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戴墨剛剛看到《三大隊》的劇本時，在欽佩主人公程兵的同時，也覺得有點不真實，“他怎麼會那麼執着、那麼堅韌、那麼堅持地去用12年的時間去追擊一個在逃的兇手，而且還是在他已經不是警察身份的前提下？”但是，在冷靜之後，戴墨覺得程兵所作的一切，對于正義來說，都是值得的。電影《三大隊》目前正在熱映，票房已過3億，戴墨表示，這部作品是一部“向裡走”的作品，不隻是在表現刑偵，也是在講真實的人生，“人生不就是這樣嗎，面臨着高低起伏，然後在路上遇到不同的人，也在跟不同的人告别。”
隊員們的桌子都有自己的“個性”
電影《三大隊》由陳思誠監制，戴墨導演，張冀編劇，張譯、李晨、魏晨、曹炳琨、王骁、張子賢、楊新鳴主演，講述三大隊在辦理一起惡性案件的過程中導緻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獄。出獄後，依然堅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蹤在逃嫌犯的故事。影片根據紀實文學改編，作者深藍的《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原文故事感動無數網友并且“萬人血書求拍電影”。
戴墨表示，自己看了原帖後，很喜歡文章中含蓄的叙事方式，“作者深藍沒有過多地加入自己的情緒表達，隻是客觀地記錄了這樣一個事情和這樣一個人。”看了原文和劇本之後，戴墨毫不猶豫地接下了導演的重任，“我想，我絕不能錯過這個項目，我要完成它。而相對原文中程兵一個人追兇，我們不想讓他變得那麼孤單，是以，想讓他的夥伴們在路上陪他一段時間，于是，有了‘三大隊’。”
戴墨透露，在開創作會時，劇組就确定了這部影片要用樸實的方式去表達真實的情感，而不要炫技，“導演要往後站站，因為真實的情感隻能靠演員之間去互相磨合、培養，讓他們在人物當中去完成他們想要完成的那些碰撞，這樣才會更加鮮活，而不是靠任何設計出來的情節。"
為了讓演員們更好地融入角色，隊員在警局的桌子都有自己的“個性”，戴墨說：“桌子上的物件帶有每個人的脾氣屬性，有意思的是，美術部門布置好了之後，演員們第一次去認領桌子時，誰都沒認錯，比方說，曹炳琨飾演的蔡彬的桌子，上面會有些手串，與他之後的生意形成一種呼應。而老張的桌子，因為他年齡比較大，會有一些老年人的東西擺設。“
戴墨透露，原本安排程兵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但是拍攝時，張譯覺得程兵不應該待在單獨的房間裡，“譯哥覺得這樣他與兄弟之間會離得有點遠，是以，他提議還是在外面，跟大家一起共事，跟兄弟們一起戰鬥，而不是做一個指揮者站在後面。”
而“三大隊”的人物氣質也是各有不同，戴墨說：“程兵是一個有點軸的人，他認為逃犯就應該歸案，否則他覺得自己沒有完成任務，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警察’這兩個字；王骁飾演的馬振坤，是一個脾氣很暴的人，他是有事第一個會上的人，但是他同時又是一個非常暖、非常顧家的一個人；蔡彬是低谷之後，最好找出路的一個人，因為他的腦子很靈活，跟曹炳琨本人性格也相對合适；魏晨飾演的小徐一開始是個乖乖仔，是初入社會的一個新人，之後，他經曆的是信念上的崩塌，是以，他決定去養狗去了，跟一些野性的東西去共存，後來也是變得不修邊幅；張子賢飾演的廖健一直就想着他的兒子，但是他很摳，平時不帶煙、不帶火，但是他的蹭煙顯示的是與馬振坤的關系很好，兩人喜歡插科打诨，馬振坤每次都怪他蹭煙，但是下一個動作，手裡的煙是遞給他的。”
“動”是張譯的神來之筆
戴墨表示，自己是在後來才知道，原來三大隊的幾位隊員跟張譯都曾經合作過，“難怪他們有一份特别好的默契在。”戴墨笑稱自己在後期剪片子的時候，非常喜歡看他們幾個人的群戲，“他們真的像是從一個隊裡摸爬滾打很多年過來的，大家脾氣秉性都互相知道，你的生活習慣，在隊裡打不打呼噜，平時抽幾根煙，家裡孩子叫什麼都熟的不能再熟了。”
而三大隊的默契也是從一開始的情節就展現了，戴墨說：“在第一場案發現場的情節，程兵隻說了一個‘扣子’，大家馬上就明白了下一步應該做什麼，立刻分工合作，有一種抛給你、我接住的這種默契感。”而程兵每次在行動之前都會說“動”，也讓觀衆印象深刻，戴墨說：“這個也是譯哥的一個神來之筆，‘動’雖然是一個動詞，但是一個字就能讓這一個隊伍變成整裝待發的狀态，非常默契、警覺、齊整。”
