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實：居民收入增長的難題與對策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在經曆三年疫情以及經濟增長面臨嚴峻挑戰的2023年，居民收入如何持續增長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一方面，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超4億；另一方面，根據2019年居民收入資料計算，國内有3億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元。
從宏觀資料來看，疫情三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比此前出現明顯下滑。2014-2019年，此增速均接近7%，2020年則由2019年的5.89%下滑至2.1%，2021年雖然反彈到 8.1%，2022年再次下降為2.9%。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三年，全國人均消費支出占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出現快速下滑——2011-2019年，該比例均在70%以上，且年均下滑幅度在1個百分點以内。但2020年，此比例由前一年的70.4%降至65.9%，2021、2022年分别為68.7%、66.5%。
進入2023年，雖然上半年全國人均消費支出與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達7.6%、5.8%（均扣除價格因素），但兩者比值進一步下滑至64.8%。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如何看待國内居民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增長對于刺激消費有何意義？目前居民收入增長面臨哪些難題？為進一步提升居民未來的收入，又應該從哪些方面出發？
9月27日，針對上述問題，經濟觀察報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李實。作為浙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長期關注國内的居民收入配置設定問題。此前曾三次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代表作有《中國居民收入配置設定再研究》《中國居民收入配置設定研究3》等。
經濟觀察報：綜合國情以及國内外經濟發展水準，應該如何評價過去二十餘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李實：過去二十餘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更多依賴于經濟增長。雖然個别年份兩者的增長率會有一定差别，但總體來講，兩者的增長基本上保持同步狀态，沒有出現嚴重背離的趨勢。
2003-2022年，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7.9%，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8.4%，略高于前者。在這20年中，有7年人均GDP增長率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有13年則是相反的。從不同時期來看，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處于同步增長趨勢。2013年之前，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别為 9.95%和10.5%，都處在高速增長過程中。2013-2022年，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别下降到5.8%和6.3%，是一種同步下降。疫情三年更是如此，這三年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到4.5%和4.4%。這表明一個道理，居民收入增長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
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反映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果在一定時間内，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較快，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較慢，那麼兩者的收入差距會逐漸拉大，但這樣的差距在平均值上顯現不出來。
經濟觀察報：此前你多次提及居民收入配置設定差距居高不下，這依舊是當下乃至未來居民收入領域的主要沖突嗎？
李實：近些年，居民收入差距并沒有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縮小的過程。特别在2015年以後，基本上保持在高位水準。
2000-2015年，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由升轉降的過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2003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後下降到2015年的0.464。從2016年開始，收入差距再次出現小幅度反彈，2018年回升到0.469。這表明過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處于高位波動狀态。（備注：基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數越接近0表明收入配置設定越趨向平等。）
除了時間次元的對比，把中國收入差距放在國際背景下看，絕大部分國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0.4以下，中國則是0.47左右。同時，如果把所有國家根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行由大到小的排序，中國處于前20%的水準，是以中國屬于收入差距偏大的國家。
從長期變動趨勢來看，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下去。至少在未來的5年甚至10年，如果想讓收入差距有明顯的縮小并不是很現實的事情。
雖然目前有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做法，包括政府的一些改善民生政策、财政上的再配置設定政策都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縮小。但導緻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目前仍在發揮很大的作用，如技術進步和财産配置設定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未來可能還會保持較高的水準。
當然，這不意味着我們要放棄一些再配置設定政策和收入配置設定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堅持收入配置設定制度改革和增強收入再配置設定的政策力度，很難将收入差距穩定在現有水準上。
經濟觀察報：全國人均消費支出占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2013年的72.2%下滑至2022年66.5%，且最近三年的比例遠低于疫情前，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李實：從國家統計局的住戶調查資料來看，過去20年居民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出現了明顯下降，2003年為77.7%，到2022年下降到66.5%，20年下降了11個百分點，還是非常大的下降幅度。這種情況的出現與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特點密切相關。對消費率下降起到主要影響的有三大變化因素——一是居民收入增長；二是房地産市場的迅猛發展和房價的急劇上升；三是疫情的沖擊。
