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葛均波又完成了一項“世界第一”。
他與團隊應用新一代介入式人工心髒完成了一例高風險冠脈手術，手術的成功代表目前世界最小介入式人工心髒正式邁向臨床，具有裡程碑意義。
作為世界心血管病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專家之一，葛均波創造過多個心髒病領域的“中國第一”和“世界第一”。但他深知，個人醫術再精湛，能救治的病人終究有限，隻有打造創新生态圈，打通創新鍊，帶動更多人投入創新與轉化，才能将更多核心技術掌握在手中，幫助更廣大的患者。
打造一個創新生态圈
上觀：2015年，您發起成立了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後來又成立了創新學院。在日常忙碌的手術、門診之餘，您為什麼對醫學創新這麼看重？
葛均波：20多年前，我剛從德國回國工作的時候，就發現國産的高端醫療器械和裝置很少，大多是依賴進口。2000年，第一款進口藥物支架進入中國，要4萬多塊錢一個，這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我記得，有一家醫院請我去會診，病人需要同時裝三個支架，再加上球囊等費用，加起來都能買一輛桑塔納轎車了。病人的兒子對我說，他就是傾其所有也要救自己的父親。交費那天，他解開一層又一層衣服，最後掏出藏在貼身衣袋裡的一摞錢，那摞錢還帶着他的體溫。我很受觸動：等進口支架降價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為什麼不能自己研發中國人用得起的支架呢？
于是我就和我當時的博士生、現在同濟醫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劉學波講了這個想法，我們決定申報國家863科技項目，研發國産支架。我們找材料、研究藥物塗層技術，經曆了一次次失敗，5年後終于成功研制出生物可降解塗層冠脈支架。2005年，包括我們在内，中國共有三款國産支架上市，打破了“洋支架”獨大的局面。當時有老外認為我們中國的支架不夠好，但實驗結果表明，我們的支架并不比他們的差，甚至更好。國産支架的問世也推動了進口支架費用的大幅降價，大多數患者不必再為高昂的支架費用擔心了。
上觀：這款國産可降解塗層冠脈支架上市後，您緊接着又開始研發另一款“會消失的支架”？
葛均波：是的，支架的塗層雖然可以降解，但支架本身仍然是一個長期留存在血管裡的異物。我就想，有沒有可能讓支架完全“化”掉呢？2005年我和團隊開始研發可以完全降解的支架，我們從尋找可降解材料開始，一步步進行動物試驗，直到2013年終于獲得準許進行臨床試驗。我給這個支架起了一個名字叫Xinsorb，Xin是“心”的拼音，sorb有吸收的意思。從多年的随訪資料來看，病人植入這款支架後效果良好，5年後随訪的時候幾乎已經找不到支架，被人體自然代謝吸收了。這款支架從研發到上市一共經曆了15年。
這兩款支架從最初的創意到最終應用于病人，大緻都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醫生基于臨床需求提出概念，通過研究與實驗做出樣品，工程師再把樣品變成産品，最終通過企業變成商品，造福病人。而支架隻是醫療器械中的一個種類，中國醫療器械的研發與進步需要一條完整的産業鍊。
于是，我在2015年9月11日發起成立了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CCI）,并提出了這樣一句口号：From the doctors,by the engineers, for the patients.也就是來源于醫生，依靠工程師，服務于病人。我們想通過這個學術組織打造一個創新生态圈，推動中國醫生的創新，尤其是醫療器械的創新，進而讓更多核心技術掌握在中國醫生手中。
這個俱樂部成立後，我覺得還不夠，因為大多數臨床一線的醫生還是缺乏創新的意識與能力，也急需協作的創新環境。許多外國醫生一生都在創新，我們中國醫生不比他們差，為什麼不善于創新呢？于是我又發起了一個創新學院和醫學創新聯盟。我們想要探索一條路，激發、保護創新者的創新熱情，讓他們毫無後顧之憂地去創新。
