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王輝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景賢】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國會議員收受籌款聚會門票回扣一事不斷發酵，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19日對位于東京都千代田區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會）事務所和二階派（志帥會）事務所分别進行了入室搜查。回顧曆史可以發現，門票回扣隻是日本自民黨收取“黑金”的一種形式，該黨以及日本政壇不時有人陷入受賄等資金醜聞，這說明“金錢政治”一直困擾着日本社會。這既與自民黨内部管理有關，也與日本政治制度有關。雖然日本不斷通過立法收緊對政治資金的控制，但有觀點認為，今後此類醜聞還會不斷出現，因為每次修法都會成為政黨博弈的焦點，淪為政治鬥争的犧牲品。
12月19日，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官員進入自民黨二階派事務所，對該派系國會議員所涉政治資金事件進行調查。（視覺中國）
他被要求在2018年、2019年和2023年實作210萬日元的年銷售額
“我很驚訝地得知，（她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中沒有我的名字，我買了政治籌款聚會的門票。”東京一家公司的總裁對日本《讀賣新聞》這樣說。他表示，自民黨籍參議員橋本聖子的秘書，一再要求他購買該黨安倍派國會議員的政治籌款聚會門票。從2019年到2021年，該總裁每年都買了20張門票，每張門票售價為兩萬日元（1元人民币約合20日元）。根據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購買門票總額超過20萬日元的個人或機關，其名字必須被記錄在議員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中，而橋本聖子的報告書中沒有提到該總裁。橋本聖子曾任日本奧運大臣，她涉嫌在截至2022年的5年時間裡，收受超過1000萬日元的回扣。
橋本聖子隻是近期被卷入“黑金”醜聞的自民黨議員之一。這一醜聞已經震動日本政壇，導緻岸田政府4名閣僚和5名内閣副大臣被撤換，自民黨高層3名重要人物也宣布離職。日本政客常常通過所謂政治資金聚會籌款，而自民黨派閥會為所屬國會議員制定各自的聚會門票推銷任務，如果超額完成任務，則超出部分會返還議員。
據日媒報道，已辭去日本總務大臣一職的鈴木淳司稱，自民黨安倍派要求他在2018年、2019年和2023年實作210萬日元的籌款聚會門票年銷售額，在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間實作110萬日元的年銷售額。當鈴木未能實作部分銷售目标時，他自掏腰包彌補了差額。盡管如此，他還是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從該派系獲得了30萬日元和22萬日元的回扣。
日本時事通訊社等媒體稱，自民黨安倍派的99名國會議員中，至少有10人涉嫌從政黨籌款中收取超過1000萬日元的回扣，并且沒有在其政治資金報告書中記錄這筆錢。該派系的回扣金額最近5年可能達到5億日元。除安倍派外，自民黨二階派以及岸田文雄曾擔任會長的岸田派，也都涉及未如實将門票收入記入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中。
“黑金”醜聞重創自民黨，岸田政府4名閣僚被撤換。圖檔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辦公室向記者發表講話後鞠躬。（視覺中國）
自民黨近期醜聞并非該黨或者日本政壇首次被爆出“黑金”事件。《紐約時報》1990年的一篇報道揭露了日本秘密政治資金現象和“金錢政治”。文章稱，沒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資金從個人和企業流入日本政治體系，但一些政府資料顯示相關數額巨大。日本稅務部門的報告顯示，1988年，日本企業用于招待費的資金達到了驚人的320億美元，創下了當時的曆史新高。專家稱這些費用通常流向政客。在《紐約時報》的采訪中，日本政界人士、學者和商界人士披露了很多細節，包括這些資金的籌集方式、去向，以及這些資金如何扭曲了日本的公共決策過程。這篇報道還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自民黨上司層警告一些行業高管，如果他們不努力為自民黨“服務”，稅收政策可能會發生變化。
除了“黑金”外，自民黨以及日本政壇包括受賄在内的資金醜聞也層出不窮。美國《時代》周刊等媒體均将自民黨此次拿回扣事件與上世紀80年代的利庫路特事件相提并論。1984年到1985年期間，利庫路特集團創始人江副浩正向一些政客和官員提供購買拟上市公司内部股票的機會，公司上市後，這些人獲利不菲。該案件被稱為日本戰後四大醜聞之一，最終導緻日本時任首相竹下登下台，并促使自民黨在1993年衆議院選舉中落敗，這是該黨在1955年後第一次輸掉大選。除了利庫路特事件，日本戰後四大醜聞還包括發生于1948年的昭和電工事件、發生于1954年的造船疑獄、發生于1976年的洛克希德事件。這些事件都涉及日本或者美國企業向日本政界行賄，以獲得訂單或者貸款等。
上述四大醜聞都發生在1993年日本修改《政治資金規正法》之前，而在此之後，日本政壇的資金醜聞也并未斷絕。2004年，時任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因其政治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未将購買東京都一塊地皮的3.4億日元記入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中被起訴。小澤最後辭職。2011年，日本時任外務大臣、民主黨成員前原誠司因為接受外國公民的政治獻金辭職。2014年，日本時任經濟産業大臣小淵優子因挪用政治獻金購買化妝品及衣物等辭職。
與自民黨派系政治以及安倍晉三有關？
