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胡适曾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魯迅是我們的人。”近半個世紀後，當年親聞此言的海外史學家周策縱專門賦詩，“‘铮铮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猶新。”[1]但胡适真的一錘定音了嗎？事情似乎遠非如此。事實上，當人們梳理、總結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傳統時，往往是将魯迅排除在外的。确實，無論是生存方式，态度氣質，還是更重要的立場觀點，魯迅都與以胡适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相去甚遠。本文拟從對一九三三年大學生逃難這一具體事件的不同态度上，管窺魯迅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分歧。
一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本突襲山海關。兩天後，山海關失陷。日軍兵臨熱河，平津震動。此時北平各大高校正是學期即将結束，快要放寒假的時候。前線的炮火使正準備歸鄉的廣大學子更加人心惶惶，于是紛紛提前離校，發生了影響一時的大學生逃難事件。
即以清華大學為例。榆關事變後，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緊急代表大會，并于一月六日上書學校，指出：“平津動搖，人心騷動”，廣大同學“愛國有心，避危無術，憂心惶惶”，請求結束學期考試，提前放假。學校一方面拒絕了學生的請求，一方面又規定“學生中如有因故不能參加考試者，可照普通請假手續辦理。”于是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于一月七日召開全體大會，決議全體同學，“向學校總請假。”校長梅贻琦為此專門于八日釋出告，再次重申學期考試照常進行，對學生全體請假行為提出批評，“我大學學生，為市民之表率，若先自驚擾，則後方秩序必受影響。是何異于為強敵張目。尤有甚者，大陸曆年積弱，緻有今日空前之國難，所恃以為将來複興之基者，惟在青年不屈不撓之精神，今當事變之來，同學惟以避危無術為慮，瞻望前途，心實痛之，無目的之犧牲可避免，但目下尚非此問題也”，要求學生“必須于可能範圍内努力進行己應作之工作”，不能把赤手空拳作為“優先避難”的口實。[2]清華大學教授會也于九日發表告同學書，對學生進行規勸，其中專門提到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希望學生看一下或重新看一下這篇小說，“假如北平并不危險，那你們無所用其張皇，假如北平實在是危險，你們對于這最後的一課又何忍沒有稍許的留戀。……，我們不忍看你們的行動趨于極端，更不忍社會對于清華大學失了期望，是以我們用最誠懇的态度進一忠言，而且這忠言也許就是最後。”[3]言詞頗為懇切。但無論是學校的紀律還是教師的規勸，都未起多大作用，最後留下考試的寥寥無幾。當時的《大公報》以《清華學生留校考試者僅三分之一》進行了報道。
大學生紛紛逃難，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讨論。北平甚至有幾百名市民聯名上書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指責大學生在國難當頭之際，“以個人生命視如泰山，緻人民國家目為草芥”，不顧校規，紛紛逃命，“于是學校走避一空，門庭幾可羅雀。”進而要求停發停課期間的教育經費，“移充抗日軍需”。[4]反應遲鈍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于一月底向北平各大高校發出專電，斥責學生“妄自驚擾，敗壞校規”，明令各大學“将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5]
二
遠居上海的魯迅對北平發生的大學生逃難事件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重視，在一周的時間裡先後寫了《逃的辯護》，《論“赴難”和“逃難”》，《學生和玉佛》，《崇實》等文章，對此事予以評論，表明自己的觀點。
先是當時的《濤聲》雜志發表了周木齋的一篇文章，對大學生的逃難行為行為提出異議，認為，“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魯迅看了頗不以為然，專門撰文，明确主張，“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對學生的逃難行為表示支援，聲言自己是屬于“逃難黨”的。[6]
首先魯迅不主張學生赴難，因為學生未經組織，未受訓練，“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其次，退一步講，“不逃難”怎樣呢？魯迅明言，“我也是完全反對。”理由是，“假使敵人一到，大學生們将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裡以圖幸免呢？”[7]前者于大局無補，後者幾無可能，因為有去年一二八事變時上海各大學的經曆為證，殷鑒不遠，難保“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8]總之，赴難是送死，不逃難是等死，是以逃難天經地義，無可指責。