上觀：這所創新學院招收怎樣的學生？
葛均波：我們每年招一期學員，其中大部分是臨床一線的醫生，也有工程師、醫藥相關企業的創始人以及醫療領域的投資者等。學員們要通過面試才能錄取。創新學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後，陸續有人來找我打招呼，想要來這裡學習。我們的标準很明确，如果進來學習隻是為了認識一些人脈，擴大“朋友圈”，那這個出發點就錯了。
今年，創新學院第八期已經開始，此前已經有近500名學生畢業，他們有的研發導管，有的造球囊，有的造支架，創新的品種非常多，解決了不少“卡脖子”難題。也有一些學生建立了自己的初創公司，在深圳、蘇州、杭州、北京等地開始創業。
葛均波 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現任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内科主任、教授。
不唯書、不唯上，保留一份天真
上觀：作為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創新學院的院長，您會給學員們講些什麼内容？
葛均波：在第一堂課上，我會跟學員們講醫學史上那些“離經叛道”的創新故事。醫生除了傳承既有的知識進行救死扶傷之外，還承擔着醫學創新、推動醫學進步的使命。在這個過程中，醫生要尊重患者最本質的需求，包括生理與心理的需求，在變革醫學技術與理念的同時要避免閉門造車，聯合各個專業進行協同創新。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學的力量，尊重醫學倫理，任何時候，人類都不能充當“造物主”。
除了第一課，我還會給他們分析臨床需求在哪裡，創新轉化的痛點在哪裡，如何把一個樣品變成産品。創新學院會邀請國内外知名的心血管醫生、企業的首席技術官、知識産權等領域的專家，給學員們講醫學創新的路徑及原則、臨床需求的篩選及評估、醫工融合、知識産權保護、注冊法規、醫學創新模式等，涉及創新轉化的全鍊條。
上觀：醫學史上有哪些看似“離經叛道”的創新推動了人類醫學的發展？
葛均波：比方說腔鏡技術。當年第一個用腹腔鏡做闌尾炎手術的醫生被醫院開除了。當時，絕大多數外科醫生認為，在身上打幾個小孔的腔鏡手術是嘩衆取寵，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如今，腔鏡手術已經造福了無數病人，而且非常普遍。
還有，40多年前，醫生都認為胃潰瘍是引發胃癌的主要原因，而胃潰瘍主要是胃酸過多導緻的。國外一位病理科醫師沃倫發現了一種細菌，他認為這種細菌與胃炎和胃潰瘍有密切關系，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沃倫與他的夥伴馬歇爾醫生并沒有是以放棄對這種細菌的研究。馬歇爾用彎曲菌隔離技術培養活檢标本，可連續培養了34例活檢标本都沒有發現細菌，馬歇爾很失落。在培養第35例标本時，正好遇到複活節假期，他沒有像往常一樣等待觀察培養的結果，而是回家過節。幾天後，當馬歇爾回到實驗室時，驚訝地發現自己苦苦等待的細菌終于培養出來了。
他将這一研究結果發表在著名的《柳葉刀》雜志上，但很多人還是不相信他。馬歇爾決定以身試“毒”，他先通過胃鏡證明自己的胃是健康的，然後把這種細菌喝了下去。他的同行甚至連家人都覺得他太傻了。兩個星期後，他出現了打嗝、胃痛等症狀，被診斷為胃炎。他又做了一次活檢，結果培養出了那種細菌。接着，沃倫和馬歇爾又對100例胃病患者進行詳細的研究。此後，馬歇爾将這種細菌命名為幽門螺杆菌。幽門螺杆菌的發現，大幅提升了胃炎、胃潰瘍等患者根治的機率，并有可能将胃癌元兇扼殺于萌芽中。2005年，沃倫與馬歇爾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可見，醫學創新是一個痛苦、焦慮卻快樂的過程，有時候會遭受質疑且充滿風險。
上觀：醫學有時候充滿了不确定性，但這種不确定性恰恰能成為創新的動力。
