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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個深受人們好奇和畏懼的人物。她的真實面貌，一直以來都籠罩在神秘的面紗之下。在江青的親身秘書楊銀祿看來，江青的性格多變，讓他留下了許多不尋常的經曆。然而，江青身邊的工作環境，卻是一個讓人不敢輕舉妄動的地方。那麼，江青究竟對身邊的人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便是閻長貴的“出差”事件。1968年1月9日早上，陳伯達和姚文元突然出現在釣魚台11号樓，直接找到了閻長貴的辦公室。當時的閻長貴并不知情，他們告訴閻長貴兩個消息：首先，閻長貴需要外出出差，完成一項重要任務；其次，秘書工作将由楊銀祿接替，需要盡快完成交接。閻長貴接到緊急指令後，毫不猶豫地開始了繁忙而緊張的交接工作，中途不時有人催促，甚至最後，交接工作被莫名其妙地中斷了。
閻長貴被帶到一個地方，整整四天沒有與上司見面，這讓他感到焦慮不安。此前，他幾乎每天都在江青身邊工作，24小時待命，但這一次，江青沒有召喚他。直到第五天晚上，陳伯達帶來了一個壞消息：江青認定閻長貴是“三秀才”，是派來監控她的“坐探”。
這一冤枉讓閻長貴震驚不已，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送錯了一封信，竟然會導緻如此嚴重的後果。這封信來自一名北京的女演員，信中提到自己正受到沖擊，希望江青能出面幫忙。閻長貴雖然以往的信件無需江青親自檢視，但這封信中提到了“江青”這個名字，讓他覺得有必要将其交給江青處理。
江青是以事大發雷霆，她認為閻長貴故意幫助這名女演員，并将她的名字送到了江青面前。江青對閻長貴的懷疑使他遭受了嚴重的處罰，最終被轉移到秦城監獄，度過了七年半的牢獄生活。這段時間，他失去了個人身份，隻剩下一個編号，6820。
1975年，閻長貴被調往湖南的一個農場勞動，直到1979年才得以重返《紅旗》雜志社。江青當時對此事的解釋是，閻長貴作為關峰的關門弟子，關峰是野心家，是以閻長貴是他的“小爪牙”。而閻長貴之是以成為目标，也與他曾經受到戚本禹的推薦有關。
江青的敏感和多疑讓她将曾經與自己有過交往的人送進監獄。對于閻長貴而言，他無意中觸碰了江青内心的敏感神經，最終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件事情涉及到了楊銀祿，他幾乎陷入了一個陷阱。在1968年，楊銀祿接到了一個緊急電報，稱自己的父親病危，需要立即回家。當時，他剛剛到釣魚台11号樓工作了三個月，工作繁忙，不敢輕易請假。然而，隔天楊銀祿又接到了一封電報，稱父親已經去世，讓他更加痛苦和内疚。
閻長貴得知情況後，向汪東興請示，希望能夠準許楊銀祿回家處理喪事。汪東興考慮到楊銀祿剛剛到來，還沒有正式接觸江青，是以同意了他的請假。然而，楊銀祿回到家鄉，卻在處理父親喪事的第四天接到了緊急通知，要求他立即傳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江青質疑楊銀祿，認為他故意請假以完成某種不正當任務。楊銀祿的解釋并沒有改變江青的看法，她甚至威脅要派人前往楊家挖開墳墓檢視。最終，汪東興的介入才化解了這場危機，但楊銀祿的心情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深感伴君如伴虎。
第三件事，發生在1972年，被稱為“毒藥”事件。一天晚上，江青服下了助眠藥，并要求護士将另一份放在床頭櫃上，以備不時之需。然而，江青卻在淩晨4點鐘叫來護士，聲稱她沒有為她準備藥物，導緻她隻睡了一個小時。護士反複解釋，但江青堅信護士在撒謊，甚至撕下了護士的領章帽徽。
江青随後召集了政治局的委員們開會，讨論她吃下的所謂“毒藥”。會上，江青的情緒異常激動，周總理和葉劍英等上司也前來勸解。江青最終結束了這場會議，但她的怪異行為仍然讓毛主席感到憤怒，批評了她。
這三件事情勾畫出江青身邊的工作環境，充滿了不确定性和風險。一個小小的失誤或誤解，都可能導緻嚴重的後果。江青的敏感和多疑，讓她的身邊從業人員備受壓力和煎熬。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江青的陰影籠罩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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