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阿姨們想象着法國織的毛線比基尼，真的到了法國
（受訪者提供/圖）
2023年秋，胡尹萍到了巴黎，參加Paris Internationale藝博會（國際巴黎藝術博覽會），這是她第三次為小芳藝術項目到法國布展。這次帶的作品是毛線織的比基尼，來自她長大的四川小鎮的阿姨們。2015年以來，胡尹萍以虛構的法國公司代理人“小芳”的名義，向她的母親和家鄉阿姨們定制毛線織物産品。如今，阿姨們想象着法國的一片海洋織出來的毛線比基尼，終于到了巴黎。
這座四川小鎮上，“法國公司”是阿姨們的想象源頭。她們在小芳基地自選毛線，以綠色居多，一開始織的是形态各異的帽子，它們出現在香榭麗舍大道的展廳、美國反特朗普大遊行的現場、愛爾蘭“綠帽子節”……後來織品形态越來越豐富：“髒話沖擊波”（把想罵壞人的髒話織出來），豬肉鋪阿姨織的“豬大腸”，每家每戶織的各自家庭的旗幟，還有面對危險時保護家人的毛織“香蕉皮”、“狗”、“仙人掌”……在農忙和帶孩子的間隙，這些阿姨用毛線織着她們對生活的了解。
“雪白的鴿子”巴黎比基尼展（受訪者提供/圖）
“見好就收。”2016年，胡尹萍在北京箭廠空間完成小芳藝術項目的首次帽子展覽後，有朋友擔心項目太賠錢，這樣勸她。胡尹萍碩士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的雕塑系，用“喬小幻”這個商業雕塑藝術家身份賣出的雕塑收入，來補貼小芳的制作。而這一切的最初原因是她想收藏母親的時間。
2015年，胡尹萍回四川老家，看到母親一年的時間被兩大包帽子打包，被低廉的價格收購。她想購買母親的帽子，被母親拒絕。回北京後，她找了一位朋友扮演“小芳”，并為“小芳”編造出“某法國公司中國CEO”的身份，由“小芳”出面以較高價格收購母親的帽子，請她随心所欲地織帽子。
然而小鎮沒有秘密，鎮上的阿姨們找到胡尹萍的母親，也想加入小芳項目的制作。在1990年代，剿絲一度是鎮上阿姨賺錢養家的管道，在經曆國營剿絲廠的集體下崗後，這些阿姨大多成了被淘汰的城市剩餘勞動力，如今織毛線是她們打發時間和賺零花錢的方式。
現在小芳項目擴充到五十多位織毛線的阿姨，有《小芳》《雪白的鴿子》《安全感》《聯合國》《标準配置》等五個階段不同年份的命題創作。創作的背後是藝術家的複雜工作。而與胡尹萍創造的工作烏托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藝術家所面對的殘酷的、明碼标價的藝術市場。直到現在，阿姨們依然不知道這個“法國公司”的來源。
胡尹萍（受訪者提供/圖）
以下是胡尹萍的講述：
阿姨很開心，藝術家很累
每次到巴黎布展我都會比較開心，因為小芳這個項目本身跟法國比較有淵源。每次有項目，我們跟阿姨說的都是法國公司需要訂單，邀請阿姨們制作，再支付相應的費用，這個法國公司一直存在于阿姨們的心裡。一開始在制作時，我們對阿姨說法國有一個沙灘，我們要在海灘上做毛線比基尼秀，她們就想象一片海灘，為自己和家人做一套毛線比基尼。
小芳在國際上有挺多這樣的交流和工作，這次法國的展覽面向的是更專業的藝術人士，對應着大量的策展人和美術館負責人。我也希望小芳進入一個更深入、更國際的交流和對話。對大衆來說，小芳可能是一個相對溫暖的故事，但對我來說它是很具體的工作。在阿姨背後，是我們整個團隊非常嚴謹和專業的工作。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任何方式進入和認識這件作品，但它本身是當代藝術作品的底色。
阿姨們的針織作品都放在我的倉庫，在北京周邊一個村子裡。阿姨們都是很開心的，但是藝術家比較辛苦。小芳團隊六個人需要處理大量具體而瑣碎的工作。阿姨們不管的，她們織的時間是不固定的，線是自己選好領回家做、從中獲得一些費用，不管是掙錢也好，打發時間也罷，或者是所謂“思考”也行。
