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創作賽#
全面戰争在即，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迎面而來：中國能不能打赢這場戰争？
戰争是物質的抗衡，是交戰雙方國家綜合實力的對決，即交戰雙方國力和軍力的對決。
戰争也是精神的較量，是交戰雙方作戰決心、作戰意志、作戰毅力與戰争智慧的抗衡。
就一九三七年的中國而言，面對将會蔓延至整個國土的戰争，全民的堅強意志以及勝敵決心是必須的，但顯然還是不夠的。盡管中國的總人口比日本多數倍，國土面積也比日本大數十倍，可僅從綜合國力上比較，當時的世界輿論普遍認為，中國在與日本的全面戰争中幾乎沒有獲勝的可能。
一九三七年，日本工業增長速度高達百分之九點九，工業産值占國民經濟總産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為全世界資本主義陣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而一九三七年的中國，仍舊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即使把外國在中國開辦的企業算在内，中國的工業産值也僅占國民經濟總産值的百分之十。除了沿海部分城市及長江中下遊地區擁有少數的輕工業外，中國所謂的“工業”絕大多數仍處于手工階段，這一階段在中國至少已經延續了上千年。而戰争，其實是在打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
戰争開始的一九三七年，中日兩國的主要經濟名額是：
工業總産值：日本六十億美元，中國十三億六千萬美元；
鋼鐵産量：日本五百八十萬噸，中國四萬噸；
煤炭産量：日本五千零七十萬噸，中國兩千八百萬噸；
銅産量：日本八萬七千噸，中國七百噸；
石油産量：日本一百六十九萬噸，中國一萬三千一百噸。
唯一能夠掣肘日本工業能力的因素，是島國本土資源的匮乏，特别是棉花、橡膠、羊毛，鉛、錫、鋅等有色金屬以及石油和煤炭。日本本土年産鐵礦僅為四十五萬噸，加上從北韓掠奪來的六十萬噸，也僅能滿足其所需的六分之一。中國的東北地區，煤、鐵蘊藏量極其豐富。當時，撫順年産煤七百萬噸，本溪年産煤六十萬噸，産量合計居全國第一。東北的鐵礦藏量和鋼鐵産量也居全國第一，遼甯一地的鐵礦儲量就占全國的百分之七十九，鞍山和本溪兩處的鋼鐵産量合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還有石油，東北地區的儲量占全國探明儲量的百分之五十二。但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已經成為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對于中國來說這“無異于喪失了經濟命脈”。“日本本土資源實甚貧乏”的現狀，自侵占中國東北地區後“情勢為之一變”。
依靠強大的工業生産能力，日本猛烈地擴張軍事工業的規模。一九三七年，日本軍事工業投資高達二十二億三千萬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兩倍以上，占到當年日本工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七。日本已具備年産各種作戰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徑火炮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的軍事工業水準。至于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的産量，完全可以滿足進行大規模戰争的年需要量。一九三七年，如果說中國尚有軍事工業的話，其水準與清廷重臣李鴻章、張之洞經辦洋務的時代差別不大。整個國家沒有生産大口徑火炮、坦克和汽車的能力，飛機和艦船雖然能夠少量生産，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須依賴進口，遠達不到支援一場全面戰争的批量生産規模。中國能夠生産的隻有步兵的輕武器以及小口徑火炮，其生産能力同樣無法支撐大規模戰争的需要量。
漢陽鐵廠
一個是強盛的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一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僅僅展現在生産能力的統計數字上。當時的中國與日本，還是兩個呈現出完全不同面貌的國度。處于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中的日本，國民懷有一種狂熱追求未來的集體意識，憲政制度帶來的社會運轉程式的相對合理，不但促使經濟不斷繁盛，并由此帶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僅就教育而言，清末以來，中國派遣或自行留學日本的風潮盛極一時，國民黨内軍政高層——包括蔣介石在内——都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而遍及全國的各種愛國團體、準軍事組織等，使日本積蓄起巨大的驅異求同的潛在能量，使得全民族全社會形同一個堅固的精神整體。
