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平與學術經曆
郭寶鈞字子衡，祖籍山西汾陽，輾轉遷至河南南陽。祖父懷才未遇而逝，父亦早亡。郭寶鈞為遺腹子，生于父親逝世後二十日，即清光緒十九年(1893)十二月二十五日。祖母、母兩世孀居，家貧而無可依者，使他自幼養成生活簡樸、勤奮向學的性格。1922年從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傳回家鄉邀約友人創辦南陽中學，成績斐然，被調至河南省教育廳任職。1928年秋，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殷墟，開始進行中國科研機關的第一次考古發掘。郭寶鈞即作為河南省教育廳的代表，參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這次發掘，是中國資曆最老的考古學者之一。1930年，郭寶鈞正式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就職，先後任調查員、編輯員、通信研究員，1946年晉升為專任研究員。
郭寶鈞在曆史語言研究所将近二十年間，1930年參加山東曆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又曾幾次參與和主持殷墟的發掘。此外主持進行了兩周時期墓葬的發掘，其中有：1932～1933年浚縣辛村西周衛國墓地發掘，1935年汲縣山彪鎮東周墓葬發掘，1935年和1937年輝縣琉璃閣戰國墓葬發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寶鈞于1950年春率領中國科學院派遣的發掘團前往安陽，恢複因抗日戰争中斷20餘年的殷墟發掘工作，發掘了武官村殷代大墓。同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後，郭寶鈞任研究員。10月他作為副團長，協助團長夏鼐率領考古所的發掘團前往輝縣，進行考古所成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發掘。1954～1955年，主持勘查東周王城遺址、發掘漢河南縣城遺址。其間，郭寶鈞曾于1952～1955年為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合辦的第一至四屆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以及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講授基礎課“商周考古學”。1956年8月，河北省文管會人員發掘邢台曹演莊商代遺址時，郭寶鈞曾前往現場進行指導。
1950年，郭寶鈞先生（前排拄杖者）在安陽武官村發掘現場
1959年，中國曆史博物館建館時期，郭寶鈞主持進行中國通史陳列中奴隸社會部分的設計工作，後被聘任為該館特約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此後至1965年，他以其館藏青銅器為基礎，兼及各地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商周銅器群的綜合研究。
1964年，郭寶鈞被選任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1年11月1日，郭寶鈞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
二 主要研究領域和學術成就
(一)參與中國考古學奠基時期的重要發掘
郭寶鈞是中國考古學奠基時期最早的參與者之一，并且是其中堅持田野工作最久的學者，對于判明殷墟的宮殿建築遺迹，開拓兩周時期考古，作過突出的貢獻。
1928年，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在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郭寶鈞即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參與其事。先後參加第1、4、5次發掘，主持第8、13次發掘。1931年第5次發掘中負責進行的B區發掘，首次辨識地下埋藏的夯土遺存，肯定殷墟宮殿建築遺迹，進而糾正了殷墟漂沒說等錯誤認識。1936年主持進行的第13次發掘，發現埋藏17000片刻辭甲骨的127号坑，這是曆年殷墟發掘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
1930年，郭寶鈞參加了山東曆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後與梁思永等編撰了中國第一部大型考古報告《城子崖》。這是中國考古學家首次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龍山文化典型遺址。
郭寶鈞早年進行較多發掘的是兩周時期墓葬，具有開拓性意義。主要有：1932年和1933年春、秋兩季，在河南浚縣辛村主持西周衛國墓地的四次發掘，1935年主持汲縣山彪鎮戰國墓的發掘，1935年秋和1937年春主持輝縣琉璃閣戰國墓的發掘。後出版《浚縣辛村》《山彪鎮與琉璃閣》二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寶鈞于1950年初為郭沫若提供考古發掘所見殷周時代用人殉葬的情況；4～6月他主持發掘了有許多人殉的安陽武官村大墓，進而引起曆史學界對人殉問題的關注，促進了殷周社會性質的讨論。後發表《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
