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農村存在的主要沖突
沖突互相依賴互相鬥争是社會發展的内在動力。分析目前大陸農村普遍存在的社會沖突，找到解決沖突的路徑和辦法，這是實作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标的關鍵所在。我認為目前農村主要存在以下五大沖突。
（一）家庭小農生産方式與農業現代化生産模式的沖突
目前大陸對農村土地采用的是三權管理體制，即，村集體擁有土地所有權、村民有承包權、流轉土地者有經營權。
在土地三權管理體制中，所有權居主導地位，承包權、經營權由此派生。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有人蓄意颠倒本末，用強化固定承包權的手法消解虛化土地所有權的性質，甚至想用經營權取代承包權、所有權的地位。這是違反憲法和黨的方針政策的一股反動勢力。保持土地集體所有，就是堅守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基本原則，這是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所在。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向工業強國轉變。1978年，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17.92%，到了2022年底，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為65.22%。2022年比1978年城鎮人口比重提高了47.3%，城鎮化程序也是現代化社會的一個标志。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取得改革開放巨大成就與農村和農民作出的兩大貢獻分不開的。一是，農村為城市建設貢獻了廉價、且征收容易的土地。城市建設用地、重點工程建設用地從村集體手中和從私人手中征收，其征收難度和征地費用的懸殊，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美國是現代化的國家，但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是很少見到高鐵的，為什麼呢？就是征地過程困難，征地費用高昂所緻，這就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證。二是，農村人口為經濟建設提供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人民公社時期，培養了幾代有文化素質的勞動力，五億多進城打工農民為新時期的經濟騰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進城打工，絕大數沒有參加社會養老統籌，勞動時間一般都在十幾個小時，遠超八小時工作制，他們老了幹不動了，相當多的人隻能回村養老，村裡有他們可以居住的房屋，有幾畝可以活命糊口的土地可耕種。從百度百科上查詢到，改革開放前大陸基尼系數為0.16，從2003年起，基尼系數一直在0.479高位上波動運作。而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于這一數值容易出現社會動蕩。大陸基尼系數多年超過了貧富差距警戒線。社會繁榮發展了，可貧富差距卻極顯著地拉大了，其背後是農民辛勤付出沒有得到相應的收入待遇。
雖然農村人口顯著減少，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留在農村種地的多是老弱病殘的弱勞力，但憑借科學技術的進步、化肥大量使用、良種的推廣和流轉土地規模化經營等原因，大陸農業還是獲得連年豐收，多年來基本保障了全國主要農産品的供給。但是，農産品供應形勢越來越嚴重，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2013-2022年的十年間，中國進口食品額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2.3%，2022年中國進口食品總額1396.2億美元，同比增長3.1%；2023年1月13日，海關總署釋出全年糧食進口資料：2022年1-12月，中國累計進口糧食14687.2萬噸，同比降低10.7%。進口金額同比增加10.5%。2022年糧食進口量，占2022年全國糧食總産量（68653萬噸）的21.4%。也就是說，現在大陸21%糧食要靠進口解決。大陸已經成為全球糧食第一進口大國。這就突破了黨中央確定主要糧食生産基本自給的目标。這是很危險的事，一旦大陸農業生産遭遇到重大自然災害，帝國主義以糧食為武器制裁我們，後果不堪想象。
造成大陸農業糧食生産落後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包産到戶使農田分得支離破碎，一家人二十幾畝地，還分成了五六塊。古今中外沒有這種種地法。而且偏遠地區土地出現了嚴重土地撂荒現象，各級政府和鄉村組織對此一直束手無策。是以，家庭小農對土地的占有與采用農業現代化生産方式，産生了巨大的沖突。
（二）村集體經濟空心化、村上司管理薄弱化與建設美麗鄉村的沖突
全國已經建成美麗鄉村的村莊，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一個強有力的村級上司班子、村集體有強大的經濟實力。
而大陸大多數村莊集體經濟處于極其薄弱的狀态，有的村集體經濟還處于空白狀态。多年來，絕大數農村采取的是對集體經濟分光吃盡的辦法，而沒有集體經濟實力為後盾的上司班子，難以有所作為。這是農村存在的一對尖銳的沖突。
（三）農民自主創新精神與官僚僵化管理的沖突
群衆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群衆的首創精神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但是，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的上司就是不支援基層群衆的創新。比如，貴州安順市一位村黨支部書記曾對我說過，他所在的村，由村黨支部出面，做通了全體村民的工作，統一整修了農田，去掉了農田地埂，多出了100多畝土地，村集體要用多出的這100多畝地大做文章，重上集體經濟。但這卻受到縣上司的幹涉，強令将多出的土地按照各戶承包地的面積再量化到農戶。當初，全國采取包産到戶時，雖然并沒有公開下達中央檔案，各級上司卻強令各地一刀切都要分田到戶。像華西村、周家莊等十幾個沒有采取包産到戶的漏網之魚，無例外地都成了全國百強村。在輿論場上，到處都宣揚小崗村18條好漢按紅手印分田的壯舉，卻無視甚至打壓周家莊幾千村民按紅手印要求不分田到戶的義舉。