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與價值
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享有“莫紮特式史學家”之譽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在關于儒教中國的近代命運的分析中曾開掘出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命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曆史”與“價值”的二分——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對待傳統呈現一種情感與理智的複雜糾葛，情感所留戀的卻是在理智所必須放棄的。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在列文森看來，近代中國思想家普遍充滿着這種糾結，其根源在于：民族主義未能為人們在尋找一種能使特殊和普遍的需要納入同一思想軌迹，并能在激烈的鬥争中保持不可辯駁之地位的信條而提供一個最終的安身之地，因為民族主義既力圖維護日益沒落的儒教權威，又曾對它發動過成功的攻擊，是以它本身就是躁動不安。或許，列文森的猶太人身份使得他對國家與文化的糾葛有着更加深刻的體悟：如果文化依賴的實體總是處于變動不居的漂泊，那麼個體的文化認同将如何安放？
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如此糾結，說到底是現實中國的積貧積弱，要想擺脫這種困境，便不得不對自己的過去進行系統清理：承擔傳統中國的國家象征性統合功能的君主制被民主共和制所取代，承擔傳統中國社會流動重要管道的科舉制被新式學堂所取代，承擔傳統中國意識形态整合的儒家思想被科學主義所取代，所有與儒家思想相關的家族制和宗法傳統皆被批判。總之，隻有将價值從曆史中排除，才能将儒教中國改造為現代國家。這種普遍性線性式進化觀在近代中國的知識界占據支配地位，以至于任何對此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場的人，都很可能會被視為污名化了的“保守主義者”。是以，當學術所依賴的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已然發生根本性變化，那麼傳統中國學術逐漸脫離于現實世界而日益走向學科化自然成為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之大勢。
問題在于，如果曆史和價值真的能夠完全二分，将傳統文化從國家中排除，近代中國就會自動建立起西式政治秩序嗎？維系國家整合的文化基礎又将如何找尋？昔日傳統中國的輝煌總是萦繞在民族主義者心中，他們能安心于将中國置于西方主導的不平等的國際體系，依然無法使中國擺脫被列強支配的命運嗎？
其實，近代中國所謂的激進派和保守派關于儒教中國的近代命運盡管激烈争論，但是卻共享一套未曾言明的民族主義目标：在現代世界中，中國如何既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再造一種新文明。如何實作這一目标，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則争論不休。正是在這種激烈的争辯中，傳統中國學術也經曆了浴火的淬煉，最終獲得一種新生。
從“國學”到“史學”
今天，如何根據中國的曆史和實際建構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知識體系逐漸成為更多中國學者的追求，但是如果要問：近代中國的讀書人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傳統文化普遍“不自信”？答案或許不會早于甲午戰敗。比如，張灏先生就認為1895年之後的二十年是開啟中國現代思想轉型的突破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政治、文化雙重危機：在政治上，知識精英階層開始懷疑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對清政府離心背棄，這促使傳統政治秩序的基本體制“普世皇權”由動搖而瓦解，中國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體”危機之中；在文化上，代表傳統中國人基本的公共信仰與價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漸動搖和解體，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層危機。當知識分子開始對傳統中國學術是否有用進行争論，實質上就已然意味着他們對文化所依賴的政治體系産生深刻懷疑。
《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