日本前外交官、日本國際戰略研究所理事長田中均日前在《每日新聞》網站上撰文，稱日本國會議員的年薪在發達國家中算高的。他表示，以洛克希德事件等為背景，1994年，日本對容易成為腐敗溫床的企業政治獻金進行限制，并引入“政黨助成金”制度，向政治活動投入大量國家經費。通過國家經費，日本國會議員可使用的資金數額是很大的，包括獎金和工資每年約2200萬日元；進行調查研究或宣傳、住宿等費用，每年約為1200萬日元；立法事務費（為立法而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費用），每年約為780萬日元；免費的高鐵或飛機票、議員辦公室等；政黨助成金（2020年自民黨獲得的政黨助成金為159億日元左右，每名自民黨籍國會議員約獲4000萬日元）。
田中均認為，在此背景下，自民黨還不斷出現資金醜聞，與該黨的派系政治以及前首相安倍晉三有關。他解釋說，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政治改革增強了自民黨總裁、幹事長等該黨上司人的權力，削弱了黨内派系上司人配置設定資金和影響黨政人事安排的權力。安倍内閣的特點是“政高黨低”，即權力集中在首相官邸，自民黨的影響力不僅在資金配置設定和人事安排問題上有所下降，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也在降低。安倍内閣的這一特點，提升了自民黨各派系獨立籌集資金的訴求。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此前發文，稱平均收入已經很高的日本國會議員，之是以頻頻被爆出資金醜聞，是因為參加全國選舉需要很多錢（候選人保證金為300萬或者600萬日元）。此外，他們不能保證在下屆選舉中獲勝，是以可能在下一屆選舉結束後失業，這讓他們傾向于在有限的任期内盡可能多地“攢錢”。日本衆議員的任期為4年，但如果首相解散衆議院，他們的任期可能提前結束。
日本大學名譽教授岩井奉信表示，秘密政治資金（黑金）是日本政治的慢性病。與從前相比，現在的秘密政治資金雖已大幅減少，但仍舊存在。盡管是以政黨為本的選舉，但其實是後援會選舉。以資金維持後援會的基本結構沒有太大變化。很多地方都搞暗箱操作，例如政黨向政客個人支出的“政策活動費”是以億為機關的。不過，在将經費交給政客個人後，收款方并不需要公開資金使用用途，這實際上就是秘密政治資金。岩井奉信認為，圍繞政治獻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監督檢查機制，無法核實籌款聚會門票的銷售情況。對于如何舉辦政治籌款聚會，既沒有規定，也沒有相應的監督檢查。
對于日本政壇不時陷入資金醜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清秀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缺乏對參與“黑金政治”政客的強硬處罰機制，涉事議員僅道歉、退錢和引咎辭職就可以化解危機。另一方面，這是因為日本小選舉區制使得深陷醜聞的政客依然能在下次選舉中卷土重來，那些有實力的政客在自己的選區影響力極大，隻需要耕耘好這一塊地盤，“他們怎麼都下不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霍建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的制度決定了政客想要有所作為，就必須要有能力籌集政治資金，而他們資金的來源和用途往往都是“見不得光的”，是以違法情況才會層出不窮。霍建崗說，像自民黨前幹事長二階俊博這樣能夠獲得大量政治獻金的人就能在日本政壇和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趨利和不夠自律的官員明知違法，也會懷着僥幸或“能夠掌控一切”的心理從事相關活動，是以政治資金籌集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更何況日本法律對政治資金問題的限制也十分松懈。
“每次出現政治資金醜聞的時機都是非常‘湊巧’的”
此次“黑金”醜聞導緻岸田文雄内閣支援率不斷降低，不支援率創下70多年來的最高紀錄。日本《每日新聞》16日和17日所做民調顯示，岸田内閣支援率為16%，比1個月前下跌5個百分點，從“危險水域”跌入“下台水域”；不支援率達到79%，比1個月前上升5個百分點。日本共同社17日釋出的民調結果顯示，岸田内閣的支援率為22.3%，較上月初的同類調查下跌6個百分點；不支援率為65.4%，較上月初的同類調查上升8.7個百分點。日本《每日新聞》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者認為自民黨應解散黨内派閥。
接受《環球時報》特約記者采訪的日本群眾，都對岸田政府表達不滿。有匿名人士稱，岸田政府一邊試圖向公衆征收更高的稅收，一邊卻在搜刮“不義之财”，這是不可接受的。他認為，自民黨政權已經失去了公信力，應該下台，争取重新赢得公衆的信任。名為成澤的日本男子表示，自民黨屢屢陷入腐敗案件，主要問題在于本應負責調查這些問題并起訴政客的檢察機關根本沒有發揮作用。還有一名匿名日本男士表示，無論是自民黨還是其他政黨的政治人士，都不應該欺騙公衆。不過，他認為，“黑金”一直是日本公開的秘密，為什麼現在突然被爆出來是個問題。
朱清秀表示，日本每次出現政治資金醜聞的時機都是非常“湊巧”的，都是在整個社會對執政黨或首相産生厭倦之時。目前日本輿論形成了一種想要“改天換日”的氛圍，社會對岸田執政不滿，岸田支援率走低，這也是自民黨“黑金”醜聞在這一時間點爆發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日本共産黨和一些學者每年都會在網上公開披露日本政黨的資金收入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但獲得的關注度不高，現在岸田執政下的日本經濟下行、外交不力，群眾自然無法容忍。
還有分析認為，從戰後曆史來看，政治資金問題更多時候是日本政治内鬥的外在表現方式，但它對日本政治生态的影響是有限的。上世紀90年代，有日本學者表示，“黑金”是所謂政治自由或民主的必要成本。對目前的日本社會而言，如果執政者表現好，那麼政治資金醜聞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如果表現不好，一切微小的問題都可能被放大。
有學者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經過修改，在預防和懲罰政治腐敗方面的作用逐漸得到改善，但這一法律無論怎麼修改也很難根治日本政治資金頑疾，因為該法的每次修改都将成為各個政黨博弈的焦點，淪為政治鬥争的犧牲品。各黨都想通過修改法律來減少對手的資金來源，而不是通過完善法律來限制或懲罰“黑金”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