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四十年代，湘西的沅陵地區，有一個叫烏宿的小村寨。在這個偏僻的角落裡，生活着一位異常特立獨行的中年女子。她名叫九妹，與她那老實樸實的丈夫相依為命，居住在一艘破舊的船上，養育了一個聰明俊朗的兒子，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一直貧困困頓。
九妹的形象常常讓村民們感到不可思議。她總是穿着一襲白色的旗袍，看起來格格不入。胳膊下夾着兩本精裝的外文書，似乎成了她身體的一部分。白天常常在河灘上徘徊，漫無目的地遊蕩，或者坐在酉水邊，長時間地陷入深思。
歲月的流逝在九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她的容顔蒼老，白發如雪，而她的精神卻似乎早已迷失。她的行為古怪，表情呆滞，那件白旗袍和書籍仿佛是一場怪誕的笑話。
村民們紛紛傳言，九妹是被一個孤寡漢子揀回來當老婆的瘋女人，然而，他們并不知道九妹曾經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曾在遙遠的青島讀過大學，熟練掌握法語和英語，與文學巨匠蕭紅交往密切，曾被人家寵愛地稱作“九妹”。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她的二哥，就是文壇傳世巨匠沈從文！
然而，九妹的故事卻如同一個複雜的拼圖，由兩個截然不同的身份構成：一方面，她是沈從文的親妹妹，與偉大文學家有着血脈相連的關系；另一方面，她卻是一個鄉下人的瘋狂妻子，在這個偏遠的村寨裡度過了一生。
時光荏苒，九妹的故事早已逝去了六十個年頭，然而，她的命運仍然讓人感到唏噓不已。她那複雜多彩的生活，如同一幅古老的畫卷，仍然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在那個充滿滄桑和家族情感的時光裡，沈從文的文學筆觸如同一把魔法之刀，細膩地勾勒出家族的血脈相承和深刻情感的畫卷。
1920年至1940年間，這段歲月被他銘刻在文字之中，如《蟋蟀》、《往事》、《玫瑰與九妹》、《占領》、《生之記錄》、《畫師家兄》、《堂兄》、《黎明》等作品，都承載着家族的記憶。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兄弟姐妹，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在他的文字中得以複活。
這個家族在上海的合影，畫面上的沈從文、六弟沈荃、母親黃素英、九妹沈嶽萌，以及大哥沈雲麓，仿佛是一個幸福和諧的畫面。
然而，在沈從文的文學作品中，九妹的身影卻出現得最頻繁。在《玫瑰與九妹》中，她是整個家庭的寶貝，備受呵護。在《爐邊》中，九妹聰明伶俐，成為二哥和六哥宵夜的管道。在《三個女性》中，九妹、丁玲和張兆和一同在青島的海濱玩耍，暢談詩歌和哲學。
沈從文的母親共育有九個孩子，但能成年的隻有五個：大哥沈雲麓、大姐沈嶽鑫、二哥沈從文、六弟沈荃以及九妹沈嶽萌。在家中，九妹因為身份最小而得到了全家，尤其是母親倍加的寵愛。
沈從文的家族背景并不平凡。祖父曾靠賣馬草為生，跟随湘軍參加過太平軍的戰鬥，赢得了赫赫戰功，後來被任命為貴州提督。然而，一場傷病卻将他奪去了生命，留下了光榮和一份豐厚的家業。
在湘西的這個小村莊裡，有兩個家庭，生活軌迹截然不同，卻都承載着沉甸甸的故事。
首先，讓我們來到了沈家，那是一個被贊譽為小康之家的地方。每年，那裡的稻田都會豐收三百擔的稻谷，夠養家糊口，甚至還能存下些許盈餘。沈家的生活毫無憂慮，如同溫暖的陽光灑在他們的身上，家庭充滿着歡笑聲和和睦。在這個溫馨的環境裡，有一個小女孩，她就是九妹。她的童年充滿了無憂無慮的時光，被寵愛得無比。這個家庭培養出了她那純真爛漫的性格，就像那片滿眼翠綠的稻田一樣，充滿生機和希望。