葛均波：的确如此。2005年，我在中山醫院為一位患者進行介入手術，他心髒左邊的兩根主幹血管完全閉塞，這種手術被業内稱為“冠心病最後的堡壘”。當時，手術通過衛星向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會議直播，讓全世界的頂尖醫生一起“圍觀”。手術中，我反複嘗試，可導絲始終不能正向通過血管，我有點焦慮，心想這可是國際直播啊，不能給中國醫生丢臉。當時我突發奇想，用一根微導管從側支循環進入，微導管竟然逆向走到了閉塞的位置，最終開通了閉塞的血管。
上大學時老師告訴過我們，側支循環并不是血管，它是一層内皮細胞組成的通道，是一碰就會破的，我從沒想到微導管能夠經過側支循環走到閉塞的位置。後來這一技術被命名為“逆向導絲技術”，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三大正常手術方式之一。
醫學是一門嚴謹的科學，但不等于所有理論、技術是一成不變的。學生應當尊重老師，但我也不希望我的學生認為我說的全都是對的，否則醫學不可能有進步。我認為，應當鼓勵學生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保留一份天真。天真是創新最重要的元素。天真的心态，是對未知的好奇，是對“習以為常”的好奇，不受傳統理論束縛，不斷提出疑問，才有創新的動力。
葛均波長期緻力于推動大陸重大心血管疾病診療技術革新和成果轉化，在冠狀動脈腔内影像診斷、複雜介入診療技術創新、新型器械研發和心血管危重症救治體系建立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既要有創新的氛圍，也要有轉化的氛圍
上觀：醫學創新本應基于臨床的需求，最終為臨床服務，并且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現在是否存在一些為了創新而創新的情況？
葛均波：确實有這種情況。近年來，國家對創新轉化，尤其是醫學創新轉化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全國三甲醫院的專利轉化量呈現出增長的态勢。不過，還是有醫務人員雖然申報了創新專利，但成果最終并沒有得到轉化。這種沒有轉化的、長期“趴着不動”的專利，被稱作“僵屍專利”。
為了倡導創新和轉化，2022年，醫學創新聯盟發起了首個“中國醫學創新轉化排行榜”，把中國千餘家醫院的專利申請總量與專利的轉化量分别進行了計算，并通過8項名額列出了相應的分榜單。今年，第二屆排行榜在青島釋出，我們給這份榜單起了一個名字叫“琅琊彙”，并新增兩個分榜單：進步最快榜單和轉化金額榜單。全國各個醫院都非常關注這份榜單的釋出。
上觀：專利長期得不到轉化，主要是哪些原因導緻的？
葛均波：首先是創新的初衷。真正的創新都不是基于結果的，所有奔着結果去的，都不叫創新。創新的初衷應該基于臨床的需求，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不能隻是為了職稱晉升而創新。
此外，一個創意首先要經過“從0到1”的概念驗證和早期項目孵化階段，然後要經過“從1到10”的産品驗證階段，最終進入轉化階段，也就是“從10到100”的階段。前兩個階段主要依靠一線醫生與工程師的緊密合作，而“從10到100”的過程則需要企業發揮作用，這就與每個地方、每座城市的營商環境有關。
就我們創新學院目前的創新轉化成果來看，創新轉化有一半是在大灣區實作的，此外是江蘇、浙江等地，在上海落地轉化的并不多。上海有着濃厚的創新氛圍，但還需要更好的轉化氛圍。
上觀：您剛才提到，想要探索一條路，保護創新者的創新熱情，讓他們毫無後顧之憂地去創新。在實際工作中，創新者們的後顧之憂主要有哪些？
葛均波：我曾經多次表達過一個觀點：創新不隻是創新者本人的創新，而是整個社會的創新。我們想要把更多的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要鼓勵原始創新，讓創新者心無旁骛地工作。眼下，創新成果的歸屬界定是創新者的困惑之一，轉化成果的認定和保護機制亟待完善。
