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國家為機關來叙述本民族和國家的曆史，抹去了民族國家的帝國印迹，以及它與帝國互相重疊、糾纏的“前史”，以服務于民族主義政治的現實需要。然而，近年來的史學研究則嘗試在全球史網絡中考察東西方各個民族國家的曆史，對過度依賴民族國家視角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提出了質疑、反思和挑戰。
文章系《帝國的想象：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導言”
原載《讀書》雜志2023年5月
二十世紀是民族國家的世紀嗎？
文 | 梁展
一九一七年六月，猶太裔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出生于埃及的亞曆山大城。為了擺脫埃及民族主義風暴給外國人帶來的不安，母親帶着兩歲的他乘坐意大利的“赫勒萬号”郵輪來到她坐落在亞得裡亞海邊的故鄉——奧匈帝國的的裡雅斯特，不久前這座風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剛剛被意大利占領。數月之後，全家移居維也納郊區，霍布斯鮑姆在那裡度過了喜憂參半的童年時光。他雖然沒有機會親曆哈布斯堡帝國分崩離析的政治悲劇，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國内的德裔、斯拉夫、馬加爾族群以及猶太人之間的政治、文化、語言沖突還尚未遠去。
“假如說十九世紀奠定的‘民族原則’曾經在某一時刻赢得了勝利的話，那麼這個時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離開維也納長達半個世紀之後，霍布斯鮑姆帶着遙遠的童年記憶論道。民族主義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五〇年之是以達到了高潮，究其原因，應當是中東歐多民族大帝國的崩潰和俄國革命爆發所緻。凡爾賽和會前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揭橥民族自決權的旗幟，民族主義浪潮洶湧澎湃，一直綿延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很快成為曆史，英、法殖民帝國元氣大傷，蘇聯最終也未能擺脫解體的命運；相應地，在中東歐和亞非拉地區，新興的民族國家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這番景象讓人們覺得，二十世紀仿佛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紀”。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
曆史學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國家為機關來叙述本民族和國家的曆史，抹去了民族國家的帝國印迹，以及它與帝國互相重疊、糾纏的“前史”，以服務于民族主義政治的現實需要。然而，近年來的史學研究則嘗試在全球史網絡中考察東西方各個民族國家的曆史，對過度依賴民族國家視角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提出了質疑、反思和挑戰。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曆史叙述中，帝國與民族國家泾渭分明，但将帝國看作是民族國家出于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的原因向外擴張的結果并不完全符合曆史實際。其實，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帝國既是催化劑，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礙：一方面，帝國的壓迫培養了被壓迫者共同的民族意識，它将“族裔、宗教、語言和地區的差異與聯合人們起來反對外來統治的利益連接配接起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正是借助為交流和交換目的而設立的帝國諸項制度和基礎設施才成為可能，反過來，作為政治樞紐的帝國中心亦有利于滋生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後者如若要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就必須跨越橫亘在它們面前的帝國這一障礙。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信念（即民族興盛—引者）恰恰是帝國意識形态的核心所在”，對國内“落後民族”所肩負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使帝國能夠預見到自身将會緩慢走向沒落的命運。是以，與其說二十世紀是民族國家的世紀，不如說它是民族國家與帝國互相糾纏的曆史。