南街村村民在村黨支部的上司下，收回了村民的承包地，重走集體經濟，這與當地黨政上司沒有強行禁止有關，因而大獲成功。全國各地有南街村這樣想法的大有人在，卻沒有南街村幸運了，他們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現在村幹部整天忙碌完成縣鄉政府下達各項任務，填不完的統計報表。村幹部很少有心思謀劃本村的改革發展的事，即使有人根據本村實際情況，提出一點改革想法，如果沒有先例，其上級上司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怕出風險，不支援村幹部的創新。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提出村委會“四權統一”、“三位一體”發展的主張。“四權統一”指農村産權、财權、事權和治權的統一由村委會來行使。“三位一體”指村社經濟發展、社群建設和社群治理的三種職能于一體。農村的事由農民當家做主，而不是由鄉政府越俎代庖管理。比如，有的地方實行村級财務由鄉政府統一管理，村裡每花一分錢，也得鄉上司準許。上司不要有比群衆高明的想法，真正發揮農民群衆的首創精神才能把農村的事情搞好。
（四） 艱巨的脫貧任務與穩定扶貧機制的沖突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大陸從一個底子薄、人口多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工業國，這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偉大成就。但是在農村中卻産生了嚴重的貧困人口。國家統計局釋出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扶貧标準計算，2015年農村貧困人口5575萬人，比上年減少1442萬人。也就是說2014年大陸農村存在7千萬貧困人口，這是一個驚人的資料。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黨上司我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習近平主席講，確定全面小康道路上不漏一戶、不落一人。黨的十八大以來，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打赢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黨中央抽調大批幹部參加農村扶貧工作，2020年的資料，全國扶貧從業人員達到了2000萬。全國範圍開展了扶貧攻堅戰，調動利用了各種社會資源，經過七八年的奮戰，2020年11月23日，黨中央宣布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但是穩定脫貧成果依然是農村中艱巨的工作。
改革開放了，農村為什麼會出現7千萬貧困人口，其産生貧困的社會根源是什麼？值得我們去探讨。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取得成就，是與黨中央選擇市場經濟體制分不開的。但是，市場經濟本質就是優勝劣汰，本性就是嫌貧愛富，拉開人們貧富差距那是必然的結果。但是，黨中央又要帶領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這就是沖突。開展扶貧攻堅就是解決這個沖突的舉措。但是，這是臨時舉措，建立穩固的扶貧機制才是解決村民緻貧的根本。
貧困戶哪朝哪代都有，村民緻貧的原因五花八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杜絕貧困戶的産生。可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雖然農民普遍生活水準不高，但沒有一戶一人日子過不下去。一對夫妻養六七個孩子，一般每個孩子都能上完國小或中學，考上大中專學校自有國家供養。而如今，人們生活水準提高了，國家鼓勵夫妻生育二胎，可大多數人不敢生，因為供養子女念書成家太費錢了，實在是供養不起。人民公社時期，有的家庭主要勞動力得病緻殘，家裡掙不來工分，生産隊照樣供應口糧，享受各種生活待遇，還會受到格外照顧。五保戶的生活更是由生産隊負責到底。在人民公社時期，基本不存在由政府來扶貧的一說，靠集體經濟的力量就解決了。
是以，重建立立激活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壯大了，才有基礎建立起有效的扶貧機制，農村扶貧工作也就自然而然解決了。筆者2018年到山東煙台市，2020年到貴州畢節市調研黨支部上司合作社，發現凡是集體經濟搞得好的村，就不存在需要政府去做幫扶脫貧工作。煙台市搞得好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村裡舉辦了為老人們服務的鄉村大食堂，村裡80歲以上不能做飯的老人、貧困戶、五保戶免費提供一日三餐。對于腿腳不靈便的，由黨員義務送飯上門。
我有一個簡便易行的辦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村扶貧問題。那就是凡是已在城鎮落戶的農民，承包地一律收歸集體。集體對收回來的土地不再分包到每戶村民，而是集體管理，集體自己有經營能力的，可以自己經營，也可整塊地發包給村裡種田大戶，但期限不能太長；或者與外來公司合作經營，至于采取哪種方式，由村民大會上民主做出決定。集體土地上的收入，集體起碼要提留40%，用于村裡包括扶貧救濟等各項公用事業，其餘按照村裡居住人口均分。這種方法公平合理嗎？我認為是最公平合理的。我舉一個例子來進一步說明。假如，村裡有姓張姓王兩對夫妻，他們各有5個子女，大點的孩子都在上學階段，包産到戶到戶時，是以人口多少分承包地的，每人分5畝地，每家分了35畝土地。三十年後兩家狀況是，張姓家庭人聰明，5個孩子通過大專中學校畢業安排，都在城裡就業。而王姓人家孩子念書不行，也沒有其它本事，隻能留在村裡種地。兩家孩子各自成家後，每個孩子都分了5畝承包地。張姓在城裡工作的孩子多在政府部門工作，薪水不錯，也不用種地，但依然合法享受着5畝地的種糧補貼款。而留在村裡的王姓孩子，新組建的小家庭隻有丈夫一人5畝承包地，土地不夠種，隻好向不種地的張家人租地種，一畝水地标準租金是1000元。這樣的結果是，張姓王姓子女收入必然會拉開距離，王姓子女能不掉在貧困隊伍裡嗎？我每每聽到，穩定承包地不變，是給了農民一顆定心丸，使他們種田積極性更高了，心裡不由地發笑，這種政策是保護留在村裡種地農民的利益呢，還是保護在城裡“小地主”的利益？承包地不能變才是最大的不公平。既然村裡的人口70%已經在城裡定居，土地等資源留給在村人來使用，留在村裡的人還會因資源缺乏緻貧嗎？為了保障進城人一旦在城裡混不下去，可以規定返鄉村民在村裡居住，還可以像留村村民一樣繼續分享村集體土地經營的收益就是了。
（五） 鄉村自治與政府管理的沖突