剛才給你打電話前，我在跟美術館對接這次展覽的運輸和貨單，要整合阿姨的所有工作，需要做一些非常具體和嚴肅的工作，實際上工作量蠻大的。
對于小芳的項目，經濟撐不下去的時候太多了，養小芳每年要花挺多錢的，會靠賣“喬小幻”的雕塑來養活小芳，但去年開始有點持平的意思了。去年小芳在上海做完展覽，可能很多人對小芳認識也多了一點，去年居然盈利了800塊，如果能自循環就不用再去養它了。
現在小芳做新的項目是在南京一家商場開小芳銀行。小芳的作品本身具有極強的公衆性，除了在美術館和畫廊的展覽對話，它在面對真正的大衆時有什麼回報和可能性，對我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美術館和畫廊面對的人群實際上是經過篩選的，但在商場裡面對的是真正的大衆和現實，沒有保溫箱的保護。這家銀行的概念是，我希望未來的銀行是毛線做的，我希望未來的貨币也是毛線做的，我希望未來的武器也是毛線做的。
上世紀90年代前，整個社會物質匮乏，毛線作為阿姨們的手藝，可以讓家人吃飽穿暖，而現在毛線的價值已經發生了變化。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多人在織毛線？去年在上海辦展時，一些人對我說，他們在疫情期間會做大量針織。小小的織物實際上能帶給你很多驚喜和回饋，因為手工本身就是帶有治愈屬性的，你用時間交換的是一個物，這是一個最原始的勞動力的交換。
在小芳的展覽中，我碰到一個女孩，她在懷孕時想象着肚子裡的孩子，為孩子織鞋子和衣服。我遇到一位駐華外交官，她在新冠疫情期間做一些毛線織物。她認為自己做了一個醜醜的老鼠、做了一個醜醜的小蛇，這位滿頭銀發的女士說起自己的織物時，腼腆得像一個小姑娘，我太喜歡她做的這些東西了，也能感受到她内心的那種溫暖和治愈。
小芳的帽子是終身保修的，我不希望帽子買回去以後，破了一個洞，你就把它扔了，這樣對手工勞動是很可惜的。小芳之後不管是做什麼項目，永遠包含着“補洞”的功能，我們也會向周圍社群免費開放補洞，希望能形成這種社群性。不是一個東西壞了一點，我們就扔掉了。我覺得遺棄這個事情大家都幹得太多了。
編織比基尼的阿姨（受訪者提供/圖）
城市的剩餘勞動力，鎮上的剩餘時間
為了保護視力，我給我母親的毛線大部分都是綠色的。因為綠帽子在中國的語境裡寓意并不好，阿姨們拿綠毛線織各種帽子時，還是有些質疑。後來VICE（美國的一家新媒體）要給小芳藝術項目做采訪，幫忙找了買綠帽子地方——愛爾蘭的聖帕特裡克節，這個節日的的傳統顔色就是綠色，給我們訂了好多綠帽子。
在愛爾蘭，這些人戴着帽子參加節日集會，阿姨們看到那些現場照片也很高興。同一個東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意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希望讓阿姨們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很豐富的。但她們能開心地去做自由的選擇，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2015年我回老家，近鄉情怯。因為回家次數很少，我想知道母親平時在做什麼呢？當她把兩大包手織帽子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才知道，噢，她原來這一年織了這兩大包東西，被别人廉價收購走。而且原材料太傷手，線非常硬，又極度粗糙。做針織的愉悅感和幸福感她是沒有的，她隻是打發時間，僅剩這一個理由。
我覺得還不如我自己來收呢，但我母親不讓，我就請朋友幫我扮演法國公司“小芳”，約她做帽子，随她怎麼做。2015年微信還沒這麼普及，我母親在老家也用不上微信，但因為要和“小芳”對接工作，微信成了她必須要掌握的工作技能。因為工作，她學會了上網、寄快遞，以前快遞上都是寫我父親的名字，因為“小芳”，後來寄快遞時她在快遞上都是寫自己的名字。