奧匈帝國曆來被視為“各民族人民的監獄”，這個政治口号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下的确發揮過不可替代的政治動員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國家為中軸線展開的曆史叙述中，中性意義上的帝國治理方式對國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義發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視。舉例而言，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帝國總理巴德尼頒布的語言法令因為觸犯了德裔族群的利益，随後爆發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不得不以巴德尼的辭職而告終。然而，在朱迪森看來，巴德尼危機使越來越多的奧匈帝國普通群眾參與到對國家決策的讨論當中，它同時也表明維也納中央政府對波希米亞王國兩大族群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亞形成了除維也納之外的另一個帝國中心。由此可見，帝國非但沒有構成民族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反而是民族主義的搖籃。
若論對内部民族主義的壓迫，與奧匈帝國相比，英帝國對一九一六年複活節愛爾蘭民族起義的鎮壓更為殘酷。起義最終造成包括二百六十名平民在内的四百八十五人死亡，兩千兩百名平民受傷，三千五百餘名叛亂者遭到逮捕，一百五十四位上司人被處決。相反，面對類似的情形，奧匈帝國末代皇帝則表現得寬容有度。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亞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業名流和勞工為了解決當地生活用品的供應問題組成了“施蒂利亞州公共福利委員會”，他們緻電維也納，決心斬斷與奧匈帝國的紐帶。卡爾皇帝不但同意了這些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自治訴求，還指令州長将涉及當地物資供應和帝國内部貿易的權力全部移交給該委員會執行。
在奧匈帝國晚期，語言常常被認定為甄别一個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對本族群是否忠誠的标準。在族群雜居的地方，語言成為政治鬥争的“前線”。然而在摩拉維亞和波希米亞地區，曆史學家朱迪森細緻地觀察到，當地農民拒絕将語言的劃分轉化為在自我認同甚至族群忠誠度方面的差别，相反，“操兩種語言、對民族身份的漠視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機等現象，表現了雙語地區的地方文化的基本邏輯，後者無論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所謂現代化程序均無法予以摧毀”。朱迪森的結論是，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别和歸屬隻是人們看待世界的諸多方式之一，民族身份并非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然事實，它帶有很強的偶然性：決定一個人對其民族身份做出選擇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征或者語言特征，而是他（她）所處的政治、曆史、文化和具體的生活情境。
奧匈帝國在一戰後解體
一般認為，奧匈帝國的崩潰是帝國境内族群間的政治沖突所緻。相反，朱迪森則認為精心營造出一個“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奧匈帝國借以表達其統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導緻帝國解體的原因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其他兩個因素：一是在戰争期間由軍官們制定，并得到皇帝和政府進階官員支援的軍事管理措施，嚴重侵蝕了曾經受到普遍擁護的戰前體制的合法性；二是帝國的治理網絡瀕于崩潰，尤其是帝國中心越過地方政治精英上司人（他們本身往往是民族主義者）直接與普通群眾進行交流的能力下降。
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史學家們大多将“帝國”和“帝國主義”用作貶義。然而，這兩個概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國家分别被賦予了非常不同的含義。比如，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四年期間，英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就兩次布爾戰争對帝國命運和前途的影響，展開了一場熱烈的政治論争。在這場争論中，戲劇家、費邊社領袖蕭伯納指出，英國已經變成了單純依賴殖民地經濟和國外勞動力過活的寄生蟲，如若長此以往，英帝國則會像曆史上的羅馬帝國那樣不複存在。是以，他倡導對内施行社會福利改革，對外堅持“國旗必須飄揚在文明和貿易所到之處”。像自由帝國主義者那樣，蕭伯納主張以仁慈的方式來管理諸如印度這樣的海外殖民地，并以提升當地“落後種族”文明等級的方式維護英國作為一個文明種族的實力和形象。從南非戰場歸來之後，霍布森在他的傳世名作《帝國主義》中，第一次提出了驅使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海外擴張的動力是資本家想要尋求海外市場和投資機會的主張。
南非的一個軍隊馬棚，拍攝于第二次布爾戰争期間
