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電影《我本是高山》的批評中，某些反批評的人士提出一個他們的新觀點：根據他們的說法，對這個電影的批評是一種極“左”的表現。于是有些人就跟随着喊起了反極“左”的口号。
當然，如果是真的極“左”，即帶引号的“左”，當然是要反對的，是應該受到批判的。但是如果不做具體的分析，隻是看到别人的觀點與自己的觀點不一樣，便給别人扣上極“左”的帽子，這樣的做法顯然并不妥當。
中國共産黨在曆史上，确實出現幾次犯了極“左”錯誤，或者說犯過一些“左”傾的錯誤。但如果要考察為什麼黨在這些時候會出現這樣的錯誤，那确實是需要進行認真分析的。在黨的曆史上，當我們黨與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時候，一般不太可能犯下“左”傾的錯誤。因為這個時候要維護兩黨的團結，要形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而“左”的錯誤則有可能違背這種團結氣氛。在照顧到兩黨團結的氛圍時，一般是有可能犯下右傾錯誤的，即黨内有些同志為了維護兩黨團結合作，而不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行為進行堅決的鬥争。即使面對國民黨方面恣意破壞團結，故意打擊共産黨人，有意識地要清理共産黨，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同志卻依然以所謂維護團結為由，不敢對國民黨的錯誤做法進行批評、反對和回擊。是以這個時候，是比較容易犯下右傾錯誤的，而犯下“左”傾錯誤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在國民黨叛變革命後，特别是我黨進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争時期，由于鬥争環境的殘酷，國民黨派遣不少特務和共産黨内投敵的叛徒打入革命隊伍，對革命形成巨大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黨内就有可能犯下“左”傾的錯誤。這類錯誤的表現就是會脫離實際，擴大革命打擊的目标或者對象，實行拒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合作方針，進而形成了“左”傾的“關門主義”。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中，不少真正忠誠于革命的好同志，也被當作反對革命的破壞分子，進而被錯誤關押，甚至在這種極“左”的氛圍中被殺害了。這類“左”傾的錯誤，确實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後，國際上興起了一股反蘇反共的逆流。國内有些敵對分子也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特别是反對黨的上司的嚣張逆流。在這個時候，黨正确地發起了反右派的鬥争。今天看起來，當年的反右派鬥争完全是非常必要的，基本的方向也是正确的。然而在反右派鬥争的後期，出現了将右派分子的劃分範圍擴大化的問題，很多并沒有明顯錯誤的人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他們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對待。這種反右派鬥争的擴大化，就表現出一種“左”傾的錯誤。當反右成為一種潮流或者時尚的時候，就比較容易犯下“左”傾錯誤，反右擴大化就屬于這一類錯誤。到了八十年代前後，在重新評價反右派鬥争時，有人故意否定當初反右派鬥争本身的必要性，而把當年擴大化的錯誤直接上升到從根本上否定反右派鬥争的正當性上。這或許就是當年犯過的“左”的錯誤，後來卻被某些人利用來進行“非毛化”的右傾問題。反右擴大化的“左”是錯誤的，用對擴大化的指責來全面否定反右派鬥争則是右的錯誤。
當年之是以發生擴大化的錯誤，在于有些地方脫離實際，硬要讓基層組織确定一定的右派分子的比例，而且還要把這個右派分子的比例生硬地給固定化，如果有的機關劃定的右派分子數量低于這個比例就是沒有完成任務。當時的有關檔案說，右派分子隻占極少數，不會超過百分之五。結果有的地方，就把這個百分之五硬性規定為劃分右派的比例标準，隻能超過不能低于這個比例。今天看起來，令人啼笑皆非，可見脫離實際、不實事求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成風，是導緻擴大化的根本因素。在當時的中國，基層組織的上司幹部在總體上文化水準不高，他們的政策水準也十分有限，是以這類錯誤的出現也就成為我們從那以後進行工作的一個重大的曆史教訓。
雖然文革的初衷是要解決黨内官僚主義、脫離群衆，甚至某些幹部腐化變質的問題，而且毛主席一再強調“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在實際過程中，被一些壞人利用，出現了“天下大亂”“打倒一切”的狀況，幾乎把所有擔任上司幹部職務的人都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受到沖擊的還不隻是各級上司幹部，也包括大量的進階知識分子，并涉及到一些有過曆史污點但早已做出交代的人士。當時人們的眼裡，到處都是階級敵人，到處都是敵對分子，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大範圍傾向性的極“左”錯誤就難以避免了。而今天的時代與當年早就完全不一樣了，今天的人們也根本沒有興趣做這種無聊的事。
