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為何會放緩？

經濟為何會增長放緩？

這個問題看起來像是一個常識問題，因為幾乎所有人的都知道，經濟增長到最後一定會放緩，這就好比太陽一定是東升西落的一樣。

但如果我非要問你，經濟為何會增長放緩，你可能會借用經濟學家辜朝明的話，曆史上每一個經濟體都隻能高速增長一段時間，因為總有别的經濟體在人口上比你年輕，在勞動力上比你更便宜，屆時全球的資本都會湧入那裡，是以一個經濟體就應該趁着經濟能夠增長的時候，全力拼經濟。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正确的答案，但它可能過于正确，以緻于不夠深刻，不夠令人記憶猶新，這個問題把經濟增長看作了理所當然，好像什麼都不做，經濟就能夠自然增長，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

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就職後不久發表的演講中說道，“現在的孩子成年時，将是曆史上第一個生活水準低于自己父輩的世代。”

克林頓說這番話，借以激發人們的危機感，進而說明自己的經濟發展長期戰略。

但是，從一戰、二戰乃至到現在，數百年過去了，縱觀美國經濟，總體依然呈穩健發展态勢，此時，GDP停止增長，一代過得不如一代的反而是日本。

盡管我們都知道，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最終都會放緩，但我們更需要迫切知道的是，為什麼不同的經濟體增長的速度不同，時間不同，為什麼有的經濟體經濟增長更為持久，但有的經濟體，卻在一段高速增長之後，就問題頻出？

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簡單。

時間回到1995年，此時日本的人均GDP是4.42萬美元，而反觀美國，此時的人均GDP隻有2.87萬美元，足足差了兩倍左右。

但到今天，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日本的人均GDP倒退，隻有3.38萬美元，而美國的人均GDP卻一路高歌猛進，達到7萬美元之多。

為什麼會這樣？

盡管到今天，美國的經濟早就放緩了，但在放緩的程度上，和同時期的其他發達國家卻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國經濟的韌性和增長的時間年限，都足夠持久。

而不同的經濟體的增長放緩不同，背後更多的可能是深層次的問題。

以我們為例，在新冠病毒這三年時間裡，首先我們和歐美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于，這三年期間，歐美是直接發現金到個人和企業手中，而我們則是退稅降費給企業，個人則是一些可有可無數量有限的消費券。

這從短期來看，并不利于新冠病毒後期的經濟複蘇，反而加劇了企業和個人的不确定性。

從長期來看，大陸的家庭資産結構中，有70%都是房地産，這種嚴重單一的資産結構，也成了巨大的隐患。

房地産一下行，為什麼消費就沒有起色了？因為對家庭來說，他的财富很可能并不是銀行裡的賬戶餘額，而是房子值多少錢，如今房價下跌，家庭的預期資産縮水，自然在消費上，也變得更為謹慎。

這些，都成為了經濟增長放緩的部分因素，還不是全部因素。

要找深層次的答案，我們還需要向過去的例子求教。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的資本外流恐慌期間，我們的宏觀經濟都曾遭受挑戰，但在當時，我們做的一個比較好的對策是刺激基礎設施投資和鼓勵房地産市場，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經濟重振信心。

但負面的效果也不是沒有，高杠杆就會帶來高債務，推高資産價格，屆時按照哈耶克的觀點，過度投資是泡沫的隐患，隻會為以後的危機埋下更大的風險。

基礎設施的投資造成了過多債務，房地産的泡沫和債務，都給金融穩定帶來了風險，這些都會影響增長放緩。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詞，叫做結構性失衡，那什麼是結構性失衡呢？

我們看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都是依靠第三産業，即服務業消費拉動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持久性是經過時間驗證的，而我們過去的增長并非是建立在第三産業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投資和高杠杆上的。

投資和高杠杆會帶來一個怎樣的問題？

那就是極容易碰到天花闆，且無法形成正面的循環導向。如果是消費第三産業帶動增長，那麼我們隻需要做的就是把人們的收入提上去，按照市場經濟的假設，人的欲望無窮無盡，隻要收入足夠高，那麼經濟就能夠源源不斷的增長，同時又能夠很好回報到就業、投資上面。