第二次布爾戰争促使英帝國改變了過去粗暴的手段，以行使帝國“文明使命”的名義提升被殖民者的文明水準遂成為其主流的殖民地治理方式。于是，在堅船利炮之後，出現的是英帝國從十八世紀以來創造的諸如政治經濟學、政治地理學和人種學等殖民主義知識形式。顯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尚處在半殖民狀态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的西學絕非是一種所謂“中立”“客觀”“普遍”的知識，而是福柯意義上的殖民權力運作的結果。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便糅合了西方優生學與儒家大同學說，進而為中國制定了一套表面上臻于完美的民族國家現代性方案。然而，其“殖民巴西、再造新中國”的主張，則使這套方案被塗上了帝國的色彩，這位反殖民主義者也是以轉變成了一個具有帝國意識的思想家。正如捷克思想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首任總統馬薩力克所言，後哈布斯堡時代的民族主義者用一種拒絕帝國遺産的語言為其新國家的合法性辯護，但是他們卻在默默地以建立立的帝國來代替哈布斯堡國家。
康有為《大同書》
黑格爾将在他那個時代尚處在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具有亞洲起源的斯拉夫民族，視為“破碎的野蠻的殘餘”，是“投入到基督教歐洲與非基督教亞洲戰争中的先頭部隊……斯拉夫民族當中的一部分已經為歐洲理性所征服”。在黑格爾看來，如同非洲一樣，它們是“沒有曆史，且尚未開化”的，“仍舊被束縛在自然精神當中，也必然隻能聽憑世界曆史的波濤推動它們前行”。至于印度，一方面，黑格爾為其古代的哲學精神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将種姓制度看作是自由精神的羁絆，指出後者是造成印度思想“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以，印度無法形成一個“個體在其中充分享受自由的現實形式”，即一個善治的國家。
在黑格爾誕生一百多年前，一位博學的法國旅行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貝爾尼埃沿着新開辟的商路來到了印度。在今天看來，其《大莫卧兒帝國旅行記》并非一部信史，相反，作者對莫卧兒帝國商業和政治狀況的看法前後沖突，其原因在于這一曆史叙述最終服務于他對路易十四與柯爾貝爾在法國推行的重商主義的批評；其為馬克思稱道的所謂印度社會沒有私有制的觀點，以及對奧朗則布皇帝開明思想的贊賞，目的則在規勸法國的統治者們尊重私有财産、奉行仁慈的政治，進而為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鋪平道路；其法蘭西王國商業間諜的身份則展現了十七世紀西方人文主義者的殖民主義情結。一六八七年，在翻譯儒家經典“四書”（除《孟子》）而成的《孔夫子，或者君主的科學，包括中國的宗教原則、獨特的道德與古代皇帝與君主的政治管理》手稿中，貝爾尼埃也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流露出欣賞之情。這表明，在貝爾尼埃生活的時代，有關印度和中國的論述還沒有成為薩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話語或者殖民權力的塑造物，貝爾尼埃親眼目睹的，或者說至少是其想象中的莫卧兒帝國和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反過來恰恰是西方啟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開明專制制度的來源。
一六八八年，貝爾尼埃在歸國途中于蘇拉特見到了法國東印度公司派來的使者，不久之後，柯爾貝爾的船隊就在那裡設立了商行，但是由于未能獲得穩固的貿易據點，法國在南亞次大陸的殖民事業被迫中斷。衆所周知，從十六世紀開始，法國人先後在美洲和非洲開辟了新法蘭西、安第斯群島、馬拉加西等殖民地；并且征服了阿爾及利亞、印度支那、塞内加爾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等地區，一度成為世界上僅次于英帝國的第二大殖民帝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雖然确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法蘭西民族國家模式，但法國的曆代統治精英從未放棄過向海外殖民的事業。如果舊制度時期的擴張主義政策是為了彰顯王朝的榮耀和擺脫王朝的财政和商業危機，那麼，後革命時期的法國繼續進行海外擴張，其目的則是擺脫國内不同階級利益沖突造成的社會危機，凸顯法蘭西文明的優勢，進而提升其國際影響力和增強法蘭西民族認同。與全球範圍内的其他民族主義一樣，法蘭西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的現實無法剝離。
自古以來，高盧人、羅馬人和法蘭克人之間的種族戰争在法國這塊土地上連綿不斷。米歇爾·福柯認為，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古老的種族戰争話語在歐洲經曆了由出現到被多次轉寫的過程。在路易十四時代，戰争的驅動力是種族和語言的差異，以及種族在力量、活力和暴力上的差異，其本質是“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征服和奴役”，它侵入到社會體當中的結果使社會沖突呈現為兩個種族之間的沖突。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種族戰争被轉寫成歐洲的民族運動、各民族對大國家機器的反抗（如奧匈帝國和俄羅斯的情況所示）和歐洲的殖民主義政治；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社會層面的戰争“抹去了種族沖突的所有痕迹而被定義為階級鬥争”。