1950年至1952年，郭寶鈞三次前往輝縣，參與琉璃閣、固圍村、趙固、百泉等地點的發掘。其中他親手發掘的固圍村1号大墓和并列的另外兩座大墓，是當時所知規格最高的戰國時代貴族墓葬。該墓出土的鐵質生産工具，是當時所知中國年代最早的鐵器，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後與夏鼐等同志一起，編撰為考古學專刊《輝縣發掘報告》。
1950年，輝縣發掘團合影
1952年，郭寶鈞與夏鼐等一道，帶領第一屆考古訓練班學員，在鄭州和洛陽兩地進行考古發掘實習，發掘了商代早期的鄭州二裡岡遺址，及洛陽東郊的西周和唐代墓葬，後發表《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
1954～1955年，郭寶鈞為探尋具有重要意義的周代王城，在洛陽西郊澗河兩岸開展廣泛的勘探，發現與王城關系密切的漢河南縣城遺址，并且主持進行大面積發掘，為繼續尋找王城打下了基礎。後發表《洛陽澗濱古文化遺址及漢墓》和《一九五四年春洛陽西郊發掘報告》。
(二)注重文獻考證，倡導禮制研究
郭寶鈞進行商周考古研究的突出貢獻是：注重文獻考證，倡導禮制研究。早在參與編寫《城子崖》報告時，他就将山東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定名為“陶鬶”。後來，他所撰寫的《浚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确定諸多車器的定名；《古器釋名》《古玉新诠》等專論，更多有創獲。關于商周大墓的形制，郭寶鈞往往不是簡單地描述發掘中所見墓坑、葬具、葬式等，而是着眼于古代葬禮的儀節，推想其曆經造墓、毆墓(驅鬼)、下棺、陳器、封墓等步驟。發掘辛村衛國墓地，他曾将81座墓區分為四種，即：有墓道、墓室、棺穴的甲種，有墓室、棺穴而無墓道的乙種，同于乙種而略小的丙種，以及厝埋極淺的丁種；并且推測：“甲乙種皆公侯、夫人之墓，丙丁種皆公族侍從之墓。”發掘汲縣山彪鎮、輝縣琉璃閣和趙固的戰國墓，及其以後的研究，則最早注意到随葬禮樂器物的組合，指出其“鐘必成律，鼎必成列，簠簋成偶”的現象，特别是列鼎的三、五、七、九系列，由此開創性地提出“列鼎”概念。
(三)開拓商周時代的考古教學與曆史陳列
1950年代以前，中國高等院校并未設立考古專業，博物館還沒有曆史性陳列，位居中國曆史時期首位的商周時代考古研究也就談不上達到一定的體系。50年代初期舉辦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和建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時，郭寶鈞被聘任為中國曆史考古學的主講人，首當其沖親自将商周考古學課程持續講授了四年。為适應考古教學的迫切需要，郭寶鈞和其他考古學者，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點，努力将有限的考古資料系統化，認真撰寫和反複修訂自己的講稿。郭寶鈞講授的商代考古單元，包括：年代地理、發現情況、住址、葬地、銅器、陶器、其它工藝品、甲骨與契文、小結。兩周考古單元也大體如此。後來北京大學的商周考古學課程，由郭寶鈞的弟子鄒衡接替，這時考古資料日益豐富且更加完善，這與郭寶鈞的開創之功是分不開的。同樣具有開拓意義的是其在博物館陳列和考古知識普及上的貢獻，50年代初考古所曾在北京曆史博物館舉辦“殷墟發掘展覽”和“輝縣發掘展覽”，均由郭寶鈞負責并撰寫展覽說明書。1959年他更主持設計了中國曆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陳列的奴隸社會部分。
1952年，郭寶鈞先生（前排站立者，右五）與第一屆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鄭州實習工作隊合影
郭寶鈞在1963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青銅器時代》一書，是他試圖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複原古代社會狀況的一種嘗試。該書從生産、生活、社會組織、精神文化四個方面，将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充分結合起來，進行全面的論述，有助于對商周考古資料的了解和對古代社會狀況的認識。
(四)進行商周銅器的綜合研究
郭寶鈞從自己親手發掘出土的考古資料出發，進行商周銅器的綜合研究，是他在考古學上的重要貢獻。1941年他應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約請，撰寫過一部《中國古器物學大綱——銅器篇》(又名《中國古銅器學大綱》)，既系統地總結了金石學家研究銅器的成績，又開辟了在考古資料基礎上研究銅器的新路，屬于承前啟後性的著作，但生前未能問世。書稿共計16萬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為緒論，論述古代銅器的範圍、分期、鑄造、紋飾、銘文、研究狀況等；中篇介紹銅禮器，包括肉器、飯器、酒器、水器四類；下篇介紹樂器、工具、兵器、度量衡、貨币、符玺、服禦器、車飾等。後來，他又發表幾篇專論：《古器釋名》《戈戟餘論》《由銅器研究所見到的古代藝術》《殷周的青銅武器》等。
