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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潤晨
編輯|t
引言
1991年，莫斯科紅旗落地，蘇聯正式解體。一個巨人倒下了，一個時代落幕了，一場冷戰終結了。
然而，蘇聯卻并非隻是在朝夕之間便迎來解體的。這個紅色巨人的免疫系統，也曾經嘗試抵抗，抵抗自己體内的那些“癌細胞”的侵蝕。
蘇聯之是以能夠撐到1991年，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數年才最終解體，其實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免疫系統”的強大。
而這個“最後的紅旗旗手”，正是當時蘇聯的總理，雷日科夫。
（雷日科夫）
一、蘇聯末期的激烈政治鬥争
在蘇聯的最後幾年光景裡，這個國家在政治上，可以說已經陷入了某種“諸侯割據”的局面。這是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帶來的整體環境所導緻的，由于蘇聯此時已經開始“全盤民主化”，并且政治上越來越“開放”。
是以在蘇聯國内，各種非正式的政治團體，也開始如同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尤其是在蘇聯在1990年開放黨禁，開啟多黨制之後，國内的政治局面開始變得更加混亂。以葉利欽為首的小團體，也在這一年開始集體退出蘇聯共産黨，組建“民主黨派”。
（葉利欽）
在此之後，蘇聯“民主派”正式成形。而除了“民主派”之外，蘇聯還有着另外兩大政治派别，分别是“主流派”以及“傳統派”。
先說一下“主流派”，這一派别是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政治團體，雖然名為“主流”，但是其實在蘇聯政壇中算是“非主流”。
（雷日科夫）
因為“主流派”的實力其實是最弱的，與其說是“主流派”，倒不如說是“戈爾巴喬夫派”。與之相反“傳統派”就不一樣了，其實“傳統派”所代表的是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遺留下來的蘇共政治基本盤，其實力不可謂不強。而在蘇聯末期，“傳統派”的領軍人物則是蘇聯總理，雷日科夫。
而在蘇聯存在的最後一年時間中，雙方間的鬥争尤為激烈。以葉利欽為頭面人物，以社會黨，立憲民主黨，共和黨以及“民主俄羅斯”等“民主黨派”為基礎的“民主派”與以雷日科夫為頭面人物，以蘇共，蘇軍，克格勃以及内務部為基礎的“傳統派”之間，展開了尤為激烈的鬥争。
雙方的主要鬥争點，其實就是蘇聯的改革問題。雷日科夫堅持緩步，拒絕冒進的改革。然而與之相對的葉利欽，則出于自身的某些理由，提出激進的“全盤民主化”改革。由于當時的葉利欽，已經事實上取得了俄聯邦的最高公權力，是以其也擁有了對抗雷日科夫的資本。
（葉利欽）
雖然葉利欽無法在實體上與雷日科夫以及其背後的蘇軍相抗衡，但是葉利欽卻能夠通過政治手段，使得雷日科夫在蘇維埃大會上的所有提案，均遭到俄聯邦的否決。
這也使得雷日科夫政府當時雖然有心改變蘇聯的現狀，但是卻完全無力施展任何有效的手段。
但是葉利欽同樣沒有能力“徹底消滅”雷日科夫，畢竟雷日科夫屬于蘇聯政府的上司人，理論上算是葉利欽的上級。而且最重要的是，葉利欽并不掌握軍隊的控制權，是以葉利欽空有影響力，但是卻不能完全左右蘇聯這個國家的真正大方向。
而在這個時候，在雙方都無法完全左右對方的時候，作為“中立的第三方”的戈爾巴喬夫的态度，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
（蘇聯上司人）
二、戈爾巴喬夫的立場
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自己“始終堅持政治中間主義方向”，也就是既不與“民主派”走近，也不同“傳統派”親近。但是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之是以能夠坐在蘇聯最高上司人的大位上，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雷日科夫的“傳統派”對其提供的支援。