中東歐曆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曾經說：“我認為在奧匈帝國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民族。隻有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等級、制度、利益集團和職業。德裔和馬加爾人的确構成了社會中這些支配階層中的大多數，但是他們所取得的優勢地位是本族群中的那些低等階級所不能享有的。”這個看法更适于分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間的法蘭西國内政治鬥争，馬克思曾經給予這段曆史以高度的重視。在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前夕，共和黨與保守黨各個派别之間爆發政治鬥争，這一時期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如謝努、科西迪耶爾和波德萊爾們均為混迹巴黎街頭的失落者，他們懷揣改變社會和個人命運的目的紛紛參加共和派的激進組織，投入到反對王朝的街壘戰中，但為生計所迫他們又不得不同時效力于舊警察機關，充當他們的線人和間諜。他們迷戀于通過密謀的手段在頃刻之間推翻政府，其中一些人甚至到了為反抗而反抗、為革命而革命的地步，以緻像波德萊爾那樣賦予眼前再尋常不過的風景和事物以“英雄的”品格，沉迷于種種不切實際的幻象當中不能自拔。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
霧月政變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結束了一八四八年以來的政治動蕩，“某些人的确說帝國就是戰争，而我卻說帝國即和平”，路易·波拿巴對法國公衆這樣說。與此同時，為了遵循聖西蒙的思想，彌合與國内天主教黨派之間的分歧，加上以其農民支援者為主體的軍隊的支援，波拿巴鞏固了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開鑿了蘇伊士運河，在亞洲占領了印度支那地區，進而将法國原有的殖民地面積擴大三倍之多。殖民和外交上的成功既為法蘭西民族國家帶來了榮光，也最終導緻了第二帝國的覆亡。一八七〇年七月，波拿巴政府挑起了與普魯士的戰争。色當戰役失敗後，波拿巴被俘，阿爾薩斯-洛林被割讓給了普魯士，這讓已經認可波拿巴帝國理念的共和黨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回到了政治民族主義的立場。在《何謂民族？》（一八八二年）一文中，勒南主張認定一個民族的标準不是種族和語言，而是人們對過去擁有共同的記憶，并且擁有“繼續共同生活的欲望和發揚共有傳統的意志”。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雖然被排除在民族标準之外，但這并不妨礙勒南與另一位共和黨人維克多·雨果一樣是種族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在第二帝國覆亡之際，勒南依然說，“一個低等種族被另一個高等種族所征服和統治無須大驚小怪。英國在印度推行的殖民實踐有益于印度和全人類，也有益于自身”，而“對同等種族的征服要遭到譴責，但低等種族的堕落與高等種族的雜交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體》第二版（一九九二年）的結尾援引勒南對民族的著名定義，呼籲進入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人遺忘兄弟殘殺的曆史，走上共同的民族主義道路。然而，他并不知曉勒南對被殖民者的傲慢，以及失去阿爾薩斯-洛林給後者帶來的民族傷痛，反倒以西方文明的使者身份教導後殖民國家與殖民者互相諒解、合作甚至是聯合。在當今世界，在安德森身上展現的自由帝國主義思想已經蛻變成了否定戰後後殖民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為美國霸權主義辯護的工具，作為其極端的表現方式，蘇格蘭裔美國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甚至主張給予英帝國曆史上的殖民主義行為與今天美國人的“帝國”以積極的評價。與卡夫卡渴望各族群能夠在精神上和諧共處的“大奧地利帝國”想象相比，這是遵循西方舊帝國主義思想展開的一種新的“帝國的想象”。
帝國的想象：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
梁展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7
ISBN：978718075345 定價：49.00元
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自17、18世紀開啟的民族主義浪潮迅速席卷了歐、亞、非和南美洲大陸，帝國的崩解與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齊頭并進，勢如破竹，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方才顯出頹勢。然而，與其說20世紀是所謂民族-國家的世紀，不如說是帝國與民族-國家互相糾纏的曆史。
本書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選取了發生在這一漫長的曆史過程中的幾樁案例，采用理論與曆史相結合的方法，揭示了構成當今流行的民族主義與帝國理論的諸多複雜的文學想象因素，以及隐藏在這些理論論述背後的、濃厚的殖民主義和自由帝國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