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孩子的遊戲”：一個農場國小的足球教育實驗

在雲南賓川一所隻有220餘名學生的村小，卻在各級足球賽頻頻奪冠。對這群孩子來說，足球不僅是運動，更是照進命運的一道光，他們有機會升入更好的中學，去往更大的世界。(14:16)

傍晚時分，何國成站在學校老球場的球門邊上，雙手抱臂，眉頭緊鎖。

由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組成的足球隊，組織了一次不成功的進攻，以中後衛的鏟斷告終。“壓上壓上，你留那麼多空幹什麼呢？”何國成揮動雙手，向未及時插上的進攻隊員大聲催問。被吼的隊員沒說話，踩了踩角球區小腿高的雜草。

9月底的傍晚，日光變得稀薄。站在這座老舊的球場眺望，蒼山的輪廓影影綽綽，暗紫色的晚霞和橘色的雲盤旋在山頂。球場另一側挨着農場主街，主街剛亮了燈，街上的大小商鋪，大多是場上球員們的父母開的。父母們在店裡等着訓練結束，接孩子回家。

二年級學生在練球。本文圖檔除特殊标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劉浩南 黃之涵 圖

球場所在的雲南省大理州賓川縣國營賓居華僑農場，距離大理古城約65公裡，離賓川縣城有20公裡。農場出産芭樂、沃柑，除了周邊村民和來收購果子的果商，很少有外人來這裡。在日落時分，農場的街道安靜，顯得學校球場特别熱鬧。

在場邊指揮的何國成今年43歲，皮膚黝黑，神情嚴肅。他是國營賓居華僑農場國小（簡稱“賓農完小”，當地涵蓋完整1至6年級的學校稱為“完全國小”）的校長，也時常客串學校足球隊的訓練員。

在老球場旁的人造草皮小球場，低年級的學生正在這裡排隊練習運球動作，學校的國文老師和數學老師努力地維持着隊伍秩序。何國成介紹，這所“大山”裡的學校人手不夠，需要她們幫忙帶帶低年級訓練。

觀衆也是“客串”的。球場邊上圍坐着十多個家長和中老年村民，有時他們并不看向球場，隻拿着水壺和草帽盤腿坐着閑聊說笑，似乎隻想在哨子聲中，度過農活後的一個清涼傍晚。

“我想着多幾個學生能出去，到縣裡（國中）也好，哪裡都好。”何國成說，他轉頭把目光投向球場更遠處：“這是個窮人的遊戲。”

家長在球場外看孩子練球。

農場裡的國小足球隊

何國成也曾是奔跑在這片球場上的學生之一，司職門将的他，少年時在這塊沙石場上撲過不少球。

據《大理白族自治州志》，1962年，國營賓川機械農場改設為國營賓居華僑農場，用于安置東南亞地區的歸國華僑。1962至1978年，從印尼、越南、高棉、馬來西亞等地的歸國華僑2000多人，他們和後代組成了賓居華僑農場，行政上被定為村級機關。

歸國華僑把東南亞街頭足球的習慣，帶到這座地處偏僻的農場。“那個時候不單單是學生哦，連周邊的村民都會來踢球，整個球場上都是老百姓”，何國成說，“慢慢地，我喜歡上足球了。”

賓農完小舊照。

1987年，何國成還在這所鄉村國小就讀時，學校球場是一個土石場，有的地方雜草不規則地叢生，有的地方則土石裸露。任何人隻要下地救球，被碎石刮傷手腳是必然的。

何國成回憶，當時大多數人光着腳，有的穿一雙涼鞋或拖鞋。球是自制的，在輪胎殼裡穿上鐵絲再繞成球狀，或者給豬尿泡充氣後填進稻草。這所涵蓋國小到高中的鄉村學校，隻有兩個正經足球，這兩個球是學校“寶藏”，總被初高中生占據，隻有運動會才會輪到國小生們用。

大理日曬猛烈，等日光斂去，傍晚才是足球黃金時間。那時候放學了就沒壓力了，何國成和夥伴們留下來踢一個多小時，踢到盡興了，天就黑了。”在何國成回憶裡，農場生活是窮苦的，足球是快樂的，兩種體驗是重疊的。

賓農完小在地理上是邊緣的，在當地教育體系中也是如此。“以前賓農完小屬于那種可有可無的國小。”賓農完小畢業生、足球教練楊志堅談到母校時坦言，“這裡面的老師，可能（在）别的國小是排擠（淘汰）的老師，就給你配置設定到這裡來。”

