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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賞石活動因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象征意義而備受推崇。
在這個時期，李德裕和牛僧孺在賞石這個領域展開了一場精彩的争奪，他們的辭采與門第，以及掌握權力的欲望，使賞石成為他們之間的第二戰場。
那麼，這樣兩位“相仇，不同國”的宰相，喜好真的相同嗎？
【▶>賞石之異<◀】
李德裕出生于趙郡贊皇，曾兩次擔任唐文宗和武宗朝的宰相，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政治家。
北宋的李之儀在《書牛李事》中評價他：“武宗登基後，專任李德裕，使他成為當時的名相，唐朝的祚運幾乎達到中興之時。”
牛僧孺出生于安定鹑觚，于長慶三年成為宰相，次年被封為奇章郡公。
此後，他先後擔任淮南節度使等職，都是作為宰相級别的官員出鎮，連續擔任相位達到了十九年。
同在一個時代任職重要職位，李德裕和牛僧孺同樣愛好聚石，但他們選石和賞石的角度卻差異巨大。
李德裕非常重視奇石的産地，其《平泉山居草木記》提到：“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山、嚴湍、琅琊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
這些奇石或在水邊或在榻前，可供随時欣賞。
李德裕對奇石的欣賞也是與産地關聯在一起，通過奇石想象其産地的自然風光，進而升華為豐富的精神寄寓。
李德裕的賞石方式展現了中唐以前“小中見大”的審美觀。
曹汛《略論大陸古典園林詩情畫意的發生發展》将其總結為：“由此及彼，靠詩情引起遐想，像電影的蒙太奇一般，一下子縮去了山山水水的距離，就仿佛把你帶到産石名山那裡去了”。
觀者借助取自名山的奇石獲得遨遊群山的感受，有時這些奇石甚至無須在外形上像名山，而隻要産自名山即可。
從這一角度看，彙集了諸多奇石的平泉山居，宛如大唐各地版圖的縮微，将李德裕與他所遊曆和想象的世界聯系起來，對此一園如觀大千世界。
牛僧孺選石與李德裕最大的差別，在于他隻欣賞一種石頭—太湖石。
如此一來，産地淡化為共同的背景，而将太湖石自身的品質突顯出來。
牛僧孺特别關注太湖石的姿态、音質和紋理。
白居易和劉禹錫則在詩中稱贊，眼前的湖石像森然挺立的刀叉劍戟，鋒芒畢露；又像根盤頂峭的巉岩絕壁，洞穴開阖。
從中可看到随風湧動的嵯峨山勢、天河漂流的巨木浮槎、崔嵬錯落的滄桑古玉……激發出無數瑰麗縱肆的想象
這尊湖石仿佛具有了生命，在風雲雷霆中活動起來，憑借其巍峨的氣勢予人驚心動魄之感，展示出唐人審美雄闊大氣的一面。
牛僧孺的賞石方式展現了另一種“小中見大”的審美觀，即白居易《太湖石記》總結的：“三山五嶽，百洞千壑，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裡一瞬，坐而得之”。
太湖石的體量有限，但其中卻仿佛潛藏着三山五嶽、百洞千壑；湖石一拳可當高山百仞，眼中一瞥如見江河萬裡。
同樣是“小中見大”，李德裕的賞石較為抽象，更重精神性和想象力；牛僧孺的賞石則較為具象，更重物質性和感受力。
這樣看來，還不能輕易斷言誰的賞石更為厲害，那麼這兩人為何在賞石上面展開了較量呢？
【▶>賞石之争起源<◀】
唐文宗大和九年的“甘露之變”被視為中晚唐政治的轉折點。
這場悲劇中，四位宰相和數千名朝官喪生，京師遍地血流，百姓苦不堪言。
權傾朝野的宦官“逼迫天子，蔑視宰相，欺淩朝士如草芥”。
裴度、李珏、劉禹錫等士人紛紛離開長安，前往洛陽，以求避難。
在這之前，白居易已經遷居洛陽，情感悲憤地寫下了“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深切感歎命運無常。
在“甘露之變”之後，李德裕和牛僧孺先後來到洛陽，不過兩人在此前的經曆卻大有差異。