而基建和高杠杆則不同，很容易遇到市場瓶頸。今天我們的基礎設施已經非常完善了，房地産投資也已經達到了頂峰，足夠14億人居住了，出口也随着全球經濟放緩而放緩，這個失衡，新的增長點隻剩下一個：以第三産業為主導的服務消費。

這個時候回歸消費，難度就高得多。

而最重要的難點就在于居民收入上。

其重點展現在，房貸、結婚、教育等各項成本的推高，資産價格擡高房價，房貸又壓制居民消費能力，進而形成了一個近乎完美的閉環。

長期來看，大陸的家庭消費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經濟體之一，這也說明我們過去是依靠基建投資和杠杆來支撐經濟增長的。

而這，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結構性問題的根源，經濟增長結構的失衡，導緻了今天面臨的經濟增長放緩，成了一個大難題。

不僅如此，由于家庭消費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例較低，這也給中小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挑戰，由于内需疲軟，私營企業的投資意願自然也就低迷，這就導緻今年我們屢屢陷入CPI和PPI雙跌。

更進一步，由于私營企業投資低迷，目前大陸的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失衡，也成了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現在的難題就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從何而來？

如果還靠基建投資和房地産，這可能會繼續加大資産價格的泡沫和債務，這一條路可能已經無法繼續走下去，但如果依靠家庭消費，一部家庭因為收入低沒有消費能力，而有消費能力的則因為前景不确定性，而不敢消費，如何拉動有消費能力的家庭消費，這也是一個難題。

更重要的還是，我們的資本投入回報比，實在是太低了。

大陸每年都會把GDP的約40%用來投資，這個數字幾乎是美國的兩倍，但如此高昂的投資，卻完全沒有建立起足夠大的經濟增長率，按照曹德旺的話來說，資本投入如此大，但回報率卻如此低，如果是一個企業，這麼低的回報率，是難以想象的。

這也導緻了一個問題，過去高杠杆和投資帶來的巨額資本，還應該帶來更高的經濟回報，更高的增速才對。

這其中的尋租空間過大，導緻資本無形之中浪費掉了許多。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形式主義，例如某地花費重金打造的雕像，又比如給河道貼瓷磚等等，這種投資行為看着是把錢花出去了，GDP上來了，但具體的回報率呢？可能是零，甚至是負數。

這也正好印證了大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說的那句話，花别人的錢辦别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沒有效果。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通縮壓力，也進一步縮減了企業的利潤率，這也導緻許多消費者和企業感受到了非常沉重的壓力，這對一個有賴于建立信心促進消費的經濟體來說，依然艱難。

經濟不可避免的會陷入增長放緩，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就和對抗地心引力一樣困難，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竭盡所能去延長這一時間線，盡可能讓經濟增長的時間次元再長一些。

基于此，提高家庭消費在GDP中的比重，這可能是未來十年的一個重要方向。

提高家庭消費的比重，這就意味着第三産業服務消費的興起，這一點在國内的一線城市占比已經和發達經濟體類似了，但在更多的其他地方，還有一定的差異。

如何提高家庭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呢？可行的方案包括消費券、減稅、鼓勵收入更快增長、建立更好的社會保障、提高五險一金的比例，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務等等。

而任何一項拿出來，都需要貨币上的支援，過去我們強調要供給側革新，但今天我們發現，問題或許不在供給端，而在消費端。

如果消費不足，沒有消費信心，那麼供給側如何革新，最終都會得不到消費端的青睐，而今天，要想把經濟增長的步子拉大，就必然需要做出一些取舍，集中一個點突破，也遠比分散突破要更好。

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次元來看，美國經濟增長曆經百年而不衰，盡管美國不是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但美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市場經濟，并出現了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大師不斷鞏固經濟學這座大廈。

到今天，經濟早已經深入人心，市場經濟的魅力和它的有效性都得到了見證，而我們需要做的，其實就是堅定的沿着市場經濟走下去。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内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