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發展概況
魏晉南北朝時期具有數量衆多的文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國家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典籍數量中看到（見下表）。分析表中資料可知，從漢朝至隋朝将近600年的時間裡，兩本目錄書中所記載的文獻種類由678種增加到6150種，增長了将近8.9倍。唐、宋、清是文學繁榮的三個朝代，所增加的文獻數量也不到1.5倍，而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些沒有被目錄書所收錄的文獻，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數量之多。這也為該時期文獻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學發展的内在因素
（一）文獻價值的提升
在先秦時期，教育資源在很長一段時間内被貴族階級所壟斷，所謂“學在官府”便是指這種現象。此時，私學著書尚未廣泛存在，更多的是平民接觸不到的“官書”，這種情況一直到漢代“挾書令”之後才開始改變。私人藏書和私人著書開始逐漸出現，人們對文獻的價值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稱為亂世，此時期的統治者希望通過文獻來鞏固國家的統治。例如，魏文帝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統治者對文獻的大力倡導提升了此時期的文獻價值。
文獻價值的提升展現在該時期的各個朝代。例如《北史》記元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秘閣，諸有假借，鹹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晉書》記載範蔚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文獻價值的提升重新整理了人們的文獻觀念，是此時期文獻學發展的内在動力。
（二）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發展
文獻學也是目錄版本校勘之學，可見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對于文獻學的重要意義。魏晉南北朝時期，上述三者得到快速發展，也促進了文獻學的發展。
此時期的目錄學得到快速發展。西漢劉歆編撰《七略》，開啟了大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班固在劉歆《七略》的基礎上編撰了《漢書·藝文志》，促進了目錄學的發展。目錄學作為文獻目錄之學，對文獻學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上文可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數量龐大且類别豐富，是以，《七略》及《漢書·藝文志》的圖書分類方法已經不能滿足此時的文獻整理需求。
于是，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以《中經》為基礎，更著《新薄》，分為四部，總括群書。此時期的目錄學已經逐漸從漢代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轉變，為後世經、史、子、集的傳統典籍分類法奠定了基礎。
此時期，人們對文獻版本也有了新的認識。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刷技術的缺失，故當時的書籍多以手抄的形式流傳，造成了書籍版本的不同。例如《梁書》記載：任昉“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北齊書》記載：辛術“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鸠集萬餘卷”。《晉書傳》載：張華“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這些例子都說明此時期人們已經存在異本、佳本等概念，同時也展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版本意識的覺醒。
此時期的校勘工作也得到了發展。例如《史記》載“魏，石申”之後，正義注釋：“《七錄》雲，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經典釋文》載“《周易》姚信注十卷”之下，小字注釋：“字德佑，《七錄》雲，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七錄》雲十二卷。”《尚書》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之下，小字注釋：“（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雲然。”從這些文獻中都能夠考察出此時期校勘學發展之痕迹。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學發展的外在因素
（一）文獻載體的變化
魏晉南北朝後期的文獻載體發生了變化，由之前的竹簡、帛書轉變為紙張。例如，李昉在《太平禦覽》中記載，東晉元興元年，桓玄帝下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用黃紙代之。”這标志簡帛、竹簡時代的結束，也标志着紙張在此時期大規模地進入人們的生産生活。相對于竹簡和帛書，紙張具有易于書寫、便于攜帶等優點，逐漸成為此時期主流的文獻載體。
這種文獻載體的變化也造就了抄書風氣。例如，《梁書》記載：“安成王秀好峻學……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抄書風氣大大促使文獻數量激增，為此時期的文獻學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時期，數量龐大的書籍文獻使人們讀書、找書出現困難，别集、類書等文獻類型應運而生。紙張便于攜帶的特點也加快了文獻流通，文獻流通反過來也促使抄書風氣進一步盛行，正是在這樣一個“抄書與流通”的循環當中，文獻學得到了極大發展。
（二）文獻傳播
據上文所說，文獻載體的變化加速了文獻流通，為此時期文獻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流通方式也促進了此時期文獻學的發展。