在葉利欽取得了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位置後，其事實上就已經以俄聯邦共和國為基礎，另立中央。而葉利欽的“第二權力中心”，幾乎處處與戈爾巴喬夫與蘇聯當局作對。因為在葉利欽看來，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礙事的人”。
而“民主派”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摧毀蘇聯這個國家，是以葉利欽也不是很在意自己的行為會不會破壞蘇聯這個國家的根基。
但是“傳統派”不是這樣的，戈爾巴喬夫是蘇聯合法的最高上司人，“傳統派”就必須尊重這個最高上司人的權威，哪怕雷日科夫并不喜歡這個人。
（戈爾巴喬夫）
但是，戈爾巴喬夫卻并不總是在觀點上支援雷日科夫。正相反，戈爾巴喬夫其實也希望蘇聯能夠進行“大跨步的改革”。事實也很簡單，戈爾巴喬夫并非完人，他也想要得到更多的權力，徹底控制蘇聯。
然而戈爾巴喬夫雖然貴為蘇聯最高上司人，但是手中的權力，真不見得就有雷日科夫與葉利欽那麼高。雷日科夫是蘇聯政府實際上的控制者，而葉利欽則是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理論上的上司者。但是戈爾巴喬夫呢？他更像是一個被推上台前的“明星”。
雷日科夫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所帶來的阻力，事實上就是雷日科夫實際影響力的一種證明，也是戈爾巴喬夫并未真的掌控蘇聯最高權力的一種展現。在這種情況之下，相比于“民主派”的葉利欽，雷日科夫政府反倒是戈爾巴喬夫的“心頭大患”。
（戈爾巴喬夫）
而且戈爾巴喬夫唯一的機會，其實也就是通過“全面市場化經濟改革”，來盤活蘇聯的經濟。如果蘇聯經濟能夠有所起色，那麼他戈爾巴喬夫就是蘇聯的“英雄”，是偉人。這個時候無論是對付雷日科夫，還是對付葉利欽，那自然都不在話下。
但是雷日科夫卻更能看清蘇聯當下的情況，雷日科夫并非完全反對改革，正相反他算是傳統派之中的改革派。他贊同改革，他認為蘇聯需要改革，他甚至認為改革勢在必行。但是他同樣表示，蘇聯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讓這個國家瓦解。
與戈爾巴喬夫激進的改革計劃不同，雷日科夫希望蘇聯能夠模仿中國的改革開放，緩步的，一步一個腳印的平穩改革。另一方面，雷日科夫不贊同立刻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夠在盡量不破壞“黨的威望”的前提下，進行改革。
（戈爾巴喬夫）
因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嘗試市場化改革，必然将會帶來政治上的震蕩。而蘇共本身，其實就是蘇聯這個國家“唯一的粘合劑”，如果蘇共完全喪失威望，那麼蘇聯的解體就是必然的。至少從這一點來看，雷日科夫的确是蘇聯政府内最清醒的一位。
但是清醒并不意味着雷日科夫有能力改變現狀，他的确嘗試了，他嘗試說服戈爾巴喬夫，也嘗試提出自己認為正确的計劃。但是，他的阻撓反倒導緻了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合流。而這兩個人的合流，對于雷日科夫來說，無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一步步踏向死亡
1989年12月13日，雷日科夫代表蘇聯政府在蘇聯人代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經濟改革計劃，但是他的計劃卻得到了俄聯邦最高蘇維埃的一緻反對。葉利欽稱其為“改革倒退”，而葉利欽在蘇共中的主要盟友，莫斯科市蘇共最高上司人波波夫則幹脆宣稱：“雷日科夫是在反革命。”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
1990年5月，雷日科夫再次提出了平穩過渡的構想，并且強調了此時穩定，才是蘇聯最需要的東西。但是葉利欽卻表示，人民已經等不及了，雷日科夫所謂的“穩定”，其實就是在讓蘇聯的人民，繼續承受“不應該承受的困難”。
