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孩童的我來說，應縣木塔的形象是個女人，一個素未謀面的女人。
懵懂遊移的記憶中，隻隐約見到塔前白色的空地，和拉住我徑直向前走的巨大手掌。但嘈雜的音波背後，我竟接收到一個頗清晰的大哥哥的聲音說，“她就是在這裡和我分的手，後來我一個人回了家。”
我無法分辨那聲音具體的來源，但眼前随即浮現出擠成一團的，哭喪着的臉。那女人呢？沒有回家嗎？那她一定是住在塔裡了！
小小的我覺得很可怕：有個女人躲進塔裡不出來了。或許是死在了裡面。下一秒，我怵怵地仰起頭，很驚詫地猜想那女人到底躲在哪一層。大機率是塔頂吧，畢竟那樣更不容易被人發現。
我很快便回到家，重新投入到彩色糖紙與方塊積木的悲歡之中。但那場經曆的陰影猶在，直到很多年後從書本上再次閱讀到它的故事，卻是完全不同了。傳說魯班爺與妹妹打賭，比賽蓋塔與繡花的手藝。一個誓要平地起十二層塔，一個偏要鞋上繡十二雙花。結果塔一夜間搭好，卻是壓垮了土地爺的肩膀，于是魯班大手一揮，半座塔被拍到内蒙古變成磚塔。半座留下成了這釋迦塔。
後來，玉皇大帝聽說了此事，便派火神爺和龍王爺分别送來了避火珠和避水珠，安置于木塔之上。到了塔前，洪水繞行，雷電息聲，烈焰匍匐，從此再無禍患。
翻過書頁，還有下集。傳說木塔第六層的蓮花頂周圍長着一圈靈芝草，而且一年四季蔥郁旺盛。慧能大師應夢，将此草采回寶宮禅寺，栽在木塔第六層頂的蓮花座上。這靈芝草年年旺盛，四季常青，應州大地也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們為了紀念慧能大師的這一功德，由名畫家為他繪了一張“采藥圖”，供藏在第四層佛像的腹中，據說現在還留存在應縣文物管理所内。
這座木塔，居然在民間傳聞中也同魯班綁在了一起。或許是魯班這個名氣太過響亮，或許是建築的巍峨總少不了個人崇拜的歸因，但總歸是将趙州橋、應縣木塔之流帶上了神秘和崇聖的新高度。
于我而言，最初的那份幽怨自然少了半截，直到成年後開始接觸建築學，得以重新以炯炯的目光對這座塔進行審視。
當我在24歲時第一次翻開《營造法式》，應縣木塔已經965歲了。一個嶙峋壯麗的年紀，一個脆弱敏感的年紀。但我毫不猶豫地匆匆起身，在年末的寒風中趕去那個熟悉又陌生的小城。
遍翻浩如繁星的卷帙，也很難尋到一個足夠飽滿的詞彙來安放應縣木塔給人的震撼。這座當今世界第一高的木塔，似乎已用67.31米的高度，為木建構築的美學畫上了标尺。
唐末開始，匠人們逐漸意識到，八角形比方形更穩固，于是八角形的塔逐漸取代了方塔。木塔正面的八卦圖和塔身的八卦形，展現了佛教中國化的程序。入得塔門，迎面端坐一方留胡須、飾耳環的巨大金佛，帶有明顯的契丹族特征。大佛頭上的鬥八藻井中心，又是一個八卦圖案。藻井1000多個小木塊上，每一個都雕了細小的佛像，造型和形态各不相同，又互相以隼卯拼接，蔚為大觀，是現存極為著名的藻井執行個體。
塔刹與地基之間，按照上簡下繁的規律，足足填充了54種不同的鬥拱。這些結合了繁複與使用的小構件，互相咬合成緊密的美學鍊條。雲帛萬拱入雲霄，佛壇藻井鎮波濤。每一處木塊與榫卯，都恰到好處，不多不少，在天地之間畫出了一個微妙的平衡。
四面八方的鬥拱和微結構，在地震來臨時，能夠向各個角度吸收和傳到地震波的力。塔身每一層還添置了八角形平座，進一步加強了木塔的整體結構，即使經曆千年的風霜雨雪、地震兵燹，依舊巍峨挺立。甚至在上世紀的軍閥混戰中，應縣木塔曾身中二百多發炮彈而未被擊毀。
倘踱步塔中，拾級而上，會發現各層嵌有密密麻麻的彈痕。但它依舊屹立，那些傷疤沒能奪去它的生命。應縣木塔是有生命的，疤痕恰恰是一座塔，或是一個人生命力的見證，它們成為頑強最有力的注解。
木塔裡，應當有個相當倔強的靈魂。于是在我朦胧的印象裡，它又變成了一個青壯年的形狀。或許頭戴紅纓鬥笠，手扶鶴嘴鋤，在燎人的暴曬中倔強的站立着。
我時常想，究竟是時代定義了藝術，還是藝術構架了時代。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樣偉大的作品是深深嵌入一個時代的皮膚與血液的，直達心髒。那樣蓬勃迸發的跳動，直到一千年後仍擲地有聲。
這座傳奇木塔的鬥拱之間，還寫下了梁思成與林徽因這對考古學泰鬥獨特的浪漫。1933年，梁思成前往應縣木塔進行測繪工作，林徽因因故未能參與，梁思成便将此行全程的經曆與發現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來，寄給林徽因。而林先生居然也浪漫地對它進行了一場“直播”，将這些資訊全部實時分批地刊發在了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
清華大學王南教授評價這場曠世考察為“木塔下的情書”。
在“直播”的“評論區”，林徽因寫道，“自從梁思成知道這個塔之後，對這個塔的關心幾乎超過了他的日常生活。早上洗臉的時候他會說，上應縣去不應該是太難吧？吃飯的時候他會說，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走路的時候他會忽然間笑着說，如果我去測繪那應州塔，我一定會……他常常話都沒說完，我想一定是怕語言亵渎了。”