“小芳宇宙銀行”南京展覽現場（受訪者提供/圖）
其實我們對參與小芳項目的阿姨做過調研，她們幾乎都是被淘汰的城市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女性55歲之後很容易被淘汰。在城裡當送貨員、保潔，到一定年齡，哪怕你是有多年經驗的保姆，恐怕55歲以後也極難在大城市找到工作，這就是城市化程序中這群阿姨面臨的問題。阿姨們差不多五十多歲就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返鄉，為自己的孩子帶孩子，經濟條件好一點的開小賣部，空閑時間就拿毛線織東西、賺零用，在鎮上是很常見的。
自從“小芳”出現後，阿姨們就不給别的地方織東西了。其實阿姨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情，有些阿姨在農忙時肯定顧不上做我們的東西了，一年就幾次插秧、收割，中間有很長的閑置時間，有些阿姨在家帶孩子，孩子上學後就是閑置時間。還有些阿姨有自己的小店，沒生意時她就可以做小芳的事。小芳實際上是填充着阿姨們的剩餘時間。
在小芳的第三個階段《安全感》，豬肉鋪的阿姨一開始想象不到要織什麼。我們會一點一點引導她，在她最忙的時候，小芳給她打電話，“如果此時此刻有人要把你的豬肉鋪給搶了，你會用什麼樣的武器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她手裡正拿一坨大腸，說如要搶我的話，我拿大腸扔死他。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反應。到她不忙的時候，我們會把她自己說的話重複給她，鼓勵她織這個。
關于小芳，大家都在讨論阿姨的想象力，實際上是藝術家的想象力在支撐着她們的工作。阿姨們是沒有想象力的群體，但她們可以被引導，她們要做的就是面對真實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每次其實我都知道她們在做什麼，但看到做出來的東西時仍然很驚喜。
最開始，小芳在周末給我送來我母親做的那些帽子包裹，每次打開包裹我都特别多驚喜，這種驚喜還不重複，我在和我母親無比熟悉的情況下，突然發現她有個我不知道的技能，我知道她永遠在做帽子，但不知道她花裡胡哨亂七八糟做了那麼多好玩東西。
阿姨們依然不知道小芳背後的事情，實際上她們知不知道也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她們也沒那麼在乎這個事情，隻是我不想讓我母親知道。前段時間我母親到北京待了将近兩個月，我們就把整個工作室的織物全部清空，沒留一根毛線。我母親玩一個星期就待不住了，于是我又請“小芳”出面到工作室給她一點活做。
其實我母親這邊，我一直沒有給她太多的主題，我收藏的不是具象的織物，或者要求她動什麼腦筋，不需要她這樣。我希望收藏我母親生命的一段時間。我希望她更自由一點，不想把她女兒的事變成她的事，那樣她太累了。為她自己活挺好的，已經這個年齡了，趕緊為自己活吧。
“小芳宇宙銀行”南京展覽現場（受訪者提供/圖）
凝固的時間，波動的海浪
1990年代，我母親和鎮上阿姨們是在鎮上的剿絲廠上班。但中國的紡織業進行大洗牌也是在1990年代，那時候形成了大量的下崗，我母親和阿姨們也在其中。剿絲就是蠶繭用高溫機器蒸煮以後，一根一根地理出蠶絲，八根絲纏成一根線，做好的蠶絲最後運往外地。
工廠的機器永遠是勻速地轉着，人在更替，我母親就在這個流水線上工作。我的童年就是坐在那個工廠的大機器上面，阿姨們換崗工作，這個吃飯時給我喂一口，那個來吃飯給我喂一口。我的整個童年到國小，都是在那個氛圍裡度過的。
