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畢竟是詩豪：郭沫若和龔自珍《己亥雜詩》三首解讀

郭沫若。資料圖

《郭沫若年譜長編》（林甘泉、蔡震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錄有不少譜主未公開發表的詩詞，多為應景之作，但有少數篇章别有寄托，其中尤以和龔自珍《己亥雜詩》三首值得品味。和詩作于1970年1月9日，正當《李白與杜甫》的寫作行将完成之時。

龔自珍原作系“舟中讀陶潛”三首（在全部315首中列于第129-131），《年譜長編》引用時并未按原作順序，可能是以唱和先後排列。因未見原稿，無從斷定。以下逐一試作解讀。

一、一賦閑情韻緻高

龔原作：

陶潛酷似卧龍豪，萬古浔陽松菊高。             

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

郭唱和：

先生畢竟是詩豪，一賦閑情韻緻高。       

誇父女娃同拜倒，征知滿腹有牢騷。

龔自珍原作脍炙人口，“讀陶三首”中最負盛名。郭沫若最初論陶潛，應數作于1943年的《題畫記》，“中國有詩人，當推屈與陶”，但同時批評陶潛“鄰于自利自私”。直接認同“陶潛酷似卧龍豪”則是1964年春為南陽“諸葛草廬”的題詞：

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自食，足與陶淵明先後媲美。然陶令隐逸終身，而武侯則以功業自見，蓋時令使然。苟陶令際遇風雲，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實作于世，如武侯終身隐逸緻力于詩詠，亦不遜于陶令也。

以陶淵明與諸葛亮相提并論，自然是對武侯文才的竭力推崇，也是對陶令武略的極度誇張。

郭沫若于“二分平淡”中拈出陶潛的《閑情賦》，歎為“韻緻高”，真是獨出心裁。古往今來的論家和讀者，恐無人視此賦為陶詩平淡風格之标本。故斯時斯地鐘情此賦，當别有寄托。筆者揣測，大概是這樣一段美文讓郭沫若擊節歎賞：

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發而為澤，刷玄鬓于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而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随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禦，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

請比照郭沫若作于1948年辭别于立群的《此身篇》吧：

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慷慨付人民，謝君許我走。贈我懷中鏡，鏡中有寫真。一見君顔開，令我忘苦辛。贈我琉璃梳，每日必梳頭。仿佛君在旁，為我塗膏油。贈我象牙爪，能搔身上癢。仿佛君在旁，代搔不須想。贈我琺琅帽，是君所愛戴。仿佛君在旁，餘溫猶尚在。贈我皮手套，是君親手購。仿佛君在旁，緊握我雙手。贈我毛線衣，是君親手織。仿佛君在旁，擁抱不相釋。謝君珍重意，我亦知自愛。非為愛此身，為民愛器械。

郭沫若将此詩書贈當年創造社同人并書跋如下：“右系寄贈立群之作，成于北上舟中。見者謂頗别緻，在餘則僅抒寫胸膈，所謂鄙直如偶語耳。”詞藻誠然“鄙直如偶語”，但構思确乎其來有自。

無獨有偶，這年夏季，在完成《李白與杜甫》之後，寫了一組《讀詩劄記》，第二則《東風吹綻海棠開》考證敦煌曲子詞《虞美人》抄本之錯訛，解末句“拂下深深紅蕊落，污奴衣”，即聯想到當年贈于立群的詩句：

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雖凋謝，花粉永不離。

這是詩人1938年11月在南嶽避日寇空襲時寄懷遠在桂林的于立群組詩中的一首。詩人認為自己的詩與敦煌曲子詞中的“污奴衣”有一脈相通之處，遂勾起對昔年情感經曆的追懷。

1967年和1968年，郭沫若兩個未及而立之年的兒子郭民英和郭世英接連非正常離世，疊遭重創，于立群病倒。斯時斯事，年逾古稀的郭沫若格外珍重親情。這可能是鐘情于《閑情賦》的心理動因。

為印證“一分騷”，标舉世人熟知的《讀山海經》（13首），其九“誇父誕宏志”，其十“精衛銜微木”，即為《山海經》中最為著名的誇父逐日與精衛填海。《年譜長編》在“誇父女娃同拜倒”句下卻有“‘娃'殆為‘娲'之誤”的質疑。這當然是毫無依據的。《山海經•北海經》有雲：“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女娲補天當與此詩無涉。《讀詩劄記》第四則《形夭無千歲》推翻陳說，認為“刑天舞幹戚”系宋人節外生枝的誤改，而後人視為定論，“是一件很奇怪的公案”。要“形夭無千歲”方得與“猛志固常在”為對（“形”指肉體，“志”指精神）。郭沫若論證“陶淵明是尊仰上帝的人”，故不可能歌頌刑天。