大陸2000多年封建社會有一個傳統，那就是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人民公社時期，講的是人民事業人民辦，公社将修路開渠，建赤腳醫生為主的合作醫療體制，都由農民自己來辦。有的項目是民辦公助，例如鄉醫院、獸醫站和學校。學校裡隻有少量公職老師，大多數老師屬于民辦老師的身份，他們在生産隊裡掙工分，每月享受7元錢的補助。扶危濟困方面的民政工作更是以村集體為主來承擔，集體還承擔着民兵訓練任務。還有一個建勤工制度，就是縣裡從公社生産隊抽調勞動力參加縣裡的修公路之類的勞動，縣裡給出勤社員每天幾毛錢的補助，回生産隊記工分。不過抽調建勤勞工數極少，一個生産隊隔幾年才輪到一個人。
1982年，全國範圍内實行了包産到戶責任制的改革。采取的辦法是能分的都分，能賣的都賣，就怕留下點集體财産讓村幹部謀私，打爛石頭分沙子成為一股潮流。
集體經濟分了個幹淨，但村裡的事還得有人管呀，上邊來人到村裡辦理公務，總得有一個人接待吧，選出來村民小組組長和村委會主任倒黴了，他們名義上有很少補貼，還要由從農民繳納的稅費中通過鄉政府負責返還，他們的家成了下鄉幹部的招待點，管住管吃，村幹部往往忙碌一年，倒貼錢，于是誰也不想當村幹部了。這樣的結果就逼出一個村幹部的工資補貼和村集體開支由縣财政承擔的改革結果，一直執行到現在。這樣帶來的一個不良後果是，吃财政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十羊九牧，财政供養人員是中國曆史上最高的，人民負擔苦不堪言。而且村幹部掙的是政府的工資，他們首先要為政府負責，其次才能考慮到村民的利益。村幹部與群衆的關系遠不像過去那樣密切。
1982年，新修改的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衆自治性組織。1994年民政部下發的關于開展村民自治示範活動的通知，提出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随後頒布的有關鄉村自治内容的法律進一步強化了村民自治的内容。
但是村裡沒有集體經濟，村民自治也隻能是一句空話。舊時代鄉村自治也是有公共财産來維持運轉的，村裡也有公田的存在，如校田、祠堂田、正月鬧玩意田、廟産等。蒙古人不種田，也有公共畜群，其收益用在舉辦那達慕。如今村集體财産分光了，實行村民自治沒有了經濟基礎，自治隻能是空話而已。
村裡的事情靠村民自治管理不了，政府行政職能隻好越位進來，大學生村官、下派第一書記就來到了村裡了。政府管的事越來越寬。村民養的豬，自己不能殺，要到城裡定點屠宰。吉林舒蘭市53歲的農民田某，自己養了一頭豬，腿斷了，自己把豬殺了，自家吃不了那麼多豬肉，把剩下的80多公斤豬肉拉到集市上去賣，結果剛賣了一斤二兩，除去成本也就賺了五毛八，就被市場監督管理局的人抓到了，不但把他剩下的160多斤豬肉沒收，還要罰他10萬元。農民賣菜收入十幾元錢被罰款10萬元之類的報道屢見不鮮。農民在自家院裡蹲在地上吃飯，管理人員也要進來糾正。農業農村部下禁令，不讓農民将沒有發酵的牛羊糞施進地裡，好像農民不懂農家肥要經過漚肥的道理。有的地方不準農民房前屋後點瓜種豆，不準在院裡養雞鴨，農民在瓜田挂一幅宣傳賣瓜的條幅，也是違規。還有農管人員深入到田間地頭，檢查農民有沒有小型農機具的駕駛證。這種政府對農村的強化管理，越來越受到村民的抵制。
二、解決農村問題首先要立足三個出發點
1. 能夠穩定提高農業生産水準；
2. 能夠讓農民特别是在村務農者得到實惠；
3. 能夠實作鄉村社會穩定發展和繁榮。
三、解決農村主要沖突的路徑
解決農村主要社會沖突，目前看來隻有二條路徑：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條是變相實作土地私有化，加快土地向資本手中轉移集中，走美國式資本主義農場道路。兩條路線的鬥争十分地激烈。
首先肯定，美國式資本主義農場生産方式是比大陸家庭小農生産方式先進得很多，農業生産産量産值都比大陸高出了很多，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但是，中美兩國農業生産環境條件和發展曆史有着顯著的不同。美國現代農業是白人用刀槍屠殺印第安人，搶占他們的土地建立的，每個白人家庭擁有上百上千畝土地，而中國是傳統的小農經濟，農家種自己的地或租種地主的家，一般種植規模也就是一家二三十畝地而已。美國多是平原，中國以山地居多，美國農業自然條件比中國優越得多。美國是已經實作了現代化的富國，而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路子才幾十年。是以，大陸不能照搬美國農場方式。但是，農田實作規模化經營這是農業現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國也不能例外，比如現代化農機具隻能在成片的土地上才能使用。本來人民公社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土地集中使用的條件，人民公社時期，水利農田建設取得了極大的進展，農業生産已經向現代化方向發展，可惜由于我們工作中種種失誤，人民公社被迫解散轉制了。（關于人民公社解體的事，本文不做讨論，另寫專門文章）。
如果，我們照搬美國農業的模式，那就得采取土地私有化的政策，通過市場經濟等手段，促使農戶承包地向資本手中轉移集中。這樣做的後果是幾億破産農民必然會流落在城鄉社會角落裡，生活沒有了保障，他們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是以，在中國推行美國式農業道路，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侵犯了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是以，我們要堅決反對走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的道路，堅持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産、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衆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内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
而有股勢力硬是要違背憲法原則，把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中的統的功能抛棄了，推行将村裡沒有能分掉的的集體财産，如機井小型水利工程、電力裝置、農機具都降價折算給社員個人。鍊軌拖拉機也以廢鐵賣了。當初村民承包土地叫作聯産承包責任制，或者叫大包幹責任制，現在的說法已經演變成了分田到戶，村民承包地已經事實上變成了私家财産了。很多土地規模化經營者，已經把流轉到手的土地當作個人私産來對待。而農村農業部更是鼓勵土地經營者将流轉到手的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被李昌平痛責為有人租輛汽車就可向銀行貸款一樣荒唐。2016年，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兩次曝光雲南福建等地，有人用欺騙手段，勾結鄉村幹部，騙取農民的林權證，拿上農民的林權證去銀行抵押貸款，然後跑路。其中一個叫周志品的人隻預付了5萬元，就與農民簽署了辦理20萬畝林權證的協定。一個省被騙走林權證的有幾百萬畝，一畝地林權證的價格通常隻有3元錢。