時至今日，學校唯一的教學樓樓齡已有40多年，何國成稱之為“本地最老的樓”，樓梯和走廊的牆面多處剝落，教室的天花闆也坑坑窪窪。

70年代末，由聯合國難民署捐贈建造的教學樓。

從農場學校畢業，何國成和農場裡很多上進的年輕人一樣渴望成功，帶着對“成功”的模糊概念，收拾行李離開家鄉。他到州裡讀師範專業，畢業後按部就班當了老師，又被派到鄰縣當了一所鄉村國小的校長。

接到調任回鄉的邀約電話之前，何國成當了6年鄉村國小校長。他知道在賓川縣之外，還有很多和母校條件類似的鄉村國小，甚至條件更差，“我之前的那個學校，把球踢到（山）下面，要走兩個小時撿回來。”當時的他未曾想過，足球與鄉村教育之間能有什麼聯系。

那是2018年，在賓川縣分管體育事務的局長、也是老同學給何國成打電話。老同學在電話稱，賓川有足球底蘊，何國成是當地人，會踢足球，也當了幾年的校長，對學校的管理有一定的經驗。局裡希望他回去，把賓川“校園足球事業”給它做起來。

何國成挂了電話，想了一整天。

“我覺得能為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母校盡一點力量。第二，本來這個事情（足球）也是我喜歡的。”何國成決定接過賓農完小校長的職位，回到他曾奮力走出的大山，回了農場。

何國成在六年級上課。

更早受到“上司”遊說的，是賓農完小的體育老師楊濤。今年57歲的楊濤，在賓農完小當了33年體育老師。

體校畢業的楊濤，1990年開始在這所學校任教。那個時候，體育課教學任務輕，每天練練引體向上、仰卧起坐、50米跑等基礎體能。楊濤覺得很沒意思，體育對孩子來說，應該是更有趣的、更有意義的。

他在課餘時間開始帶學生練足球，何國成就是當時的學生。在楊濤的體育課上，他學會了基礎的足球戰術。從此，賓農完小的球場上不再隻有學生自己的快樂亂踢，開始有了些戰術配合。

學生來了又走，楊濤沒太奢望一個體育老師對一所鄉村國小有什麼巨大意義——大家都愛足球，踢着玩，有時冒出不錯的足球苗子，看着他們冒出，再看着他們早早畢業，出去打工。成為成年人的足球少年少女們，畢業後幾乎和足球再無關系。

2016年底，大理州足協主席找到楊濤，談起全國熱推“校園足球”，把足球納入學校建設高度，也籠統談到，各地會有一些政策扶持，問他有沒有參與的想法。

早在2015年，“校園足球”的政策由上而下開始推廣。2015年7月，教育部聯合六部門下發紅頭檔案《關于加快發展青少年校園足球的實施意見》，内容包括整體推進青少年校園足球發展、提升校園足球運動發展的科學化水準、建立校園足球競賽體系等。《實施意見》提到，這一政策的是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舉措，是夯實足球人才根基、提高足球發展水準和成就中國足球夢想的基礎工程。根據《實施意見》，截至2025年，中國将建成5萬所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重點建設200個高等學校高水準足球運動隊。

“校園足球”的政策大風吹到全國各地中國小，也吹進在賓農完小的老舊球場。

楊濤希望把體育課變得“有意思”，“校園足球”是個機會。但是“政策扶持”具體指什麼？搞“校園足球”的資金和物資哪裡出？州裡沒給确切保證。考慮了一周，楊濤決定先抓住機會，答應了再說。

兩周後，大理州政府從業人員就在學校門口挂了塊牌子，牌子上寫着“全國校園足球特色學校”。楊濤挑了十多個愛踢球、有韌性的孩子，賓農完小第一支正式足球隊就此成立。

楊濤在帶一年級學生訓練。

“踢球有什麼出路”

現在，楊濤手機裡面存了600多個家長的号碼，他不時打電話監督和追蹤學生練球情況。回憶起“校園足球”政策剛推廣時，招募隊員是個難題。“當時我是求他們來訓練，我們動員小孩（來練球），我真的跑了太多家了。我跑到他們家求家長，求爺爺奶奶，說你把小孩送來，我幫你好好地管，讀書你放心。”把“校園足球”作為長期項目推進時，楊濤才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按照當地小升初制度，賓農完國小生升學是按片區劃分的，隻能分派到鎮上兩所國中。農場裡的孩子想讀縣城國中幾乎不可能，更談不上去更發達的地區上學。