二十世紀上半葉卻是中國最為混亂的曆史時期。盡管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建立之初頒布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個連一部國家正式憲法都沒有的國度。列強的野蠻掠奪和對民族工業的壓制，使得中國薄弱的國民經濟日益衰敗，連年的軍閥混戰更是在民不聊生的境況下令整個國家于不斷的戰火中奄奄一息。這個國家曾以文明發祥絕早而自豪，但數千年的文明積累仍是無法挽救國民麻木萎靡的現狀。
沒有多少中國人對未來充滿熱切的渴望，如同農民無法預測天象收成隻能聽天由命一樣，即便是志士的流血與精英的呐喊，也喚不醒無邊無際的死氣沉沉的原野。到處是水車在緩慢地轉動，牛車在深深的車轍中挪移，還有低矮的草屋和饑餓的孩子。因為有着驚人的忍受精神苦難和肉體痛苦的能力，中國人能“在一個地方一動不動地坐很長時間”，無論街巷與鄉村，到處都可以看見這種無所事事的沉默，而沉默者臉上“麻木的、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什麼叫無助與絕望”。這個古老的國度，已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步履瞞跚地徘徊在永遠的日出日落之中。
一個衰敗落後的國家是無法打造出一支強大的軍隊的。
根據日本陸軍史記載，中日戰争開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總兵員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人，其中戰鬥兵員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除國内常駐的十一個師團外，其餘為北韓軍、關東軍、台灣軍和中國駐屯軍。其兵力配備是：
中國駐屯軍：一個混成旅以及關東軍所屬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師團。
關東軍：除了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師團外，還有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獨立守備隊，騎兵第一、第三、第四旅團，獨立山炮兵第四聯隊，野戰重炮兵第九聯隊，高射炮兵第十二聯隊，飛行集團司令部，飛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聯隊，鐵道線區司令部，鐵道第三聯隊，電信第三聯隊，汽車第一、第二聯隊，測量隊，防疫隊，軍馬防疫廠，野戰兵器廠，野戰航空廠，臨時軍事法庭，下級軍官候補隊，旅順要塞司令部，憲兵隊，陸軍醫院以及陸軍倉庫等。另外，關東軍各師團在國内還有留守部隊，包括兩個步兵旅團和騎兵、野炮兵、工兵聯隊，通訊隊以及辎重部隊，共計一萬零五百多人。
北韓軍：第十九、第二十師團，此外還有要塞司令部、醫院、倉庫等部隊。
台灣軍：台灣守備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聯隊，山炮兵聯隊，重炮兵聯隊，高射炮隊，基隆、澎湖要塞司令部以及陸軍醫院等部隊。
日本陸軍航空兵司令部設在東京，轄第一、第二、第三飛行團和直屬部隊，分别駐紮在日本本土、中國台灣和北韓等地。
日本陸軍在本土的部隊是：近衛師團、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師團，共計十一個師團。
日本陸軍的“師團”建制，世界上絕無僅有，實際上是一個各兵種聯合的作戰機關。自明治以來，日本陸軍一直沿用的“師團”編制為：步兵旅團兩個，騎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聯隊各一個，通訊隊、衛生隊、野戰醫院以及少量的後勤機關。其中一個步兵旅團轄兩個步兵聯隊，一個步兵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一個步兵大隊轄四個步兵中隊。是以，一個日本陸軍師團，常設四十八個步兵中隊。而每一個師團的兵力數，各個時期不相同，平時與戰時也不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日本陸軍師團平時兵力為一萬三千，戰時為一萬八千；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時，日本陸軍師團兵力平時一萬五千，戰時為兩萬多。