首先，收入決定消費，但随着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消費占收入的比重是會不斷下降的，正如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下降的理論所預期的那樣，一般情況下，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家庭，随着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用于消費的部分占收入的比重長期趨勢是不斷下降的。在2013年以前的10年，居民收入中消費支出占比已經出現下降趨勢，從2003年的77.7%下降到2013年的72.2%,10年時間下降了5.5個百分點，而這一時期正是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時期。
但是收入增長不能完全成為解釋中國在過去10年中消費占收入比重下降如此之快的原因，它也許隻能導緻消費占收入的下降1-2個百分點。
其次，房地産市場的快速發展和購房支出增加，是解釋居民消費占收入比重下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國内消費的統計方面，購房支出不被算作消費支出，買房子相當于把金融資産轉化為不動産，不屬于消費支出。
過去20年中，在房價不斷上升的誘導下，買房和進行房地産投資成為一種潮流。尤其是年輕人具有很強的購房意願，先是“70後”，後是“80後”“90後”成了購房主力軍。這時就會出現兩種狀況——已經買房的人需要還房貸，這部分支出不會被算作消費支出；未買房子的人群則需要增加儲蓄準備房子首付。在這種情況下，購房也會對消費支出形成擠壓，一定程度上會導緻消費占收入比例的下降。
第三方面，疫情期間，居民消費占收入比例的下降主要與疫情帶來的不确定性相關。三年疫情期間，居民的消費行為受到了很大影響，消費占收入比例下降了3.6個百分點。疫情帶來了諸多不确定性，包括工作以及收入增長都面臨不确定性。一旦個人對未來充滿不确定性，對未來就業和收入增長缺少信心，在消費上就會變得比較保守，進而進行預防性儲蓄，減少消費。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不僅疫情帶來的就業困難和收入下降會起到影響作用，這些問題帶來的居民對未來經濟的信心不足，以及可能出現的不确定性也在影響消費在收入中比例的下降。
當然，收入差距較大也一定程度導緻了消費占收入比例的下滑。因為如果收入差距較大，那麼會面臨低收入人群沒有錢消費；高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費都能夠得到滿足，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會從收入當中拿出很大部分去消費。但這樣的影響一般是一個長期過程。
經濟觀察報：近兩年，GDP增長與居民收入的實際獲得感出現了一些争議，你如何看待此現象？
李實：最近三年，受疫情以及一些法律政策的影響，居民收入的增長率相比此前出現了明顯下滑。2020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由2019年的5.8%下滑至2.1%，雖然2021年反彈到8.1%，2022年下降為2.9%，而2014-2019年，年均增速在6.9%。這種下滑也是經濟增速下滑帶來的結果。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收入獲得感的下降。
經濟觀察報：在今年外貿萎縮以及投資、消費增長不明顯的背景下，拉動居民收入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李實：今年以來，經濟增長确實面臨諸多壓力。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外貿投資增速不斷下滑，今年前8月，進出口總值同比下滑0.1%。投資增長率也處在個位數，且增速在下滑。其中民間投資更是處于低迷狀态。想通過刺激消費來促進消費的複蘇也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确實存在很多阻礙。
如果想通過刺激消費來提高收入并不現實。經濟學基本原理是，收入決定消費，如果收入不提高，用什麼去提高消費？即使有的家庭可以用過去的儲蓄來增加消費，也是不可持續的。是以，在不提高收入的情況下，很難去刺激消費。
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想刺激他們的消費顯然不現實，他們中的一些家庭處于負債消費的狀态；對于中等收入人群，他們面臨就業和收入不穩定的問題，疊加家庭支出負擔不斷增加，想讓這部分群體提高消費也不太現實；對于高收入人群，很難通過一些舉措去刺激他們的消費行為，同時高收入人群畢竟是小衆群體，不太可能對促進社會消費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是以，提升居民收入還是要回到源頭：提高經濟的增長速度。
比如，過去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依賴性比較強，為外向型經濟。在外貿增速下滑甚至負增長的背景下，如何擴大與各個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需要處理好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等問題。當然，這方面要做起來也很難，不是短期内就能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大智慧和大謀略。
其次，通過投資拉動收入增長。投資分成國有資本投資與民間投資兩部分，現在民間投資下降幅度很大，前八月民間投資增長率逐月下降，到8月份累計增長率下滑到-0.7%。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民間資本缺乏一定的信心。
是以，目前恢複民間投資的信心最重要。中央層面對此也很着急，不斷出台激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由此來看，我們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在實處。現在很多改革都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質性的舉措。老百姓、企業家的信心來源于政府層面實際上做了什麼，而不是說要做什麼。是以接下來還是要實施一些實打實的重大改革舉措。
隻有進一步恢複整個社會的信心，經濟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
除此之外，也需要一些拉動居民收入增長的具體政策。在GDP的初次配置設定中，由政府、企業和個人進行配置設定。是以在做大市場蛋糕的基礎上，在對GDP進行初次配置設定時，需要增加居民配置設定的份額，這樣也能促進居民的消費。與此同時，政府配置設定的份額要适當減少，一些金融企業的份額也要适當減少。其次，繼續通過再配置設定提高居民的收入。
另外，在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上，要調整支出結構。過去一些地方政府折騰來折騰去，實施了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如果能把這些支出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比如提高教育品質、醫療衛生水準、增加更多社會福利，這樣也能提高老百姓的信心，促進他們的消費。
最後，如果提高收入的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那就需要多關注如何盡快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他們收入的增長可以顯著帶來消費的增長，進而形成經濟上的良性循環。
經濟觀察報：目前拉動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過程中，有哪些利好消息？
李實：目前，居民信心應該說有所恢複。當然，信心恢複也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首先，社會群眾信心的恢複來自于政府層面一些比較積極的信号。包括政府層面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問題，多地也提出全力以赴拼經濟；其次，政府也在不斷改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包括出台一些政策來刺激房地産市場，這些都有助于經濟的恢複性增長。總體上，這些政策舉措對居民信心的恢複應該會起到一個比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