然而，就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與沈家截然不同的世界。這是一個生活在行軍打仗陰影下的地方，那裡的人們沒有享受到沈家那樣的小康生活。教育機會有限，年輕人的前途似乎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成為一名士兵，投身軍旅生涯。沈從文的父親、叔父，以及他自己、弟弟和同宗兄弟，都生長在這個家庭，他們的生命被戰争的陰影所籠罩，每一天都是艱辛的掙紮，每一刻都是不确定的未來。
年僅14歲的沈從文離家，前往沅陵，成為了一名預備兵，跟随土著部隊漂泊在湘、川、黔邊境地區長達五年。
這段家族史訴說着深厚的情感、輝煌的過去和執着的追求，成為了沈從文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族的血脈相承和家庭的溫暖，與戰争歲月中的堅韌與磨難互相交織，為他的文學世界增添了更多豐富的色彩。
1922年的北京，是一個充滿希望和變革的城市。年輕的沈從文，年僅20歲，懷揣着對文學的夢想，毅然決然地棄軍從文，離開故鄉，隻身來到這座文化的瑰寶，決心學習新思潮、擁抱新文化。
他的住所是一間狹窄潮濕的小屋，牆壁斑駁，屋頂漏雨。生計艱難，每餐都成了問題，為了掙取一千字僅五角錢的稿費，他孜孜不倦地拼命寫作。
而在那個年代，九妹剛剛踏入了十歲的花季。盡管家境逐漸困頓，父親的失蹤讓一家人陷入困境，但在家中，她依然是母親傾注了所有心力呵護的一朵嬌花。
直至1925年，通過郁達夫、徐志摩等文壇前輩的提攜，北京《晨報副刊》終于開始接受沈從文的作品。他的文字在報紙上閃耀着，一共發表了六十多篇作品，稿費從每月四元一躍漲至十二進制。
1926年，沈從文的文字傳遍了各類刊物，發表作品七十餘篇，他終于成為了一位職業作家。他的堅持和努力，終于換來了他文學生涯的輝煌。
然而，1927年的夏末，一個巨大的變化來臨。母親攜着15歲的九妹，從湘西一路跋涉來到北京，投奔了遠在都市的沈從文。九妹緊随着二哥，開始了新的生活。但這也标志着她人生的另一段巨變的開始。
在未來的歲月裡，九妹将經曆無數的起伏和挑戰，她的故事也将與沈從文的文學生涯交織在一起，成為那個時代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這是一段家族情感與堅韌奮鬥的故事，一個兄妹之間情深義重的傳奇。
在那個充滿抉擇與夢想的年代，沈從文的心裡承載着一個珍貴的願望，一個與九妹緊密相連的願望。
他回憶起了六弟幼時的情景，那個小家夥總是背書、讀書，卻總是記不住。然而，一旁的小九妹卻似乎有着不同的天賦，輕松地記住了那些文字。雖然沈從文與九妹相差了十歲，離開家鄉已經很多年，但他對妹妹的印象始終停留在那個幼時，那個心底的期待。
是以，當15歲的九妹背井離鄉，來到北京投奔他時，沈從文寄予了厚望。他夢想着，九妹能夠像才女林徽因或淩叔華一樣，出國留學，然後成為一位傑出的女學者。
與沈從文交情匪淺的翻譯家王際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他們頻繁通信。在信中，沈從文一再提及對九妹的學業規劃，他寫道：“若果是有友善，有一種巧遇，我真願意她到法國或美國去，學一些讀書以外的技能，學跳舞或别的東西，我為她在中國每年寄一千把塊錢，盡一個新的地方造一個新的命運。”
沈從文自己沒有上過大學，他的文學之路充滿了坎坷和曲折。是以，他将自己的人生遺憾，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了九妹身上。
正如巴金所言，沈從文是自學出身，他渴望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讓她掌握他自己曾渴望了解卻未能深入探究的知識和事物。
為了更好地教育九妹，沈從文毅然前往上海。1929年初，胡适擔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他破格聘用了隻有國小文化的沈從文為大學講師。11月4日，沈從文寫信求助胡适，讓九妹有機會在公學做旁聽生。
