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送我上青雲》的女性意識，該如何解讀？
伴随着女性主義的蓬勃發展，媒介場域成了表達女性意識的重要載體，許多理論家開始關注媒介産品上的女性形象，并圍繞這個女性形象開展一系列的批判分析活動。
影視媒介是大衆接觸最為緊密的媒介之一，可以說“在意識形态研究中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了文學等藝術樣式”。
是以，對于電影銀幕上的女性形象與女性境遇進行分析、對銀幕呈現女性形象的根因與觀衆熱愛之因進行探讨，成為女性主義者控訴男權桎梏的重要方式之一。
21世紀以來，中國女性主義電影開始立體呈現女性主義樣貌，男性不再高高在上、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生存，此時的中國女性電影，呈現出新的審美意義。
由滕叢叢執導、姚晨主演的電影《送我上青雲》完美繼承了新時期中國女性電影的特質，“以一個80後文藝女青年走向成熟的不無掙紮、痛楚的心靈經驗為視角，勾勒出一幅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的‘浮世繪’”。
影片細緻描寫了女性心理、意識、精神及男女相處狀态，在對女性生存境遇進行書寫與描摹之時，還通過描寫男性的生存困境，中立客觀地書寫了女性的生存境遇，這就使得影片不僅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更是一張人生百态圖。
女性主義電影，不會将女性刻畫為一種“花瓶”的形象。
《送我上青雲》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女性主義電影，将女性放在了影片的首要地位，但是這種首要地位不是将男性進行貶抑化呈現，而是将男性與女性放到了平等位置。
作為主角，盛男也沒有被賦予“主角光環”，甚至可以說并不完美，但是這種不完美又經曆過諸多磨難，這是大多數在城市打拼的都市女性的真實寫照。
盛男是個獨立自主的女性，原生家庭以及自身成長經曆讓她對所有事都有自己的看法。
作為記者，她能夠冷靜、客觀地看待各類事務，也早已習慣獨自一人特立獨行。但在盛男身患癌症之時，為了活着、為了支付高額的治療費用，她答應了給“土豪”李總的父親寫自傳。
盛男看似在金錢面前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但是影片通過她和李總的對話，把她對李總的不屑一顧描繪得入木三分，這從側面顯露了盛男銘刻于骨髓的獨立意識。
故此，女性主義電影對“性”的呈現成了構築女性獨立自主意識的重要載體。
因為從朋友那得知，身患卵巢癌後不會再有生理欲望，盛男想要尋得愛情進而滿足自己的欲望。
在尋找的過程中，盛男遇到了劉光明，并且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和欲望，但是劉光明卻被吓得落荒而逃。
此時的劉光明懦弱、難堪，與之前善良、儒雅的形象完全不同，劉光明的逃離，從側面反映了當男性直面女性對欲望的渴求時的态度，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電影作為最大衆化的娛樂形式，非常明顯地展現着意識形态的制約，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傳統上對電影中女性形象的壓制和剝削。”
遵循這一原則，許多電影都控訴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也就是說，男權社會中的女性處境是女性主義電影表達的主要問題。
故此，許多女性主義電影隻會對女性着重刻畫，很少描寫男性的生存困境。
這些電影的男性被刻畫為男權社會的控制者與享樂者，割裂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二進制關系，實則嚴重阻礙了女性主義意識的傳播。
《送我上青雲》改變了傳統女性主義電影的言說方式，不僅講述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被壓迫的故事，也強調了在男權社會中男性也是受害者的觀點。
強調男權社會對男性與女性的雙重壓迫，其實就是将男性與女性放到了平等的位置。
女性主義電影中“男性也被男權社會形态壓迫”的主題，也能夠促使男性進行深刻思考。
電影《送我上青雲》中，劉光明的出場讓其看起來像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對天文、對哲學都有深刻思考，并成功地吸引了女主人公盛男的目光。
但實際上，劉光明雖然有知識，卻因為出身和名利而内心苦不堪言。
他想努力學習、讀書深造，卻考了三次也沒考上理想的大學，最後隻能在落寞中讀專科，他渴望被尊重，卻和富二代大家小姐結婚，每時每刻都處于被嶽父調侃與無視的狀态。
他的學識成了嶽父肆意羞辱他的材料，在客人面前背誦圓周率、被調侃考不上大學等經曆摧毀了劉光明的内心。
他想跳樓結束自己的生命，最後卻以殘疾告終，這讓這個人物的命運更顯得悲劇色彩濃厚。
電影中的男權社會建構，是以劉光明的嶽父“李總”為中心建構的，男權社會由男女共同建構。
例如劉光明的妻子也完全延續了“李總”的思維方式，電影《送我上青雲》用溫柔的視角抨擊了男權社會的虛僞，指明男性困境是男性作為施暴者而造成的。
電影《送我上青雲》的主人公盛男身上有原生家庭之不幸、理想尚未實作之悲、健康喪失之痛、金錢缺少之哀等，電影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讓觀衆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真實而典型的女性生存境遇。
整體而言，這部電影延續了之前女性主義電影的叙事情節，将女性意識作為影片的主題，但其出彩的部分就在于沒有直接抨擊女性遭遇和醜陋人性，而是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展現了女性掙紮的心路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