李德裕曾被貶為袁州長史，遭受種種困苦折磨，在貶官途中深深懷念平泉山居；雖然後來得以釋放歸來，但他立即選擇遷居平泉。
而牛僧孺則作為平章事擔任淮南節度使，地位顯赫備受寵愛，然而在任職期間卻癡迷于修建洛陽的宅園，卸任後還有意圖尋求東都留守的官職。
這些事實恰當地反映了兩人之間的差異，李德裕從底層逐漸攀升，而牛僧孺則自上而下，卻如何不謀而合地選擇了前往洛陽，并在洛陽發展自己的居所和園林。
李德裕和牛僧孺都以他們在洛陽園墅中的石頭收藏而聞名，而在時間上，牛僧孺的收藏起到了先驅的作用。
在開成三年的夏季，蘇州刺史李道樞向牛僧孺贈送了一塊珍貴的太湖石。
牛僧孺對這塊太湖石情有獨鐘，是以創作了《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寄呈夢得樂天》這首詩，并邀請劉禹錫和白居易同題賦詩。
這一事件可以說成為了牛僧孺收藏奇石的重要起點，為他之後的石頭藏品樹立了标杆。
當時，牛黨勢力強大，李道樞贈送石頭顯然是為了讨好牛黨。
劉禹錫也在詩中暗示觀賞石頭的人雖然身處洛陽，卻心系吳郡的太守，預示着李道樞将很快騰飛而去。
果然不久，李道樞晉升為浙東觀察使。
這件事情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地官員都紛紛積極搜集奇石，源源不斷地送到牛僧孺的園中。
巧合的是，在開成三年之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以奇石為主題，不再限于花木。
在《李德裕文集·别集》卷九和卷十中，收錄了他關于平泉的記、賦和詩，形成了一部珍貴的平泉山居詩文集。
卷九首篇為《平泉山居戒子孫記》和《平泉山居草木記》，總攬全園景觀。
接着是《金松賦》等四篇賦文，其後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李德裕的平泉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開成三年春天所作的《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和開成四年的《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和《重憶山居六首》三組詩。
第一組詩是在李道樞贈送石頭，并在牛僧孺、劉禹錫、白居易題詠之前所寫，涉及平泉山居的景緻，如潭上紫藤、紅桂樹、金松、月桂、山桂、柏、芳荪、海柽、竹徑、花藥欄等花木，但沒有涉及奇石。
第二組詩較次年所作，包括了詠述釣台石、似鹿石、海上石筍、疊浪石等四首奇石，僅有一首涉及花木。
最晚的第三組詩以“平泉源”開篇，其餘包括詠述泰山石、巫山石、羅浮山、漏潭石、釣石等五首奇石，其中沒有一首涉及花木。
這些變化表明在平泉山居中，李德裕的興趣已從花木轉向了奇石，展現出他對平泉山居的不同層面的熱愛。
從時間上看，李德裕聚石的鬥志顯然是被牛僧孺激發，此前的平泉山居以花木取勝，至此完全被奇石壓倒。
兩人開始聚石的開成三年，代表李黨的鄭覃、陳夷行和代表牛黨的楊嗣複、李珏同時拜相。
次年四月李德裕加檢校尚書左仆射，牛僧孺以平章事兼山南東道節度使，正是“牛李黨争”趨于白熱化的膠着時刻。
圖檔來源于影視劇
造園和賞石本是閑玩之物，卻于此時以這種方式意外地卷入鬥争之中。
兩黨僚吏團聚在牛僧孺、李德裕周圍，在聚斂奇石、裝點園墅上争奇鬥妍，展開激烈的競賽，成就了政治史和造園史上的一大奇觀。
那麼，最終的勝負究竟如何？
【▶>巅峰對決分高下<◀】
白居易《太湖石記》作于會昌三年，始于開成年間的那輪黨争已經初見勝負。
牛黨的楊嗣複、李珏被貶，牛僧孺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擔任太子少師的閑職；李德裕則深得唐武宗器重，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先後進位司空、司徒，位極人臣。
牛僧孺于此時邀請白居易作《太湖石記》，顯然别有一番懷抱。
