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最憋屈的城市，出現了!
沒錯，就是廣州。
近日，華頓經濟研究院釋出2023年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中，雖然廣州依然排在第4位，但該研究院認為，杭州很快将超過廣州。
首先在綜合分數上，杭州(74.15)和廣州(74.99)已經很接近。
在硬經濟實力上，比如儲蓄、财力方面，杭州已經超過廣州。而從軟經濟名額來看，杭州的文化和衛生實力也有着明顯的優勢。
綜上，該研究院認為杭州有望成功晉級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第四城”，以後大家再提到大城市，就是“北上深杭”了。
當然，這隻是華頓經濟研究院的一家之言，不過，無論從榜單本身的輿論反應，還是近幾年發生的諸多現象來看，以杭州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們正在高速趕超，已成定局。
近40年間超然于大多數城市之外的廣州，為何落到了如今的境地?
這要分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來看。
客觀原因是，這麼多年來，廣州都太“窮”了。
你沒看錯，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省會、四大一線城市之一、中國商品貿易中心和“非洲首都”的廣州，實際上一直都很“窮”。
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引發過關注。
2020年搜狐城市頻道曾經統計過“中國城市财力榜”，考察重點城市的真實财力狀況，其中引發最大關注的一點是，2019年，廣州GDP(2.38萬億)比杭州(1.54萬億)多出8千億的，但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竟然比後者少了将近300億元(1697.2億元：1996.0億元)。
随後幾年，這種反差不僅沒有“修正”，反而正在逐漸擴大。
2022年，廣州實作GDP 2.88萬億，杭州GDP為1.88萬億，雙方差距拉大到1萬億。
然而在财力上，廣州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54.73億，杭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到達2450.61億——廣州和杭州的差距增加到600億。
而在所有主要城市中，GDP排在全國第5位的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也隻排在第8，蘇州、重慶、天津都在前面。
對此，很多人将其歸結為廣州産業落後，收不上稅。
确實，在過去十幾年中廣州産業更新緩慢，接連錯過了網際網路、半導體等等風口最大、利潤最高的産業，但是這并不是全部原因。
畢竟從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絕對大頭的稅收收入來看，廣州實作的稅收并不低。
以最典型的2019年為例子，廣州稅務局公布的當年國内稅收收入實際上達到4639.4億元，但最終統計局公布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稅收隻占了其中1325億。
也就是說，廣州當年能自己留用的稅收收入比例隻有：
1325/4639.4100%=28.56%。
反觀杭州，當年國内稅收收入3459億，比廣州少了1000多億，卻能留用其中的1791.2億，稅收自留比例為51.78%。
是以最終情況是，杭州以廣州75%的國内稅收，實作了廣州120%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可以拿出更多錢實施産業政策，進行産業投資。而政府支出存在乘數效應，這種差異在宏觀層面被放大數倍後，長期下來就是巨大的優勢。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廣州的稅收去哪了?