而著名曆史學家羅志田先生的經典之作《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争》以19—20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和國家的複雜關系的争論為中心，為讀者詳細展示了近代中國傳統學術面對西方的強烈沖擊，如何從儲存國粹到整理國粹，再到不承認國學是“學”的艱難蛻變的曆程。這些争論内容盡管複雜多樣，但是核心主要是三個方面：什麼是國學；國學是否有用；國學在現代世界中的位置。
發端于甲午戰敗後的關于國學是否有用、有什麼用以及什麼才有用等系列問題直接影響到庚子之役後的士人。他們從開始反思國學在物質層面的“無用”，發展到後來關于中國“無學”的認知，雖然庚子之役後關于國學的讨論延續了戊戌維新時期的相關問題的讨論，但是曆史已進入二十世紀，士人思想資源的擴充以及日本影響的增強，雜志大量湧現等帶來的影響，使得這一時期用以表述思想的術語明顯增加，當時的争論重點主要在于“緻用”，但是關于什麼是“有用”，卻存在諸多分歧，關鍵原因是國家在國際競争中處于弱勢，這是關注國家和學術關系的國粹派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是以，面對這種困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則不得不重建國學。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學者則強調，中國傳統在傳統初期的确有用，不過由于某些因素在特定的時期逐漸表現得無用，因而問題出在那些使傳統“無用”的因素而非傳統本身，不過到底是什麼因素導緻本來有用的中國傳統不能經世，卻是持此觀念的國粹派人士在重建國學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章太炎
可以看到，面對近代中國的現實困境，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很難對西學采取徹底的排斥。庚子之後，士人多以為政府不足以救亡，朝野雙方在政治上相對對立，但在文化上則都有儲存國粹的願望和具體的努力，且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中西調和的取向，對“歐化”采取包容的态度而非一味排斥，在朝廷中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欲強中國不得不講西學、欲存中士之認同不能不講中學的曲折心态，在民間則有提倡開放的國學、強調國粹不阻歐化的國粹學派，二者的共性是遵循溫故知新或“新故相資”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條魚與熊掌兼得的路徑，但是二者在關于儲存國粹的具體取向上相當不同，因而産生諸多争論。
而在清代最後幾年，伴随着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引入，此前不甚被看重的語言文字地位逐漸上升而被視為“國粹”的要素之一，随着語言文字地位的上升，與其密切相關的文體問題和語言文字的改革成為朝野共同關心的問題。“東瀛文體”及構成此文體重要特征的新名詞越來越流行，而抵制這一文體成為朝野一緻的觀念。與“東瀛文體”的沖擊相比，簡化中國文字、以拼音方式再造中國新文字甚至是廢棄中國國文并采用“萬國新語”等主張帶來的影響更加明顯，因為語言文字是國粹的要素，即使是章太炎等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革命黨人也不能容忍這一激進主張，是以結果便是革命黨人内部對此進行各種争論。
辛亥革命後，曾經激烈的國粹和歐化之争有所減弱，以反傳統著稱的“新文化運動”在向“孔家店”發起激烈攻擊後，不久又轉向對傳統持相對肯定态度的“整理國故”，但是新派内部缺乏充分的認識，并于1923—1924年就整理國故問題開始了一場整合觀念的論争，其導火線就是胡适和梁啟超關于為清華學生開具的國學書目。這次争論和科學和人生觀争論互為表裡，争論雙方都以科學作為援助。比如吳稚晖和康有為等在政治和文化立場上都相當不同的老輩學者強調的是此時中國特别需要的是物質層面的科學，而幾位對國學認知不甚相同的年輕留學生更加注重科學整體性，因而提出“科學的國學”口号。
其實在新派學者内部，對“整理國故”的認知也有較大的變化，他們最初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是到北伐前後幾年間态度卻發生了巨大變化，将整理國故和破壞性的“打鬼”聯系起來。關于這種變化，如果從内在理路層面而言，新派學者一開始就有一種思路即從病理學的意義來看待“整理國故”，認為通過整理可以防治中國固有的疾病，從此理路出發走向“打鬼”和放棄“整理國故”也屬自然的發展。從社會觀念的層面而言，新派學者明顯受到“北伐戰争”後民族主義高漲的社會氛圍影響，很多人正是基于整體性的“新舊不兩立”的認知，為劃清與舊派的界限而走上反對自己前期主張的道路。