是以今天那些指責别人為極“左”的人，可以想一想，到底是别人無事生非，還是你自己還有點“文革”遺風，總是盯着别人，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都當作“敵人”、扣上極“左”帽子。至于你盯上的是不是真的就是極“左”，那也需要再好好想一想。
對于什麼是極“左”，在什麼情況下可能會犯極“左”的錯誤，其實并不是由人們的頭腦中自發産生的，也不是某些人因為對别人的意見或批評感到不爽就可以任意給别人扣上這頂帽子的。
在今天的中國，不存在那種特别殘酷的革命環境，也不存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國際上的反動思潮大泛濫，更不存在文革中那種把階級鬥争随意泛化擴大化的環境。是以，在今天的社會大環境中，基本不存在犯極“左”錯誤的客觀條件。或許，會有個别人在某種情況下發表一些偏激的意見，但這并不可能形成所謂極“左”泛濫的氣候，因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種偏激的荒謬和不靠譜，不可能引起更多共鳴。
相反，在今天的中國，由于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對中國的侵蝕和滲透，在我們身邊出現了相當一批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不良分子。這些人利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機會，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裡應外合，試圖颠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中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最可能出現的則是對西方敵對勢力的縱容、支援的某種投降主義。也就是說，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右傾錯誤出現的可能性往往會更大一些。是以，在意識形态領域裡，警惕和反對這種站在西方資産階級一邊，惡意攻擊中國共産黨的上司，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任務。與這些錯誤言論和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鬥争，倒是更值得我們特别重視和積極參與的。如果連維護這些寫進我們的憲法和黨章的基本原則、基本理論和基本制度，都要被某些人指責為極“左”，那是否恰恰證明這些人自己是貨真價實的極右了？當然，不得不承認，現在有些人是以“右派”為榮的，“右”成了“政治正确”，這種傾向難道不危險，難道就可以聽之任之嗎？
今天的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地為實作中國式現代化，為實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努力奮鬥，對于那些對馬列主義偷梁換柱、進行惡意攻擊的錯誤言論，不會有太多的關注。然而，對于這樣的錯誤言論，如果置之不理，那将是極端危險的。因為它對我們健康思想與精神的腐蝕，後果非常嚴重。我們不得不站出來和這些錯誤的言論展開鬥争，這也是共産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如果這種正義的鬥争被那些受批評的别有用心的人指責為極“左”，那也隻是他們的錯誤認知。真正的共産黨人不會被這種無端的指責吓倒，他們的這種惡意指責，也不會阻擋我們對他們錯誤所進行的嚴肅批評。
在那些所謂反極“左”的呼聲中，背後卻隐藏着某種禍心，那就是把正确的、符合實際的言論與觀點指責為極“左”，用極“左”的帽子扣在這些正确的思想與觀點的頭上，進而在他們的所謂反極“左”的批評聲音的背後，卻在明目張膽地攻擊馬克思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中最根本、最本質的東西。他們稱那些堅持共産主義理想信念的人們為極“左”，稱為實作共産主義偉大曆史使命的人們為極“左”，他們稱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主張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意見為極“左”，他們稱正義群眾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各種惡行與謬論的批評為極“左”，他們稱人民群衆對于那種盲目崇拜西方、崇拜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錯誤觀念進行批判的聲音為極“左”。對于這種陰險的别有用心，我們不能置之不理。我們必須勇敢地站出來，堅決與這些錯誤的思想、言論和觀點進行不懈的鬥争。那些打着反極“左”旗号，而實際上正在攻擊正确理論與思想的胡作非為，是不可能逃過人民群衆雪亮的眼睛與嚴肅批判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進階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