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書是件好玩的事》初版序中，我曾自嘲：“比起傳授各種專業知識，勸人讀書或教人怎麼讀書，顯得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以緻學有專精的教授們，普遍不太願意涉足。”可說歸說，做歸做，教了幾十年書，難免養成“好為人師”的毛病，每到世界讀書日、各地圖書節或大學開學典禮等，總經不住誘惑，應邀說“讀書”。
話說了許多，也收獲不少掌聲，于是不斷有人建議，寫一本系統的《閱讀學》或《讀書論》，闡發閱讀的原理、途徑、方法、訣竅等。此等好意，我心領，但婉拒。原因是，在我看來，讀書是自己的事，别人的經驗隻供參考，無法複制。至于“訣竅”，我在回答類似提問時，總是閃爍其詞，有時說有，有時說無。人家追問，到底是有還是無，我就借用金人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七《文辨》中的妙語——“大體則有，定體則無。”就看你生活在哪個時代、處于何種語境、面對哪一類聽衆、想達成什麼樣的工作目标。
比如面對官員，我講《“休閑時代”的讀書生活》，讨論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文化與旅遊的結合，如何影響“閱讀”的功能與效果；面對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我談《漫卷“詩書”喜欲狂》，讨論文學的“物質性”，如作家的生活趣味、文學的生産方式以及作品中對于“物”的關注，辨析其何以成為有趣的學術話題。這些論述，都是針對特定人群，換一批聽衆，就不那麼貼切了。是以，每次演講前，我都會詢問主辦方聽衆是誰。
一、讀書三策及其他
面對公衆談讀書，我出版過三本書：《書裡書外》《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以及《讀書是件好玩的事》。不過今天首先想奉獻的，是我不斷變化的“讀書三策”。
2005年，我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題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是我跨界談讀書的肇端。文章最後一段：“說到讀書的政策，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讀讀沒有實際功用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第二，關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連的現當代文學；第三，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做底色，這樣，才不至于讀死書，讀書死。”說實話，除了若幹例子比較有趣，“将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說不上多新鮮。
2013年，我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題目很顯豁——《請讀無用之書：對話陳平原》。我談讀書，有三個不同的次元：第一，提倡經典，貶斥爛書；第二，建立自己的閱讀趣味；第三，主張多讀無用的書。關鍵在第三句：“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今天中國人的閱讀，過于講求‘立竿見影’了。在校期間，按照課程規定閱讀；出了校門，根據工作需要看書。與考試或就業無關的書籍，一概斥為‘無用’，最典型的莫過于擱置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曆史等。而在我看來，所謂‘精英式的閱讀’，正是指這些一時沒有實際用途，但對養成人生經驗、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義的作品。”
2016年，我在一個讀書活動的啟動儀式上演講，題為《讀書三策》，第一策：少讀書，才能讀好書；第二策：鑒賞優先，批判其次；第三策：自家體會，文火煲湯。
三回野叟獻曝，各有側重，也各具特色，若凝聚成三句話，那就是：“将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請讀無用之書”；“自家體會，文火煲湯”。不過，談讀書，不能光說不練。說到底，讀書不僅是一種個人行為，也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人類文明史上一道值得流連的風景，就看你我如何定位。這回的演講，“舉例說明”部分，想談自己讀書的三件趣事。
今年春節期間，不少公号在轉一篇輕松的訪談《陳平原、夏曉虹：學者藏書，不以珍奇見長》。其中我關于“書太多”的抱怨，讓很多讀書/愛書/藏書人心有戚戚焉：“書太多也會成災，它會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開玩笑說，買房子，是給人住的，不是給書住的。可是我們實在沒辦法，因為工作需要，不斷地讓書占據我們的生存空間。是以我經常跟夏老師發生沖突，主要原因就是，哪些書應該送走？哪些書可以保留？兩人意見不一緻的時候，就會發生問題。我們的朋友比較厲害。他說，夫婦中隻要有一人說送走，就送走。我們是兩個人隻要有一人說留下，就得留下。我再三申請，什麼時候沙發上可以沒有書，我可以躺在沙發上休息。到目前為止，這個願望還沒有實作。”