那種人和人的熟悉感非常好，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記憶，後來小芳有這麼多阿姨參與，我感受到的都是當時那種很熟悉的親切感。在我小時候，我媽的機關會發各種福利，發個保溫杯、發點洗衣粉呐，我覺得這個特别好，會讓家庭成員對她的工作有認同感，我們在小芳裡就保留了這個。這幾年，我們能發給阿姨的東西已經發得差不多了，從杯子到水果、洗衣粉，從鍋碗瓢盆到一切小家電我們都發了個遍，最近因為冬天快來了，我們又買了好多被子給阿姨，現在已經不知道該發什麼了。
第一次在箭廠空間辦小芳的展時，朋友勸我“見好就收”，這個建議是很真誠的，作為朋友勸我及時止損。可是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作品，小芳對我來說是我跟母親的一個很真實的生活現場，是以它不是一個見好就收的事情，盡管我知道它賠錢。
“小芳宇宙銀行”南京展覽現場（受訪者提供/圖）
我們一開始全是她們随便織，我玩命收。後來發現這樣不對呀，租多大的倉庫都不夠這幾十個阿姨織的，人家做了，你就得付錢，付了錢就要幫她們做織物的銷售，銷售是需要才華的，我沒這個才華，幾個美術館又能賣多少帽子呢？這事太殘酷了。我們主要是在工作室裡工作，其實很少去了解這個世界經濟的營運規則。在小芳的過程中，我們非常真實地參與這種工作也是有意思的一點。
小芳這個作品，它仍然是植入到我生命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其實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十年的時間可以做很多作品。但是我跟小芳是一個共同成長的關系，小芳一邊植入到阿姨的生活，一邊植入到我母親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我也算過一筆賬，比如說我去做别的東西，也會把這些錢付給工廠和制作機關，但當我付給阿姨，實際上沒形成一個藝術系統的内部循環。把這一部分費用投入到阿姨的身上，我覺得就是投入在自己人的身上，讓我比較愉快。
下個月我們要去墨西哥布展。小芳做到現在，觀衆的反應實在是太多了，大家有喜歡的，也有不喜歡的。我把那個比喻從一開始用到了現在，我是一根牙簽，同時也是一個觀察者。阿姨們就是水母，我用牙簽戳一下水母，水母就在大海裡姿态各異地晃動。批評也好，贊譽也好，或者是采訪、展覽也好，其實都是在大海裡蝴蝶效應的一個環節。我的工作就是紮完那一下以後，去觀看這些反應和她們的姿态，不管水母的姿态，還是大海裡産生的波動、浪花，在我看來都是一個極其美好的事情，因為它發生了反應，而不是固有的、保守的東西。
未來，我希望有很多人像那位駐華外交官一樣給我看她的作品。我希望大家不要羞澀，勇敢面對自己，手工東西真的不存在醜陋，都是極度有質感的存在。我想重新定義毛線，我想重新定義小芳的文化屬性。我現在主要在做這樣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其實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台下很安靜地工作，至于被看到或是不被看到，引起什麼樣的反應和讨論，都是很外在的事情。
四川是個盆地，我們鎮上那邊有一條河，它跟中國所有的小鎮一樣，非常凝固的人群，非常凝固的時間。小鎮上就是那麼點人，但阿姨們想象着一個法國公司，去做這樣的事情。我是覺得這個事情本身挺酷的，那個盆地裡有一群阿姨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亂想，然後又一本正經地去做她們胡思亂想的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歐陽詩蕾
責編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