雖然沈從文在中國公學的月薪大約為150元至170元，待遇不錯，而且大哥沈雲麓于8月回到上海，将病中的母親接回家鄉，減輕了不少負擔，但他們仍然生活拮據。
然而，沈從文不僅仗義慷慨地救濟他人，還不惜花費，為九妹單獨補習數學，并聘請了昂貴的外教，教導她法語和英語。這個兄姐之間的故事，充滿了家庭情感、奮鬥與希望，成為了那個時代一個動人的傳奇。
老弄堂中的那間亭子間，成為了兄妹的栖身之所。這個狹小的角落四處漏雨，冷風凜冽時，沈從文隻能裹着被子，流着鼻血，不停地拼命趕稿子，為了掙取一些生活的溫暖和希望。
然而，九妹似乎對文學并不抱有濃厚興趣，她更傾向于翻閱那些小布爾喬亞式的愛情書籍，外語學習也變得頗為吃力。在九妹署名的唯一一篇文章《我的二哥》中，實際上是沈從文代筆。這樣的局面讓沈從文充滿了擔憂。
他在寫給王際真的信中表露出擔憂之情：“她現在在上海跟一個法國人學英語和法語會話，這是前年就開始學的，但每次都要換一個地方，換一個教員，仿佛特意為那些教員而讀書的樣子。我一方面想到自己未來的命運，一方面又為她的前途擔憂，真的感到煩惱，不知道什麼方法最好。”
沈從文像一個追求卓越的家長，堅信通過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和條件，九妹會成為像林徽因那樣的才女，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卻忽略了原生家庭文化的浸潤，九妹在湘西鄉下土生土長，而那個年代，與父親遊曆歐洲的林徽因已經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迹。
一方面，九妹感到自己的平庸與哥哥的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她也有幸結交了許多傑出的文化名人，與哥哥一同參與文化圈，這使她的視野變得更加寬廣。
然而，圈層與能力的差距，養成了九妹好高骛遠、不切實際的性格。直到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喜結連理，九妹已經21歲了，但她的學業和事業都沒有明确的方向。她繼續生活在哥哥的家庭中，新婚生活分走了沈從文的許多精力，曾經被二哥全心關注的九妹開始感到一些失意。
然而，新嫂子對這位清秀安靜的小姑子很友好，她不僅欣然接受九妹，還親自着手為她介紹适當的婚姻對象。其中，有一位名叫夏雲的年輕才俊，是燕京大學心理系的教授，九妹的姐姐們曾認為他是個合适的候選人。但在相處幾次後，九妹卻不情願地拒絕了夏雲的求婚。
“沈從文妹妹”的标簽，一度成為了九妹自信和自豪的資本。然而，她當時年輕且過于受保護，難以看清現實，對于未來充滿了理想與迷茫。這是一段家庭内心情感、成長與追求的故事，也是一個兄妹之間情感交織的篇章。
1930年代的北京，是一個充滿了文化和激情的年代。張兆和，沈從文，以及九妹，這三位年輕人在這個繁華的都市中交織出一段引人注目的故事。
張兆和對九妹的選擇感到惋惜，他明白九妹沉迷于外國愛情小說中的虛幻世界，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可能會讓她遠離現實。他不禁感歎：“九妹的心太高！”
在九妹前半生那單薄的人生中，劉祖春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沈從文一直盡力幫助家鄉有志向的後輩。1934年，一位湘西青年劉祖春找到了沈從文在北京的住所，懇求他資助在京讀書。
在劉祖春後來的文字回憶中，他生動地描述了他與九妹初次相遇的情景：“從文的妹妹嶽萌從東屋晚出來一步，掀開門簾，站在那裡微笑，看着我這個剛從家鄉才到北京的同鄉年輕人。”
每逢周末，劉祖春都會前去拜訪沈從文。夫婦二人看出了這對年輕人之間的情愫，常常刻意制造機會，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相處。這個時期的北京，充滿了希望與夢想，也充滿了情感的交融與萌芽。而這段故事，是一段年輕人在大都市中探索愛情與人生的美好時光。