第二個故事很勵志。2018年起，我兼任深圳南山區文化顧問及南山圖書館第一屆理事，于是有了如下雅事。科技發達的南山區，決定設立全自助的智慧型公益書房——南山書房，而且就從我這裡開始。2020年12月，首家南山書房·平原軒在百度國際大廈建成，書房面積170平方米，設有沉浸式閱讀座位21席，休閑閱讀座位27席，收錄包括我捐贈的圖書150冊、編著510冊，配備古今中外文史及藝術圖書5000冊。至于營運效果，據《2021南山區基層圖書館事業發展報告》稱：“南山書房·平原軒自2021年2月1日正式營運以來，截至12月31日，平原軒共開放285天，到館讀者6.4萬人次，線上預約總次數12萬人次。書房沉浸式閱讀區最受讀者歡迎，書房沉浸式閱讀區成為讀者預約使用的首選區域。沉浸式閱讀區高峰時段（09：00—21：00）年平均上座率達86.43%。”這當然是很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不過我悄悄問當地朋友，讀者會不會多為做作業的中學生，朋友笑而不答。
第三件趣事發生在十年前，石家莊某快遞哥，将我談讀書的一段話，貼在三輪車上，每天招搖過市，廣而告之。這個故事，我在《文學教育與成長經驗》中介紹過，這裡不再詳述。
二、不僅讀書，而且讀圖
2016年4月，我在廣東省東莞圖書館“市民學堂”開講，題為《讀書、讀圖與讀博》。近日應邀在中國圖書館學會閱讀推廣委員會主持的“2023年角樓論壇”演講，不願老調重彈，希望根據形勢變化及自家思考的推進，回應新的時代話題，于是改為《讀博、讀圖與讀書》。兩次演講，都是以“讀圖”為中介，連接配接“讀書”與“讀博”，隻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東莞演說時，我稱：“圖像在日常生活中不僅僅是娛樂，也是一個傳播知識的途徑，是以今天多讀書，不僅僅是讀文字，還要讀圖像。它包括純文字的，純圖像的，圖文混雜的書籍，甚至包括有聲讀物以及影像資料等等，這些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現代讀書人。”
兩年後，我的《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增訂版刊行，且獲得深圳讀書節“2018年度十大好書”以及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等，使得我談“讀圖”略有了些底氣。我是中文系教授，并沒有受過美術史方面的專業訓練，談“讀圖”其實有點越界。書出版後，十多篇書評及專訪中，答楊早問中的這段話，在我最為念茲在茲：“今天中文系的學生，不能隻滿足于‘說文解字’，還得學會了解聲音的魅力以及圖像的力量。我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會逐漸多起來。隻靠文字來傳遞知識與情感，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必須意識到，文字越來越面臨圖像以及聲音的挑戰。”（《陳平原：學會了解圖像的力量》，《新華每日電訊》2018年11月30日）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共十章，寫作時間最早的是《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完成于1996年初。報道說二十年磨一劍，那是誇張，但确實很多年尋尋覓覓，在如何閱讀/闡釋圖像方面做了不少嘗試。看我早期不太成功的《點石齋畫報選》《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看圖說書——中國小說繡像閱讀劄記》等，不難明白我的入手處。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我最初的“讀圖”，深受魯迅、鄭振铎、阿英等前輩的影響。
雖然也讀點英國藝術史家貢布裡希(sir E.H. Gombrich，1909—2001)的書，也會引點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的《觀看之道》、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的《圖像證史》或者米歇爾（Mitchell，W.J.T，1942—）的《圖像理論》，但說實話，那都是無關緊要的點綴。我真正擅長且用力之處，不是圖像闡釋，而是借都市文化、思想潮流、藝術觀念、印刷技術等，讨論“大變革時代的圖像叙事”。是以，我參考及引證的，多是城市史、新聞史、書籍史、版畫史、插圖史、漫畫史等，而不是圖像理論。具體論述中，不時閃現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阿英美術論文集》《鄭振铎藝術考古文集》的身影，還有魯迅衆多單篇文章，如《拟播布美術意見書》《〈朝花夕拾〉後記》《上海文藝之一瞥》《“連環圖畫”辯護》《〈北平箋譜〉序》《連環圖畫瑣談》《漫談“漫畫”》等。
我主要關注的不是圖像闡釋，而是“圖文互證”，尤其是凸顯圖像叙事背後的“低調啟蒙”，這既是我的長項，也是我的短處。具體到“晚清畫報研究”，我的政策是有效的。但真正意義上的“讀圖”，顯然必須比我做得更精細，也更專業。記得三十多年前初讀台靜農的《〈夜宴圖〉與韓熙載》，大有醍醐灌頂的感覺——圖像原來可以蘊含如此豐富的曆史細節。而近年閱讀巫鴻等人著作，更讓我對美術史著所能達到的技術高度與思想深度，有了深切體會。
