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技術發展的方向

陳永偉/文

兩台手機裡的不同世界

我有兩台手機。一台是常用的，日常工作和娛樂基本用的都是它。另一台則是備用的，雖然上面也裝了各種應用，但卻基本不用。有一陣，我母親的手機壞了，拿到店裡去修，我就把備用機借給了她。她的手機修好後，又把備用機還給了我。後來，有一次常用機沒電了，我就摸出備用機來用。這一用就發現，從這台手機看到的内容和我習慣看到的非常不一樣。

由于之前被我母親使用了一段時間，是以這個手機上的各種應用已經被算法“調教”成了适合她習慣的狀态——當我刷視訊時，我看到的不再是我愛看的科技新聞，而是她愛看的老年保健；當我打開各種電商應用時，給我推送的也不再是各種新書，而是各種生活日用品。最有意思的是新聞資訊軟體，雖然從這台手機裡推送過來的新聞主題和我那台常用機上的并沒有什麼不同，但關于這些新聞的評論觀點卻是相當有差異的。

我開始覺得很不習慣，打算把手機的推送再“糾正”過來，但很快轉念一想：這又何嘗不是一個讓我用另一個視角看世界的機會呢？漸漸地，這台手機就成了我觀察“另一個世界”的一個視窗。

不久前，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的文章《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爆紅網絡。在這篇文章中，邢老師生動地記錄了自己一個月送外賣經曆中的所見所聞，以及通過送外賣所得的收入狀況。盡管邢老師寫作此文的本意是要呼籲知識分子走出資訊繭房，親身了解社會，但由于涉及了“平台”、“算法”等關鍵詞，是以圍繞着文章的讨論很快又被引向了“如何看待算法控制”、“如何看待平台基于算法的剝削”等話題。

由于我的朋友圈構成以經濟學專業背景，以及認同自由經濟理念的朋友為主，是以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的觀點大多是對邢老師及其文章的批判。不少朋友認為，邢老師的文章片面地以個人體驗取代了統計調查，結論很不客觀。為了論證平台是如何促進了就業、算法是如何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一些朋友還不辭辛勞地搬出了很多論文，列舉了很多資料。當然，除了這些理性的評論外，還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評論。刷完朋友圈，再打開各種新聞資訊應用和短視訊應用，裡面的算法也早已認證我過往的浏覽記錄猜出了我的偏好，因而推送給我的資訊觀點也和朋友圈看到的類似。

如果隻依靠從這台手機上得到的資訊，那麼我得到的結論恐怕就是：絕大部分人不認同平台剝削人、算法控制人的觀點。但是，當我打開備用機，用它再重新整理聞資訊應用時，看到的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算法給我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位大學畢業生聲援邢老師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稱，由于畢業後暫時沒有找到工作，是以他也幹起了送外賣的行當。根據他的叙述，平台通過算法對外賣員實施的控制和壓榨要遠比邢老師文中嚴苛得多。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在文中介紹了很多平台算法控制外賣員的手段，如不斷根據外賣員的實踐優化所謂的最佳線路，進而壓縮配送的參考時間、通過鼓勵外賣員的互相競争來壓縮配送費等。其手段之多，可謂令人眼花缭亂。看完這篇文章後再接着刷，應用給我推來的文章也大多是聲讨平台和算法的，其中的一些甚至直指外賣平台就是一個剝削人、壓榨人的新經濟形式，而算法就是剝削者的幫兇。

這裡，我無意去讨論在邢老師送外賣這個事件上哪一類的觀點是更為正确的，隻是想借這個事情陳述一個事實，即關于平台和算法的價值和作用，其實存在着截然對立的兩派觀點。隻不過，在同輩效應，以及由網際網路造成的“資訊繭房”的作用下，這兩派被區分成了兩個幾乎沒有交集的群體。因而，在反複同頻共振的确認之下，無論一個人持有什麼觀點，他都會認為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确的。

技術進步的陰暗面

關于算法和平台影響的輿論分裂其實隻是人們圍繞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展開的無數争議中的一個代表。

在教科書中，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通常被解讀為是一連串技術革命的結果，而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以及人類征服世界的根本力量，那些更為先進的技術通常會被人們用各種美好的語言來加以頌揚。

久而久之，在人們的心中，就樹立了一種觀念，即技術進步就是正面的，那些質疑，或者反對技術進步的聲音則是愚昧和落後的代表。但是，如果我們用更為微觀的視角來對曆史進行觀察，就會發現情況并不是那麼簡單。

