁畫、陶俑、石線刻圖像所見，北齊至唐代出現之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顯現出特殊裝飾風格，其源流值得進一步系統梳理，或從北齊出現伊始即與粟特關系密切。
二、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的起源與傳播
《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記載：“貞觀四年又制……十一月，賜諸衛将軍紫袍，錦為褾袖。”
褾，意為袖端。孫機先生指出，“錦為褾袖”之衣在《淩煙閣功臣圖》李勣像及唐代韋泂墓壁畫可以見到，這種做法源于中亞。
文中以唐代圖像為例，指出袍服局部飾錦源于中亞，極具啟發。尚有餘意之處，還可結合北朝入華粟特人石葬具等新材料，以及中亞壁畫、粟特金銀器，讨論此服飾習俗的源流與傳播過程。
前論北齊徐顯秀墓、北齊婁叡墓壁畫或已出現此裝飾習俗。中亞片治肯特粟特壁畫所繪人物形象的服飾中，此類裝飾亦頗為盛行。壁畫儲存清晰、繪制精細的多人宴飲圖戴展翼冠貴族像。
粟特武士像，皆可看到粟特人在圓領袍的袖口、領部、衣襟、褲腳等部位使用聯珠紋織物作裝飾，并且還可見肩部、背部作此類裝飾。
結合前述文獻所記，以及發掘出土的這時期袍服實物，筆者推測粟特人所用裝飾織物應多為織錦。值得注意的是，袖口裝飾聯珠紋錦的現象頗為常見。
中亞阿弗拉西阿蔔壁畫頭系束發帶武士的袖部，即用聯珠紋錦裝飾一圈。宴飲圖中兩名粟特貴族，在領部、肩部、袖口、褲腳都裝飾織物，右邊一人即用聯珠紋錦裝飾。觀察其袖口，乃用聯珠紋錦裝飾一圈。
此外，青海出土吐蕃時期木棺闆畫所繪射牦牛武士之袖口也是如此。是以李勣像袖口應當是裝飾一圈聯珠紋錦，而不是僅在袖子下部裝飾單獨一個聯珠圈紋，因畫像上李勣手持笏闆舉起。
觀察的角度僅看到其袖口下部的緣故。北朝入華粟特人石葬具圖像，也多見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可資對比研究。
安陽北齊入華粟特人墓出土圍屏石榻圖像，人物袍服的衣襟、裾部、衣袖上臂部位等處都刻畫并排的圓圈，對比前論之中亞粟特壁畫，應是表現這些部位裝飾聯珠圈紋錦。
日本美秀博物館藏北齊粟特圍屏石榻圖像，亦可見在衣襟裝飾聯珠紋織物的粟特人形象，且多數人物的衣袖上臂部位加飾一圈織物。山東益都北齊石刻線畫商談圖中粟特商人腰佩鞶囊。
圓領袍邊緣部位裝飾大小兩個圓圈組成的圖案，應當也是要表現聯珠圈紋織物。這些石葬具所展現人物袍服的裝飾風格，與中亞粟特本土壁畫相同。
此外，唐墓出土諸多胡人俑中，也常見此種裝飾，如甘肅慶城唐代穆泰墓出土多個牽駝（馬）胡人俑，也用織物裝飾衣緣。
可知北朝隋唐時期的粟特人，無論是在中亞本土，還是東入漢地行商定居，都用織錦為主的織物作為袍服的局部裝飾，應是其流行的服飾習俗。
筆者注意到，粟特人盛行在袍服衣袖的上臂部位裝飾織物，較為特殊，而且往往使用聯珠圈紋織物。除上述北齊入華粟特人石葬具外，中亞粟特銀酒器（6-7世紀）夫婦宴飲圖像中。
持杯男子所穿翻領袍的衣袖上臂部位，亦加飾上下兩圈聯珠紋；中亞片治肯特壁畫宴飲圖中的持盤男侍以及佩帶腰刀貴族男子，也可見到袍服此部位裝飾一圈織物。
前述北齊徐顯秀墓、北齊婁叡墓壁畫中，袍服加飾聯珠紋的裝飾部位與風格，和中亞粟特文物所見相近似，應是受粟特人服飾習俗影響而出現。
徐顯秀壁畫盤辮發侍女的衣緣裝飾聯珠圈紋織物，也顯然是受粟特習俗影響。入華粟特人石葬具時代多為北齊，是當時粟特人聚集的反映，在北齊壁畫墓中首先出現粟特風格的袍服裝飾，應非巧合。
唐代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更為盛行，主要原因是此時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大量入華并聚居，此外還與當時樂舞者使用此類衣飾相關。
三、首見于北齊徐顯墓之因探讨
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壁畫中，首先出現源于中亞粟特的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粟特人常用的盤辮發型亦首見于此墓，應有其特殊原因。
與此互為佐證的是，徐顯秀墓壁畫還有較多外來文化因素，表現在所持外來器物、衣裙圖案，還有織物裝飾部位。
譬如東壁盤辮發侍女使用聯珠紋織物裝飾衣緣，北壁兩個侍女穿聯珠紋長裙，聯珠圈内主紋為對獸、菩薩頭像等，這些圖案源自中亞或者西亞。
壁畫中用聯珠紋織物裝飾鞍袱邊緣，此裝飾習俗常見于中亞壁畫。
牽引牛車的胡人短發多髯、深目高鼻，應為中亞人形象。墓中出土的裝飾聯珠紋鑲寶石金戒指，也與粟特人相關。
徐顯秀是北齊重臣，後主高緯時官至太尉，這時期北齊胡風盛行。《隋書》卷一四《音樂志》稱此為北齊後主在音樂舞蹈方面接受西胡文化之情形，以粟特曹國、安國出身的胡人影響最大。
陳寅恪先生指出“北齊之宮廷尤以其末年最為西域胡化”。榮新江先生指出，北齊後主高緯（565-576年在位），應是北齊末年最積極吸收西胡文化的人。
《隋書》卷七《禮儀志》載：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胡天”應是指粟特人所信仰的祆神。由此足見北齊末年胡風之盛。
徐顯秀埋葬地太原即北齊的重鎮并州，應也是胡風盛行。源于波斯及中亞的綴搖葉服飾，也首先見于太原北齊婁叡墓（570年）出土陶俑。翟娑摩诃任并州大薩寶的年代在576年前後。
虞弘任北周檢校并州等地薩保府的年代是580年前後。徐顯秀墓的年代是571年，可見在其下葬時并州地區聚有不少粟特胡人。
是以墓中出現諸多西方文化因素。在此特殊背景下，源于粟特人的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以及盤辮發式，首先出現在徐顯墓壁畫。
結語
綜合上述分析，袍服局部裝飾織物習俗在北齊時已出現于軍政重鎮并州，見于徐顯秀墓及婁叡墓壁畫，裝飾部位有襟部、裾部、衣袖上臂部位，且已使用聯珠圈紋織物裝飾衣緣。到唐代更為流行，裝飾部位更多樣。
此習俗乃受入華粟特人影響，在中亞粟特壁畫和金銀器、入華粟特人石葬具圖像，都可見到用聯珠紋織物裝飾袍服的人物形象。
其中衣袖上臂部位裝飾尤為特殊且盛行，并在北齊時即已東傳漢地。吐蕃、回鹘袍服裝飾織物的部位及風格皆與粟特人接近，應也是受其直接影響。
參考文獻
《墓主畫像的傳承與轉變—以北齊徐 顯秀墓為中心》
《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 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