最近十幾年，國人閱讀藝術史的熱情高漲，讀圖能力迅速提升，我本再無置喙的能力。去年之是以推出圖文書《大聖遺音——中國最簡藝術史》，并非有什麼新見解，而是追懷十多年前的一次冒險。時隔多年，三聯書店将我為外宣藝術史書籍的長篇導論配上精美圖檔，制作成圖文書，這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勵。但我明顯感覺到，最近這一二十年，年輕一輩對博物館/美術館的興趣及閱讀能力迅速提升，自己并非這方面的專家，冒險越界的事，一次足夠，以後再也不做了。
說到“讀圖”，除了博物館與美術館圖冊、插圖或畫報研究、美術史專論，還有本世紀初迅速崛起的“圖文書”。過去一講“讀書”，大家腦海裡浮現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其實不然，今天國人擷取知識的途徑，圖像一點不遜色于文字。故“讀圖”也是一種“讀書”——或者說，兼及文字與圖像，方是今天閱讀的正道。
任何時代，一旦成為潮流，都會有弊端——是以才有必要“學以救弊”。二十年前我撰寫《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圖文書的崛起及其前景》，讨論中國出版業的大量使用圖像資料，必然對書籍的寫作思路以及讀者的閱讀趣味，造成很大的沖擊；我關心的是，在學術類的圖文書中，如何繼續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文章的結語是——“在我看來，好的圖文書，應能同時凸顯文字美感、深化圖像意義、提升作者立意，三者缺一不可。當然，這樣的境界很難實作；隻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擅長閱讀、分析圖像，又頗能體味、保持文字魅力，這很不容易，需要修養，也需要訓練。換句話說，讀圖有趣，但并不輕松——這同樣是一門學問，值得認真經營。”
二十年過去了，圖文書制作方興未艾，且越來越精美，而我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那就是，既對“左圖右史”持開放态度，也對“文字魅力”堅信不疑。幾年前《文彙報》的副刊“筆會”紀念創辦七十周年，我應邀撰文祝賀，題目旗幟鮮明——《依舊相信文字的魅力》。
三、如何閱讀博物館
談論圖文書，讓我們得以溝通“讀圖”與“讀書”；而翻閱展覽圖冊，則很容易穿越“讀圖”與“讀博”——這裡的“讀博”，當然不是指攻讀博士學位，而是閱讀博物館、美術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收藏曆史記憶，收藏人類知識，也收藏一代代文人、學者、畫家的趣味與心情。但作為建築及展品的博物館/美術館，一旦落在紙上，閱讀視角就應該從“讀博”轉化成“讀圖”。
我當然知道“雲上博物館”的美妙，也大緻明白其發展前景，不過這不是我的專長，年輕學者比我更能适應，也更善于表達。我依然對“紙上博物館”更感興趣，或者說更有體會。那是因為多年養成的習慣，觀看精彩的博物館或專題展，都會請回印制精美的圖冊，以便進一步欣賞與閱讀。更何況，常因各種緣故無法親臨其境，隻能借閱讀展覽圖冊卧遊閑覽。比如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9年1月16日—2月24日舉辦“顔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以及浙江紹興博物館2022年9月28日—12月20日舉辦“高古奇駭——陳洪绶書畫作品展”，我都隻能翻閱那兩冊精美厚重的圖冊，遙想展覽現場，遠隔千山萬水，大呼過瘾。
2006年，首都博物館舉辦了“世界聞名珍寶大英博物館之250年藏品展”，邀請三位學者在展覽期間作演講。第一位是大英博物館館長，第二位是首都博物館館長，第三位是我。之是以請一個中文系教授去博物館做講座，是因為我此前出版過《大英博物館日記》，反響很不錯，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欄目還專門制作了半小時的專題片《陳平原帶您遊大英博物館》（2003年11月）。選擇這麼一個蹩腳的“導遊”，當然不是看中我并不豐厚的學識，而是公衆比較容易借助此非專業的視角進入這座知識的海洋。還有就是，我從知識考掘的角度，努力将“博物館”曆史化。
比如，談論大英圖書館，我會引入1893年《點石齋畫報》上的《公家書房》。要講收藏，中國人同樣源遠流長，問題在于，收藏者是否願意“公開展示”自家所擁有的寶貝。最讓晚清國人大開眼界的，其實不是洋人的收藏能力，而是其允許公衆參觀。就好像同樣藏書，“藏書樓”與“圖書館”不可同日而語。百年風雲變幻，值得欣慰的是，圖書館與博物館終于在中國深深紮根，進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再比如，藏品之進入博物館，不一定因其珍貴，更可能是因其代表性，或在知識鍊條上占據重要位置。我多次遊覽大英博物館的中國館，常聽觀衆抱怨：這種東西，在我們中國一點不稀奇。晚清時，我們曾将博物館（Museum）譯成了“寶物館”。寶物館的功能是藏寶，博物館則在收藏之外，更注重藏品的研究與展出。借助于展覽，我們得以了解那已經消逝的曆史場景，以及人類日常生活的連續與變異。