日本是第一個實行現代征兵制度的亞洲國家，法律規定全國凡年滿十七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須服兵役。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除了現役的三十八萬官兵外，尚有預備役兵七十三萬八千人，後備役兵八十七萬九千人，第一補充兵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人，第二補充兵九十萬零五千人。日本總人口約為一億零五百萬，其兵役制的規定意味着日本陸軍在戰争需要時，可動員兵力能夠達到一千萬人。
而中國直到戰争爆發前一年才開始整編陸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的計劃是：一九三八年完成六十個調整師的編制。調整後的陸軍師被分為甲、乙兩種：
甲種師，每師轄兩個旅四個團，轄三個團的師不設旅部。師部直屬騎兵連一個，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營各一個，衛生隊、特務連各一個。甲種師是陸軍主力部隊。
乙種師，每師轄兩個旅四個團。師部直轄一個騎兵連、一個炮兵營和一個通信連、一個無線電排、一個特務連、一所醫院。乙種師是陸軍預備部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國陸軍編制為四十九個軍，一百八十二個步兵師又四十六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又六個獨立旅，四個炮兵旅又二十個獨立團以及少量的特種部隊，總兵力為一百七十餘萬人。但是，這僅僅是編制數量，作戰初期預計真正可以投入使用的陸軍兵力為：步兵八十個師，九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兩個炮兵旅和十六個獨立團，兵力總數尚不足百萬。
因為在漫長曆史中實行的募兵制根深蒂固，中國一九三三年頒布《兵役法》後始終沒有得到施行。募兵制在中國自唐五代一直延續至清，即使清末袁世凱組建陸軍新軍時，兵員依舊來源于募兵制。與征兵制不問的是，募兵為招募與應募，應募者的多少好壞是招募者無法掌控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國民政府強制實施《兵役法》，即依照國家法令合乎标準的國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可實際上落實下去仍舊變成了招募與應募。是以，中國軍隊沒有預備役，後備兵源僅有一九三六年底才訓練出來的五十萬壯丁。——在日後漫長的對日戰争中，中國在兵力動員上常常處在難以為繼的窘境裡，這對于一個人口大國來講真乃拙咄怪事。
在武器裝備方面，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也相差甚遠。
日本陸軍一個師團與中國陸軍一個師對照：各種槍支，日軍師團九千四百七十六支，中國師三千八百三十一支；擲彈筒，日軍師團五百七十六具，中國師二百四十三具；輕機槍，日軍師團五百四十一挺，中國師二百七十四挺；重機槍，日軍師團一百零四挺，中國師五十四挺；野山炮，日軍師團六十四門，中國師十二門；步兵炮，日軍師團四十四門，中國師三十門。——以上僅為正常武器，尚不包括日軍師團擁有的上千輛特種戰車以及數十輛坦克。就戰鬥實況而言，日本陸軍不但配備有大量的特種兵，還能得到空軍和海軍的全力支援。
一九三七年，日本海軍僅次于英、美，實力位居世界第三。中日戰争爆發時，日本海軍已經服役的作戰和輔助艦艇有：航空母艦四艘，主力戰列艦九艘，重巡洋艦十二艘，輕巡洋艦二十一艘，驅逐艦一百零二艘，潛水艇五十九艘，練習戰艦一艘，水上機母艦兩艘，潛水母艦五艘，布雷艦六艘，海防艦七艘，炮艦十艘，水雷艦八艘，掃雷艦十二艘，以及修理艦、運輸艦、特務艦、測量艦、布雷艦、獵潛艦等，總計二百八十五艘，總排水量達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噸。另外，尚有兩艘主力艦、兩艘航空母艦、四艘輕巡洋艦、十二艘驅逐艦、三艘水上機母艦、四艘水雷艦等正在建造中，即将全部投入作戰序列。
中國海軍至中日開戰前夕，共有各種艦艇一百二十餘艘，且都是小型艦艇，總排水量僅為十一萬噸。即便如此，實際可以投入作戰的艦艇僅有六十餘艘，總排水量約六萬噸，不足日本海軍的二十分之一。中國海軍的艦艇，不但小而且老，最大的巡洋艦“海圻”号是光緒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北洋水師從英國購買的；裝備最好的巡洋艦是僅次于“海圻”号的“海琛”号，同樣是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師一八九八年從德國購買的，排水量僅為兩千九百五十噸，航速每小時十九節，裝備有十五厘米艦炮三門、十點五厘米艦炮八門、四點七厘米艦炮四門以及三十七厘米四連發魚雷發射管一具。而此時日本海軍所擁有的正常巡洋艦，排水量都在一萬三千噸以上，航速每小時六十一公裡以上，普遍裝備有二十厘米艦炮十門、十二點七厘米艦炮十六門、六十一厘米四連發魚雷發射管四具。如此，可以想見，中國海軍的主力艦一旦遭遇日本海軍的主力艦，戰局将會是怎樣的。
