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客家文脈》12月15日版面圖
“戰鬥吧，祖國!/戰鬥吧，為着祖國!/不要怕别人的軍艦握住咽喉/我們要鼓起氣力把這些穢物逐出胸頭!”這是詩人蒲風1936年在《我迎着風狂和雨暴》中寫下的詩句，如今讀來依然铿锵有力，如火如鐵！而在另一首詩中他又寫道：“假如我戰死，葬我時，把我的頭朝向南方，朝向我親愛的故鄉。”可見蒲風對家鄉的一片深情。
蒲風，原名黃日華，中共黨員，現代詩人，1911年出生于梅縣區隆文鎮坑美村一個貧農之家，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40年參加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曾任新四軍皖南文聯副主任等職務。在艱苦歲月中，蒲風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以筆為槍、以詩為火，随軍轉戰，堅持抗日。他的詩歌關注底層群衆的呐喊，一掃文壇消極頹廢之風，推動了新詩運動的發展。1942年8月，蒲風因工作操勞病逝于安徽省天長縣，終年31歲。新中國成立後，蒲風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其英名刻在皖南新四軍烈士紀念碑上。
蒲風（翻拍自《蒲風傳》） 危健峰 攝
年少詩成，從山村裡走出的詩人
在隆文鎮坑美村有一座修葺一新的三堂四橫客家建築“以祯居”，規模大氣、風貌簡約，至今已經有200多年曆史，這就是蒲風故居。
修繕一新的蒲風故居
1911年9月9日，蒲風出生在“以祯居”，在坑美國小讀書，随後就讀于啟文學校（現隆文中學），此時他已展現對詩詞的熱愛。1926年，蒲風在學藝中學讀書，其間受“廣益風潮”和東征軍到達梅縣開展革命活動的影響，加入了廣東新學生社梅縣分社和共青團梅縣縣委。
蒲風故居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5月12日，梅縣黨組織發動工農武裝暴動，學藝中學等學校被查封，他不得不回到老家隆文。十幾歲的他受到了武裝奪取政權的影響，在家鄉寫下了詩作《鴉聲》：“慘白的天空中，突有一隻孤鴉飛過……我飛到東：我看見惡人們在喜氣洋洋。但被壓迫的大衆，卻時常和他們作激烈的反抗。”蒲風在詩裡描述了光明與黑暗的搏鬥，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黑暗的憎惡和詛咒，對光明的渴望與向往。同年，蒲風還與啟文學校校友李得奇、任鈞等人一起參與了打土豪、分田地，這些鬥争經曆給他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1928年10月，蒲風遭到通緝，不得不離開家鄉到印尼避難。在去印尼的途中他寫下了《海上狂語》：“我悔恨，我悔恨/不和敵人拼命在故鄉/我悲痛，我悲痛/将成一個待宰的羔羊。”
在印尼，蒲風利用工餘時間，與李得奇、胡一聲、溫士奇等人合作，出版油印不定期刊物《狂風》，繼續開展革命宣傳活動。為了鼓舞革命志士，他連夜寫了《撲燈蛾》：“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無數的撲燈蛾向火焰中撲跳/先先後後/沒有一個要想退走！”
不久，印尼雅加達的秘密聯絡點被發現，蒲風決定離開印尼回國。離開前，他在《從黑夜到天明》中寫道：“五更兒，黑夜收了殘局；雞兒高奏着凱歌，啊！光明展開了篇幅！”從此蒲風堅定了革命的信仰。
加入“左聯”，為新詩歌搖旗呐喊
1930年6月，蒲風赴上海，入浦江中學補習高中課程，不久考入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就讀。1932年，蒲風在任鈞的介紹下加入“左聯”。