更重要的是，我排列1867-1870年遊曆歐洲的王韬，其所撰《漫遊随錄》1887年10月至1889年2月連載于《點石齋畫報》，其中“博物大院”有曰：“縱令士庶往觀，是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1876—1878）郭嵩焘，在其《倫敦與巴黎日記》中，也曾提及此博物館：“其地禮拜二、禮拜四兩日禁止遊人，餘日縱民人入觀，以資其考覽。”現代作家朱自清的《倫敦雜記·博物院》（1936）則稱：“各院或全不要門票，像不列颠博物院就是的；或一禮拜中兩天要門票，票價也極低。……這種種全為了教育群眾，用意是值得我們佩服的。”由150年前的每周開館三天，改為現在的每日開放，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讓人感慨不已的是，在市場經濟深入人心的當代社會，居然還有這種謀其功而不計其利的舉動。其實，不隻是大英博物館，國家畫廊、國家肖像畫廊、泰特美術館、泰特現代美術館、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等，也都是免費參觀。
有感于此，撰寫《大英博物館日記》時，我多次提及博物館免費的意義。沒想到五年後，中國政府一聲令下，全國博物館及紀念館（除文物建築及遺址類博物館外）一律對公衆免費開放。從1907年7月19日北京萬牲園開張，代表中國官辦博物館事業起航，到2008中國博物館免費向公衆開放，百年中國，博物館事業風風火火，可圈可點。尤其最近十多年，每到5·18國際博物館日前夕，各大媒體都會報道各大城市建設博物館的成績及發展規劃。順手抄兩則近日的消息，單看标題便一目了然：《陝西全省現有備案博物館350座 2023年将會新增哪些博物館？》《2035年北京各類博物館将超460座》。我的家鄉潮州是座四線城市，經濟不發達，但文化底蘊深厚，乃“活着的古城”。潮州市從2016年啟動建設“博物館之城”，到目前已經建了80家“博物館之城”系列館，計劃到2025年，全市建成門類齊全、功能互補、特色鮮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館之城”體系的各類博物館100座（《全市“博物館之城”新增10家系列館》）。當然，同樣叫博物館，規模有大小，品質有高低，這裡就不詳加辨析了。無論如何，如此業績，還是值得大加點贊的。
不過，在《看得見的風景與看不見的城市》中，我仍提及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短闆：“那天從香港飛北京，飛機上讀《星島日報》關于内地主題公園增長迅速以及全世界博物館排名的報道，還是感覺不太舒服。2017年全球博物館進館人數排名，法國盧浮宮第一（810萬），中國國家博物館第二（806萬），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第三（700萬）。表面上差距不太大，但考慮到國家人口，更重要的是盧浮宮收費，而中國國家博物館是免費的，不免對中國人觀看博物館的熱情不無擔憂。”什麼意思？我想引出的話題是，培養國人閱讀博物館的急迫性。“目前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現狀是，建築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覽強，展覽比觀衆優。最應該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衆進博物館參觀的願望，以及閱讀博物館的能力。在我看來，培養中國觀衆欣賞各式各樣高水準博物館的‘雅趣’，此任務一點也不比建三十座或三百、三千大型博物館輕松。建得起，養得好，用得上，需要政府與民間、學者與大衆共同努力。看來，從有錢到有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下中國，不僅博物館越建越多，越建越漂亮，且經由政府提倡以及電視、圖書、紀錄片乃至抖音等各種新媒體的宣傳，進博物館人數大幅度增加。但必須意識到，從“網紅打卡”到“深度閱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是因為，博物館不管是綜合性還是專門性，其閱讀及欣賞是有一定門檻的，不是随便進去逛一圈，就有明顯的收獲。幫助普通群眾更好地閱讀博物館，這是“另一種啟蒙”。在此過程中，專家應發揮有效的引領作用。
我不是博物館學專家，但對“讀博有門檻”深有體會。十九年前，也是美好的“人間四月天”，我有幸到希臘克裡特島旅行。車子左轉右轉，來到某處米諾斯文明遺址，寂靜的山谷中，除了風聲，就是曠野與廢墟，還有若幹靜穆肅立的說明牌。對于歐洲人來說，那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單靠殘垣斷壁，也能遙想天外。而我知識儲備不夠，加上走前忙亂，沒認真做功課，真的一下子蒙了。那一瞬間，既慚愧，又懊惱。事後想想，普通群眾，若無足夠的知識準備與想象力，來到高昌古城那樣的遺址，也會有類似的窘迫。是以我才會說，不是所有博物館都能輕易“進入”的。
對于年輕一輩來說，或許“讀博”是時尚，“讀書”則顯得out。其實，閱讀須兼及新舊——這裡說的，既是邊界，也是技藝，還是心情。有古老而醇厚的“讀書”打底子，有百變金剛的“讀圖”為側翼，再加上眼下正方興未艾的“讀博”，三者互為支撐，互相激蕩，如此“緻廣大而盡精微”，方才是“閱讀”的理想狀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