應當強調的是，這首和作的新意不在單純應和“二分梁父一分騷”的卓見，而是對《閑情賦》“韻緻高”的涵詠。這當然是“六經注我”，以他人之杯酒，澆胸中之塊壘。

二、聖賢任俠哪邊多

龔原作：

陶潛詩喜說荊轲，想見停雲發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郭唱和：

孟轲讀倦讀荊轲，三頌吟酸詠九歌。       

記得先生尊魯叟，聖賢任俠哪邊多？

所謂“陶潛詩喜說荊轲”，其實縱覽陶詩，吟詠荊轲者惟《詠荊轲》一篇。這是全部陶詩中最富“金剛怒目”色彩的作品。無怪乎朱熹論陶潛豪放，以此詩為“其露出本相者”。故龔作懷古歎今，寄情“江湖俠骨”。事功意識十分強烈的革命家郭沫若，對于仗義任俠，不乏心靈之交應。1940年代寓居陪都重慶，郭沫若以火山噴發之勢，接連創作六部曆史劇，就其總體而言，洋溢着戰國時代的俠義精神。《棠棣之花》中的聶政本就是行俠的刺客，《虎符》中的信陵君、侯赢寄托着“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懷，而直接以荊轲刺秦王為背景的《高漸離》，更是俠文化的産兒。1948年春，寓居香港的郭沫若觀看蘇聯影片《江湖奇俠》，寫下這樣的觀感：“我在這部《江湖奇俠》上不僅看見了傳說上的大俠那斯列琴的形象化，我更看出了現實的革命偉人列甯和斯大林的象征。列甯和斯大林正是今天的烏茲别克人現實的那斯列琴了。”

但是引發郭沫若唱和意興的，顯然并非“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的俠義。

“孟轲讀倦讀荊轲，三頌吟酸詠九歌”，這是對陶潛的描述，而非作者自況。讀倦、吟酸當指陶潛勤于誦讀儒家經典——《孟子》自不消說，《詩經》（由周、魯、商三頌與十五國風、大小雅構成）亦為儒家經典，辛苦誦讀之餘，方及《史記》與屈騷（認真說來《九章》才顯“牢騷”，以《九歌》指代隻是為了協韻）。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有“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之詠，故郭沫若“記得先生尊魯叟”，而“聖賢任俠哪邊多”的發問，多少是對這位“古今隐逸詩人之宗”的微詞。這樣了解，筆者的依據是《李白與杜甫》（下節論及）和《讀詩劄記•形夭無千歲》。郭沫若解讀《讀山海經（精衛銜微木）》，批評“陶淵明倒是缺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并引韓愈《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認為“對于精衛的評價，韓愈見解高于陶淵明”。聯系到寫作《李白與杜甫》時的精神狀态，郭沫若議論這些世有定評的曆史人物，既有“慨世還是慨身”的同情了解（尤其在李白），也不乏對學界主流的刻意反撥（尤其在杜甫）。對陶潛的微詞，乃月旦李杜之餘波所及。

《郭沫若年譜長編》，林甘泉、蔡震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三、五十何殊百步走

龔原作：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

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郭原作：

先生情性青蓮溫，應向田家說報恩。       

五十何殊百步走，同歸朝叩富爾門。(“爾”殆“兒”之誤。)

此詩直接與《李白與杜甫》相關。陶潛《乞食》有雲：“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贻。”故龔詩雲“冥報因他一飯恩”。郭沫若則由此生發“先生情性青蓮溫，應向田家說報恩”的聯想和比較。在《李白與杜甫•李杜在詩歌上的交往》一節中，郭沫若比較李杜的性格和詩歌，認為李白“更富于平民性”。所舉作品，其中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首：“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郭沫若稱道李白“深知稼穑之艱難”，“是以，他在農家受到款待，他感謝得非常虔誠，謝了三次，不能動箸”。 這便是“應向田家說報恩”的由來。陶潛乞食，對象究系何人，詩中未有明示，但說“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應向”雲雲，看來郭沫若對陶潛的“冥報以相贻”似有微詞。這種情感，在“五十何殊百步走，同歸朝叩富爾門”兩句中，表達無遺。由龔詩“頗覺少陵詩吻薄”連帶到對杜甫的批評。杜甫乞食而詩，最出名的大概是《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這樣的幾句：“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末了，亦有“常拟報一飯”的感恩表示。照字面解釋，同為乞食，批評杜甫“詩吻薄”乃“五十何殊百步走”，确乎令人費解。蓋陶潛《乞食》何曾有“朝叩富爾門”之意蘊，而杜甫又何曾是以而對陶潛“詩吻薄”。如何解讀，應從《李白與杜甫》中尋求答案。

在《李白與杜甫•杜甫的門閥觀念》一節中，郭沫若認為杜甫“較之李白具有更加強執的門閥觀念。這在他的詩文中表現得十分露骨”。列舉諸多詩文予以解析後，郭沫若出人意外地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對于陶淵明卻有微詞”。于是舉出《遣興五首》之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通過對杜甫與陶淵明在門閥觀念上的比較，郭沫若認同“陶淵明自稱為堯皇帝的後人是出于假冒，這也暴露了陶淵明的庸俗的一面”。但從杜甫沒有承認與陶是同族，得出的結論卻是：“這可從反面來證明杜甫的門閥觀念是怎樣頑強，并也同樣證明杜甫的庸俗更遠遠在陶淵明之上。”郭沫若的邏輯是：陶固然有庸俗的一面，但你杜甫更庸俗，有什麼資格居然“坦然對于陶淵明加以譏刺”呢？

由此看來，在乞食報恩上，龔自珍稱道“陶潛磊落性情溫”，批評杜甫“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之“詩吻薄”。郭沫若則引發李白與陶淵明的比較，稱道“青蓮溫”；更借題發揮，由“少陵詩吻薄”引發杜陶比較，譏刺“杜甫的庸俗更遠遠在陶淵明之上”。這就不是“五十何殊百步走”，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

論到李杜的庸俗，郭沫若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也正是在寫作《李白與杜甫》的同時，郭沫若疊遭巨痛，乃有自省，在緻郭世英生前好友的信中，坦承自己“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緻的人”。這三首和作對陶淵明的評論，多少可以讓世人窺探這位當年曾以歌德期勉的詩人在其晚年的心境。

馮錫剛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