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随着“整理國故”運動走向衰歇，西方學科分類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确立後，許多學者據西學分類以表述中學，國學必須和西方學術體系實作有效銜接才能建立正當性。當時關于國學的學科化的代表性觀念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認為将經過整理的國故納入哲學、文學、史學等新分類的學科體系中；另一類則主張國學根本就不是學，但後者又相當強調國學的資格，将不具資格的各類讀書人排除在國學領域之外。總之，伴随着現代國家轉型，傳統中國學術逐漸脫離于其所依賴的實體而被現代學科體系取代，逐漸從中心走向邊緣。
有意思的是，清季民初正是傳統中國學術越來越與現實中國脫離的時代，同時也是被後來者所樂道的國學大師湧現的時代。比如，作為“整理國故”運動的主角的胡适對幾部中國古典小說的考證，就被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譽為“國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其實，在這些複雜的争論背後，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身處學術轉型大變局的學者們身體力行，為後世留下了典範性的現代學術著作，這或許是傳統中國學術經曆前所未有的淬煉進而獲得新生的真正含義。
轉型，轉向何處？
曆史學家的使命是“求真”，但是，“求真”其實很難和價值判斷徹底割裂，近代中國變遷本身就是“大轉型”，随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轉型，到底轉向何處？
難道國學逐漸成為與現實無關的一門邊緣性學問，說得好聽一些是成為“博物館中的展覽品”，說得更難聽些其實就是成為“木乃伊”，就是中國傳統學術在現代世界無法逃脫的結局和命運？
其實近代學者圍繞着國家和學術産生諸多争論，首先在于傳統中國學術注重整體性與現代西方學術強調專業化之間的沖突。
如果我們将近代中國學術轉型和西方漢學研究範式轉移進行對比，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以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為主要代表的對中國文化和典籍進行細緻考證的歐洲漢學，逐漸被以美國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為代表的注重以現代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區域研究”所取代，而傅斯年等學者以歐洲漢學為典範，強調“将漢學中心搶回北京”的做法，從更長遠的視野來看，反倒和二十世紀西方的曆史學和中國研究的社會科學轉向的學術潮流相悖。
而如何處理兩種研究範式的關系是美國的中國學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大問題。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西方重要刊物《亞洲研究雜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專門舉行了如何進行中國研究和社會科學關系的專題讨論，多位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重要學者如列文森、芮瑪麗（Mary Wright）、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等學者參與其中。在讨論的最後，該刊邀請了在中西兩大學術傳統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蕭公權先生做總結。
在蕭公權看來，無論新舊漢學，學術研究皆應該注重整體性。他認為西方的中國研究走出孤立的舊式漢學當然是學術進步，但是老式漢學因為不受現代分工化的學科規範限制，反倒遵循了某種類似學科整合的方法。當然，在現代事物的格局中，一個學者必須認同一個已經确立的學科，在學術界沒有“萬事通”的位置，然而對某一特定學科的認同并不妨礙嘗試采取整體的方法，中國研究的完整性是以跨學科研究方法為前提。在他看來，學者當然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學科所提供的特殊專業知識來分析問題，但同時也應該保持開放的眼界和頭腦并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交換意見；同時，與不同學科的人展開合作研究并将他們的多項技能集中在合作研究事業中，這本身就對學術發展就非常有益；除此之外，研究者可以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概念來發展他所在的學科，盡管在陌生領域涉水帶有風險，但這要比在本土站穩腳跟更有機會接近中國研究的完整性。總之，蕭公權認為謹慎地進行跨學科的冒險将是對抗學術“唯我主義”的弊病，因為這種弊病往往是由于對單一學科方法的功效過度自信所造成的。