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航空兵隸屬于陸軍和海軍。陸軍航空兵擁有五十四個飛行中隊，其中戰鬥機中隊二十二個，每個中隊有常用戰鬥機十二架，備用戰鬥機八架；輕型轟炸機中隊六個，每個中隊有常用轟炸機九架，備用轟炸機六架；重轟炸機中隊八個，每個中隊有常用轟炸機六架，備用轟炸機四架。另外還有偵察機中隊十五個，轟炸、偵察混合中隊三個，每個中隊擁有的飛機數量與戰鬥機中隊相同。總計，日本陸軍航空兵有各種作戰飛機約九百六十架。此外還有運輸機、訓練機和研究機等數百架。
中國空軍名義上擁有各種飛機六百多架，但能夠參戰的飛機僅有三百零五架。這些飛機分别購自美、德、英、法等多個國家，由于機種複雜，維修困難，十分不利于作戰。少量的國産飛機也由于零部件依賴進口而長期不能使用。
除了武器裝備，中日兩軍最重要和最明顯的差距，是整體素質之别。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依托現代資本主義和天皇一統的混合政治體制，建立起一整套完備的現代軍事指揮系統。大學營的軍事指揮統一而高效，對陸海空三軍擁有絕對的權威。日本内閣裡陸相和海相的設定，近似于美國的三軍參謀長聯席制，指揮權的高度集中使之對軍隊的排程和作戰的指導迅速便捷。日本軍隊已經完全摒棄了幕府時代割據的弊病，成為一支宣誓效忠天皇并以“武士道”為精神支柱的強大的武裝力量。日軍官兵對内的絕對服從，對外的兇狠頑強，對自身的舍生殉道等基本素質，使“其能征慣戰之精神為世界各國軍隊首屈一指”，是當時世界範圍内軍力強悍的武裝集團之一。
由于曆史的原因，中國陸軍雖然名義上隸屬于國民政府，但實際上組織上司和軍事指揮并不統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轄部隊約七十個師，習慣上被稱為“中央軍”，其中約四十個師來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黃埔軍校學生組建的國民革命軍，後來一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進行訓練，裝備相對較好，官兵素質較高。
其餘的三十個師，均來自北伐時期跟随蔣介石或者被蔣介石收編的旁系部隊，雖然仍被叫作“中央軍”，但無論武器裝備還是官兵素質都比較差。中國的地方軍閥部隊，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畸形存在。這些部隊基本上是地方軍閥的私屬軍隊，他們各有各的招募制度、編制制度和軍需制度，武器也是自己籌款購置或是自己土法生産的。财力豐厚的軍閥部隊武器裝備好一些，财力薄弱的軍閥軍隊武器裝備就相當原始。特别是，在這些軍閥部隊的内部，吃空額、喝兵血的弊端習以為常，一些官兵沾染上吸毒、狎妓、納妾等惡習。
是以，國難當頭之時，盡管地方軍閥部隊願意抗日救國，但這終究是兩國之戰而不是兩省厮殺。——面對作戰意志極其統一堅定的日本軍隊，中國軍隊“無論就編組、訓練、裝備、補給任何一方面言，都是雜亂無章的”。而對于一支軍隊來講，如果官兵素質、作戰能力、武器裝備、整體協同乃至統一指揮均陳舊落後，那麼在戰争來臨時就會“不堪一戰”或是足以緻命。
國民政府在認識到中日戰争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識到了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間的巨大差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确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大綱案》，稱：“值此國際風雲，益趨險惡，設戰事一旦爆發，海洋交通隔絕，外貨來源阻斷，舉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極度之恐慌。屆時即無強敵之侵入，我亦将因社會經濟之混亂而自行潰亡也……應速具勇往果斷之決心，采取最進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做适當之準備，調整原有生産組織，統制社會經濟活動，使國民經濟得為有組織有計劃之活動。”
該案在計劃條款中特别提出：“國民經濟建設，應以整個民族為目标，在目前國際情況下，尤應審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勢，凡基本工業之創辦，重大工程之建設，均須擇國防後方之安全地帶而設定之。”國民政府提出：“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陽之間，為國防工業之中心區域，并力謀鄂南、贛西以及湖南各處主要資源之開發，以造成一個主要經濟中心。”