答案是，上繳了。
目前大陸推行分稅制，每個地方政府都要向上級政府和中央政府上繳部分稅收。其中市縣和中央的配置設定比例是确定的，比如增值稅是地方和中央“五五分”，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部分是中央拿走60%，地方拿40%。
不過在市縣和省級政府的稅收配置設定比例上，目前并沒有統一的規定，這也是廣州和杭州财力差距的主要來源。
根據廣東省級财政的配置設定方案，在上繳中央後，省級政府還要抽走市縣一大筆錢。例如在增值稅部分，廣州除了50%上繳國家，還有25%要上繳省庫;在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部分，國家拿走60%之後，省裡還要拿走20%，自留的僅20%。
這是很合理的，因為“先富帶後富，實作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區域間的共同富裕，必須在更高層次上統籌資金配置設定。
富裕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享受了更多政策優惠，從其他地方吸收了更多資源和人口，發達後向上級政府提供更多資金，通過轉移支付幫扶其他地區發展，是理所當然的事。
浙江是“共同富裕”的典範，域内11個城市都進入了國内居民收入百強榜，排名最低(55名)的麗水，4.45萬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都遠高于國内平均水準。
這使得浙江在省級層面不需要多少錢。除了杭州以外，浙江其他市縣的所有稅收收入，省裡一分不拿。而杭州(不含蕭山區、餘杭區、富陽區)的所有稅收收入，也隻需向省裡上繳6.4%。
相較而言，廣東省内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更嚴重，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如同天淵之别，但是作為珠三角最大經濟引擎的深圳屬于計劃單列市，同樣不需要反哺省級财政，這使得縮小省内發展差距的主要負擔落到了廣州頭上。
最終，财力限制了城市的産業投資能力，産業投資能力拖累了城市産業結構更新，進而進一步破壞了長期稅源。
到2022年，廣州(4454.7億)在國内稅收收入上也已經落後杭州(4773.8億)。
而在百強城市排行榜上，“财政分值”也是杭州、廣州之間拉分最大的一項。
在主觀層面上，廣州在産業轉型上的押注失誤讓人扼腕。
過去一輪産業更新中獲得成功的城市，大多是在網際網路和先進制造中押對了寶，杭州孕育了阿裡巴巴就是個中典型，合肥靠着京東方和蔚來崛起也屢屢為人稱道。
但是直到2017年，廣州公布的“十大千億産業叢集”中，排在第1的竟然依然是批發零售産業，而這千億級别的産值，還是零散分布在596家專業批發市場、超17萬戶商戶裡(2020年資料)，規模小、分散和零亂是廣州這一業态的典型特征。
這就使得整個産業缺乏向資金更密集的領域更新的動力和能力，就像廣州數量巨大的服裝批發商和家庭制衣廠，始終沒能孕育出世界級的紡織、印染企業，更不用說像日本東麗公司一樣依托于纖維紡織品業務，搶占化學材料技術高地的巨頭了。
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産業模式尚能支援廣州吃下計劃經濟轉型期商品短缺和充當低端商品“世界工廠”的雙重紅利，成為與京滬并列的國内一線城市，但在國内産業全面更新，追求發展品質的今天，顯然已經不足以支撐起地位。
另外這種業态還有一個弊端，就是小商貿帶動小生産模式，造就了“批發市場-城中村”緊密結合的城市生态，留下了中心城區存在大量城中村，阻礙城市更新改造的痼疾。
此外，在先進制造業發展上，本來廣州可以利用在傳統汽車産業的強勢地位，在新能源轉型的浪潮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廣州的選擇卻讓人可惜。
2018年，賈躍亭法拉第未來旗下的睿馳汽車在南沙區萬頃沙保稅港以底價3.64億元拍下601畝土地;
2019年，許家印的恒大宣布要在南沙投資1600億造車，廣州市人民政府與之簽署戰略合作架構協定;
2021年，廣州開發區國企豪擲120億投資姚振華的寶能汽車，吸引其新能源汽車業務總部落戶。
随後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三大項目慘淡收場，賈躍亭在美國思鄉心切，許家印為了保交樓焦頭爛額，姚振華剛剛因為被保安攔在“自家公司”門外上了熱搜。
連踩三雷，使得廣州在新能源汽車高速狂奔的時候錯失良機。
去年廣州31.37萬輛的新能源汽車産量，已經落在了西安、上海、柳州、重慶、常州的後面。
這使得廣州汽車産業正在同其依賴的傳統合資汽車共同沉淪。根據乘聯會釋出資料，今年上半年，作為廣汽業務支柱的廣汽豐田和廣汽本田分别同比下滑9.48%和18.89%。
今年上半年，廣州第二産業增速僅為1.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0.9%，下滑2.8%的汽車制造業顯然難辭其咎。