楊濤朋友多、門路廣，縣裡的國中、高中也要搞“校園足球”的消息傳到他這裡，給了他不小的觸動。楊濤覺得，拓寬升學出路可能是個說服家長的辦法。他想厚着臉皮往州裡條件好的國中跑一跑，或許下關四中、下關一中也需要好的足球苗子呢？

2018年，何國成被調任回賓農完小做校長，往後的三四年，他和楊濤像推銷員一樣往周邊的國中跑，把應屆的足球特長生，往賓川縣和周邊城鎮條件較好的國中推薦。“有的（國中校長）臉色很難看的，有的人家根本不屑一顧，連水都不倒，給你客都不客氣。”楊濤回憶起當時遇到的幾張冷面，還有些氣憤。

家長的說服也不好做。大理冬季氣溫低至5攝氏度，何國成發現，每到冬季，來練球的學生就少了大半，其中包括隊裡的主力球員。有學生告訴何國成，不是他們不想踢，是家長心疼不讓他們來。另外，球場上的砂石常讓隊員們手腳劃傷，孩子老帶着傷回家，家長也覺得為了踢個球不值得。他們不希望孩子從學業裡分出精力到一項體育活動中。

開學前，家長幫忙給球場除草。受訪者供圖

教練能做的不多，隻有把能堅持下來的隊員們留住。不管來多少人，五點半足球訓練課雷打不動，基礎訓練後，踢高強度的對抗賽；全校師生隔天集體跳一次足球課間操，營造校内足球氛圍，希望吸引原來對足球不感興趣的學生“入坑”；讓隊員們在球場白牆寫智語，歪歪扭扭的字記錄下球員們的練球心得和心願，何國成很滿意這些走心的智語，他最喜歡的一句是“人生就是一場足球賽”。

大課間，學生在練習足球操。

隊員們在白牆上寫的智語：人生就是一場足球賽，你要做的就是用力射門。

楊濤每天電話不停，給全國各地做生意的朋友逐一撥電話，讓他們幫個忙贊助球隊的訓練裝置，把足球、球網、球服一個一個贊助談下來。聽到是國小足球隊缺物資，當地果園老闆也樂于賣這個面子，于是學生五顔六色的新球服背後，印上了當地果業公司的名字。

2016年，賓農完小足球隊剛開始參加正式比賽的時候，最小的隊員才三年級，有的愛哭鬧，有的習慣了農場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分場合玩耍。楊濤覺得既然是支正式球隊了，就不能像過去一樣“放養”，球要踢好就得“講規矩”。楊濤想了很多要灌輸給小孩的東西，頑強的精神、勤儉節約的習慣、不能說髒話、成績要好。懲戒手段也很簡單，“不守規矩就不讓你踢”，成效顯著。

訓練課上，小球場被一分為二。一到三年級的隊員在小球場南側列隊做基礎動作訓練，身高最低的隊員膝蓋隻略高過足球，還是費力擺動小腿盤帶“巨大”的足球，跑了一圈又一圈。四到五年級的隊員在小球場北側做專項訓練，動作重複枯燥，帶隊教練楊志堅的哨聲響亮嚴肅，逼着隊員們高度投入到每個動作裡。

3年下來，隊伍裡年紀最小的隊員也成了高年級隊員，紀律性也立起來了。無論男隊女隊，無論輸和赢都還是愛哭，但完場以後再哭，已是隊裡的鐵律。

一年級學生在練習，障礙樁是楊濤要來的廢棄的交通錐。

2019年，賓農完小足球隊從鎮級比賽打到大理州級，又一路“殺”到雲南省省級比賽，最終爆冷奪下雲南省青少年校園足球女子乙組比賽冠軍。“我們孩子在場上拼啊，那個韌勁。城裡的小孩戰術比我們好，但他們都怕碰到我們。”楊志堅總結奪冠經驗時稱。

這是小農場裡的大新聞。球隊奪冠後，校門口熙熙攘攘，學生家長跑來獻花、放鞭炮，歡迎冠軍師生們凱旋。熱烈慶祝的視訊被拍下來，在短視訊平台刷到本地熱榜前列，成了當地一件轟動事兒。