若從這一角度來看，傳統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優勢正是在于其注重整體性。這和後來以現代學科方法強調分工和專業化明顯不同，後者當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對專業化的過度強調帶來的明顯問題就是不同學科間難以實作深入交流，從長久來看，這其實會妨礙學科的創新性發展，而傳統中國學術注重整體性的這一特性，對過度學科化帶有一定矯正作用。
近代圍繞着國家和學術産生的諸多争論，更重要的原因則和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究竟如何對待文化傳統和民族主義有着重要聯系。對此，我們不妨和近代日本國家建構做對比。
近代日本關注到文化傳統和民族主義的重要整合功能，但是日本的政治整合最終走向軍國主義擴張道路。在日本著名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看來，要成為一個“民族”，所屬成員必須地要求這種共同屬性，就是那種欲成為“民族”的東西，或者至少必須作為一種被意識到的願望，這種将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國家共同體的意識會凝聚成政治上的一體意識，而擔負着近代民族國家的無疑就是這種意義上的民族意識。如果将這種民族意識為背景而成長起來的民族統一和國家獨立的主張稱為廣義的民族主義，那麼民族主義恰恰就是近代國家作為近代國家所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動力。丸山真男同時頗具啟發性地指出，民族主義的産生往往以一些外部刺激為契機，并且通過對以前所依存的環境進行或多或少的自覺轉換而把自己提升為政治上的“民族”，對這種轉換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外部刺激通常就是外國勢力。總之，民族主義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起到重要的整合作用，而民族主義的形成自然就會涉及國家如何對待自身文化傳統。
關于這一方面，最典型表現就是在日本法政史占有重要地位“國體”概念的創造及其制度化，林來梵教授曾對這一重要概念的流轉和曆史背景進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分析，這裡不妨簡要做一概述：
“國體”這一概念是由德川幕府後期水戶藩尊王學者會澤正志齋于1825年出版的《新論》中提出。他針對當時日本正因西方列強勢力滲入而陷入深重的國家危機，借助日本建國神話等素材，對來自中國古代典籍的 “國體”一詞作了倫理和文化意義上的闡述，力圖塑造日本在精神層面上的一體性。
在會澤看來，西方列強具有強大的“一體性”是因為基督教發揮了統合性凝聚力量，而他認為古代日本也存在 “一體性”，即日本的天照大神所建立并被傳承下來的并以 “政祭一體”形式而存在的曆史傳統，這就是他所诠釋的 “國體”。會澤的國體論旨在 “以全民自發性的服從來取代當權者強制性的支配”，以期歸 “民志”于一，進而實作國家力量之統一。會澤所闡述的 “國體”隻是精神性的，并未涉及政治組織與法律體制建構。
真正對近代日本政治組織和法律體制産生深刻影響的其實是伊藤博文。在日本近代史上對明治憲法的制定産生直接影響的政要如岩倉具視、伊藤博文、井上毅等，均是帶有強烈國家主義傾向的國體主義者，最具影響的是日本明治憲法主要設計者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首先考慮的是确定日本的 “國家之基軸”，他将日本的天皇作為 “在歐洲文化的上千年曆史中起到‘基軸’作用的基督教的 ‘精神替代物’”，通過這一 “國家之基軸”來實作 “臣民的統合”，而日本明治憲法最終所确立的國家形态就是 “在 ‘國體論’的架構中嵌入了普魯士型的立憲君主制”，其第一章即題為 “天皇”，第一條明确規定： “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這一條款雖然沒有直接采用 “國體”概念，但其卻在憲法條款的語義脈絡中得到了展現。憲法頒布後，各種憲法解說書籍疊出，其中伊藤博文 《日本帝國憲法義解》一書最具權威性，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天皇寶祚，承之祖宗，傳之孫子，國家統治權之所在也；憲法特揭大權明記于條章者，非表新設之意也，以見固有之國體，因之而亦鞏爾”。
如果我們從近代中國和日本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對待文化傳統的差異性角度出發，日本近代國家建構過程中政治過度整合而最終走向軍國主義擴張道路，清季民國中國國家建構中政治整合明顯不足帶來政治動蕩，二者形成明顯對比，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到底如何對待文化傳統，才能真正建構起一種良性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