國民政府制定了“三年重工業建設計劃”。一九三六年計劃撥款一千萬元，一九三七年——戰争爆發的這一年——撥款猛增到兩千萬元。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先後投資建立了二十多家重工業企業，主要包括鐵礦、煉鋼、有色金屬礦和冶煉、煤礦、電機制造、機器制造等，并且從應對戰争角度考慮，将這些企業大多分散在了湖南、湖北、江西、雲南、四川，甚至是在青海。中國對日作戰全面開始後，這些企業大部分已經動工興建，有些甚至已經投入生産，在一定程度上對戰争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中國沒有自成體系的國防工業，國内僅有的幾家兵工廠分散在各地軍閥手裡。特别是東北地區被日本占領後，國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兵工廠隻有上海、金陵、漢陽、鞏縣等少數幾家。一九三五年，鞏縣兵工廠仿制出德式毛瑟槍，被定名為“中正式”，并投入了批量生産。金陵兵工廠能夠仿造出馬克沁重機槍。漢陽兵工廠可以制造出七十五毫米的野炮、一百毫米榴彈炮和二十毫米高射炮。但是，直至中日戰争爆發前，國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幾家兵工廠産品品種之少和産量之低，對于一個面臨全面戰争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數量龐大的軍隊來講，簡直就是杯水車薪：
金陵兵工廠：月産八十二毫米迫擊炮一千八百門，手提機槍三百五十八挺，馬克沁重機槍三十三挺；
上海兵工廠：月産七十五毫米山炮六門，七九式機槍子彈、六五式步槍子彈各二百四十萬發；
漢陽兵工廠：月産七十五毫米山炮兩門，八八式步槍四千七百支，三十節式重機槍三十五挺；
鞏縣兵工廠：年産“中正式”步槍五萬支，月産元年式步槍三千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輕機槍二十五挺；
漢陽火藥廠：月産槍藥三十噸。
自己制造不了，隻有在有限财力支撐下進口武器。由于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是德國人，于是中國從德國進口的武器最多。中日戰争爆發前，從德國購買的坦克、重炮、高射炮、機槍、探照燈、魚雷和艦艇等，大約裝備了三十萬人的中國軍隊。
德國軍事顧問提醒蔣介石：“發展具有戰略性的交通系統，在日本入侵時，可以迅速地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實為目前首要任務。”蔣介石立即派出軍事交通考察團赴歐洲考察，并主持制定出國防交通建設計劃。截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國民政府先後建設的鐵路項目有：一九三五年九月，同蒲鐵路通車，打通了平綏、隴海兩大幹線；一九三六年四月，株洲至韶關段通車，全線貫通了粵漢鐵路；同年，浙贛鐵路通車至南昌；一九二七年七月，廣九鐵路和蘇嘉線投入運作；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隴海鐵路寶雞以東至連雲港線路通車；一九三七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車。
同時，錢塘江鐵路大橋也基本建成。——中國鐵路的通車裡程已達一萬三千公裡。國民政府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建立鐵路總裡程是中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八年間鐵路建設裡程的六倍多。國民政府還動用大量儲備資金購買機車裝置，至中日戰争爆發前，中國鐵路共有機車一千二百七十二輛，貨車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二輛，客車兩千四百一十六輛。全國各條重要鐵路線上增設了軍用站台、軍用岔道二百多公裡；各鐵路幹線還儲備了可供使用一年以上的鐵路器材和燃料，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但是，中國幾乎所有重要的鐵路幹線都是單行線，而且鐵軌規格不統一，其中同蒲路、正太路、浙贛路的杭江段竟然還是無法與全國其他鐵路網有效連接配接的窄軌。
中日戰争爆發時，中國的公路已有十萬九千五百公裡，其中鋪設路面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一公裡，土路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九公裡，全國連接配接各省之間的公路網基本形成。但是，中國的公路即使是鋪設了路面，也多是沙石路，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土路更是會令所有的交通工具寸步難行。汽車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新奇的東西，偌大的國土之上，載人汽車加起來不足一萬輛，載貨汽車也隻有一萬三千輛。現代交通工具的嚴重匮乏，直接導緻了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調動的速度，竟然比不上從異國侵入的日軍。