60年代前期，郭寶鈞作為中國曆史博物館特約研究員，著成《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一書。1981年遺稿由鄒衡、徐自強整理出版。他以親手摩挲該館所藏600件銅器為基礎，兼及自己過去發掘和曆年參觀的器物，以及各機關提供的資料，合計2000餘件(歸屬175個分群)，基本上囊括1966年以前出土情況明确的成群商周銅器，進行考古學方法的綜合研究。其主要特點是：(1)試圖通過青銅禮樂器的分期斷代研究，來探讨商周時代青銅文化的發展規律；(2)研究範圍是青銅禮樂器群的組合、形制、花紋、銘刻，尤其着重鑄造，而很少涉及銘文内容；(3)取材主要是發掘品，其次是有記錄可查的采集品，傳世銅器一般不在研究之列；(4)采用的是分群界标法。
郭寶鈞這部遺著，盡管偏重于考古材料的彙集和綜合論述前人研究的成果，但同時也包括了作者本人長期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的經驗及其獨到的見解，因而在學術上達到相當的高度。至于所謂“分群界标法”，在研究方法上有其創新之處，注意到單個銅器之間的聯系，避免孤立地進行研究的毛病，而取材于發掘品，根據一般是比較可靠的。他所确定的六個界标是：鄭州二裡岡器群，安陽小屯器群，西安普渡村器群，陝縣上村嶺器群，壽縣蔡侯墓器群，壽縣朱家集、信陽長台關器群。郭寶鈞根據這六個界标，把中國青銅器文化劃分為六個發展階段，即：中商，晚商及西周前期，西周後期及東周初年，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以至于戰國，戰國中末期。特别是對過去缺乏系統論述的青銅器鑄造技術，根據多年來對大量銅器鑄痕和鑄銅陶範的觀察，提出中國青銅文化發展的六個階段——萌生、進步、發展、組合、分鑄和專精。現在看來，郭寶鈞的分期雖稍嫌粗略，但基本符合商周青銅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他又探讨了中國青銅文化的起源和戰國中期發生劇變的問題，大體反映了當時商周青銅器研究的水準。但是，該書對非考古發掘出土的傳世品有所忽視，以緻作出的結論不能完全符合實際，是其不容忽視的缺陷。
書稿最後，對各期器類的興滅作了比較詳細的統計和研究，把商周時代的禮樂器群分成三種組合，分别代表三個時期，即：早商至西周早期為“重酒的組合”，西周中期至東周初年為“重食的組合”，春秋、戰國時期為“鐘鳴鼎食”的組合。試圖用這樣的分類分期說明一些社會現象。這對于克服以往考古研究中存在的“見物不見人”傾向，有一定積極意義。
1998年出版的《殷周車器研究》，是郭寶鈞關于商周銅器研究的另一遺稿。早在1930年代初，他在主持浚縣辛村、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的發掘時，開始接觸兩周時期的車器和車迹，為進行研究而研讀《考工記》的車制各節，及清代學者有關著作、孫诒讓《周禮正義》的“輪”“輿”部分，并輯成《兩周車制考略》一篇。随着五六十年代殷周時期若幹儲存較好的車馬坑被完整地揭露，得以更好地對照文獻記載進行研究。郭寶鈞作為考古學界研究殷周車制的第一人，将自己四十多年的研究心得，撰著為《殷周車器研究》一書。該書将殷周車器的構造和功能，劃分為四部分：(1)轉動部分，(2)曳引部分，(3)乘載部分，(4)系馬部分。這實際上包括了殷周車制的全部。他先對殷、西周、春秋、戰國四個時期的車制分别進行研究，然後串聯起來，研究其發展變化。這便同過去籠統地研究車制有着明顯的不同，将殷周車制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當然，由于新的考古材料被不斷發現，發掘中的剔剝水準不斷提高，車制上的不少問題得到進一步解決或修正，但該書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郭寶鈞晚年還曾提出《〈考工記〉注釋》的研究課題，奈因“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與世長辭，未能完成，令人殊感遺憾！
(五)對考古人才的培養
郭寶鈞在培養考古人才方面，除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和全國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講授商周考古學課程外，還曾親自指導過幾位研究所學生。鄒衡和徐自強，均系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研究所學生，鄒衡1955年畢業，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在商周考古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徐自強1965年畢業，後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緻力于古代石刻研究，曾兼該館善本部主任、古籍館副館長。鄭光貴(改名鄭光)系考古研究所研究所學生，後為考古所研究員，曾主持偃師二裡頭遺址的發掘。
附錄 郭寶鈞先生主要論著