以定居農業為例。傳統曆史書中，定居農業的發明被描述為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次技術革命。這種觀點認為，這次革命不僅讓人們有更多的糧食可以養活自己，促使了早期人口數量的爆炸性增長，由糧食剩餘帶來的物質豐富還為後來的文明出現奠定了基礎。

但是，後來很多研究顯示，這次被描述為文明曙光的技術革命似乎并沒有那麼光鮮。比如，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曾在《作繭自縛》（AgainsttheGrain，直譯為“反對谷物”）一書中指出，在農業出現之前，人們依靠狩獵、采集等手段獲得的食物資源其實已經非常豐富。而當人們采用了定居農耕，将谷物等少數作物作為重點栽培的作物之後，他們可以獲得的食物品類反而減少了，營養攝入狀況也變得更糟糕了。并且，作物的周期性大幅限制了人類活動的時空範圍，進而讓原本可能豐富多彩的生活變得乏味無趣。後來，尤瓦爾·赫拉利（Yu－valN.Harari）在他的名作《人類簡史》中重複了斯科特的上述觀點，并用十分驚悚的文字将農業革命形容為“谷物馴化人類的曆史”。

谷物并不會馴化人，馴化人的隻能是另一群人。在斯科特的著作中，對這段曆史進行了更多的分析。他指出，雖然從總體上講，農業革命對人類這個總體來說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它卻造福了一部分人。斯科特用他的考據告訴讀者：是一部分具有群體暴力特征的人首先發現了農業的秘密，然後逐個将那些無憂無慮地從事着遊獵生活的人強行拉入了農業時代。然後，那部分掌握暴力的人就成了貴族，而被拉入農耕的人則成了從事繁重勞動的農民。雖然農民的生活是痛苦的，但由他們供養的貴族的生活條件卻獲得了巨大的改善。

如果将考古的發現和斯科特的分析相對照，就會發現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着非常高的一緻性。比如，在很多早期人類文明的遺址中，考古學家在發現少數貴族使用的精美飾品和器物的同時，也會發現大量普通人日常使用的簡陋器具。從中可以推斷，在農業革命之後不久，那些貴族的生活條件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但這樣的代價卻是大量普通人生活的破敗。那些貴族使用的飾品和器物會被送入博物館，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而被後人瞻仰和贊歎，而那些屬于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則不會被人們重視。是以，農業革命的陰暗面也自然就會被隐入曆史的塵埃當中。

相比于農業革命，我們對工業革命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但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會非常自然地忽略這段曆史中的很多細節。

在傳統的曆史叙事中，工業革命通常被描述為幾個重要技術發明的結果。尤其是由瓦特發明的改良蒸汽機，經常被描述為是開啟工業革命大門的鑰匙。在瓦特去世之後，人們在他的訃告中這樣來稱頌這個機器的功績：“它武裝了人類，使虛弱無力的雙手變得力大無窮，健全了人類的大腦以處理一切難題”。

然而，這類對機器的稱頌顯然又是一種經過曆史選擇之後的表述。事實上，不少研究證明，這種将整個工業革命中生産力的進步歸結為某個機器或者某項技術的發明的看法或許并不那麼可靠。比如，英國曆史學家亞曆克斯·馮·藤澤爾曼（AlexvonTunzel－mann）曾在自己的著作《蒸汽動力和英國的工業化》（SteamPowerandBritishIndustrializationto1860）當中做過一個十分有趣的估算：如果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那麼英國在什麼時候才能達到1801年1月1日時的國民收入水準。她估計的答案是1801年2月1日。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蒸汽機，整個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經濟發展也僅僅會推遲一個月而已。在藤澤爾曼之後，也有不少曆史學家進行了和她類似的估計，雖然具體的結論有所差異，但相當一部分認為蒸汽機在工業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其實是被高估了。

如果我們回到曆史的現場，去看看工業革命時代的狀況，就會發現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那些新出現的機器不僅不是帶來福音的天使，反而更像是帶來苦難的惡魔。比如，革命導師恩格斯曾經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小書《英國勞工階級狀況》，裡面就對工業革命時代勞工的悲慘狀況做過詳細的描述。他寫道：“工廠勞工被判決在這種無聊中毀掉他的全部體力和智力；他的天職就是從八歲起整天地受無聊的折磨。此外，他沒有一分鐘的空閑時間：蒸汽機整天地轉動着，輪子、傳動皮帶和錠子整天在他耳邊轟隆轟隆、軋拉軋拉地響着，隻要他喘一口氣，拿着罰款簿的監工就會立刻在他背後出現。這樣被判決活埋在工廠裡，不停地注視着永不疲勞的機器，對勞工說來是一種最殘酷的苦刑。”