蒲風加入“左聯”後，與穆木天、任鈞、楊騷、關露等參加了創作委員會。他們在讨論時提出：能否建立一個團體，發動和團結廣大的詩歌工作者共同戰鬥，一方面對詩壇上不正确傾向進行批判，另一方面提倡大衆化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為革命鬥争服務。
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贊成。1932年9月，任鈞、蒲風、穆木天、楊騷等作為發起人，在上海成立中國詩歌會，《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報道了該會成立情況。中國詩歌會成立後，選舉執委9名，并由執委會選出常委4名：蒲風、穆木天、任鈞、楊騷。不久，北平、廣州、湖州等地相繼成立分會，會員迅速發展到200多人。
1933年，中國詩歌會創辦刊物《新詩歌》，蒲風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刊物的出版工作中，從籌資、組稿到編排等都有他的身影。格式創新、内容現實，批判式吸納歌謠、小調、鼓詞、兒歌等的長處，讓人民群衆容易讀懂、樂于接受。《新詩歌》一經推出，便受到廣大群衆的歡迎。其中，蒲風創作的《行不得呀哥哥》就吸取了客家山歌的特點，以村婦的口吻向遠離家鄉當兵的丈夫哭訴衷腸，語言通俗、感情真摯。
1934年4月，蒲風的第一部詩集《茫茫夜》作為新詩歌叢書之一出版發行。《茫茫夜》收錄了蒲風1928年至1933年間寫的25首詩，分為四輯，大部分以勞苦大衆生活及其反抗為題材。茅盾曾以子荪的筆名，在1934年11月《文學》上發表評論文章《詩人與“夜”——〈夜〉與〈茫茫夜〉》，把蒲風的《茫茫夜》與林庚的《夜》進行對比，并指出蒲風的詩：“……的技巧并不見得出色，可是它這氣魄是雄壯的；它這大膽的取材，是值得稱道的。表現在這詩裡的詩人的世界觀和對于時代的認識，是廣大的而且健全的。”在艱苦的革命鬥争中，蒲風在“茫茫夜”看到的卻是反抗之後光明的未來，可見他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給予人民群衆奮勇向前的力量。
蒲風作品（翻拍自《蒲風傳》） 危健峰 攝
1934年冬，蒲風赴日本東京留學，并與同行的左聯會員一起恢複左聯東京分盟，逐漸形成一支強有力的海外左翼文藝隊伍，積極開展革命文藝活動。左聯東京分盟創辦了《東流》《詩歌》《雜文》三個刊物，魯迅、郭沫若等為刊物撰稿，發表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各國革命文學作品。其間，蒲風特地去拜訪郭沫若，并将交流談話整理成《郭沫若詩作談》。
1935年，蒲風用“黃飄霞”的學名，在東京出版第二部詩集《六月流火》。詩集由《前奏》《稻浪》《往昔的春色春光》《要拿起我們的家夥》《怒潮》等二十四章組成，以事件發展為序，每章設标題，集中寫一件事情，共1800多行，通過描寫農民反抗修築公路這一事件，描述軍事上“圍剿”與反“圍剿”的鬥争。其中《鐵流》一節是大陸最早歌頌紅軍長征的詩歌之一。
攜筆從戎，在工作中鞠躬盡瘁
1936年春，日本對華侵略的野心昭然若揭。6月下旬，蒲風回到上海，出于詩人的敏銳，他寫下《我迎着風狂和雨暴》：“我不問被殘殺了多少東北的同胞，我要問熱血的男兒還有多少。我要彙合起億萬的鐵手來呵，我們的鐵手需要抗敵，我們的鐵手需要戰鬥！”
此時，蒲風開始提倡“國防詩歌”。1936年冬，他在福州編輯歌謠短體詩集《搖籃歌》，強調詩歌要能唱才有力量。1937年7月，蒲風完成第二部長篇叙事詩《可憐蟲》。該詩以台灣為背景，通過愛情悲劇表現中日之間的沖突。
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蒲風用“黃風”的名字到國民黨陸軍154師922團，任團部書記室主官（上尉）。奔赴前線的蒲風激動地寫下《我愛一支槍》：“我愛一支槍，槍口上着刀，時常背在肩上，雄赳赳的，是一個戰士榜樣！” 在抗日前線，蒲風跟戰士們一起參加戰鬥。
