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蘇共命運密不可分。蘇聯是布爾什維克黨上司社會主義革命的産物；蘇共是蘇聯大廈的政治支柱，是蘇聯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的根本與核心。
蘇共後期思想變質群組織蛻變，黨内高層放棄思想信仰、否定曆史，追捧西式“自由民主”，鼓吹“民主化”“公開性”是導緻蘇共敗亡、制度崩潰與國家分裂的重要原因。分析研究蘇共敗亡的原因與教訓對大黨大國治亂興衰具有重要警示意義。
01一、民主夢幻與信仰迷失
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強仇視，不斷遭到各方敵對勢力的瘋狂搗亂和破壞。帝國主義的政治人物們妄圖将這一嶄新的社會制度“扼殺在搖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大國更是将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脅。在此後多年的較量中，西方陣營不僅施以強大的軍事壓力，更是運用“和平演變”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态領域中重要的較量手段。丘吉爾、杜魯門、喬治·凱南、尼克松、裡根、布什等都堅持對蘇發動政治戰、心理戰、文化戰，圖謀以民主、人權為武器，分化蘇共，摧毀蘇聯制度。
冷戰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打着“人權”“民主”“自由”旗号，對蘇聯發動意識形态攻擊，誣稱蘇聯是“共産主義專制”國家，妄圖通過多種手段“和平演變”蘇聯。例如，在曆次蘇美高層會晤中，美國故意設定人權、民主、自由等議題，對蘇聯上司人施壓；成立各類民主基金會，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援蘇聯政治反對派或民族分裂勢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編、政治學家拉裡·戴蒙德曾說，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人權”和“民主化”問題，就是要使這些國家政治制度變色。
在國際共運史上，列甯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資産階級的政治圈套和話語陷阱，反對抽象地、籠統地談論民主，“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謂的“一般民主”“絕對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階級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甯立足革命實際，毫不動搖堅持黨的上司、堅持無産階級專政，才捍衛了新生政權。
蘇共後期的上司人放棄科學社會主義，轉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其中除上司人的因素外，也有着複雜的社會曆史文化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經曆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此時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資本主義要直接搬到蘇聯社會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更具親近性和誘惑力，再加上蘇共上司人的鼓動和帶動，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具有蠱惑性、隐蔽性和危險性。
事實證明，民主社會主義令人眩目的願景并沒有給蘇聯社會帶來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讓蘇聯社會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會主義。更加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來了俄羅斯“财閥、寡頭的為所欲為”，為90年代野蠻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羅斯資本主義打開了大門。
以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為代表的蘇共高層上司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場的轉變，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政要、智囊敏銳地捕捉到。1983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考察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後提到：蘇東共産黨人已失去了信仰；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曾提到：“（蘇聯）政策上的變動隐含在‘新思維’這個模糊不清的詞語裡”；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式……有朝一日，蘇共要喪失對社會的壟斷控制，蘇維埃聯盟随時可能解體。
蘇共後期主要上司人放棄社會主義信仰、否定自身曆史，這對蘇共來說，無異于自殺行為。在戈爾巴喬夫等上司人的帶領下，蘇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之名，改弦易轍，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不但于事無補，反而導緻蘇共喪失了執政合法性，引發了政治分裂和國家瓦解，使蘇聯走上了一條政治絕路。
02二、自由潰瘍與政治陷阱
20世紀80年代蘇共上司層決意在政治和意識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轍，進行了一系列的輿論和理論準備，包括新聞輿論公開化、曆史反思熱、文藝解凍、外交新思維和世界主義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蘇聯在前幾十年的曆史程序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義等弊端。要消除這些弊端，蘇聯應采取穩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擴大政治參與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種體制和制度。但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上司層把“民主”“改革”“公開”等概念絕對化，多次宣揚民主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基礎”和“改革的靈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衡量改革成敗的标準。
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同樣把多數、公投、選舉、公開等民主原則絕對化和簡單化。一方面他把1800萬蘇共黨員貶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絕對正确、永遠正确。在反思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爾巴喬夫視為“自由選舉”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選舉中，一些打着不同旗号的代表候選人發表了大肆攻擊蘇共、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演說，這些演說成了反蘇和反共勢力的獲勝砝碼。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對此深有體會，他回憶道：“公衆的态度是，凡是共産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态度卻是“不要幹預、不要幹預、要保持距離”。