或許認識到中國軍隊很難快速調防，快速突擊，于是按照中國人“兵來将擋，水來土掩”的思維慣性，國民政府耗費巨資在沿海和沿江諸要點修築了大量的國防工事。國防工事按堅固程度分為三種：鋼筋水泥構築的永久式、鐵軌和枕木構築的半永久式、簡易材料構築的臨時式。國民政府在預計未來将與日軍作戰的主要地點構築的軍事陣地的分布是：
一、山東區：濰河、魯西、魯南；
二、冀察區：北平、天津、張家口、滄縣、保定、德縣、石家莊；
三、河南區：豫北、歸德、蘭封、開封、鄭州、鞏縣、洛陽；
四、徐海區：海州、運河、徐州、蚌埠、淮陰；
五、山西區：晉東、晉北；
六、綏遠區：綏東、綏北；
七、浙江區：滬杭線、甯波、溫州、台州、京杭；
八、江蘇區：京滬線、南通、南京；
九、福建區：龍岩、延平、福州、廈門；
十、廣東區：潮州、汕頭、雷州、瓊州、廣州、惠州。
中日戰争爆發前夕，江蘇、浙江、山東、河南、陝西、綏遠、冀察各區的第一期國防工事已基本修築完成。可是，日後的戰争程序證明，這些花費大量資金修築的國防工事基本上沒有派上用場，它們或是被撤退中的中國軍隊遺棄，或是當敵人來臨時工事還沒有完工，或是完工了但卻是根本不能使用的“豆腐渣”工程。
國民政府隻有一種戰争準備下手很早，且在日後的戰争中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大後方的選擇和建設。全面作戰尚未開始，國民政府就意識到，隻要仗一打響，中國軍隊連同政府一起很可能要往内地跑，而跑到哪裡合适要提早籌劃。一九三四年，蔣介石派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入川，督導對貴州、四川和雲南的經營建設。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蔣介石已經明确了控制中國西南的目的：“川滇黔為中華民國複興的根據地……隻要川滇黔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複一切失地，複興國家。”“将向來不統一的川滇黔三省統一起來，奠定我們國家生命的根基，以為複興民族最後之根據地……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國。”——國民政府對戰争後方基地的建設，解決了中國對日戰争時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中國應對戰争的準備有着無法逆轉的重要欠缺。
但是，戰争已在眼前。
一九三七年初，國民政府制訂了極其詳盡的甲乙兩套作戰計劃，涉及敵情判斷、敵情判決、作戰方針、作戰指導要領、戰鬥序列及戰場區分、各兵團之任務及行動、航空與防空、海軍、交通和通信、兵站、警備等，均為一個國家在戰争狀态下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對中國将要面對的戰争局勢的判斷：
（一）敵國之軍備及一切物質上，均較我優勢，并掌握絕對的制海權，且在我華北造成強大之根據地。故其對我之作戰方針，将采取積極之攻勢，而期速戰速決。
（二）敵軍之攻擊方向，對黃河以北，由古北口山海關經北平——天津，沿平漢——津浦兩路，向鄭州——濟南——徐州前進，期将我主力殲滅。或将大陸軍向西北貧瘠之區壓迫，期以封鎖之。其副作戰，由多倫經張家口——綏遠——河套——大同，及由北平經保定、石家莊，向太原前進，取包圍山西之勢。此外更将利用其有絕對制海權，由肢州灣——海州等處登陸，以威脅我在黃河北岸作戰軍之側背。
（三）長江下遊太湖附近之地區，為大陸最重要之經濟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敵今在上海已構成相當根據地，将以有力之部隊，在本方面登陸，協同海軍而進攻，期挫折大陸抵抗意志。
（四）在二三兩項之作戰，敵為貫徹其根本國策，具有極重大之意義。然敵國慣以武力恫吓之手段，以遂其要求。今大陸既有堅決抵抗之意志，則将來戰争爆發之初期，或不即實作大規模之武裝沖突，而由局部戰鬥以揭開其序幕。
（五）敵我兩國如已入于正式戰争中，惹起俄日戰或美日戰，甚至中俄英美聯合對日戰，則敵将以陸空軍主力應對俄軍，海軍主力應對英美，對我者隻有一部兵力而已。
（六）在中日戰争而演成世界大戰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戰開其端緒，則敵為掠取資源，築固作戰之基礎，或将以主力對大陸取攻勢，使在短期内消滅我抵抗之能力與意志。
（七）杭州灣以南沿海岸各要地，預料隻有局部之攻擊，以達其擾亂之目的；唯福州——廈門——廣東之汕頭等地可與台灣琉球亘日本三島，構成一中國海之防禦線，敵将有占領之企圖。
（八）敵國為對俄形成包圍有力之勢，或将以一部協助僞匪由多倫經張北——化德——歸綏——標頭——河套前進，以為向蒙古及陝甘新攫取根據。
應該說，國民政府的判斷是準确的。