時光流轉，歲月如梭，1937年的那個夏天，是九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劉祖春畢業後，他的理想和抱負逐漸超越了九妹的了解範圍。他成長為一個憂國憂民、堅定投身革命抗日的進步青年，而九妹的情感卻仍停留在單純而深刻的愛之中。
九妹的愛情訴求簡單而真摯，隻要能夠在劉祖春身旁，她願意跟随他到任何地方。她習慣了在二哥的庇護下生活，像一朵被精心呵護的菟絲花一樣。然而，劉祖春了解自己選擇的道路充滿了艱辛和犧牲，他已經做好了随時為國捐軀的覺悟。他感到自己無法給予九妹一個穩定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
1937年7月27日，劉祖春匆匆來到了沈家，他沒有回應九妹充滿關切的目光，隻是匆忙地向張兆和借了20元錢作為路費，然後匆匆離去，從此杳無音訊。這一次的别離，讓九妹承受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打擊。
随着戰亂的蔓延，1941年，沈從文幫助九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找到了工作，月薪100元。這讓九妹的生活稍微有了些改善，她也變得活潑一些。然而，8月14日，聯大遭受敵機轟炸，圖書館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九妹積極參與了珍貴書籍的搶救工作，但當她回到自己的住處時，發現房門大開，财物被小偷洗劫一空。這一事件讓她感到深深的刺激，精神逐漸失常。
抗戰期間，昆明的物價急劇上漲，生活變得艱難。張兆和失業了，兩個兒子還很年幼，沈從文一個人的工資勉強維持生計。在這個艱難的時刻，九妹常常出門，将家裡的衣物和食物分發給乞丐們，不顧家人的渴望和饑餓。九妹的精神狀态逐漸惡化，家庭陷入了困境。
在沈從文的家書中，可以看到九妹精神狀态的逐漸惡化。從最初的抽象語言到漸漸變得沉默寡言，再到最後的慷慨捐贈給乞丐，她的精神狀态一步步走向崩潰。
1945年，九妹最終被送回了沅陵，與疼愛她的二哥分離，再也沒有見到他。她終年34歲，生命在困苦和痛苦中走向了終結。這是一個充滿悲劇的故事，一個為愛情和家庭默默付出的女子最終沉淪于命運的無情。
在那個歲月滄桑的年代，沈家兄妹之間的命運，宛如飄搖的小舟在曆史的巨浪中翻覆。大哥沈雲麓，生來體弱多病，視力模糊，鼻炎耳背，生活在一片精疲力竭之中。他對九妹充滿了擔憂，盡管九妹回到家鄉，但情況并沒有好轉，她經常掙脫大哥的看管，四處亂跑。
大約在1946年的端午節，九妹突然消失了，離開了家人。幾年後，家人終于在離沅陵縣城不遠的小鎮烏宿找到了她。那時的她已年過不惑，卻頭發斑白，面容受風霜，她嫁給了一個泥瓦匠，育有一個兒子，兒子于1947年出生。
然而，更多的悲劇接踵而至。在1949年，沈從文因曆史原因陷入了困境，他曾嘗試自殺，但被及時救出并送入精神病院，結束了自己的文學生涯。之後的1951年底，六弟沈荃也因時代的誤解被執行了死刑。
在曆史的巨浪之下，親情的紐帶似乎越來越脆弱，如同一艘未系好的小舟，飄搖不定，時而受到風浪的沖擊，時而迷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随着時間的推移，1959年和1960年，湘西一帶陷入了饑荒，九妹在這場普遍的大饑荒中不幸離世，享年48歲。那個曾讀過大學、見過世面、認識一衆文化名人的俊秀女子，那個從小到大被細心呵護的小九妹，她最終躺在一艘破船上，饑餓和疾病纏繞，她的生命在荒蕪的河灘邊靜靜結束。
然而，她的骨灰直到1994年才被兒子重新安葬，因為下遊修建水電站，迫使人們将她的殘骸從舊地重新挖掘出來。沈從文的表侄黃永玉曾說，沈從文所經曆的親情悲劇，比他所創作的任何故事都要沉重，而六弟和九妹，就像兩個被燒傷的心靈故事，是沈從文心頭的無法啟齒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