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之是以改變用人制度，首先是資格低的人受到資格的限制，報國無門，灰心喪氣，這會導緻帝國人才的減少，另外一點就是，進士資格的官員自恃資格的庇護，驕橫狂妄，不可一世，進而讓官場烏煙瘴氣。
當考成法進行得順風順水時，山東昌邑知縣孫鳴鳳被人查出有A錢行徑，同時還未按時收繳賦稅。案件審理期間，張居正和朱翊鈞有過下面這段對話。
朱翊鈞問張居正：“該如何處置孫鳴鳳？”
張居正由遠及近地侃侃而談：“臣剛執政時，國家百廢待興，問題千頭萬緒。在這種情況下，最先解決的應該是當務之急。
在我看來，當務之急就是安撫群眾。如何安撫群眾呢？四個字，整肅吏治。官風不正，任何政令都會流于形式。
舉個簡單的例子，皇上下诏免某地稅糧，可某地官員竟照收不誤，皇上要求地方官務實政，可有的官員置之不理，繼續對上司拍馬溜須，這種行為使上下不通。
縱然皇帝和大臣有興利除弊的方案，卻找不到切實可靠的人去執行，是以我才開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氣。如今已初現成效，但A錢之風仍會偶爾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
朱翊鈞點頭贊同，但提出疑問說：“我看了此人的檔案，發現他是進士出身，何其無恥到這種地步？”
張居正憤慨起來：“此人正仗恃自己是進士出身，是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後皇上用人，要考慮其實際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于資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沉淪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貪贓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資格再高，也要罷黜。”
朱翊鈞頻頻點頭，不由自主地扭頭去看一排屏風。那是共為十五扇的一座屏風，中間三扇是天下疆域圖，左邊六扇是文官職名，右邊六扇是武官職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們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
這是張居正在執政初期特意為朱翊鈞制作的、被稱為“浮帖”的官員履曆圖：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現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
表面看，這是張居正讓朱翊鈞把用人大權攥在手裡，實際上，所有的用人權力，朱翊鈞必須和張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風不過是朱翊鈞預備從政的見習課本罷了。
他扭頭去看那些屏風時，張居正适時地向他灌輸“用人唯賢，不重資格”的用人之道。
朱翊鈞認真地聽着，張居正講完，朱翊鈞若有所思地說：“我想起了汪玄壽，同樣是縣官，汪玄壽就比這個孫鳴鳳好一百倍。”
張居正很滿意地點頭，說：“縣官乃一縣之長，又是最基本的行政機關，是以選人不可慎。如果有貢生、吏員非常适合，何必非要用進士、舉人呢！”
張居正這樣說，當然也這樣做。1575年九月，山東方面上奏說，郯城和費縣兩處的知縣出缺，現在正由東平州的同知楊果和判官趙蛟代理。楊果和趙蛟都精明強幹，道德高尚，完全能勝任縣長的職務，問題是，兩人都是吏員出身，按從前的制度不能擔任正職，是以請中央政府委派知縣。
朱翊鈞問張居正：“這二人能當知縣嗎？”
張居正把兩人的考核成績給朱翊鈞看。朱翊鈞看完後，試探性地問：“我認為他們可以當知縣，是這樣嗎？”
張居正說：“皇上認為可以就可以，我說過，不拘資格，隻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鈞大喜，傳旨：升楊果為郯城知縣，升趙蛟為費縣知縣。
吏員出身的人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的能力可能要遠大于進士出身的人，他們在基層曆練很多，接觸現實問題更多，被張居正提拔成知縣的黃清就是典型的吏員出身的能人。
他“才智四出，應變無窮”，在多地擔任縣令，被人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