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回憶起高中畢業的那個年頭，不禁感慨萬分。那時，我并未能考上大學，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石油工廠的臨時工作。盡管這隻是一份暫時的職業，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讓我感到知足。那時候，我們班級是全縣城最頂尖的高三班之一，然而隻有六名同學成功考取了大學入學資格。其中，有一位同學與我的友情最為深厚，我們常常被人稱為“兄弟”，他的家庭背景也相當不錯，毫不意外地考入了中國政法大學。如今，已經過去了整整34年，而那些當年的同學們，有的已經成為了爺爺輩，有的則在生活中經曆了各種困難。
我叫蔣亮，今年已經52歲，是一名下崗勞工，以收破爛為生。盡管如此，我覺得生活還算過得去。中年的我常常沉浸在回憶中，懷念那些年的點滴往事。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地位的變化，曾經的友情也逐漸淡去。這并不是因為我們不尊重這份友情，而是因為每個人都經曆着自己的難題。
我和沈晨的距離最近，但聯系最少，與此同時，遠在北京的柴晟梅則與我保持着頻繁的聯系。她不僅是一位大學副教授，還是一位賢妻良母。柴晟梅在我兒子的成長過程中給予了巨大的幫助，從他國中時期開始，一直指導他樹立遠大的目标和學習方法。有時候，我不禁感歎，錢财雖然不能解決一切，但确實能夠增強一個人的自信。
周志良的家庭并不幸福，他的父親是一個酗酒的男人，每當他喝醉時，就會對妻兒家暴。然而，周志良是一個充滿決心的人，為了逃離那個家庭，他努力學習，我們三個也曾資助過他的生活費。那個年代，沒有幾家富裕，即使是我們這些勞工家庭也不例外。
周志良大學畢業後，原本被配置設定到一家國企工作，但由于他聰明過人，工作了十多年後，認為自己掙不到多少錢，是以毅然下海創業。令人驚訝的是，他僅用了不到五六年的時間就取得了成功，成為我們四人中最富有的一個人。
周志良在成功緻富後，并沒有忘記我們這些曾經幫助過他的朋友。每次回來，他都會慷慨贈送禮物。但大多數時候，周志良隻能見到我一個人，因為其他兩位都忙于自己的事業，幾乎不回故鄉。
有時候，我不禁後悔當年沒有考上大學。如果我當初成功考取了大學，也許我的人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至少會比現在好些。
後來，我因下崗失業，獲得了2萬元的補償。從那時起，我開始收破爛，主要是因為我是個高中生，不願意給别人打工，也不擅長其他職業。妻子經常責怪我，說我不會賺錢，不願吃苦，不能自食其力。她的話傷到了我的自尊心，但我沒有灰心喪氣，反而在收破爛方面做得越來越好。到了2007年，我已經在縣城買了兩套房子。雖然這平息了妻子的不滿，但她仍然覺得我和周志良等人無法相提并論。她認為，周志良是老闆，而我隻是在垃圾堆裡尋找廢品。
人與人之間無法簡單地互相比較。一旦陷入這種心态，生活就會變得一團糟。
是以，我通常默默地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盡力完成應盡的職責。有時候，我會反思，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這已經足夠讓我滿足。然而，人們常常不知滿足。以我妻子為例，以前她抱怨我掙不到錢，現在卻抱怨我沒有時間陪她出去旅行。
時間如慢流的河水，已經過半，而我的兒子如今也已經研究所學生畢業。他的一個亮點是學習成績很好，雖然他家境不錯，但他不是那種揮霍的孩子。在我們四個朋友中，他或許不是最傑出的者，但他是最努力的一個。如今已經28歲的兒子，不久前與比他大三歲的博士女友結婚，對于我這個即将迎接祖父角色的人來說，這是一生的喜悅。
然而，在我兒子的婚禮前夕，我給昔日的三位好友都打了電話，希望他們能親自前來祝福。除了沈晨之外，其他兩位都沒有遠道而來，這讓我這個收破爛的父親感到有些失落。我對沈晨的電話撥打得最頻繁，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裡，我撥打了整整16次電話，然而一直沒有人接聽。雖然我了解縣長的工作确實繁忙，但我打的是他的私人電話号碼，我很難相信他沒有看到來電。然後，我等待了五天，直到我兒子的婚禮結束後，沈晨終于回複了我的資訊。然而，他隻用了四個字：“天各一方！”
這短短的四個字，背後蘊含着深刻的意義。它意味着我們之間的身份和地位已經天壤之别，也預示着我們以後再無聯系，這是一種完全的疏離。
當我兒子得知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生氣。被稱為“幹爹”已有二十多年之久，居然以這樣的方式對待我們。然而後來我才知道，我兒子也曾多次給沈晨打電話，但同樣沒有人接聽。他想到沈晨工作繁忙，又不想讓我擔心，是以選擇了發資訊，然而卻沒有得到回應。當時，我感到心情愈發不快，但我兒子為了不讓我生氣，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在我兒子婚禮當天，柴晟梅也給沈晨打了電話，盡管他接聽了，但以工作繁忙為由很快挂斷了電話。婚禮結束後，我和柴晟梅以及周志良一起暢飲，回憶着高中時光，回顧着青春年少的時光。然後，周志良在離開時遞給了我50萬元，說是對當年資助之恩的一種回報，也算是兒子的婚禮禮金。然而，我堅決沒有接受，因為金錢無法買來友情，而我們之間的友情，隻需純粹地存在，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