盡管在一百多年後，史學家們可以輕松地把上面所講的一切解釋為經濟發展中所遭遇的陣痛。但對于當時的那些勞工而言，這種“陣痛”可能就是他們苦難的一生。如何才能擺脫這種痛苦呢？當時可行的方法無外乎兩種：一種是用“批判的武器”，即通過呼籲來尋求改變；一種是用“武器的批判”，即訴諸暴力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不過，曆史證明，這兩種方法都是失敗的。那些借助機器的魔力在短時期積累了暴利，進而實作階級跨越的新貴顯然不願和那些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墜落的人讨價還價。他們并沒有耐心傾聽來自後者的呼喊，而面對後者的暴力反抗，他們則甯願選擇以暴制暴，對其予以鎮壓。

以曆史上著名的“盧德運動”為例：在這場發生在拿破侖戰争時期的勞工運動中，英國的勞工們拿起了錘子砸掉了工廠裡的機器。但随後，他們就遭到了英國政府的強力鎮壓。在強力之下，機器的受害者們的反抗被平息了。并且，在後來的叙事中，盧德運動大多被描述為一場失敗者的無能狂怒，它終究也沒有能阻擋技術驅動之下的曆史車輪滾滾向前。

類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從每一個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技術的發展并不會同時惠及社會上的所有人，甚至在某一個時期内，它還會讓相當一部分人的境況變得更糟。在這種情況下，技術進步就經常是少部分掌握權力和财富的人用強力推動的。雖然從事後的觀點看，這些推動技術的行為總體上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但在一段時期内，卻有很多人需要為這一切承擔代價。可是，這些代價真是難以避免的嗎？

《紅旗法案》的再審視

1865年時，英國曾經出台過一個著名的《道路（蒸汽）機車法》。該法律對當時新發明不久的汽車的上路條件做出了很多規定：

“首先，需雇用至少三名從業人員駕駛或引導鐵路機車，假如後方附挂之載貨或載人車廂數量超過兩個，需額外雇用一名從業人員負責管理附挂車廂。

第二，前述之其中一名從業人員，當車輛行進期間，需在車輛前方不得少于六十碼間距徒步行走引導車輛，以及需手持明顯可見之紅色旗幟、需警告車輛附近之騎士與馬車駕駛、如有必要需警示車輛駕駛停止行進、需協助馬匹與馬車之交通。”

由于這部法案提到的紅旗讓人印象深刻，是以在很多時候，這部法案也被稱為《紅旗交通法案》或《紅旗法案》。

在現在看來，《紅旗法案》的内容實在是荒謬至極。汽車本來是提升運輸速度、減少人力使用的，做出這麼一個規定，不就是把提上去的速度又壓回去，把省掉的人力又加回來了嗎？這簡直是徹徹底底反效率、反進步的一種行為！在這種認識之下，現在很多讨論創新的文章會把《紅旗法案》作為反面典型，時不時拉出來批判一下。而關于這部法案的由來，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解讀，其中最有名的一種就是這部法案是由馬車夫集團策動的，其目的就是要扼殺汽車這種新發明。

但是，如果我們重新去審視當時的那段曆史，就會發現關于《紅旗法案》的上述觀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首先，很多人認為，這部法案針對的是我們熟悉的内燃機驅動的汽車，但其實這部法案的标題已經清楚标明了它規範的是蒸汽機驅動的汽車——在當時，這類車才是主流。相比于後來的内燃機車，蒸汽機不僅要重得多（大約十幾噸），而且發動非常慢，如果完全“冷啟動”，那麼整個過程大約需要45分鐘。不僅如此，它的安全性也不太高，經常會發生爆炸事故。是以，在現實中，人們經常會在啟動過程中借助人力的牽引。而那幾位走在汽車前面的引導員，就承擔了一部分發動助手的角色。同時，考慮到其突出的安全性問題，限制其速度，以及要求專門的人員跟随，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認為《紅旗法案》是由馬車夫集團驅動的，似乎也不确切。從當時的曆史記錄看，對這部法案的出台貢獻最大的是鐵路運輸公司和私人道路所有者。相比于馬車夫集團，這兩個集團都有更大的激勵來阻礙汽車的上路。前者的目的自不用說，後者如果成長起來，将有很大的可能搶占其一大塊市場；至于後者，他們不願意讓汽車上路的原因則更直接——這些大家夥實在是太重了，好不容易修好的路讓它們一走，折舊就會大幅加速。同這兩大集團比起來，馬車夫們雖然也有一定的動機阻礙汽車的上路，但顯然無論是在激勵，還是力量上都要小得多。因而說是馬車夫們策動了法案的出台，并不符合事實。