在戴墨看來，張譯飾演程兵之是以傳神，也是因為張譯身上也有股“軸”勁，“在我看來，軸這個詞是褒義詞，或者是中性詞，譯哥對于劇本、或者對于一個人物、或者他對于每一場戲，都是要和導演一起把他内心的線給理順了，他才能去很好地去完成這個角色，不然的話，他會覺得有不合理的地方，很難圓過去。這是一份軸，更是一份認真，現今的社會特别缺少這種死嗑的人，這種軸是很值得提倡的。”
不過，在影片中，除了“軸”之外，也有着其他的推動力讓程兵不放棄，“比如，程兵在追查的過程中，不經意間發現鏡子背後有一個人的臉，就說明這個逃犯即使是在逃亡過程中，還是有一份惡存在的，他并沒有變成一個善良的、不作惡的人，他依然是一個危險的存在，這也會堅定程兵繼續追捕的信念。”
而對于片中令人落淚的茶葉蛋的作用，戴墨認為，從受害者家屬的角度講，隻是想借茶葉蛋表達一種溫暖，但對于程兵來說，這是一個沉甸甸的責任，”茶葉蛋那個小道具特别好，它很普通，但是又代表着珍貴的心意，我認為這位父親沒想着程兵後來還會再去追兇手，他隻是給完茶葉蛋去報答他這個早年的恩情之後就結束了，而對于程兵來說，也是他再次踏上這個追兇之路的一個動機。“
張譯在電影中，變化了很多次造型，他要去很多的地方，幹不同的職業，戴墨說：“我們在劇本設計，包括在後來拍攝過程當中，讓他從事了很多的職業，比如掃大街，去給擺渡船開門，在火車站給人扛行李等等，他變換了很多次造型，又有年代的跨度，加了很多的眼袋，讓他的操勞感、疲憊感多一點。有一種時代在他臉上的那種烙印。”
戴墨最喜歡的一場戲是程兵辨認嫌犯出來以後，在路上從一面破碎的鏡子中，看到了很多個自己，“那場戲很能代表程兵破碎的人生，他覺得好像他慢慢活成了那個逃犯的樣子，而那個逃犯慢慢地活成了他的樣子。“ 由于張譯在片中後期的造型過于颠覆，有時候連群衆都認不出了，“群衆都在找，說你們拍攝的演員張譯在哪？去哪了？其實就在他身邊，已經融為一體了，别人根本看不出來那是張譯。”
小飯館起名“老地方”在 是因為《北京愛情故事》
《三大隊》的監制是陳思誠，他與張譯、李晨在《士兵突擊》的時候就成為了好兄弟，戴墨笑稱， 自己在《三大隊》中，也偷偷地送個了三位哥哥一個禮物。戴墨透露，“應該在12年前，他們合作了一部戲叫《北京愛情故事》，我那時候也在現場，而且我也出演了那部戲。但我當時完全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的那種狀态，看到三位哥哥淋漓盡緻的表演，非常地羨慕，也非常想跟他們有一些交流。但我當時知道自己隻能算是‘小朋友’。我是一個見證者吧，見證了這幾個兄弟從相識到演了《北京愛情故事》這個現象級的電視劇，然後，一直到現在，見證了他們一份友情的存在。是以，我也是有心地把影片中警隊經常去聚餐的一個小飯館設計了一個名字叫‘老地方’，這個名字是《北京愛情故事》中，他們三個人經常去吃飯的一個飯店的名字，而且那個老闆的名字也叫銅錘，我把銅錘這個名字延用到了現在，其實這也是一個命運的齒輪的感覺，時隔那麼多年，‘老地方’也發生了變化，挺有意思的，這是我送他們的一個禮物。”
戴墨表示，陳思誠在看到了故事大綱的兩頁紙後，就決定他要做《三大隊》了，“原因就是，他特别喜歡這故事裡所講的人生要面臨的一些東西，可能有的人會來到你身邊，有的人會從你身邊走掉。人生當中充滿了這種聚散離别，是躲不掉的。每個人隻能陪你走一段路。”
而劇本的最終定稿也是陳思誠來完成的，戴墨說：“這個劇本，從大綱一直到完成稿都是張冀老師寫的，最後，我們定稿的時候，其實是陳思誠定的稿。他最後讨論了一版，而且一直在調整，他後來跟我說，他在創作的時候，好幾次是潸然淚下的，是流着淚把這個劇本的最後定稿寫完了。他非常代入這個戲，也非常想看這個戲最終完成是什麼樣子。是以，陳思誠在現場待了挺長一段時間，有将近一個月，他太愛這個戲了，就想陪伴這些人在一起。而另一種陪伴，則是他跟着張譯、李晨一起，相隔了這麼多年，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發展起來了，這也是一份他們生活當中的唏噓。“
由此，戴墨覺得戲裡戲外，大家都是在真摯地講述着人生，講述着悲歡離合，“《三大隊》不是一部懸疑片，它是一個更加值得去回味的作品。”戴墨透露，《三大隊》的演員劇本上都寫着八個字“唯真不破，以情動人”，這是所有的從業人員在創作上的“抓手”，“我們希望呈現一份誠心實意的表演，呈現鮮活的人物，這是觀衆能夠感覺到的。其實對于普通觀衆來說，并不關注你在拍攝時用了什麼‘大炮’，用的什麼樣的圈軌，用了什麼樣的技法，但是，觀衆一定知道什麼是好的故事、好的人物和好的表演。”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