1939年春，蒲風在廣東從化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染上瘧疾并長久被疾病折磨。不久，他辭去國民黨陸軍上尉書記的職務。接着，蒲風母親賴秋傳去世，他回家奔喪遂留在梅縣松口當國文教員。這段時間，他提倡設立《中國詩壇》嶺東分社，并專門出版梅縣版，鼓勵年輕人寫作新詩。在故鄉，蒲風有更多的時間生活在群衆中，外出多年後再次領略家鄉的風土人情，創作了客音體長篇叙事詩集《林肯，被壓迫民族的救星》和《魯西被的太陽》。
1940年8月，蒲風聯系黨組織後決定北上桂林，并帶領年輕詩友一起“在《救亡日報》聚首”。蒲風一行經湖南、江西，一路翻山越嶺、舟車兼程，突破重重封鎖線，終于在初冬時節抵達新四軍總兵站——章家渡。在新四軍，蒲風留在直屬隊，從事宣教工作。
皖南事變後，蒲風攜懷有身孕的妻子白鴿到新四軍二師抗日根據地天長縣，并轉入地方工作，任淮南津浦路東“總文抗”副主任。上任後，蒲風滿懷激情寫詩撰文，創辦《路東大衆》《淮南日報》等，鼓舞軍民抗日鬥志。艱苦的鬥争生活，讓蒲風的身體越來越差，但他仍然堅持工作，積極開展宣傳文化活動。1942年，蒲風積勞成疾，導緻肺病複發。8月13日，蒲風病情急劇惡化，醫治無效逝世，終年31歲。
蒲風烈士陵園
茫茫夜已經過去，詩星的光芒依舊閃爍。蒲風，這位以筆為槍、以詩為火的戰士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在蒲風的故鄉，人們銘記和熱愛這位詩人，隆文鎮坑美村豎立起了蒲風革命烈士紀念碑，後又改造成為蒲風陵園。2016年，還在蒲風故居隆重舉行紀念蒲風誕辰105周年活動。如今，隆文鎮黨委、政府對蒲風故居進行了修繕，緊接着将布設蒲風烈士生平等主題展，并對故居周邊環境進行提升整治，進而更好地弘揚蒲風烈士的革命精神，擦亮“蒲風故裡”金字招牌。
蒲風革命烈士紀念碑
【本文參考史料：黃安榕著《蒲風傳》（海峽文藝出版社），《梅縣客家傑出人物》（梅縣地方志辦公室、梅縣地方志學會編），《梅州抗日英烈》（中共梅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梅縣志》（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廣東省省情專家羅雄等人對此文亦有貢獻
【文脈連結】
專注于大衆詩歌創作
文/陳紅旗（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蒲風(1911－1942) 是廣東梅縣隆文鎮坑美村人。海倫·福斯特曾在《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中寫道：“蒲風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左翼詩人。”的确，蒲風是中國詩歌會中最熱心、最活躍、最不可或缺的詩人，也是一個“新詩狂熱的提倡者、組織者、創造者”。
蒲風對于詩人的價值定位非常明确，他曾在《詩人》一詩中強調說：“詩人，詩人!/你是時代的前哨，/你是大衆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20世紀20年代末，蒲風正是懷着成為“時代的前茅”和“大衆的師友”的理想步入詩壇的。此後，他秉持堅定的革命立場，全身心地投入到左翼文藝運動之中，執着地專注于大衆詩歌的創作，進而成為中國詩歌會中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蒲風的著作數量驚人，從1934年出版第一部詩集開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一共出版過十六部詩集。此外，還有詩歌理論專著《現代中國詩壇》《抗戰詩歌講話》，序文集 《序評集》以及一些散文、小說和譯著等。就蒲風創作的總體情況來看，其詩歌創作方面的成績無疑是最突出的。