2006年，時值蘇聯解體1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反思認為，20世紀末蘇聯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犯了“幼稚病”。多數原則、選舉原則、公決原則的适用性與選擇需要依據各國的國情。戈爾巴喬夫罔顧蘇聯具體的曆史條件和改革需要，強調下級可以不服從上級，并美其名曰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蘇聯各個地區根據本地區的“多數”和“民意”行事，結果造成無政府主義泛濫，各共和國公然與中央開展“主權戰”“法律戰”，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趁機大肆奪權，分裂勢力、複仇思想大行其道。
（二）輿論公開絕對化
在蘇聯，“公開性”提法肇始于列甯時期，意在加強和擴大同群衆的聯系管道，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見。1986年後，戈爾巴喬夫舊詞賦新義，将“公開性”與擴大資訊公開、民主化勾連起來，把“擴大公開性”變成了一場蘇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毀滅的政治運動，嚴重動搖了蘇共意識形态的基礎。
有分析指出，戈爾巴喬夫等人倡導的公開性并非為真正實作新聞和言論自由，而是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有意地進行的社會輿論引導。20世紀80年代末，蘇共在中央辦公樓裡召開吹風會、座談會，邀請的主編、記者有時多達200人。蘇聯公開性運動的指揮者和急先鋒雅科夫列夫後來承認，發動廣泛的公開性運動在當時并非是必須的。但改革派考慮的并非眼前一時的事情，公開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學之維。公開性喚醒了社會，使它變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慫恿和支援下，一些作家、記者、政論編輯熱衷翻曆史舊賬，尋找污點，并肆意放大、歪曲。公開性成為瓦解蘇聯社會思想共識的突破口。擴大公開性成為揭露蘇聯社會消極面和宣揚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運動。于是，蘇聯輿論界迎來了自己的“狂歡時節”。一些所謂“文人”把言論自由絕對化，毫不顧忌地抒發感情，以解積藏在内心多年的“壓抑”。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回憶，某些知識分子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鮮的空氣，反而暫時忘卻了空空的貨架和腹中的饑餓。
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崇的新聞和社會生活的公開化，被美國蘇聯問題專家視為赢得輿論戰和思想戰的絕佳機會。之後幾年時間，西方陣營輕而易舉地赢得了心理戰，打赢了多年的對蘇攻心戰。對此，蘇共瓦解後成立的俄羅斯共産黨的上司人久加諾夫深有所感：“在‘公開性’這一陰險狡詐的口号下對輿論進行密集加工，這一切在加速蘇聯和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過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大陸人民和國家制造成虛拟的‘敵人形象’，最終導緻社會主義陣營的消亡和蘇聯的瓦解。”
（三）放棄思想陣地
為順利打開輿論大門，推行言論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換了新聞媒體的上司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長期負責意識形态和宣傳的機會，網羅了一批腐化變質的蘇共報刊輿論上司人，有意識地放縱和引導輿論。1986年至1988年間，蘇聯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報刊如《消息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等先後被“新人”接管，《真理報》《共産黨人》《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進行了大幅度調整。
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産黨人》主編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調往莫斯科大學任教。而由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有明顯反共、反社會主義傾向的弗羅洛夫先後出任《共産黨人》和《真理報》的主編。在雅科夫列夫的縱容和支援下，這些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公開性”運動的急先鋒。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認，當時他主動擔負起保護一些尖銳文章作者的責任，“保護了一些人，縱容了一些人”。
（四）政治改組與治理失敗
1988年前後，在蘇聯社會關于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等問題争論過程中，蘇共“特權”問題和“官僚管理制度”成為衆矢之的。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進行了3年有餘，經濟改革未見成效，各項事業日漸衰敗。一些先鋒派、自由派的知識精英提出，“特權階層”與群衆對立，行政指令體制是蘇聯落後的“罪魁”，各級機關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按照戈爾巴喬夫的邏輯，改革政策之是以難以推進，是蘇共官僚機構“從中作梗”。因為改革觸及各級官員的切身利益，而官員們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力，是以暗中極力地抵制改革。蘇聯社會上上下下的官僚機構形成了一層層網、一堵堵牆。改革大船被一種特殊的“阻礙機制”所纏繞，航行困難。于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蘇共“當務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廣泛發動群衆，在所謂“開明”的改革派上司人的帶領下，向官僚機構施壓。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自此，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在葉利欽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勢力的牽扯下，迅速演變成了一場“政治拆毀”大戲。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構想頻頻出台，經濟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艱難，這無疑給分裂勢力和激進勢力提供了攻擊蘇共的口實。于是，伺機而起的激進勢力和分裂勢力喊出“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号，将攻擊的矛頭對準了蘇聯的國家制度。
自此，蘇聯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濟問題被遺忘一旁。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使之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蘇聯各階層感受着從未經曆過的政治興奮。全社會仿佛融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漸升溫，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黨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稅款，分搶物資資源，封鎖商品出境，各自為戰，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大廈危在旦夕。
（五）民族沖突與國家分裂
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中央權威日漸衰落，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也愈發明顯。蘇共和聯盟中央成為“衆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區的上司人認為，是蘇共将蘇聯領進了“死胡同”，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失敗。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蘇聯境内爆發了多起沖突。