與之相對的是，葉利欽在這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自己的“500天計劃”，要求蘇聯在500天内就實作“全面市場化改革”。而這一次，戈爾巴喬夫的态度卻非常的暧昧，在1990年8月，他就開始與葉利欽接觸。
雙方就經濟改革問題達成了根本上的一緻，戈爾巴喬夫組建了一個專項小組，并且要求“以500天計劃為基礎”，來制定蘇聯未來的改革計劃。然而葉利欽同樣也在不斷的活躍着，并且試圖用自己的“500天計劃”來取代蘇聯政府的改革計劃。
（戈爾巴喬夫）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的确沒有能力将兩個基本邏輯沖突的計劃，捏合成一個“聯合計劃”。1990年10月，最高蘇維埃最終還是通過了“500天計劃”。但是此時，雷日科夫依然有能力阻止蘇聯的崩潰。
因為在雷日科夫的背後，還有着克格勃，還有着蘇軍，還有着蘇聯内政部。如果雷日科夫徹底放棄保護蘇聯權威的想法，那麼他依然有能力通過強力手段，來穩定蘇聯混亂的政治局面。而雷日科夫，也是唯一一個能夠統合這些蘇聯傳統勢力的人。
對于戈爾巴喬夫而言同樣如此，尤其是在“500天計劃”已經開始執行的時候。越是在這個時候，雷日科夫發難的可能性就越大。是以此時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雷日科夫下台，隻要雷日科夫走人，那麼“傳統派”就不足為懼。
（雷日科夫）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展開了他們人生中的又一次合作。戈爾巴喬夫雖然掌握着人事任免權，但是他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雷日科夫趕出蘇聯政府。戈爾巴喬夫必須使用“更加合理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可以是葉利欽給的。
事實上，從1990年5月開始，葉利欽就已經在為“逼退雷日科夫”而造勢了。當時葉利欽就對雷日科夫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要求雷日科夫政府下台。而在9月，葉利欽公開表示：“500天計劃的執行基礎，就是雷日科夫政府下台。”
此時，“500天計劃”已經成為了蘇聯人民心中的希望，被包裝成了“人民的大救星”。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公然表示計劃的最大阻力就是雷日科夫政府，其實就是将人民引向反對政府的道路。
（雷日科夫）
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以壓倒性優勢，要求雷日科夫辭職。11月16日，在莫斯科市長波波夫的引導下，莫斯科城内數萬人開始組織集會遊行，要求雷日科夫下台。蘇聯的各大報刊，也開始要求雷日科夫下台，甚至人身攻擊雷日科夫。
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雷日科夫依然拒絕辭職。因為在雷日科夫看來，自己的政府事實上就是“蘇聯的最後一道防線”。然而，戈爾巴喬夫卻給予了雷日科夫最後一擊，1990年12月，戈爾巴喬夫改組了現任政府，将雷日科夫剔除，理由是“為民除害”。
此時的雷日科夫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成為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如果他真的試圖通過強力手段奪取政權，那麼等待着蘇聯的必然将會是内戰。是以雷日科夫平靜的接受了最終的結果，從此退出了政壇。
（819事件）
在失去了雷日科夫之後，“傳統派”也淪為了一盤散沙。在1991年的“819事件”中，傳統派雖然試圖反撲，但是由于沒有一個有效的統合，最終的結果可以說是慘不忍睹。相反，也正是由于“819事件”直接的加速了蘇聯的最終解體。
如果雷日科夫還在的話，“819事件”的最終走向，可能将會是另一種結果。但是曆史沒有如果，雷日科夫最終還是沒能拯救他的祖國。
參考資料：
雷日科夫,李俊升,張樹華.雷日科夫談蘇聯解體、蘇共失敗的原因[J].政治學研究, 2008(4):6.
吳偉. "蘇聯解體的雷日科夫視角." 唯實：現代管理 4(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