再次，除了被摘抄出來進行廣泛傳播的那兩段之外，這部法案其實還對很多内容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比如，關于汽車在通過私人道路時應該按照什麼标準收費、發生了交通事故應該怎樣賠償等問題，都可以在法案中找到相應的解釋。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不難看到，《紅旗法案》其實并不像傳說的那樣，是一部由代表舊技術的利益集團策動、由政府倉促出台的、阻礙新技術發展的惡法。實際上，情況可能正好相反，由于它很好地理清了新技術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對它們的處理提出了指導，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推廣新技術的交易成本。按照這個标準，它更有可能是一部良法。

需要指出的是，抛開法案的具體内容，《紅旗法案》的出台也為協調新技術産生所帶來的各種沖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很顯然，相比于盧德運動期間那種“誰拳頭大聽誰”的解決方法，這種由各個利益集團分别表達觀點、進行遊說，再由政府作為中間人來進行協調，并出台法律進行規範的方法，可能要穩妥得多。雖然從表面上看，它可能限制了新技術以及使用新技術的企業的狂飙突進，但如果用更長遠的視角看，這可能才是一種更為穩健的發展思路。

事實上，歐美後來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從19世紀後期開始，這些國家出台了很多類似的管制法案——其中的一些和《紅旗法案》一樣，不久後就被停止了；而其中的另一些，如《反壟斷法》則一直被沿用到了現在。盡管這些法案都曾經被抨擊為是惡法，但客觀地說，在有了它們之後，像盧德運動那樣針對技術變革的社會運動就很少出現了，而與此同時，技術的進步速度則遠遠超過了過去。

妥協會阻礙技術發展嗎？

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從理論的角度來探讨一下，為什麼通過協商和對新技術進行适度管制的方法并不會阻礙新技術的發展。

為了進行這個讨論，就需要确立一個評判技術是否促進了社會發展的标準。如前所述，對于不同的群體而言，一個技術的好壞是非常主觀的，對于一個群體而言能帶來利益的技術帶給另一個群體的則可能是災難。不過，如果有一種技術沒有讓社會上的任何人境況變得更糟，并且至少讓其中的一部分人的境況得到了改善——比如，社會上有A、B兩人，原本他們分别擁有10機關和15機關的财富，而在技術進步之後，他們擁有的财富變成了10機關和20機關，那麼這種技術進步應該會認為是一次好的技術進步，或者至少是一次不壞的技術進步。用經濟學的語言講，這樣的技術進步被稱為是“帕累托改進”（ParetoImprovement）的。

但在現實中，“帕累托改進”幾乎是不可能的。是以，人們更常用它的一個修改版——“卡爾多-希克斯改進”（Kaldor-HicksImprovement）來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标準。所謂“卡爾多-希克斯改進”，指的是可以通過财富的轉移來轉換成“帕累托改進”的改進。舉例來說，社會上有A、B兩人，他們原本擁有的财富分别為10機關和15機關。在技術改進後，A擁有的财富減少到了5機關，B擁有的财富則增加到了30機關。那麼按照帕累托标準，這樣的技術改進顯然不能算是一次好的技術進步。但是，我們有沒有機會讓其轉化為一個好的技術進步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我們可以讓政府向B征收5機關的财富作為稅收，将它補償給A，那麼最終A擁有的财富仍然是10機關，而B的财富變成了25機關。這時，按照“帕累托改進”的标準，這個技術進步就變成了一個好的技術進步。

在明白了這一點後，再重新審視紅旗法案這種“妥協式”立法的邏輯，就會明白，它其實就是秉承了“卡爾多-希克斯改進”的基本邏輯。讓新技術的主導者對受其影響的所有利益主體進行妥協，就是讓它進行一次卡爾多-希克斯意義上的補償。從“卡爾多-希克斯改進”的定義可以看出，如果這種新技術真是在社會意義上更優的，那麼即使在剔除了這些補償之後，它依然可以給新技術的主導者帶來足夠的好處。由此可知，通過協商和對新技術進行适度管制的方法并不會阻礙真正好的新技術的發展。

什麼阻礙了協商機制？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早在19世紀，人們就找到了一種可以比較好地協調技術進步帶來的各種沖突的方法，那麼為什麼類似的沖突依然一直存在？在我看來，大約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利益。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雖然很多技術未必能造福全社會，但卻可能給一小部分人帶來巨大的收益。這一部分群體為了確定自己的利益，會花費非常大的力量去影響社會輿論、對相關的部門進行遊說。