1986年12月發生阿拉木圖事件；1988年2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因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問題發生沖突；1990年1月發生巴庫事件。除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之外，14個加盟共和國都發生了大規模民族沖突。據統計，1988年到1991年，蘇聯境内共發生170餘起民族沖突事件，造成約1萬人死亡，數萬人受傷。僅1988年，在蘇聯全國170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的各種示威、遊行、騷亂和沖突事件數量高達2600餘次，參與人數高達1600萬餘人，而其中與民族問題有關的事件占比達60％。
在這些民族沖突的背後，是地區分立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登台唱戲。他們同黨内的激進勢力和社會上的政治反對派彙合在一起，對抗聯盟中央，陰謀制造分裂。比如，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人民陣線以及白俄羅斯人民陣線、烏克蘭“魯赫”民族運動、阿塞拜疆人民陣線、格魯吉亞民族解放運動等。這些民族分立主義勢力與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勢力遙相呼應，迅速成為能左右蘇聯局勢、動搖蘇聯根基的政治力量。
蘇共失敗始于黨内分裂，而民族劃線是撕開蘇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各地民族主義分裂勢力興起之際，當地的蘇共黨組織姑息、縱容甚至參與民族分裂活動。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大旗。三個共和國的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所謂“民主集中”原則下，擴大黨内民主。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獨立于蘇聯”。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援。許多民族官員開始塗抹“民族主義的色彩”，借以吸引選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産黨脫離蘇共宣布獨立，表示不會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會議，這拉開了蘇共分裂和蘇聯解體的序幕。俄羅斯聯邦共産黨也在葉利欽等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勢力的影響下，彙入瓦解蘇聯的大潮中。正可謂，一個染上民族主義的黨，是一個走向滅亡的黨。
（六）催生政治異己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和新思維的号召下，1986年起，蘇聯社會陸續出現一些非正式組織。1987年，非正式組織的活動在蘇聯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并以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小組等形式出現。此後，伴随着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的進一步推進，非正式組織和社團猶如雨後春筍，據統計，1987年12月有3萬個，1989年2月增加到6萬個，1990年發展到9萬個。其中多數是有目标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以及一些“人權”“曆史紀念”協會等。有的打着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幟，有的要求複辟沙皇貴族統治，等等。
更為嚴重的是，1987年後，與非正式組織遙相呼應，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内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越來越嚴重。在要“改朝換代”的政治氛圍影響下，上述非正式組織，有的演變成為政黨如“民主聯盟黨”，有的成員則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引領者，如蓋達爾和丘拜斯。
此外，戈爾巴喬夫還“解放”持不同政見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對派”。1986年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親自打電話，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請回莫斯科，還協調蘇聯科學院所在的選區幫助薩哈羅夫當選首屆蘇聯人民代表。薩哈羅夫成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反對派——“跨地區議員團”的重要上司人之一，成為“民主派”的精神領袖。
（七）政治激進主義崛起
以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聯邦激進自由民主勢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國或更小的民族區域為大學營的各地民族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和陣地。以葉利欽、蓋達爾為代表的俄羅斯激進勢力提出，要徹底“告别社會主義”，迅速選擇一條新的、西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俄羅斯會在一兩年内踏上文明、複興之路。他們認為，隻要自己獨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國尤其是中亞地區加盟共和國這些貧窮包袱，三四年後俄羅斯就會變成西方式的富裕國家。
随着社會思想的激進化，各種錯誤思潮沉渣泛起，一些從西方教科書中照搬過來的粗糙的“自由謊言”和“市場神話”盛行一時。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曆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自治化沒有得到充分展現的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壟斷。應當逐漸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
在經濟生活中，他們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停止國家對經濟工作的幹預，認為市場與計劃“水火不相容”；讓市場的“自然法則”充分發揮作用，“物競天擇”；打破國家所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純粹意義上的私有制；等等。當時，蘇聯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和藝術界人士也搖旗呐喊，宣揚市場化和商業化不僅可以保障文化事業的繁榮，而且能夠給知識分子帶來像西方社會文藝明星一樣的緻富機會。
僅僅5年左右的時間，蘇共政權就搖搖欲墜，政治上自身難保。蘇共後期上司人習慣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香風美酒，蘇共各級黨組織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和号召力，在經濟改革不見成效的背景下，卻奢談西式民主和自由。
1990年前後，戈爾巴喬夫一會兒宣稱“中間道路”，一會兒宣稱要實施“國家緊急狀态”，經濟改革無計可施，政治上大勢已去。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等旗号迅速地被自由激進或民族主義口号所取代。可見，在戈爾巴喬夫的上司下，蘇共後期在推進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緻命的政治錯誤，特别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蘇共在西方對其進行“和平演變”和開展“心理戰”“攻心戰”的形勢下喪失警惕，對國内外敵對勢力全面敞開大門。蘇聯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懷抱，最後輸掉了“冷戰”，成為任人宰割的失敗者，結局慘痛，教訓深刻。
曆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