以上種種問題，堆積成了目前廣州衰落、“告别一線”的景象。
但是，局面并非不會出現逆轉。
在省級層面，廣東近年來愈發認識到廣州發展帶動省内其他地區的意義，并在2020年提出“以支援深圳同等力度支援廣州建設國際大都市”，近年的政策也多提“支援廣州”。
廣州自己顯然也對問題有所認知。下半年剛開年，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市長郭永航帶隊的黨政代表團就直奔義烏考察。
從上世紀80年代起，義烏小商品市場從“集貿市場”到“專業市場”，從“馬路市場”到“世界超市”，從“實體市場”到“虛實融合”發展，經曆了六次疊代更新，卻沒有出現常見的一搬就散現象，反倒越來越大，是值得所有商貿城市研究的案例。
在這個過程中，義烏以政府力量成立平台國企——義烏小商品城集團——承擔整合資源的任務，保證零散的市場主體能夠抱團更新的經驗，對于廣州零亂的批發零售業也非常具有借鑒意義。
而在制造業上，廣州已經下定了“堅持産業第一、制造業立市”的決心，首要目标是實作萬億級産業的零的突破，并在未來培育出8個萬億級産業鍊群
首個突破口就是新能源汽車。根據廣州市發改委提出的《廣州市智能與新能源汽車創新發展“十四五”規劃》，到2025年，廣州新能源汽車産能超200萬輛，打造萬億“智車之城”。
從現狀來看，雖然存在前述“掉隊”狀況，但廣州汽車産業奮起直追的底子還在。
今年上半年，廣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埃安銷量達到20.9萬輛，同比增長108.8%，已經沖到國内第3的位置，以現在的勢頭甚至有望超過特斯拉位居次席。
另一家立足于廣州的新能源車企——小鵬，在普遍被看衰的情況下，剛剛打赢了一場“翻身仗”。大衆汽車集團26日宣布，将向國内造車新勢力小鵬汽車增資約7億美元(約合人民币50億元)，以每股15美元的價格收購小鵬汽車約4.99%的股權。
這次“大小”合作開了傳統跨國車企增資國内造車新勢力的先河，是對國内造車新勢力實力的認可，這也意味着小鵬在智能化與智能駕駛技術上的領先，很有希望迎來開花結果的時刻。
除了新能源汽車之外，廣州還布局了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産業、生物醫藥與健康産業、智能裝備與機器人産業、新材料與精細化工産業、新能源和技能環保産業、軌道交通産業和數字創意産業在内的八大戰略性新興産業。
目前，廣州已經規劃了 “123+N”戰略性新興産業空間新格局，在大院大所集中、人才資源集中、科技和金融服務機構集中的區域建設1個戰略性新興産業要素集聚和綜合服務核心區，以此延伸出東部戰略性新興産業集聚帶和南部戰略性新興産業集聚帶2條産業集聚帶，配以南沙科學城、中新廣州知識城和廣州科學城，再在多個節點上，立足各地産業優勢和功能特色，推動上中下遊、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發展。
此外，廣州還規劃了“74個戰略性新興産業特色集聚區”，依據“123+N”戰略性新興産業空間新格局劃分。
例如黃埔區布局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港科技合作園、中新廣州知識城、廣州科學城等，天河區布局廣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天河智慧城、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港科技合作園等，兩個轄區集聚區互有合作。
廣州市還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廣州市促進創新鍊産業鍊融合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廣州力争實作全市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GDP(國内生産總值)比重達到3.4%，上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在2020年基礎上翻番，全市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突破1.2萬億元，制造業核心競争力不斷提升，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65%，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25%。
總體來看，廣州為了“一雪前恥”，猛踩油門，展現出了堅毅的決心和紮實的底子。
不過，産業發展是個複雜的議題，無法簡單通過幾個布局、幾項政策來分析，廣州雖然對目前的發展問題有所察覺，也有決心去解決，但在錯過視窗期後能否搶回時間，依然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