習近平總書記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福建工作時也曾總結過，他說：“為什麼鄉村集體經濟實力會出現弱化現象呢？我認為，主要是近幾年我們在指導思想上忽視了鄉村集體經濟實力的積累和發展工作。在有關脫貧緻富的宏觀決策中，沒有把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擺到應有的位置。特别是一些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産承包制時，沒有很好地了解統一經營和‘歸大堆’的差別，放松了‘統’這一方面，需要統的沒有統起來，不該分的卻分了，其結果是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有些地方，合作化以來積累起來的集體經濟實力的絕大部分化為烏有，幸存下來的集體經濟實力也失去發展的基礎與動力。同時，政府部門缺乏強有力的行政引導和正确的政策導向。”
違背了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不符合習近平的“三農”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是由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修訂。該法試圖解決家庭小農生産方式的弊端，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方式集中土地，來提高農業生産水準。但是，該法明确規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機關不得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以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集體組織是不能加入合作社的。該法實際上就是鼓勵農村中富裕農戶實作強強聯合，無形中排斥貧困戶的加入。在農村工作中沒有了黨的上司，黨組織不發揮作用，往往是搞不好的，這應該是一個常識。在農村現實社會中，有人成立合作社，就是為了套取國家扶持農業的資金，為了能夠獲得工商稅務部門的農産品免稅發票。
2016年，我調查過我所在縣農民專業合作社運作情況，卓資縣在工商局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有460多家，其中，在地稅局取得稅務登記的為194戶，在國稅局登記的123戶。但真正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成立運轉的合作社隻有一家，這家合作社經營了3年，也破産倒閉了。可以說，在全國範圍來講，農民專業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挂羊頭賣狗肉，名不副實，空殼運轉。當然也有極少數農民專業化合作社搞的不錯，我在貴州畢節市調研時，參加了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社長參加的座談會，那幾個合作社就辦的很成功。其中一個合作社專業生産魔芋，種植加工銷售一條龍，效益很好，周邊村農戶紛紛加入他們的合作社。畢節市百分之百的村成立了黨支部上司的集體合作社，所有貧困戶無條件都加入其中，貧困戶沒有資金入股，政府無償為每一個貧困人口資助1000元入股資金。但該市并不排斥農民專業合作社，鼓勵他們大膽發展。2021年，農村農業部有官員宣稱，大陸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村莊有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好像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成為大陸農業生産的一種主要方式，這是一種嚴重的誇大其詞，誤導了黨中央和全社會。
農村農業部2013年起開展的承包地确權，這是一項非常糟糕的做法。土地确權要求将農民每塊承包地的“四至”都明确記載下來，動用了衛星和大資料中心來确認，每畝土地确權成本是37元。過去村民小組和村委會為了水利工程和村路建設或其它公共事業，可以通過協商與村民來調換承包地，村民之間為了友善種地互相間可以調換土地，農戶之間以二畝差地換一畝好地，這是正常的現象。承包地一确權，這種調換土地就帶有違規的性質了。各地普遍抵制土地确權做法，有的地方提出，土地确權不确地塊，因為人家早已集體耕種了，每戶村民按承包地的畝數分糧分錢就是了，農業農村部好長時間不同意這種做法，全國隻有極少數的地方這樣做了。農村農業部為什麼費錢費勁吃力不讨好地搞承包地确權呢？是受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蠱惑，他們說，隻要土地确權了，農民很快就會把承包地流轉出去，這樣就便于實作土地集中，就可以采用規模經營了。可事實恰恰相反，有的農民拿到了土地确權證，一下子變成了釘子戶，自家承包地荒了也不流轉，我不差那幾個流轉費，我在乎的是那塊是我家的。有的人家就是要把地荒了，再辦成家族墳場。第三次農業普查資料顯示：2016年末，在工商部門注冊的農民合作社總數179萬個，其中，農業普查登記的以農業生産經營或服務為主的農民合作社91萬個；20743萬農業經營戶，其中，398萬規模農業經營戶。全國共有31422萬農業生産經營人員。也就是說，在農村中從事農業生産經營人員有2億多農戶，共有3億1千多萬人從事農業。家庭小農現在還是農村主要生産方式。
大陸改朝換代深層次的根源，就是土地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集中，逐漸被上層官僚階層所壟斷，造成貧民沒有立錐之地，一旦遇到災年，貧民活不下去，就起來造反。新的王朝建立，使土地重新調整一回，曆史就這樣循環輪轉，改朝換代。那種認為，土地确權了，農民很快就會把承包地流轉出去的想法，真是幼稚可笑。更主要的是，他們沒有考慮到村民把承包地流轉出去，貧困人群的心裡的感受，近年各地都有失地農民到承包大戶的田裡撿拾收割機遺漏莊稼果實的現象，甚至發展到半撿半搶的地步，這就是一個可怕的苗頭。共産黨是窮人的黨，一切都應該要從窮人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