“逆襲”奪冠，也給了楊濤和何國成直面國中校長的底氣。“我說我們小孩子就這樣在蹇街、在州城（鎮）讀書是不行。結果下關四中，很好的一所中學就願意接受我們的小孩。”楊濤回憶道，“心裡面都高興，當時轟動整個場，我們的小孩終于能到州裡面去讀書，當時就去了16個。”

楊濤還收到一條雲南師大附中發來的邀約資訊，這所位于昆明的省重點學校上司，也想見見賓農完小的冠軍小球員。楊濤趕緊把消息告訴家長，帶着有意向的學生去昆明，“我帶小孩去師大附中，後來還考中了一個。那個孩子現在是師大附中女足隊隊長。”這是賓農完小第一個通過足球特長招生項目走出農場，入讀省重點國中的學生。

教師辦公室擺着教練和優秀隊員照片。左圖中，何國成（左二）、楊濤（右二）。

“看到這小孩那麼拼命，那麼頑強，給家長很大的震動。我們小孩踢球不僅不影響學習，還讀書好，守規矩，逐漸才引起我們本地家長的重視。”楊濤描述家長心态轉變，“其中就有一點（升學）吸引力，家長最願意支援。”

州重點、省重點國中的大門，有些意外地緩緩開了一條縫，這是“推銷二人組”原來想都不敢想的。楊濤現在覺得很慶幸，那幾年“拉下老臉”去跑動是值得的：“我們在一個偏遠的縣，在一個偏遠的山區，畢竟教學資源是比較貧困的。”

教師辦公室擺了一牆的足球隊榮譽證書和獎牌。

偶然的教練

“畫大餅，濤哥給我畫的一張大餅啊。”今年47歲的楊志堅感歎，2017年做的一個重大人生決定，是來自老教練楊濤的“忽悠”。

楊志堅對小乙組的兩位門将進行訓練。

30多年前，飛奔在老舊球場上的足球少年楊志堅，正是教練楊濤提到過的“苗子”。在一個足球都難尋的年月裡，楊志堅從農場國小球隊脫穎而出，一畢業就被大理州的體校選上。

憑借良好的身體素質和技術，楊志堅一直在大理州體校踢到初三，臨近國中畢業，他開始覺得繼續踢下去意思不大，家長也覺得他應該認真讀書，找個好出路。楊志堅回憶：“剛好遇上體育師範開始招生，就讀了師範。我覺得當個教練也不錯。”

1995年，楊志堅從體校畢業，鄉村學校體育老師每個月不到300塊的工資，讓他犯了難，“那時候覺得沒意思，不想幹。”楊志堅“就要到城裡去”。

從房地産到商場管理，楊志堅在昆明輾轉幹了幾個行業。他意識到，城裡的快節奏生活不一定适合自己。2004年，楊志堅回到大理，開始做果園生意，也嘗試和朋友合夥開客棧。足球仍是楊志堅生活裡不那麼現實的一面。隻要果園活兒不太忙的時候，楊志堅總跑去下關鎮和大理市裡的球隊打業餘比賽。楊志堅得了個評價——“球瘾大”。

楊志堅想不起來“校園足球”的風具體怎麼卷起的，他隻記得2017年開始，啟蒙教練楊濤越來越頻繁地在社交媒體發帶隊訓練、比賽的視訊，“我覺得這挺好，又把（農場）傳統搞起來了。“

2017年的6月份，賓農完小要參加一次大理州的校園足球比賽，學校事務多，楊濤拜托楊志堅幫忙帶男隊訓練，開始時說是“瞎練一下”。楊志堅卻發現，他很喜歡和球員們待在一起。這一次的臨時教練當完，楊志堅心裡一度被壓制的足球火苗又被撩起。

“又被忽悠了。後來那次比賽結束，我幹脆就離開客棧了。”楊志堅決定回農場專心搞果園生意，友善在賓農完小帶隊。

楊志堅以為在賓農完小帶隊會有點收入，對收入的預期不高，“業餘球隊裡的隊友，有時也去下關鎮上的學校帶隊訓練，聽隊友們說，學校把他們當作代課老師，會給點課時費。

帶了一段時間訓練課，楊志堅就意識到自己想多了。賓農完小并沒有經濟餘裕和支付程式，去承擔一個足球教練的課時費支出。

和小隊員們的每日相處，多少算作楊志堅的“補貼”。“你一到5點半（訓練時間），已經形成一個條件反射了。一進到學校，（生活裡）的煩惱和亂七八糟的事你就抛到一邊了。兩個小時，不會想這些（煩惱）事情。”楊志堅笑稱。