此時以胡适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正以《獨立評論》為依托，形成近代自由知識分子的又一次聚集。與魯迅的态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獨立評論派”的骨幹人物幾乎無一例外的反對學生逃難。如傅斯年把大學生的逃難與要人的利用職權送家眷南下，失勢政客的散布流言等現象相提并論，認為是“把中國人的劣根性全盤托出了。”他甚至主張依靠政府的力量，把大學生“提來做後方輔助工作，或使其服粗工，不得任其作自援式的逃命。”[9]蔣廷黼認為大學生逃難，罷課等現象，使知識分子臉面丢盡，“我們一面看見敵人在那裡用炮用火轟擊我們的城池，屠殺我們的同胞，一面又看見離前線五六百裡的大學的學生在那裡開大會讨論提前放假停止考試及要求學校擔保生命安全諸大問題，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境遇，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們文人從此沒有資格罵武人了呢。”[10]丁文江則在對大學生演講時指出，在歐美國家，“如果有大學學生要逃難逃考，縱然不被槍斃，至少也被學校革除，家族不容，社會不齒。”他明确說，逃難、避考是“于抗日有妨礙的舉動”，是以不應是青年學生所為[11]。
與一般群眾更多的是出于一種道德義憤指責學生不同，“獨立評論派”反對學生逃難，從消極意義上說，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如蔣廷黼所說，“如我們在這個時候不能積極的幫助國家，最低限度我們不要為國家之累，後方社會的安甯及人心的鎮定與前線的戰鬥力有莫大的關系。”[12]理工科出身的丁文江更是從火車運輸這一具體環節出發，勸阻學生逃難，“逃難的人一多，火車的運輸更形擁擠，鐵路的秩序更沒有法子可以維持。”[13]從積極意義上說，他們反對學生逃難，是要學生穩坐書齋，安心向學，讀書救國。在這一點上，他們又與魯迅有相同之處，就是都不主張學生赴難（隻有傅斯年似乎是個例外）。集中典型表述這種觀點的是丁文江當時對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學生的演講，他後來将演講合成一篇文章，《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發表在《獨立評論》上。我們迄今尚未發現當時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胡适專門針對學生逃難事件發表的文字，但若說主張青年學生讀書救國，即所謂“在求學的範圍以内做救國的事業”是胡适的一貫立場，應該不算錯。早在幾年前，胡适就曾說，“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遊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于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14]就在榆關事變前一年，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胡适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的演講中還語重心長的奉勸學生，在國家遭受恥辱的時候，要能穩下心來，讀書做學問，以圖報國。他舉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為例，“他在國家蒙受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抛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最終“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迹。”[15]多年以後，當胡适為好友丁文江作傳的時候，花相當篇幅專門介紹了丁文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那篇文章，稱贊丁文江“很誠懇的向青年人說了幾句許多人不肯說的老實話。”[16]由此可以推斷，在學生逃難問題上，胡适也是反對逃難，主張讀書救國的。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文中，指出大學生的責任就是，“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徹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功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态度，學會了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功結晶品，發生也有效能的行為。”丁文江對大學生寄予厚望，認為那些“逃考、逃難、以及貼智語、喊口号自欺欺人的學生是少數的，是一時的，”而廣大青年學子勢必要擔負起改造、建設國家的任務。[17]
三
如前所述，魯迅支援學生逃難，出發點是學生個體生命的安全。這首先展現了魯迅思想深處一貫秉持的人道主義立場。正是這種立場，使他天然地站到了弱者一方。他在《逃的辯護》一文中，開篇即說：“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18] “進也挨罵”，指的是九一八事變後，學生去南京請願，要求政府抗日，遭到政府鎮壓；“退也挨罵”，自然是指學生逃難後教育部電令的申饬與社會輿論的譴責。在魯迅看來，政府“不準逃難”的指令當然是政治強權的表現，而包括自由知識分子在内的衆口一詞的社會輿論同樣構成一種“話語霸權”。逃難學生則完全成了衆矢之的下的弱者。魯迅還一再将大學生逃難與北平文物南遷相提并論，“專車隊隊前門站”的盛況，更顯出“晦氣重重大學生”的無助。[19]是以，當自政府到知識分子到市民都在指責學生的時候，唯有魯迅設身處地的站在了學生一方，強烈的感受到他們“奔跑隻自憐”，人命尚且不及古物，即“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的悲哀。[20]這種對個體生命的關照，對弱小者的深刻同情，确是魯迅一貫風格的反映。