與此同時，一些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也在探尋如何才能把各家各戶的土地集中起來，采用現代化農業方式，搞規模化種植經營，來提高農業産量和産值。最先取得大突破的是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
2014年，貴州安順市塘約村遭遇到百年不遇大洪災，房屋倒塌，農田道路沖毀。面對這種嚴重的災情，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帶領全村人重搞集體經濟，獲得了極大成功，被譽為塘約道路。“塘約道路”核心經驗是：在黨支部堅強上司下，把村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塘約村實作的是村社一體，合股聯營；“七權”同确，“一清七統”管理模式。“七權”是指：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小型水利工程産權。塘約村實行“七權”同确合股經營後，凡是村民以前私自開荒土地，亂占集體荒坡地都要退回給村集體。在多占集體土地上建的房屋，村民會上讨論決定，可以按每平米50元交給集體，來取得多占地的使用權。“一清七統”管理内容：“一清”是，集體個人産權厘清了；“七統”是全村土地統一規劃，産品統一種植銷售，資金統一使用管理，村務财務統一核算，幹部統一使用，美麗鄉村統一規劃建設，全村酒席統一辦理。發揮村民自治作用，訂立了“紅九條”等村規民約，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村社生産經營活動分公司和隊來進行，如運輸隊、建築隊、蔬菜種植社、旅遊公司等來進行。
塘約村經營管理不是過去人民公社的工分制，采用的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模式，按照現代生産要素進行利潤配置設定，着重向農民勞動者收入方面傾斜，村裡人在農業集團、建築隊等不同崗位工作，都掙的是工資，比如在建築隊大工師傅一天工資300多元，小工工資100元。一個農婦每個月工作26天，每月最低基本工資2400元。
集體建有固定的利潤提留比例制度。合作社年終結算，扣除生産成本和勞務支出，其純利潤按三三四制再配置設定，即合作社提留30%，作為再生産基金；村委會提留30%，作為村集體公益事業基金；40%按照村民入社土地畝數的數量再配置設定。塘約村村民收入主要有兩大塊，一是勞務性收入，占總收入的80%；财産性收入，占20%，主要是地租收入，合作社按耕地肥瘦好壞付給村民每畝300-700元返租承包地費。但農民與在外打工不同的是，這些企業是屬于村集體所有，村民同時又是村集體的主人，他們有着做主人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就地在合作社裡打工，有穩定的工資收入，合作社反租倒包農民承包地有固定穩定的地租收入，入股承包地還可以從集體經營中得到二次股份分紅。企業經理管理得不好，村民有罷免經理的權利，與在外打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塘約村隻用了三年時間就實作了大翻身，如今已經是貴州省富裕名村了，全國各地前往參觀學習的絡繹不絕。2019年底，集體經濟收入達到638萬元，個人所得達到20136元。2021年，塘約村被黨中央國務院評為脫貧攻堅先進典型。該村先後被評為全國文明村鎮，全省文明村，全省先進黨組織，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國家3A景區等各種榮譽。
有人說，塘約村是政府用錢堆出來的典型，别人學不來。
我手頭有一份來源可靠的統計資料。
2014年塘約村遭受洪災政府救助投入：
（1） 2014年，受災最嚴重的白紙廠需要修進寨路，主要用于買水泥等物質，由樂平鎮鎮政府去付錢買單，花了30萬元，老百姓投工投勞修起。
（2） 2014年，政府發救災資金給36戶農民130人，每人每天補助10元，共補助60天，共計8.28萬元。
（3）2014年政府給受災最嚴重的邱花祥戶建新房（邱花祥夫婦都是殘障人士），花了6.4萬元。
（4）2014年，政府發給塘約村受災農民600公斤大米。
2014年塘約村遭遇特大洪水，政府救助共投入44.68萬元，大米600公斤。
2015和2016兩年政府對塘約災後重建的投入：
（1）2015年，撥給塘約村災民棉衣138件。
（2）2015年，政府給受災嚴重的白紙廠、石頭寨及村委樓周邊房屋維修和立面整治共投入2096.4410萬元。
（3）2015年，村委樓至石頭寨至水泥廠路段的修路及道路改造款38萬元。
（4）2015年，修建一個停車場67.039萬元。
（5）2015年，修文化廣場186.52萬元（其中150萬元為一事一議項目資金，36.52萬元為棚戶區改造項目資金。）
（6）2015年青島對口幫扶資金340萬元，用于建設蔬菜種植大棚。
（7）2016年政府支援農業産業發展資金30萬元，用于采購蓮藕種，發展蓮藕種植。
2015和2016兩年，政府對塘約村災後重建投入的資助共計2748萬元和138件棉衣，其中包括青島對口幫扶的340萬元。
2017年貴州省“六項行動計劃”在塘約村實施項目：
（1）2017年修通組路97.4萬元。
（2）2017年修産業路500萬元。
（3）2017年購垃圾箱3.5萬元。
（4）2017年修通戶路233.4003萬元。
（5）2017年庭院整治442.4295萬元。
（6）2018年各村民組路燈180萬元。
（7）2019年建垃圾轉運站13.0877萬元。
合計：1469.8175萬元。
說明：
1、塘約村的變遷受到全國廣泛關注是因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宏甲著《塘約道路》一書，中央宣傳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召開“塘約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讨會”，《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求是》雜志、中央組織部拍攝的《榜樣》等均給予肯定的報道。《塘約道路》于2016年12月出版，12月10日在京召開新書釋出暨研讨會。
2、2017年，貴州省推行“小康路、小康房、小康水、小康電、小康訊、小康寨”基礎設施建設六項行動計劃，在塘約村實施的項目共計1469.8175萬元。這幾項基礎設施建設，是貴州省所有村寨都享有的普惠政策，是貴州省加強所有村寨基礎建設極其重要的成就。這些項目統一是由塘約村以外的工程隊做的，塘約村本身不經手資金。
2017年政府支援塘約村的農業産業發展建設項目：
（1）2017年羊肚菌種植項目100萬元。
（2）2017年香蔥種植項目98.3萬元。
（3）2017年特色蔬菜産業種植項目70萬元。