“光說奉獻太大了，我也覺得有點像在喊口号了。”楊志堅認為，“之前我（對義務帶訓）也有過思想的一些情緒波動。但是總的來說，其實我享受更多的是快樂，這個是我得到的東西。”

半遊離在學校管理體系之外，有時也有好處。楊志堅回憶，隊員們最開心的事，是他悄悄帶他們到超市買零食，“還不能全部帶，要分批。今天答應帶這三個，明天又答應帶那三個。”楊志堅語氣明顯歡快起來。

小隊員喜歡吃燒烤，楊志堅覺得比賽期間不能吃，萬一上火生病了影響戰鬥力，否決了好幾次。實在纏不過隊員們，最後一天比賽結束，楊志堅沒跟隊員們提起這事，自己悄悄出去宵夜攤買了燒烤帶回宿舍。“那時候太開心了。”楊志堅邊回憶，邊笑出聲。

三年前，楊志堅的女兒多多也入讀賓農完小。在楊志堅意料之内，女兒也很快愛上足球，還成了女隊核心。楊志堅又多了一個理由義務帶訓，“意味着她肯定也要打比賽的。那麼從自己的私欲來說，順便培養自己的小孩。”

楊志堅說，自己的父母、哥哥、熟人都不支援他義務帶訓，“說我傻得很。”他回憶起，自己和賓農完小的關系是偶然的：“我是農場的，學校在家門口，我有這個愛好，特别有情懷，然後我剛好又有這個資格（教練證）。”這樣的許多偶然疊加，改變了他和孩子們的人生。

楊志堅在教師節收到的花。

足球之外的東西

何國成想集結全校師生力量推行“校園足球”，首先，來自校内的阻力就是文化課老師，他們的理由是，學生精力是有限的。

何國成想了個辦法，把“做作業困難戶”學生喊來，老師和教練看着他把作業做完，做完了才去允許踢球。“誰作業沒做完，我給他停訓。想踢都不準踢。”楊濤的态度也很決絕。

在農場的足球氣氛下不讓踢球，對賓農完小的學生來說是折磨人的“重刑”。為了能上場，學生們再沒膽子拿練球當不做作業的借口，文化課老師自然樂于加入這個行列。老師們的齊心，還幫何國成補了人力的缺——文化課老師加入訓練，幫帶低年級孩子們。

何國成回憶，傍晚的訓練課上常有這樣的奇景：國文老師穿着高跟鞋快步穿梭在隊伍中，整頓球隊紀律，例如“逮住”頑皮球員拉回隊列，勒令站好。全校220多名學生裡，能每日堅持練球的有近100名，文化課老師們的幫忙，讓兩個教練得以在近100個學生中騰出手來，教點專業知識和技巧。

數學老師肖勇（左）和國文老師汪敏（右）在帶課後訓練。

作為管理者，何國成樂于見到學生在場上把“電力”耗光。他意外發現，學生在球場跑動得足夠累，愛打架的同學連架都懶得打了。

楊濤則更關注學生的身體素質，聽到好幾次家長說，加入足球隊後，小孩感冒少、身體強壯，這讓楊濤有了職業滿足感。

學生們在晨跑。

足球強調的紀律性、比賽失利的挫折、赢球的團結感，也錘煉了這群農村的孩子。“都是長期訓練，潛移默化的。”楊濤羅列出一串他眼前這群踢球小孩的特質，“剛毅頑強、守規矩、抗挫折、懂禮貌。”

帶隊比賽次數最多的楊志堅也有同感，“足球就是最好的挫折教育，比賽有輸赢，一開始可能小女孩摔跤哭了。摔慣了，她不哭了是吧？她不怕疼，她就越來越勇敢。”