與魯迅的關注個體生命相比，自由知識分子反對學生逃難，着眼點是社會的秩序與國家的前途。這裡似乎出現了一個悖論：不是（至少是一向不被看作是）自由主義者的魯迅重視的是個人，而一向被認為重個人、輕群體的自由主義者看重的是國家。這樣分析問題可能太拘泥于學理，太教條化。我們不能說魯迅就不考慮民族、國家（盡管可能與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國家有所不同）的前途；也不能說自由主義者就不關心學生的生命安全。事實上這裡牽涉到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對國民黨政權的态度問題。當魯迅說學生應該逃命時，他更想說的是：這個政權是靠不住的。他的《逃的辯護》一文，是對學生逃難的辯護，更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控訴。而當自由主義者說學生應該安心讀書時，他們也暗含了一個前提：學生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一個更進一步的預設是：這個國家是可以通過讀書，通過發展教育，發展科學來逐漸走上富強的。魯迅在文章中充滿激憤的一再提及的，諸如國民黨鎮壓請願學生，事後卻說學生“自行失足落水”；不顧群眾性命，忙着搶救古物，“倉惶古董遷”等現象，是在自由主義者的視野之外的；而自由主義者所看重的鐵路交通秩序，社會人心的安定，也不在魯迅的考慮範圍之内。
同樣，魯迅對自由知識分子主張的“讀書救國”說也頗不以為然。事實上，他一直将這種勸學生進書齋的做法與政權的鎮壓學生相提并論。比如他在《逃的辯護》一文中講述了學生進京請願遭鎮壓卻無人質問、抗議後，進一步說：“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21]在《論“逃難”與“赴難”》一文中，他說得更加明顯，“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槍，用書報，用煅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22]
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魯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個體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對對于人的奴役。’他對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圖都有高度的警惕。”[23]自由知識分子提倡的“讀書”，在魯迅看來就是對學生的一種奴役教育，是将學生束縛于體制之内，使學生安于奴隸的地位。正是基于此點，他才會在多篇文章中反駁這種勸學生讀書的論調。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的逃難學生的遭遇，似乎也暗示了魯迅這個“無治的個人主義者”立人思想的困境：在獨裁專制的國民黨政權體制内，自由的個人當然無從立起，但國難當頭即各自逃命，脫離體制的人又該如何立起呢？
魯迅說：“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這并非是專門針對自由知識分子而言的，但若在魯迅看來，傅斯年，蔣廷黼肯定是責備學生太重的，而丁文江，胡适又是看得學生太高的。魯迅緊接着又說：“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以後怎樣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24]這可能是魯迅終其一生都在考慮的問題，而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這是不成其為問題的。
注釋：
[1] 李慎之．《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書屋》,2001（5）
[2] [3] [4] [5] 《大公報》1933年1月12日、1月14日、1月18日、1月29日。
[6] [7] [22] [24] 魯迅．《論“逃難”和“赴難”》．《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86、487—488、487、488。
[8] [18] [21] 魯迅．《逃的辯護》．《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11、11
[9] 傅斯年．《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獨立評論》，1933（35）。
[10] [12] 蔣廷黼．《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獨立評論》，1933（35）。
[11] [13] [17]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1933（37）。
[14] 胡适．《愛國運動與求學》．《現代評論》第2卷39期，1925年9月5日。
[15] 胡适．《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獨立評論》，1932（7）。
[16] 胡适．《丁文江傳》．海南出版社，2002：193。
[19] 魯迅．《崇實》．《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5。
[20] 魯迅．《學生和玉佛》．《魯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91。
[23] 王得後等．《人間魯迅》．《讀書》，1998（9）。
文/高懷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