（4）2018年南瓜種植項目10萬元。
（5）2018年冷庫建設105萬元。
合計：383.3萬元。
以上統計，主要有3筆資金，分别是救災發展扶持資金2748萬元，其中包括青島對口幫扶資金的340萬元。塘約村當時作為救災村、重點貧困村，和救災表現突出的先進村，政府加上對口幫扶機關共幫扶了2748萬元，這對一個擁有十個自然村的大行政村來說，數額并不大，屬于很正常的資金扶助。内中雖然有建廣場和停車場扶助資金，但這也符合政府對發展鄉村旅遊扶持資助的項目要求。内蒙古當年在農村實作全覆寫十項工程，普遍無償幫扶村裡修建了廣場。基礎設施建設六項行動計劃，在塘約村實施的項目共計1469.8175萬元資金，這是貴州所有村都普惠享受的，施工方和資金管理都是由縣級政府管理，這算不上是對塘約村的特殊照顧。
塘約村2017年争取政府農業産業發展建設5個項目資金383.3萬元。
我在這裡想說一下，大陸各級政府對農業産業發展幫扶資金數量是巨大的，有人對我說，全國一年扶助項目資金一二千萬億以上。但這些資金到不了農民手中，個體農民和村委會對接不了政府扶助資金項目。要由名為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公司來承擔，他們才能承擔政府項目。社會上成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大多數是挂羊頭賣狗肉，并不真正經營。即使正常經營運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也是城鄉資本主宰，強強聯合，很少吸收貧困戶參加，即使貧困戶參加進來，也是沒有多少發言權，沒有利益的保障。政府扶持農業項目資金，有相當數量的資金落入了官商勾結的腐敗黑洞裡了。有新聞報道說，有地方搞農田建設工程，驗收合格，項目實施方把錢領走了，記者去調查，發現就在地裡安的一個水龍頭，下面連管道都沒有，這就是一個具體事例。即使項目真正建好了，受益的也是極少數富裕農民，與多數村民無關。
煙台市牟平區小葦子村是一個146戶的小村莊，他們成立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争取到“土地高标準建設項目”503萬資金。有了這筆資金，一下子将全村建設成美麗富裕的家園，合作社果園收入幾年後要向千萬元目标沖擊。黨支部書記呂曰剛對我說，我們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由民辦合作社改造過來的，原民辦合作社隻有五六個人，我是其中之一。如果我們民辦合作社把503萬資金争取到手，也能把現代化果園建成，但受益的隻是我們幾個人，而如今這503元資金注入到合作社，全村人人有份，而外來入股戶卻無權享受，這就是差別。塘約村利用集體的力量争取到政府扶持農業項目資金走的是正道，保證能把資金利用好，讓全體村民受益。
塘約村真正騰飛起步，關鍵在于有了集體經濟這個内在動力，外來資金幫助隻是外因，外因是通過内因才起的作用。全國各地政府，多有用扶助資金打造當地先進典型的事例，可往往表面風光一陣，就無影無蹤了。
王宏甲在《塘約道路》一書中總結說：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進而創造更好的社會。一個村莊最偉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隻有在不忘初心的黨的上司下，聚全體村民共同發展，舉全村之力直至幫助最後一個貧困者脫貧，才是最大的政績。
随後，塘約道路經驗像星星之火向全國播散，山東煙台首先在市級層面上開花結果。
中共煙台市組織部在2017年學習塘約經驗，因地制宜，大膽創新，開拓進取，大力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21年全市已經有70%的村建起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煙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是村社一體管理，村社是分開的，但村黨支部書記出任合作社理事長，這是制度性的規定。村民以自願形式加入合作社，也有的村民以一部分土地加入合作社，一部分自己經營。合作社采取的是股份合作經營，村民以土地、現金、勞動力、其他财産全部折合成現金，以現金來确定股份的份額。外村人和公司也可申請加入合作社，但外來資金股份一般控制在20%以内，這也符合《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所規定的要求，確定農民在合作社居主導地位。村裡現有的公用土地、水利設施、公共财産、空閑地、荒山等各種資源，折算成現金入股合作社。在建設現代化果園過程中，因為去掉了分地時各家留的地埂，一般能增加8%的土地，增加土地部分也歸村集體所有。政府部門投入到村裡的農業開發項目資金和各種支農資金，也折算成股份，歸村集體所有。是以，實際上村集體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最大股東，黨支部書記出任合作社理事長也就順理成章。合作社的利潤送出積累後，歸合作社成員所有，按股份配置設定。村集體按照股份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歸在冊全村人所有，用于全村公用、公益事業、或者投資其他産業。合作社具體經營按公司制方式管理，比如，果園經營團隊，由會員大會上推選出來的人組成，合作社其他成員參加果園勞動，按日工、月工資或者包工方式結算，也可雇傭外村勞工。年底果園純收入，經營團隊按比例提取管理費用和獎金。煙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充分調動發揮了村民的積極性。我參觀過煙台30多個合作社，大架構基本相同，但各村具體制度是由村民根據村裡的實際情況，由村民在大會上讨論制定的，是以每個合作社各有各的特色，不是形式主義官樣文章。是以煙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越辦越好，健康穩步向前發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來參觀學習。