即使對于日本來講，雖然已經發動了對中國平津以及淞滬的戰争，但是在必須確定的“滿洲國”的東北西三面，蘇聯遠東軍的存在始終是一個巨大的憂患，憂患令日本在向中國全面開戰時不得不想到這也許是“一種冒險”：“蘇聯遠東軍（包括西伯利亞軍區）有二十八個阻擊師，四五個騎兵師，六個裝甲旅，一千五百架飛機，另外還有十個師的蒙古騎兵，戰時遠東兵力達三十一至五十個師。”是以，即使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還是想到過速戰速決的問題，内閣首相近衛文麿向軍方提出了一個即使在日後長期的戰争中日本人也始終沒能解決的困惑：“究竟進攻到什麼地方蔣介石才能屈服？”正在進行的淞滬戰事，遠沒有日本人設想的那樣“取得進展”。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動員起全國所有的力量進行戰争準備。是以，日本人認為，必須“依靠行使必要的實力來收拾事态”，“務必給予”中國軍隊“以徹底的打擊，使其喪失戰鬥意志”。——已由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升任參謀次長的多田駿在參謀本部的會議上預感到：“這次事變戰争将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八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決定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戰時黨政軍的最高上司機構。這個機構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為主席，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為副主席。會議還決定組成中國大學營，由蔣介石任海陸空大元帥，程潛任參謀總長，白崇禧任副參謀總長。中國大學營是國家戰時體制，集軍事、政治、經濟大權于一身，以實行國家總體戰。
中國大學營将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兼任，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轄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預備軍，總司令閻錫山兼任。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
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轄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蔣鼎文；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餘漢謀。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兼任，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複榘；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
由大元帥和參謀總長直轄的部隊是：
第一預備軍，司令長官李宗仁；
第二預備軍，司令長官劉湘；
第三預備軍，司令長官龍雲；
第四預備軍，司令長官何成浚；
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馬鴻逵；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
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兼），空軍前敵總指揮周至柔。
接着，國民政府以大元帥蔣介石的名義正式下達了大學營第一、第二、第三号訓令，在年初制訂的甲乙兩套作戰計劃的基礎上，連續頒布了一系列的作戰指導訓令，要求所有部隊“仰即遵照實施之”：
第一戰區：“近迫該當面之敵，實行柔性之攻擊，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戰區之作戰得從容展布。但如敵軍企圖真面目與我決戰時，則應毅然盡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戰區：“打破敵軍慣用包圍行動之企圖，使其對我第一戰區不敢放膽施行正面之攻擊，同時牽制熱河以東之敵軍，使其對青島、淞滬之作戰不能轉用兵力。”
第三戰區：“迅将目下侵入淞滬之敵，陸海軍及其空軍陸上根據地，掃蕩撲滅，以準備敵軍再來時之應對。同時對于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乘機殲滅之。”
第四戰區：“除對敵海陸空之擾亂，完成戰備态勢外，應充分準備參加第二期之作戰。”
