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文化與信仰的土壤，認為僅僅依靠制度轉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膚淺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楊小凱
▌小凱讓我如夢初醒
我知道楊小凱已經很久了。早在60年代時期，長沙市的“楊曦光”（也就是後來的楊小凱）就已經鼎鼎大名了。
于是，凡是與楊曦光有關的大字報我必看，并對他的見解欽佩不已。後來楊小凱的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轟動了全國。
康生甚至認為這篇文章絕不是一個19歲的年輕人能寫出來的，背後肯定有“黑手”。然後便傳來了楊曦光被判刑十年的消息。
1968年，我們知青陸續來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來，心情無比郁悶。
有一天，我們大隊的頭兒拿來一份傳單，神秘兮兮地把我們十幾個人叫到一起，讓我們傳看。我一看，這不就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嗎？
我如饑似渴地讀起來。文章并沒有什麼“惡毒”和“反動”的地方，通篇沒有攻擊任何人，從頭至尾都是在客觀冷靜地侃侃而談，對形勢和政治關系的分析頭頭是道，細緻深刻，遠遠超出我們這些被運動者的簡單頭腦，一切都是那麼理性和有主見，從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實質意圖來。
看完這篇文章後，我才如夢初醒，深深地為自己以往的不動腦子、隻憑激情而感到慚愧，心想什麼時候，我也能像楊曦光那樣，有自己的主見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牽着鼻子走呢？我和楊曦光同歲，為什麼他能做到的，我就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呢？
從那時起，我就自覺地走上了一條自我教育、自我充實和自我訓練的不歸路。我開始認真地讀一切我能夠找到的理論書，在漫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農業勞動中，我擠出每一點空餘時間來加強自己的理論修養，為的是建造一個屬于自己的頭腦。
态度的改變是決定性的，我一下子覺得眼前豁然開朗，思想也變得深刻起來，能夠在當時那些表面的宣傳口号底下發現某種不可明說的隐秘目的。
之後，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自學，在1979年，我以一個國中畢業生的“同等學力”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研究所學生，專攻西方哲學，并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但我沒有一瞬間忘記了我與楊曦光這一段未曾謀面的緣分。
▌和小凱在湖邊居住的金色時光
1982年，我碩士生畢業，留在武大哲學系當教師，住在校方配置設定的湖邊小區裡。後來，當我得知楊小凱也被劉道玉校長聘請來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個湖邊小區的時候，我是多麼的激動！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們去拜訪了他。
我們可以說是一見面就成了莫逆之交，除了時不時和小凱一起打打羽毛球之外，交流思想和學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記得我當時隻向他提了一個問題，我說：“你現在如此相信經濟學問題可以用數學來解決，緻力于研究數理（計量）經濟學這套東西，但它對于中國的經濟生活真的能夠有作用嗎？”他沉吟半晌，說：“相信将來是會有用的。”
我覺得我這一問可能擊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國，并不存在計量經濟學所要求的那樣嚴格統計，離他所設想的那種“規律”還無限遙遠。
當然我并不否認他的數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在歐美發達國家有廣泛的實用價值，但我深知小凱的志向決不僅僅是當一個世界公認的經濟學家，而是要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未來設計藍圖。他骨子裡是一個立志報效國家、振興民族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
我們自然還聊到了他那段不幸的經曆。小凱說他出獄後，頭腦裡裝着兩種知識，一種是可以定量化的數學和經濟學知識，這是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科學知識；另一種是人性的知識，包括哲學、倫理學、文學、宗教學和社會曆史知識，他認為這一類是通俗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須專業訓練。
他的這種劃分我當然不敢苟同，因為我認為像哲學這種知識也需要長期的專業訓練，如哲學史的訓練。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也不能沒有方法論的訓練，并不是任何一個人未經訓練就可以進得了門的。文學創作則更需要天才。
小凱的這種劃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種偏見，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學的學術性，二是他以為他隻要願意，也可以輕易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我的這種猜測。
大約是1983年冬天，通過著名美籍華人經濟學家鄒至莊，辦成了赴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手續。是否放小凱去美國，這在武大引起了軒然大波。
最後又是校長劉道玉力排衆議，拍闆放人。這事後來成了劉校長的一項“罪名”，但在全校教師心目中卻為劉校長樹立了崇高的威望。
小凱出國後，我們依舊保持通信，等他再次回到武大來看我們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學校新蓋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廳的房子，小凱第一次回來看我們就是在這套房子的客廳裡。
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天，這時他已拿到博士學位，被澳洲一所名牌大學聘為教授，後來又被選為澳洲科學院院士。
我看他滿面紅光，經常從事體育鍛煉的樣子，身體比以前更加強健了，心想在國外的生活和國内就是不同。我們都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
但使我們不解的是，對這樣一個在國外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來武漢大學通路，居然隻能由經濟學院的院長私人掏錢接待，官方拒不出面。
不僅如此，學校當局仍然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僅不準他講課，而且還派保衛處的人住進招待所，日夜監視他的活動。
要知道，在90年代，小凱經常在一些華文刊物上發表對中國國内經濟發展的研究和評析文章，得到了經濟學界高度的評價，常被引用。
我想，就算他的經濟學觀點不被政府采納，他這一片拳拳報國之心總是應該得到尊重的啊！我想如果還是劉道玉當校長的話，是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楊小凱與諾獎得主布坎南
▌向何處去的世紀追問
2004年，驚悉小凱去世的消息，我大感震驚。天妒英才，小凱可能是我的幾個最有才華的同齡朋友中最早離開我們的。
05年我在海南大學和萌萌、志揚一起還在為小凱的早逝而感傷不已，誰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們的父輩都活到了八九十歲，但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自己太優秀了，才不能見容于這個平庸的世界。
小凱的妻子吳小娟在04年底曾帶着她的小兒子到武漢大學來，住在我們家。那時我剛好到西南政法大學講學去了，未能見着，頗感遺憾。
▲1987年，蒙納士大學，楊小凱與家人
她來武大，第一個拜訪的就是老校長劉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劉校長，小凱一家的命運才有了決定性的轉機，華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的成就，據業内評價，是足以擷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但劉道玉這樣的校長在中國也已經絕迹了，每次我在校園裡碰到他，都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
我無比懷念和小凱一起在湖邊居住的日子，那是一個金色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雖然物質貧乏，但内心多麼充實！
我們那一代人，現在都已年屆花甲，我們承受過民族的苦難，但我們擁有這一段光輝的經曆，我們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來，我們沒有白白地受苦。
至于後來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國的命運，那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了。我們把一生的經驗和智慧留給他們，但要由他們自己去回答和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世紀追問。
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将會像傳遞接力棒一樣，将小凱的這一問題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