煙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際上是将土地集體所有權和村民承包經營權捆綁在一起，以村裡土地等資源入股合作企業中，土地按照市場價格折算入股資金，以集體的身份保持住了一個股東地位角色，而且代表了土地出讓方，選擇合作夥伴時出于主動的地位。這就既保護了集體和村民的利益，使他們能參與分享産業創新帶來的豐厚利潤。同時又為資本、技術進農村打開了管道，給公司企業留出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煙台市委組織部于濤部長認為：中國共産黨最大的優勢、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動員群衆、組織群衆，鄉村振興千頭萬緒，但“牛鼻子”是組織振興。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政治就會“空殼”，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加強黨的上司，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一攬子、系統性地解決農村各種問題的總抓手。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實作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是以，煙台市鄉村振興工作是以加強建設村黨支部為突破口，創新提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一模式，充分發揮了黨組織動員組織團結農民群衆的功能，各級組織部門起到了主力軍作用。
煙台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17年搞了11個試點，2018年在百村示範，2019年在千村覆寫，截止2020年8月，煙台建成了2779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占全市村莊的42%，開創性實作了在一個地市級範圍普遍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為新時代農業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
李昌平是全國著名三農專家，他創辦了中國農村鄉建院，以民間專業團隊的方式與當地農村黨委政府合作建設打造新農村，已在全國成功建設了200多個試點，成績斐然。
李昌平“三農”問題研究成果核心理念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村社共同體制度是中國立國之本；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改變農村組織低效，金融無效、産權無效的現狀。将農村資源、資産、資金集約經營起來，産權交易起來，資源變産權，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在村集體共有産權下面實作村民“多權分置，混合共享”的中國特色農村産權模式，使廣大村民真正擁有可靠的财産性收入；黨支部要領辦合作社，堅定地走全體村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村社要内置金融，解決鄉村合作金融無效的問題，增強鄉村的内生發展動力；鄉村振興要有專業團隊來參與。為此，他建立了鄉建院專業團隊直接參與各地鄉村振興建設。鄉建院具體操作方法是：當地黨組織和政府是鄉村改革試驗的上司者，村黨支部和村社共同體是試驗的主導者；村民和社員是試驗的主體，鄉建院專業團隊是試驗的協作者，不能喧賓奪主；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力軍。産權、财權、事權、治權和金融權要回歸行政村，使行政村成為真正有實力、有活力的經濟實體，擁有較強的治理建設鄉村的上司能力，走自主性建設、實作自主性發展的路子，将農村建設成一個美好的共同體家園；合作社要産供銷一條龍經營，利用團隊的力量以批發價購置生産資料和村民的生活用品，降低購置成本。利用團體的優勢，提高所産農産品在市場上的議價權，提高收益；以合作社來整合鄉村土地、山林、河流、空閑地以及村民的住宅地等各種資源，來吸引城裡的投資，打破城鄉流通的壁壘，實作城鄉資源的共享。
李昌平提出的“四權統一”，指農村産權、财權、事權和治權的統一。“三位一體”是指村社經濟發展、社群建設和社群治理的三種職能于一體。将農村打造成有實力、活力的集體經濟共同體。
我參觀過李昌平在内蒙古達拉特旗樹林召合作社試點，現将樹林召模式簡要介紹一下。
樹林召鎮的合作社，可以總結為“一個體系、兩個平台”“三層四級關聯”合作化模式。三層為“上司指導層、主體層、合作層”。一個體系，即“一村”“四社”及聯合社體系。“一村”，指行政村，行政村成立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合作社下設四個部門，也稱四個社，“四社”指：資金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各社單獨經營核算。同時，還在鎮一級建立了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的聯合社。
四級為“戶級、社級、村級、鎮級”，他們逐級入股，互助參股，多點合作，真正發揮出了合作化的優勢。
合作社和聯合社組建完成後，鎮村社三級都要号召廣大農民盡可能多的加入相應的合作社，比如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或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等。如有的農民隻參加消費合作社也是可以的，能夠享受到合作社統一采購農資物資和生活物資的價格優惠。農民個體不再加入聯合社。
兩個平台，即農村産權交易的線上線下平台，線下平台叫樹林召鎮農村産權服務中心，線上平台是鄉建院建立的“鄉村壹家”網站，線上線下互動合作，同步推進。
李昌平認為，黨支部領辦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是特殊法人實體，是土地所有者，其内含部門（資産中心、信用合作部、保險合作部、土地合作部、房宅合作部、購銷合作部、技術部、品牌部……）、企業（全資企業、控股企業）和專業産銷班（專業合作社：如草莓、山藥等專業合作社），統領的是農業經濟大船及大局；如果黨支部領辦的隻是專業合作社，統領的就是農業經濟的小舟，就不可能真正實作鄉村的自治。
塘約村、煙台市和李昌平辦的村社共同體雖然形式上不一緻，各有所長，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如今，學習他們經驗和做法的村已經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外，全國各地還有不少鄉村辦的集體經濟搞得很有特點、很有成功之處，有待總結推廣。
李昌平說，那種鼓吹讓農民把土地全流轉到資本手中，靠吃每畝土地幾十塊上百塊土地流轉費就像想解決貧困問題，是根本不靠譜的，農民失去了生産資料的控制，就失去發展的希望。實踐證明隻有共産黨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黨，貧困地區的農民隻有依靠黨的上司才能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李昌平說，共産黨打江山後，坐江山的基石，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是集體的，才有了村社制度，黨支部才能建在村社上。黨支部建在恒大上，行嗎？為什麼黨支部建在村社上可行呢？因為有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共産黨坐江山的産權基石。