遙想千年以前，日本譴唐使十數批匠人前赴後繼，也未能習得中國樓閣與佛塔建築的精髓。
佛塔徒有其表，而内裡的登塔技術并未掌握。著名的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隻有第一層。不僅如此，可以供奉佛像，二層及以上就無法攀登了。不僅如此，日本佛塔還有更神奇的特征：塔心柱與周圍構件完全獨立，互不“幹涉”。如此這般，塔心柱淪為無用的擺設，建築學家們甚至無法在典籍中載入它的實際用途。
直到此時人們才發現，能夠通過層層的環塔空間來供奉中間的佛像，其實是十分高超的木建構築技術。這樣的對比，有力的回擊了“古代木構看日本”的荒唐言論。
怪不得梁思成不惜生命也要攀上它的頂點！據同行的莫宗江晚年回憶：“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鐵鍊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鍊，誰知道它是否已腐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我們也就跟了上去，這樣才把塔刹測了下來。”
在其中一份手稿中，梁思成這樣寫道：“這塔真是個獨一無二的偉大作品，不見此塔，不知木構的可能性到了什麼程度。我佩服極了，佩服建造此塔的偉大時代，和那時代裡不知名的大建築師，不知名的匠人。”
我在木塔前見到過兩場愛情，一場破碎，一場完滿。就在那個“生死未蔔”的女人即将在記憶中消隕之時，那座塔卻陷入了垂危。
近一個世紀前，當地鄉紳嗔怒于木塔“陰翳昏暗”，将每個暗層中的“斜戗”全部抽離。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些三角形的斜撐是木塔極為重要的支撐結構。等到被學界發現，它們早已化作塵埃，歸于千年堆積的黃土層。
日本人伊東忠泰于1901年拍攝的應縣木塔舊照，真實還原了塔的原貌。而當梁思成1933年趕到木塔身旁，這些結構已被拆了大半。這些牆體的斜撐太過于精美與細小，以至于當地鄉紳對戗柱外牆體的結構功能毫無察覺，竟将每層斜向的帶斜撐的外牆全部拆掉，改作明窗。塔身外觀随即更加通透，采光大好，卻嚴重破壞了應縣木塔的承重結構，成為木塔千年生命曆程中最嚴重的人為破壞。
皮膚破損易于修補，血肉殘缺尚可療愈。但骨骼抽離，僅剩軀殼站立，卻斷無可能複原。斜戗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成為木塔不可逆歪斜的導火索。從那天起，這座給予了中國人長達一千年驕傲的應縣木塔，一天比一天歪斜，直至徹底淪為一座“危樓”，在跳躍的黃沙中苟延殘喘。
斜撐牆的缺失，已經能夠證據明顯得觀察到。除了一層之外，每一層的此結構都被拆除了，在它們之中，承受自重最高的顯然就是最底下的二層。而應縣木塔近幾十年的嚴重歪斜，恰恰就是從二層開始的，也于二層最為明顯，這絕非巧合，而是滴血的确證。
這是木頭的疼痛，也是曆史的疼痛。明晃晃、赤裸裸的缺失，似乎預示着一些永遠無法彌補的傷口即将開始發炎。
梁先生在手稿中，滿懷悲痛地記錄下了這一破壞，并最早發出了呼籲。可惜，他的呐喊還沒來得及發聲就被淹沒在了炮火揚起的漫天風沙之中。測繪報告完成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這份報告随即遺失。梁思成一行人颠沛流離，行宿四川李莊，缺衣少食的生活持續了幾十年。新中國成立後，這份報告依舊杳無音信，直到新世紀初，這份報告才被找到。可惜彼時的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木塔也已過了号病診脈的時期。
在這份失而複得的報告《山西應縣佛宮寺遼釋迦木塔》中，我們有幸讀到了當年梁思成先生喊出的帶血的文字：“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運，邑紳們将各層灰牆及其内斜戗拆除，全數換安格子門，不惟各壁内原有的壁畫全成塵土，而且直接影響到塔身之堅固上，若不及早恢複，則将不堪設想了。”
厚土千年風沙去，華屋丘墟境水空。釋迦塔就站在我眼前，帶着些倚靠的角度，卻并不慵懶，更多的是僵硬。
吱喳的麻雀聲此起彼伏，它們特别喜歡在鬥拱中築巢栖息。塔的暗層明亮的多了，無數鴿子做了窩，正在專心地孵蛋，它們的某個家族或許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幾百年。不，或許在這些木頭還未削成梁架的時代就與它們晨昏相守了。對于這些小生命來說，應縣木塔就像一棵參天大樹，直插雲霄。而我們這一代人，還有可能繼續陪它生長一千年，一百年嗎？
一個長大了的孩子，和一個傷筋動骨的老人，能有什麼故事呢？但我依然能想象它原本的模樣，就像那個素昧謀面的女人一樣清晰，如黑夜裡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