首先是階層流通。如上文所說，“學在官府”的現象已經被打破，私學逐漸興盛，這就意味着書籍文獻不再是貴族的專有之物，而可以在不同階層之間流通。例如，範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從中可以看出貴族私家藏書數量之多，而“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一句又展現出書籍文獻在士庶之間的流通。書籍文獻流通促進了文化下移，使平民百姓也能夠學習書籍知識，使書籍文獻在此時期得到廣泛傳播。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外交流活躍，是中外文化文獻流通的關鍵時期。此時期，佛教廣泛傳播，與佛教有關的書籍文獻自然也得到普及。此時期的佛教文學具有通俗文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促進了佛教文學的傳播。例如，僧道們以轉讀、梵呗歌唱、唱導等方式傳播佛教經文，使其傳入民間，促進了此時期佛教文化的發展。
不光是下層社會的平民百姓，就連上層統治階級都充溢着一股佛教之風，統治階級對佛教的支援使得此時期的佛教文學得到了發展。僧侶是佛教文化傳播者，此時期的很多創作者都有與僧道交遊的經曆，其作品也或多或少留有佛教文化的印記。佛教興起也促進了此時期志怪小說的發展。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講：“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總之，在佛教文化盛行的背景下，此時期，與佛教有關的文學文獻得到了極大發展。
（三）門閥士族制度興起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混亂，門閥地主階級逐漸興起，成為政治上占據主導地位的統治階層。在曹魏時期，門閥士族制度最終形成。在門閥制度下，國家逐漸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在政治上占據統治地位的門閥士族深刻影響了此時期文獻學的發展，這種影響突出展現在此時期譜牒學的發展上。
譜牒是一種記錄家族血緣關系的文獻，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家譜。打破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追求的目标。他們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事迹或者作品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以達到對個體生命的超越。譜牒傳承是他們的不二之選。門閥士族制度也十分注重門弟、血統，是以譜牒滿足了門閥士族的需求。鄭樵在《通志》中記載：“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薄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
由此觀之，此時期的譜牒學得到了極大發展。譜系學具有獨特的傳承性和延續性，譜牒學的興起帶動了此時期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發展，例如地理學、姓氏學等。這些都對文獻學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著作權意識覺醒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著書開始署名，這一現象展現了文人著作權意識的覺醒。古世質樸，先秦時期的賢者們不以著書争名，呂思勉在《先秦學術概論》中将這個時代稱為“純為自創”，不摻雜任何其他成分的學術時代。餘嘉錫先生在《目錄學發微》中認為：“古人以學術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相如問。”由此可見，在漢代，著書往往不署名，不然漢武帝就不會發出這樣的驚歎。然而，随着時代發展，這種“質樸”的學術風氣逐漸改變。人們讀書著文開始有了某種功利性目的。但文人署名具體從什麼時期開始，我們并不知道。張舜徽認為：“著述而自署姓名于卷端，必起于晉以後矣。”
餘嘉錫認為：“自《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各為章句故訓，于是複題其姓氏，蓋其初由後人追題者，久而變為著者自署矣，其初隻稱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雖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漢、晉以後之事。”由此可見，著作權意識提升了人們的個人意識和功利意識，書籍文獻逐漸成為成名或走向仕途的必有之物，這大大提升了書籍文獻的現實價值，也促進了此時期文獻學的發展。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學發展的阻礙因素
魏晉前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内，文獻的載體多是帛書、竹簡，用帛書、竹簡制書并不友善，且不易儲存、攜帶，這是文獻學發展受阻的物質因素。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上的大動亂和大分裂也是阻礙文獻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将近四百餘年的社會動亂對文獻的流傳和整理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隋書·經籍志序》記載：“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馀卷。周師入郢，鹹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遺缺尚多。”又載：“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迹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将緻京師。
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阮孝緒在《七錄序》中也記載了西晉末年的“惠懷之亂”對書籍文獻的損壞：“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别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文獻流失數量之多，這對此時期文獻學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隋書·經籍志序》所記載的多為國家藏書，而實際上因為戰争因素而亡佚的書籍文獻，比記載的多得多。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上的大分裂是文獻學發展的重要阻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