既然土地集體所有，是共産黨江山的基石，無論誰種集體的地，誰都應該是有責任的。為什麼農戶當初種集體的“責任田”現在變成了“自家田”呢？且沒有了任何責任，國家的補貼也跳過集體直接發到農戶的手上。種地無責任、有補貼、長久不變。責任田就變成了福利田、私田。由于30年不變，再延長30年不變，最初平均的“責任”變成了現在極不公平的“福利”，“福利田”變成了農業發展的瘤，變成了基層組織建設的瘤，變成了鄉村社會和諧建設與發展的瘤，變成了鄉村治理的瘤，變成了農村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瘤。
著名學者張捷曾提出一個觀點，應該恢複農村稅和費的征收，他的話引起社會上很多人的誤會。其實張捷的觀點與李昌平是一緻的。在現代社會裡每個組織中，參與人的權利和義務是相統一的，不能隻要利益，不盡義務，如果在組織中不盡義務，這種機制就是培養自私自利的人。至于政府對農村、農業、農民可以有更多的扶持方式，不在于免農業稅費，收回來稅費還可以以更恰當的形式傳回到農村去嘛，扶持三農資金多多益善，但就是不能發在村民個人手中。比如農村醫保，參與人一定要有自己繳費的部分，而不能把政府比對的醫保資金人均發到個人手中一樣的道理。
土地撂荒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實質上是有的官員把承包地當作村民的私産來看待。如果堅持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的原則，支援村集體依規收回村民的撂荒地，村委會把收回來的地以多種形式轉租，即使沒人轉租，也可種上不需多管理的牧草，也是有收益的，哪會出現撂荒地現象。
2016年4月，習總書記在安徽視察時指出，“農村改革不論怎麼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産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是在農村工作中必須守住的底線。
2018年9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們知道巴西地處亞馬孫平原，發展農業生産有着優越的條件。巴西總統盧拉上任伊始，公開講話中提到，巴西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數農場主和跨國資本手中，他們壟斷了巴西農業生産和糧食供給，造成了很多巴西人挨餓沒飯吃，他在總統任上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想改變已經形成的資本壟斷農業的狀況談何容易呀！大陸土地流轉千萬不要出現巴西那種情況。
我們知道在巴西、哥倫比亞等美洲國家，農民發起了無地農民運動，他們對一些撂荒土地實行占領，對農場主的土地部分占領。這是一種和平造反的形式。在印度，印共毛派上司的農民起義，争奪土地耕種。因為，人人要有飯吃，這是最大的人權，是以，他們的行為有其正當合理性。
辛巴維（威）在總統穆加貝的上司下，上世紀八十年代，采用革命的手段，将白人農場主趕走，為無土地耕種的黑人平分了土地。穆加貝當年此舉曾被世界進步人士譽為反帝英雄，然而幾十年過去了，該國農業生産一團糟，人民生活每況日下，2017年，穆加貝被趕下了台。為什麼給黑人平分了土地，農業會搞不好呢？因為，農業增産增收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光調動了農民的種地積極性是遠遠不夠的，特别是喪失了農産品國内外市場是緻命的。
農民對土地流轉到資本手中，他們流轉費用能年年拿到手嗎？承包地轉讓出去，是不是永久喪失了土地承包權、經營權呢？村民對此是有疑慮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流轉土地經營者破産跑路現象太多了。流轉土地經營者一旦跑路，村民地租沒有了，給鄉政府留下了一地雞毛。這種現象在各地都有發生，可以說是司空見慣。農業本是微利的産業，如今流轉土地經營者要承擔過高的地租，很多地方水地一畝标準租金為1000元，地租之高實在可怕，遠比舊社會周扒皮地租要高得多，過高的地租使土地經營者舉步維艱。城裡有很多人到農村租地，并不在乎眼下幾年的收成，而是在乎土地多年後的使用權，期望土地以後會增值。
國内外正反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農業的出路要再組織化。呂新雨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她說：“是以，怎麼樣把土地重新流轉回集體，抵制私有化，把小農重新團結起來，以集體的方式應對市場，并以此承接國家對合作社的支援資金，開辟一條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之路？”“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就在于鄉村振興戰略是否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完成‘産業強、環境美、農民富’，不僅宜居、而且能夠創業的廣闊天地——一個年輕人回得去的鄉村，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民窟問題。”我認為呂新雨的觀點符合習近平“三農”思想，是正确可行的。
我覺得，要落實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首先在于要壯大集體經濟，把土地所有權真正回歸到集體手裡，明确村民對土地隻有承包使用權，而不是占有權。村集體組織以合作社的方式，村民以承包地入股，或者村集體組織采取反租倒包的形式，把村民零散土地整合在一起，經營方式因地制宜，可以以合作社自己來經營、可以與外來資本合作經營、也可以在行政村内或者面向社會公開競标發包出去經營，形式多種多樣，進而實作土地規模化現代化農業生産，中國農業還是大有希望的，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一定會實作的。
參考文獻：
呂新雨 | 鄉村、革命與“中國式現代化”：以全球南方為視角
王宏甲著《塘約道路》《走向鄉村振興》（該書入選中組部評選出來的全國黨員教育教育訓練教材）
李昌平著《村社内置金融與内生發展動力》以及他在網上發表的系列評論
于濤著《組織工作道與行》
智廣俊著《煙台經驗——鄉村振興之路》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