這些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一直在呼籲，要通過完善政策和法規讓創新者明确：自己的成果一旦轉化為産品之後，哪些是應得的報酬，哪些不是，不能踩到法律的紅線。
過去，心髒科醫生經常會遇到心導管因為壓力過大插不進心髒被彈出來的難題。1967年，甘茨醫生在海邊度假時，看到順着洋流漂回港灣的帆船，突然有了靈感。他想，假如在心導管中放一個氣囊，打上氣，它自己不就能順着血流的方向漂移進心髒了嗎？通過一系列試驗，他發明了著名的漂浮導管技術，标志着血流動力學監測時代的到來。這一技術在全世界造福了許多病人，而隻要使用這項技術的公司都會向這位醫生支付一定的專利費，他也是以享受到創新帶來的成果。
我相信，在創新之路上艱難跋涉的醫生與科研人員都是基于一種社會責任感，想讓人類變得更好。這份責任感與熱情很可貴，而隻有得到法律的切實保護，才能真正激發創新者的創新熱情。
從元宇宙到“心宇宙”
上觀：創新俱樂部和創新學院隻針對心血管領域的創新嗎？未來還會向其他領域擴充嗎？
葛均波：我們準備把腦血管領域的創新也納入進來。這幾年腦中風、糖尿病患者越來越多。為什麼醫生很努力，醫院也很努力，患者卻越來越多呢？其實，腦中風也是一種血管病。血栓把腦血管堵住了，腦子就會壞死；血栓把心髒血管堵住了，心肌就會壞死。那引起那麼多人得血管病的原因是什麼呢？主要是吸煙、酗酒等不良生活習慣導緻的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越來越多，這些疾病都會引發血管問題。于是我們提出了一個“泛血管”的概念，準備建立泛血管創新中心，邀請腦介入專家加入，一起進行泛血管領域的創新。
上觀：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是當下的熱點話題，這些新興技術潮流将給醫學創新帶來哪些改變？
葛均波：元宇宙是1992年斯蒂芬森在《雪崩》中提出的概念，起初被翻譯成“元界”，他描述了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的虛拟世界，它擁有現實世界的一切形态。簡單來說，就是現實世界中的所有人和事都被數字化投射在了雲端世界裡。
那元宇宙能否應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診療，成為“心宇宙”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未來我們可以通過3D心髒動畫及AR眼鏡、可穿戴裝置、實時醫學教育空間、虛拟醫院和虛拟診療室讓心血管疾病的診療邁入新的時代。
醫學元宇宙包含五大技術要素：人工智能、擴充現實、區塊鍊、5G通信和數字孿生。未來的醫學元宇宙會如何發揮作用？假設老王被診斷為高血壓、高膽固醇血症，醫生會建議他注冊一個專門的健康應用程式，來表征他的數字孿生患者。數字孿生技術會彙集老王所有的數字健康資料，并與人工智能互動，以監測他的泛血管健康狀況。人工智能将老王的資料與其他人的健康資料進行比較，通過這種方式，數字孿生患者模型能模拟、預測老王未來5年、10年的健康狀況，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的治療，在病情惡化之前采取預防措施。人工智能還能為老王和他的醫生提供針對性的預防或後續檢查建議。
上觀：您覺得，這些未來技術還有多久能得到應用？
葛均波：我認為不會等太久。我們目前正在做數字孿生方面的研究，而且已掌握了一定量的資料。過去，醫生看病靠的是望觸叩聽，現在是通過個别檢查來診斷疾病，但這隻能獲得對病情的初級認識，不可避免會有誤診和漏診。未來，醫生能把患者的各種因素都整合在一起，通過大資料的輔助做出更精準的治療。我們能借助上述技術真正把患者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而不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實習生汪淼對本文亦有貢獻）
欄目主編：龔丹韻 題圖來源：由受訪者提供
來源：作者：陳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