小乙組門将施單言在練習。

比賽看多了，楊志堅有個細緻的觀察。城裡學校的小隊員們技術底子更好，比賽時不怕對手玩戰術，但最怕碰到賓農完小這樣的鄉村國小——逼搶兇狠，先失球也能追回來。

當賓農完小遇上更落後地區的鄉村國小，角色就會反過來。看着賓農完小的球員被熟悉的“拼勁”打蒙了，讓楊志堅很感歎。

足球本身是純粹的，孩子也是純粹的。在賓農完小的比賽錄像裡，小隊員們赢球也哭，輸球也哭。楊志堅也想讓自己純粹一些，不想再去想什麼比賽成績、課時補貼的事。即使“校園足球”的目标無法實作，“足球讓孩子們開心了，這6年會讓他們充滿回憶。”這是楊志堅想在這裡守住的東西。

“再想想辦法”

據2015年教育部釋出的《實施意見》，2025年将在全國建成5萬所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而據2022年8月教育部釋出的《關于公布2021年度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試點縣（區）、“滿天星”訓練營、改革試驗區和全國足球特色幼稚園名單的通知》，教育部認定并命名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隻有2038所。

距離《實施意見》的規劃時間還剩2年，“5萬所”和“2038所”的數量差距仍然巨大。“校園足球”這個概念，在政策大風吹過8年後，已甚少被公衆提及。

賓農完小的這場足球教育試驗也來到第7年，校長何國成不清楚太長遠的未來。兩個常駐教練不是永遠“常駐”，楊志堅的女兒多多從賓農完小畢業之後，他可能就不會再“義務帶隊”了。他的缺誰來填？何國成還不知道。

每個老師都身兼多個工作，何國成就同時打着校長、社會科學老師和球隊教練三份“工”，時常心力交瘁。師資不足是學校的長期問題，他盼着更多的學生能走出農場，成為人才，在外面的世界過更精彩的生活。有時他又盼着有學生能再走回來，“這麼多學生，或許有那麼幾個願意回來（任教）呢。”

在何國成看來，地域的差别、經濟的差别導緻教育資源的不平衡，這比球場背後的蒼山更難以撼動，不是一個鄉村學校校長能挂心的事。鄉村國小校長們能做的，隻有在此大前提下“再想想辦法”。“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能去縮小（教育資源的差距）。”何國成說話時，眼睛仍在追逐場上拼搶的隊員。

近3年來，每年的上半學期，六年級的主力球員就被縣城或州裡的國中“預定”，畢業後通過足球特招管道入讀更好的國中。今年六年級共有33名學生，已經被特招的約10名，這個數字鼓勵着何國成。他希望這個數字能更多一些。

傍晚的訓練結束，隊員們能從父母手中拿到手機，聚在一起看遊戲和足球相關的視訊。隊員喜歡看西甲的皇家馬德裡和巴塞羅那比賽錄播，也有隊員提起，在短視訊裡看到過北京上海的市民足球場，好奇場邊的大燈這麼亮是否刺眼，也好奇城裡的球場為啥大晚上才開始熱鬧。

“你們小時候的學校，都不踢球的嗎？”小隊員們對外地來的記者充滿好奇，在他們的了解裡，每一所國小都是天天踢球的。足球成為他們的日常，有隊員們說原本很自卑，沒有朋友，靠練球打上主力，也打出了自信；有隊員因為足球有了第一個理想職業——要當上足球教練。

刷足球視訊的間隙裡，男隊的兩名隊員和女隊的一名隊員有些害羞地說，想加盟皇家馬德裡和巴塞羅那，去英超的曼城也不錯。

孩子們在牆上寫的智語：向前跑，别回頭。

鄉村國小是否可能成為職業足球最基礎的培養地？何國成堅決地搖頭，“這（鄉村國小的‘校園足球’）是窮人的遊戲。我不排除有特别好的苗子去職業俱樂部，但那太少了。”

人們都喜歡逆襲的故事，近兩年來，有網際網路平台和公益機構關注到賓農完小的故事，和學校談了深度合作。自今年上半年，一批新的足球訓練器材被運到學校，部分替代了易損壞的自制訓練器材。更珍貴的是師資，有教育公益機構派了四名支教老師到賓農完小，文化課和足球訓練都暫時多了一些人力保證，賓農完小也是以有了建校以來的第一位英語老師。

器材庫“變富了”，管器材的楊濤很開心，開心裡又夾着新的擔心。大理日光太強，每到午後，日光把小球場的膠地闆曬得軟化，能把人的鞋底粘住。“這樣曬法，不出一年球場（地闆）又壞了。”楊濤很心疼，總想着能不能籌錢給小球場修個房頂，是不是又要出去“推銷”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