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随着金融業的發展，新技術的應用者所擁有的力量要遠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強大。在工業革命時代，雖然那些工廠主可以憑借機器獲得豐厚的收入，但他們可以動用的财富通常也僅此而已。并且，他們要積累這些财富的過程可能是漫長的。是以，在機器興起的初期，他們相比于地主等傳統階級并沒有什麼優勢。但現在，時代完全不同了。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技術的應用者即使沒有任何的産品，也沒有任何的實際盈利，但隻要他們能用一個動人的故事說服投資人，就可以獲得天量的融資，而他們本人也可以是以而在短時間内跻身億萬富翁俱樂部。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大量的資源去樹立自己的人設，去向政府兜售自己的觀點。而相比之下，那些因技術而受損的群體的話語空間則被嚴重壓縮了。在這種情況下，正常的商談妥協機制就會被破壞，原本可以由此化解的沖突也就随之留存了下來。

第二個因素是理念。具體來說是兩種思潮，即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專家主義的影響。

先看社會達爾文主義。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将社會的生存視為了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過程。他們将那些能掌握新技術，并用它們來獲得巨大财富的人都歌頌為企業家精神的代表，認為隻有他們才能指引社會前進的方向。而那些在技術進步過程中落伍的人在他們眼中，則是因自己不努力而咎由自取。

再看專家主義。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非常推崇專業人士的意見，認為社會的規劃和管理就應該是專業人做專業事，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則不應該有發言權。而對于新技術，那些新技術的倡導者和使用者顯然要比其他人更專業，對應的，他們也就應該掌握話語權。比如，對本文開頭所說的邢老師送外賣事件，一些人會認為像他這樣的文學院教師不應該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所依仗的邏輯其實就是一種專家主義。在他們看來，文學院老師既不懂技術也不懂經濟，就應該對這些問題閉嘴——即使他本人也是一個利益相關者。

由于上述兩種觀點都深受成功者的推崇和宣傳，是以在社會上非常有市場。甚至在政策制定者中，也不乏此類觀點的擁趸。在這種背景下，整個社會的制度環境和輿論環境就會更多地向技術革命中的成功者傾斜，而那些失敗者的聲音也就很難被傾聽了。

第三個影響因素是資訊結構。要用商談機制成功地解決技術中的沖突，一個前提是必須的：那就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知道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在想什麼。這個條件究竟能否滿足，取決于很多因素，例如社會的輿論環境是否寬松、相關的技術條件是否可以支援等。

在網際網路發展的早期，社會上的不同人群曾經可以借助網上的公共論壇等管道比較好地達到表達自我觀點、與不同觀點的人群對話等目的。然而，随着算法的進步，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推薦算法的作用之下，人們越來越被困在了一個個的資訊繭房裡，隻願意從自己的手機裡去看到和自己相同的觀點，在自己的圈子裡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不願意去了解與自己不同的觀點。久而久之，不同階層、不同知識背景的人就會形成一個個孤島，即使親如我和我的母親，也可能完全不知道對方的想法。很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包括技術進步的影響在内的各種議題都很難得到充分的商談，以此來化解沖突的機制也就不再能良好運作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人們對各種議題的觀點正在變得越來越極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資訊繭房破壞了這種資訊溝通機制的運作。

如何駕馭技術發展的方向？

現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包括半導體、計算機、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在内的衆多領域都在短時期内取得了很多的進展。這些技術的進步固然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無盡的可能，但至少在短時期内，它們也帶來了很多風險和不确定。面對這樣的情況，駕馭住技術發展的方向，将技術發展的速度、技術引發的變革程度，以及社會的可承受度有機地結合起來，尋求一條能讓大多數人從中獲益技術應用和發展之路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那麼，如何才能實作這一點呢？在我看來，如下幾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是要重建商談機制。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資訊繭房，我們應該盡力建構一套可以讓不同觀點、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同時發聲、直接交流的機制，以此讓所有人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讓所有人的觀點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思想的極端化，通過協商和妥協來化解技術發展中沖突的機制才可以運作起來。

第二是政府要扮演好協調人的角色。它應該綜合聽取技術變遷過程中各利益相關者的觀點，對他們各自的利益變動都有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它應該兼顧各方的利益，制定能夠展現各群體最大公約數的相關規則。在有了這種規則之後，技術變遷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才可能大幅降低，技術的發展才可以變得更為順暢。

第三是要建立好“卡爾多-希克斯補償機制”。要讓一個具有“卡爾多-希克斯改進”特征的技術進步變成一個惠及全社會的“帕累托改進”，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補償機制。具體來說，應該對新技術的使用者征收合理的稅收，以此來作為補償新技術帶來的各種負面外部性。如果這樣的補償機制可以被很好地建立起來，那麼隻要技術進步的方向是對的，它就可以讓社會上的更多人從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