《太湖石記》專論太湖石，卻在開篇對天下衆石進行評價：“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白居易将石分等，評定太湖石為甲等，其次為羅浮石，再次為天竺石。
牛僧孺嗜愛的都是甲等的太湖石，次等的羅浮石見于李德裕的《重憶山居六首·羅浮山》，羅浮石三見于詩文，可見其對李德裕之重要。
或許這正是白居易選擇羅浮石作為代表的原因之一，以其暗喻李德裕之藏石。
第三等的天竺石則是白居易的收藏，即其《〈池上篇〉序》所稱的“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
白居易以自家的天竺石墊底以示謙虛，但其醉翁之意顯然在于前兩者：牛僧孺所好之太湖石為甲等，李德裕所好之羅浮石為次等，則兩人賽石之高下不言自明。
牛僧孺雖在黨争中失敗，卻得以借此扳回一局。
放寬視野看，牛僧孺的賞石品位确實更符合曆史的趨勢。
他和白居易等引領了賞石的風尚，使太湖石一躍成為諸石之首。
與此同時，他們還樹立了一套太湖石的賞鑒标準，從姿态、動感、紋理、聲韻等諸多角度，提煉出怪、奇、透、醜等評價原則，成為後世賞石繞不過的典範。
李德裕代表傳統之門閥貴族，重門第；牛僧孺代表新進之寒門進士，重辭采。
有學者認為在李德裕執政期間，登第進士多貧士，且錄取人數大大增加；在牛僧孺執政期間，反而盛行請托，舞弊成風。
這種觀點雖有可商榷之處，但用來概括牛李二人的賞石品位卻頗為貼切：李德裕注重奇石的産地和“門第”，牛僧孺則欣賞湖石的品質和“辭采”。
中晚唐是一個門閥貴族日趨衰落、寒門進士持續崛起的時代。
或許是巧合，這一曆史大勢正好呼應了牛李賽石的成敗：李德裕的賞石模式逐漸淡出，對奇石本體的關注成為主流，重點不再是産于何處、來自何方。
而是能否憑借自身的姿态、肌理，喚起觀者如臨岩壑的想象和感受。
真實的曆史自然遠比這種簡練的概括複雜。
太湖石因其“辭采”受到世人稱賞，經唐入宋，冠壓群石；但邵博記載宋人對牛李藏石的争奪，恰恰是看重它們的“門第”，因曾被牛李收藏而珍貴。
擴而觀之，奇石與人物皆然，到底是出身的“門第”重要，還是自身的“辭采”重要，不獨李德裕和牛僧孺在争論，在他們生前身後乃至今日，數千年間始終聚訟難定。
“牛李黨争”以李德裕貶死海南告終，牛僧孺雖在此前去世，卻得以終老于洛陽園中。
李德裕孤高峭直、隽潔如玉，最終也如玉一般碎裂無存；牛僧孺寬和仁厚，則像金一樣頗具延展性，最終得以保全身家。
《邵氏聞見後錄》記錄了李德裕、牛僧孺洛陽園墅在宋代的情況：平泉山居已蕩為耕地，禾黍滿目；歸仁裡園則保持繁盛，甚至成為洛陽園林之冠。
這似乎延續了玉杯和金杯的谶語。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勇于擔當的“贊皇平泉”活在曆代士人心中，被許為園居典範，安于自保的牛僧孺園墅反而少見提及。
李德裕憑借其功業和品格獲得了另一種永恒，也使牛李之争、金玉之辯、辭采與門第之分，格外耐人尋味。
距離牛僧孺和李德裕三百多年後，在洛陽的官員家園中，仍然經常可以看到兩人所收藏的古舊石頭，數量之多，不相上下。
這是一場延續了三百多年的比賽，牛、李生前為收集石頭而競争；在他們去世之後，人們繼續為争奪兩人的珍藏石頭而競争。
在中晚唐時期激烈的“牛李黨争”中，牛僧孺和李德裕被看作兩黨的領袖，彼此對立，水火不容，就像邵博所說的“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國也”。
園林建造和賞石活動成了牛、李二人在政治争端之外另一片獨特的競争領域，他們不僅在權力地位上相争，更在品味和優雅風格上展開了較量。
所謂相同隻是表面，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審美有着深刻的差異，反映出賞石文化在中晚唐發生的巨大變化，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變革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