第五戰區：“本戰區作戰之特性，為對敵強行登陸之作戰，故以立于主動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敵軍登陸之企圖，此為作戰指導上之第一要義。縱使敵軍一部先行登陸，務必迅速圍攻而殲滅之，不使後續兵團籍此以為安全登陸之掩護。此為作戰指導上之第二要義。必要時，在指定地區之範圍内扼要固守，絕對限制敵軍之進展，運用機動部隊而殲滅之，以確定大陸軍南北兩戰場作戰連系之中樞。”
海軍：“淞滬方面實行戰争之同時，以閉塞吳淞口，擊滅在吳淞口以内之敵艦，并絕對防制其通過江陰以西為主，以一部協力于各要塞及陸地部隊之作戰。”
空軍：“空軍應集中主力協同陸軍，先殲滅淞滬之敵（以敵艦及炮兵為主要目标），爾後任務另指定。”
第一至第四預備軍：“除别命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區，迅速集中完畢後，根據各戰區前方會戰之經驗，各自實施（必要時可與中央各軍事學校連絡）适當之戰時教育，并保有随時應戰之機動性。”
直屬部隊與預備軍同。
後方勤務部：“适應各戰區作戰之要求，完成通訊、交通諸裝置，充實彈藥器材諸項補充。對集積運輸之要領，即務必分散配置，顧慮對空遮蔽，以避免敵空軍及炮兵之轟炸，且能不失時機補充前方，并考慮第二期作戰之物資充足法為要。”
幾乎是同時，日本陸軍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和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晉谒天皇，呈奏擴大對華戰争方案。在奉答天皇的垂詢時，兩總長就如何能使“中國喪失戰鬥意志”進行了兇狠的表述：
一、為早日達到目的，目前最值得期待的手段是以海軍航空兵力消滅敵國軍隊最為出色的航空兵力，并且反複攻擊其重要軍事設施、軍需工業中心和政治中心等，以使敵國軍隊及國民喪失戰鬥意志。為此，需要迅速奪取在上海附近的陸上航空基地。二、僅以上項措施不能保證達到目的，是以須做好戰局将相當拖長的心理準備，進而繼續或重新實施以下各項措施：（一）在華北方面，必須確定平津地區及其周圍的主要占據地區的安定，同時對企圖向我采取攻勢的中國中央軍給以打擊，使其喪失抗日的自信心。（二）確定上海，使其喪失經濟中心的機能。（三）在适當的時機，果斷地實行對中國沿海的封鎖，以威脅中國國民及軍隊的生存，并切斷對外經濟活動。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閣召開會議，決定以帝國議會開幕式诏書的形式，代替天皇正式的宣戰诏書——無論使用什麼形式，日本天皇的這份诏書，等同于日本已經向中國宣戰：
依靠帝國和中華民國的提攜合作，確定亞洲安定，以求得共榮，乃日夜不能忘懷之事。中華民國不了解帝國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以至有今日之事變。朕對此深為遺憾。今朕之軍人正排除萬難發揮忠勇，隻為促使中華民國醒悟，迅速确立東亞之和平，别無他意。朕切望帝國臣民配合今日之時局，忠誠奉公，同心協力，達所期待之目的。
什麼是“所期待之目的”？
九月三日，日本召開第七十二屆帝國議會，除正式發表開幕式诏書外，決定“建立舉國一緻的戰時體制”。日本内閣首相近衛文麿發表施政報告，明确回答了日本“所期待之目的”是什麼：“今日日本所應采取的手段是，盡可能迅速給中國軍隊以徹底的打擊，使其喪失戰鬥意志。然而，這個方面如仍不覺醒，繼續頑固抵抗，則日本長期戰鬥下去亦在所不辭。”
一九三七年九月，無論早有預謀的日本，還是尚在準備的中國，都已表示出強硬的立場。
日本人說，須迅速徹底地讓中國喪失戰鬥意志。
中國人說，須用中國的不屈意志戰勝強大的侵略者。
中國人同時也知道，面對這場戰争，這片國土将承受難以預料的災難與苦痛。
“寇深矣！禍急矣！”
中國人是信奉祖先神靈的民族。每當預感到災難即将來臨時，中國人都會期望得到祖先神靈的保佑，并祈求在祖先那裡獲得勇氣和力量。中國共産黨人毛澤東、朱德是以而撰文，祭祀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冑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琢鹿奮戰，區宇以甯。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決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屦倶奮，萬裡崎岖，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曆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衆，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大陸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後土。尚飨。
祭祀之地在黃河岸邊的黃土高原上。
黃河以北，青紗帳一望無際。
一九三七年初秋，谷穗滿了，高粱紅了，鬼子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