蒲風的寫作是從鼓動群眾大膽破壞舊社會的呐喊開始的。在《火·風·雨》一詩中詩人高呼：燃燒的“心火”把“窒息你的社會燒焦”，讓怒吼的狂風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讓猛降的暴雨把“塞滿了瘴氣的宇宙沖毀”。當詩人的激情與随後到來的“紅色的三十年代”相遇時，他從詩歌這種最容易渲染情緒的文體形式上找到了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寄托，并投入了自己最真切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感悟。
蒲風告訴讀者：“環境的惡劣總不會使我緘默的。”事實的确如此。在蒲風的第一部詩集《茫茫夜》中，詩人沒有被1927年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描寫了農村的生活與鬥争場景，刻畫了英勇的革命者形象，批判了帝國主義者的強橫，傳達了光明與黑暗搏鬥的思想意識。從《茫茫夜》開始，詩人就有意識地追求大衆化，詩風趨向于“質樸明朗”，且多用“俗言俚語”，進而彰顯了中國詩歌會所主張的“詩歌成為大衆歌調”的藝術理念。
1930年4月，蒲風回國，其憂國憂民之情落到了實處。而在群衆中吸取力量和靈感的工作方法，使蒲風“跳出了‘五四’時期新詩對個性解放的讴歌，突出反映了工農群衆階級意識的覺醒，展現了時代精神，标示着曆史的前進”。《茫茫夜》展現了作者“以題材的尖銳性、重大性、及時性取勝”和善于“鋪寫大規模群衆鬥争場面，渲染革命情緒”的特點；整部詩集取材大膽，氣魄雄偉，充溢着電閃雷鳴般的氣勢，不愧為蒲風的代表作。
1932年，在任鈞的介紹下，蒲風加入“左聯”，成為“左聯”詩歌組中一名重要成員，并自覺參與到中國詩歌會開展的現實主義詩歌運動中。是時，蒲風隻有21歲，正是心緒最容易激動、變化的年齡，但他的心态已經非常成熟，他捕捉到了許多非常态的生活體驗，《生活》的結集就是他這種體驗的記錄，也是他提倡詩歌大衆化的重要成果。
蒲風積極倡導詩歌大衆化運動，可謂“詩歌大衆化的旗手”。他認為“所謂大衆化，是指認字的人看得懂，不識字的人也聽得懂、喜歡聽、喜歡唱”，基于這種思路，他非常重視詩歌和音樂的結合，以便這種聽覺藝術能夠在群衆中更好地發揮宣傳鼓動作用。因為音樂是無國界的，不識字的人也聽得懂。是故，在1934年夏秋之際，蒲風在書寫中國廣大農村黑暗生活畫面的同時，被抗戰思潮所鼓動，寫下了很多充滿反帝情緒的可以譜曲傳唱的短詩，這些詩在1936年結集為《搖籃歌》。
蒲風曾在《搖籃歌》的序言中強調說：“歌唱是力量! ”他認為：“詩人的任務是表現與歌唱。而憤恨現實，毀滅現實；或鼓蕩現實，推動現實；最要緊的為具體的表現與熱情的歌唱。歌唱為唯一的武器。”就此而言，《搖籃歌》充分展現了蒲風吸取客家情歌、小調的優點和追求詩歌歌謠化的藝術取向與詩學理念，也展現了他通過追求詩歌新形式的方式來實踐詩歌大衆化、通俗化的努力。是以，蒲風的詩讀來朗朗上口，很多都可以譜曲傳唱。
還值得注意的是，“對家鄉人民群衆的關注，是蒲風詩歌中最主要的題材”，為此，他還在詩歌中刻畫了很多客家鄉民形象，如《農夫阿三》中的阿三，《小莉茜》中的小莉茜，《姑姑苦……苦苦》中的老婦，《行不得呀哥哥》中的村婦，《老開伯》中的老開伯等等。這種客家鄉民形象在中國現代詩學史上是非常少見的，他們是客家鄉民群像中的典型代表，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并承載了豐富的客家文化内涵。
（注：本文選摘自陳紅旗《黑暗社會的批判與詩歌歌謠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詩人蒲風詩歌創作論(上)》）
文 | 記者 危健峰 通訊員 謝曉燕圖 | 中共梅州市梅縣區委黨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