1.《磁縣磁業調查記》一九三一年二月作，見前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特載。
2.《B區發掘記之一》、《B區發掘記之二》 ，均見《安陽發掘報告》第四冊，一九三三年出版。
3.《城子崖》（合著），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國考古報告集》第一号,一九三四年出版。
4.《古器釋名》，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一九三五年出版。
5.《戈戟餘論》，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一九三五年。
6.《浚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見《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一九三六年。
7.《中國古器物學大綱——銅器篇》又名《中國古銅器學大綱》，一九四一年寫成，未刊印，複寫稿本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8.《由銅器所見到之古代藝術》，見《文史雜志》第三卷三、四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出版。
9.《教育部交管長沙古物之檢讨》，見《高等教育季刊》第二卷二期，一九四二年。
10.《宮闱燕居圖彩奁素描》，見《社會教育季刊》第二卷，一九四四年。
11.《薛氏款識齊侯鐘銘讀法考》，見《說文月刊》第四卷，一九四四年。
12.《古玉新诠》，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冊，一九四八年。
13.《記殷周殉人之史實》，見《光明日報》《學術》副刊第二期，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
14.《發掘中所見的周代的殉葬情形》，見《光明日報》《學術》 副刊第四十四期，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
15.《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第五冊，一九五一年出版。
16.《輝縣發掘中的曆史參考資料》，見《建立設》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17.《關于戟之演變》，一九五二年作，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附錄二，一九五四年出版。
18.《關于新鄭蓮鶴方壺的研究》，一九五二年十月作，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附錄三，一九五四年出版。
19.《1952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第九冊，一九五五年出版。
20.《洛陽澗濱古文化遺址及漢墓》，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21.《一九五四年春洛陽西郊發掘報告》，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22.《陶器與文化》，見《曆史教學》一九五六年第七期。
23.《輝縣發掘報告》（合著），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
24.《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
25.《殷周的青銅武器》，見《考古》一九六一年二期。
26.《中國青銅器時代》，三聯書店，一九六三年出版。一九七八年再次印刷。
27.《浚縣辛村》，科學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
28.《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29.《殷周車器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本文正文轉自王世民著《考古學史與商周銅器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該文原系郭寶鈞先生弟子，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徐自強先生為《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科學出版社，2015年）而作，徐先生抱病寫出初稿後病危，旋爾長逝，未能将其修改定稿。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先生代為寫定。文末附錄“郭寶鈞先生主要論著”綜合整理自《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及《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的相應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