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好梅 | 我的文革記憶（二十七）

作者陳好梅近照

（原載《昨天》2023年1月30日第217期）

《昨天》編者按：這是作者近年來陸續發表于網絡（如微信“新三屆”公衆号）的部分回憶文章選集，此次刊出前略有修訂。

作者陳好梅（上圖為近照），1953年生于北京，當過知青和搬運工，1982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後任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教師。因其父陳荒煤文革前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是以在文革中有一些獨特的的經曆與記憶。

（二十七）

從1970年下半年起，話劇團終于稍稍恢複正常營業，開始招收新學員了。

那時能歌善舞的人是很吃香的，我們學校就有一些這樣的同學被部隊文工團招走了。不過我想，對話劇演員的要求應該不止是會唱歌跳舞，那麼到底怎麼招收呢？對此我非常好奇，是以隻要聽說某一天有這等好事兒，我和鄰居孩子們就很興奮。有兩次我已經要出門上學去了，一聽說有熱鬧可看，就立刻決定逃學了。

招生工作就在劇團門口的排練場進行，那是我們以前常常去觀看批鬥會的地方。幾個招生人員坐在台下，那些考生則輪流上台各顯神通，唱歌跳舞朗誦講故事什麼的。我們這些看熱鬧的家屬孩子或是站在門口，或是幹脆進去找個角落坐下來。

來報考的大多是比我小一兩歲的學生，當時也就十五六歲（記得最小的一個學員進團時才十三歲），因為按照規定知青是不能參加的（估計戶口和編制都無法解決）。有一次上台的某個人各方面都挺不錯的，可是最後他卻說自己是知青，隻是來玩玩兒的（估計他還是抱着幻想，萬一被看上了破例錄取呢）！

我以前聽我媽講過電影學院招生的事，并常聽她具體分析一個人的長相是否上鏡是否經看等等；到了重慶，參加了每日一聊的“沙龍”，這種分析長相的本領便更加爐火純青起來。比如說吧，如果看到一個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可是卻一點兒都不帥，我們就會仔細分析他為什麼不帥，是姿态不伸展還是表情不自信？或者有的人看似一般，五官分析起來均屬平常，但卻越看越好看，我們也一定會追根尋源，非要總結出原因不可。以緻後來我常常被不明底細的朋友指責：你為什麼老愛說人家的長相？

是以，每當一個考生上台時，他所面對的就不隻是招生人員，還有我們這些家屬孩子的苛刻眼光。在我們這些挑剔的人看來，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行，或是長得不夠好，或是國語太糟糕，或是唱念做打無一出彩之處……

不過總還是有些人能入招生人員的法眼。記得有一個男生長得高高大大的，聲音特别洪亮。當他被要求來一段什麼的時候，他說自己沒有準備，于是一個招生人員就起來示範——她站到台上，深情地看着前方牆上偉大領袖的畫像，抑揚頓挫地朗誦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是多麼多麼地熱愛您啊！”同時還伴之以激動的表情和抒情的動作。于是這個男生也激情滿懷地跟着照做，結果就被錄取了。後來他成為話劇團的台柱子，前些年還當上了劇團的團長。

那時大人們雖然從鄉下回來了，但又面臨“吐故納新”的一輪沖擊波。不少人被清理出去，成了編外人員，下放到廠礦企業去了。聽說他們下去後還幫着廠裡排戲搞宣傳，很受勞工愛戴，有人的孩子還得以頂替父母退休進廠當了勞工，也不知是福是禍。

這些人裡面包括自殺的肖叔叔的妻子劉阿姨——她曾在運動初期被打為現行反革命，也包括一個中央戲劇學院的畢業生。他很不願意離開劇團，說自己從小就喜歡藝術，為此考上飛行員都放棄了。于是大家就批判他的名利思想，他不承認也不行，反正說他私心太重。後來他費了好大的力氣到處活動，才沒有去工礦，改為去平劇團當編劇。

可是他的夫妻與他不同，是以前招收做演員後來轉去搞化妝的，據她自己說就是給人家端洗臉水的，團裡開會時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分到大型的百貨公司以後，估計因為周圍的人文化水準都太低，倒使她大大發揮了潛能，又是寫稿又是當模範的（聽說過了幾年，根據不知什麼政策大家又都可以回團了，她卻選擇留在了那裡）。

再過了一段日子，經過幾年專心“搞運動”的日子之後，一部新戲終于要準備排演了——相關人員去北京看了一出戲，回來後就照樣開練。我那時不知道愛上戲劇是什麼感覺（據說那東西沾了就上瘾），後來看了一些回憶文章，才知道團裡那些人是怎麼煥發了激情投入到新戲的排練中的。

我隻覺得，有些事情似乎回到了以前。比如批了很久的導演中心制——可是，一旦排起戲來，不以導演為中心又以誰為中心呢？于是那些被批來鬥去的“三名三高”們又有些重振雄風了。

那時候隻要開始選角色，演員們尤其是介于一線和二線之間的人就開始緊張起來。因為最好的演員肯定是主角，最次的肯定是跑龍套，而處于中間狀态的人則有多種可能。聽一個鄰居孩子說，每次分完角色，她家隔壁的兩口子都會因為沒分到自己心儀的角色心裡來氣，最後一定會發展為大吵一架。

這一點我很相信，因為有佐證——有一次我偶然去一個年輕演員家，她剛剛開了劇本讨論會回來，非常激動地翻來覆去地說自己在會上說了一句什麼話之後，“導演看了我一眼！”那時經過大揭發大批判，大家對導演啦上司啦全都直呼其名，我聽她稱呼某某人為“導演”，覺得很不習慣，是以記到了現在。

因為要上新戲，化妝間就得恢複過去的職能。是以我們三家人一起搬到了“大樓”的一樓，總算擺脫了越來越嚴重的漏雨問題。

回到“大樓”的感覺不太好，覺得房間比化妝間小了暗了，地點也偏遠（其實整個劇團占地面積并不大）。記得那時候大人們仍然常住在外，為了留團家屬的安全，木工班的人給我們每個一樓的住戶窗戶都做了木欄杆。

說起來住在團裡感覺是很奇妙的——大人家屬孩子全都攪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也都在同一個地方，簡直像是一個村兒裡出來的。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别人的視線中——誰家買了什麼好東西做了什麼好吃的 ，誰家兩口子為了什麼事吵個架罵個街，誰正在或者想要搞點兒婚外戀，甚至誰對誰有點兒什麼意思，統統都逃不過“革命群衆雪亮的眼睛”。

是以，在這樣的居住環境中，我被人提點兒意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一段時間又在開展“整黨”活動，我媽被人家提的涉及到本人的意見有：我常常抱着貓躺在床上看書，自己家的煤要找别人挑回來等等。我媽告訴我這些，當然是希望我改正錯誤，可是我那時候早跟鄰居的女孩小東通過氣兒了，知道她也被提了類似的意見，說她家的貓吃得好（那時老鼠多極了，好幾家都養貓）。于是我也學着她的說話方式，很霸氣地答道：“關他們屁相幹！”氣得我媽唠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