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一直以來傳統觀點都将其歸因于孫中山上司的第十一次革命。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1911年，在武昌，上司起義的是共進會與文學社這兩個革命組織。這兩個組織與位于東京的同盟會本部的關系并不密切，與當時由孫中山直接上司的同盟會南部支會更沒有任何聯系。是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武昌起義都不能說是由孫中山上司的。既然如此，那麼共進會，這個創立中華民國的關鍵組織，又有着怎樣的背景呢？
在經曆了1907年的倒孫風潮以及一系列失敗的革命嘗試後，同盟會内部的各省成員開始對孫中山的上司産生質疑，這不僅限于對孫中山本人的挑戰，還包括對他主導的革命路線的質疑。
是以，華中各省的革命派人士開始尋求“分途發展”的道路。在1907年，以浙滬為主的革命黨人重組了光複會，而本文的主角共進會也在同一時期，以兩湖為主要活動基地，開始了他們的革命活動。
關于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的關系，曆史學家一直存在争議。有人主張共進會隻是同盟會的分支，或者是互為表裡的革命組織。
這些學者認為共進會隻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是另一個名字而已。另一些學者則主張共進會是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最後，還有學者主張共進會是獨立于同盟會之外的革命組織。
從事實來看，共進會的事務群組織發展确實與同盟會關聯不大，盡管共進會的初創會員大多是同盟會的成員，但在後續發展中，他們與同盟會的組織聯系并不密切，他們與同盟會的互動更多地是與個别會員的聯系。
此外，就共進會的運作方式而言，他們明顯地表現出獨立運作和刻意采取與同盟會平等關系的立場。是以，持共進會為同盟會的分支、附屬組織或外圍團體等看法，實際上難以為維持。
共進會之是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孫中山個人以及孫中山主導的“邊區革命”路線的反對，加上同盟會成立後，吸納了大量學生、留學生等文人加入，這些文人在同盟會中擁有很大的發言權，但他們更擅長計劃，事事追求完美，卻不擅于實際行動，充滿了空談和讨論，不可避免地讓會黨背景或以會黨為發展方向的組織成員感到不滿。
是以，華中地區的同盟會成員紛紛離開或另立門戶（如光複會和同盟會中部總會等），而共進會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的。
1907年4月，四川人張伯祥、舒祖勳、湖北人彭漢遺、湖南人焦達峰、陳作新、江西人鄧文翬、安徽人方潛等人在東京組織了共進會，決心吸納會黨人士。
簡單來說，就是吸收了那些曾經參與會黨的人，加入革命。由于吸收對象的關系，他們将同盟會的宗旨從“驅逐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改為“驅逐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
同時，在組織上一方面采用了現代政黨的方式，由總理（後改稱會長）統領八個部門，在組織初期，已經預定了以總會長為大總統、各省會長為大都督的地位，并已經提名了合适的候選人（這也顯示了共進會獨立發展的意圖）。
共進會的組織也兼采會黨的形式，将革命組織化為黑道組織。共進會是以又以中華山、興漢水、光複堂、報國香作為其會黨組織的暗号。
這種會黨化的組織方式也影響了他們的活動形式。一些地下會黨使用的暗号、黑話、拜把、拜碼頭等，也都被吸納到了共進會中。至于共進會的徽号也有别于同盟會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他們使用了代表内地十八行省的鐵血十八星旗。
從1908年開始，共進會将重點從日本移回中國，特别是以兩湖地區為主要發展區域。随着第三任會長劉公回國，最初在東京的組織也宣告消失。在共進會的主要發展區域，湖南的主要負責人是焦達峰，而湖北的關鍵人物是孫武。
孫武在加入共進會時，因為是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又是湖南新軍軍官，是以被選為軍事部長。由于孫武的背景，再加上當時新軍中有不少會黨人士，是以以會黨為主要發展對象的共進會，也在新軍中擁有大量會員。
随着共進會在新軍中的成員日益增多，共進會的上司層意識到會黨組織分散，難以統一指揮，是以将重點轉移到新軍士兵身上，孫武是以提出了“擡營主義”，試圖将清帝國的正規軍隊轉化為革命黨的武裝力量。
由于共進會深入地在中國經營，其組織迅速壯大，在湖北新軍（第8鎮和第21混成旅）中幾乎每個機關都有一定數量的會員，實力非常強大。
然而，這樣的發展路線與湖北另一個地方革命組織文學社重疊，導緻兩個組織為争奪資源和會員而産生沖突。不過，由于這兩個革命組織有着共同的鬥争目标，而且組織成員之間有部分重疊，最終共進會與文學社達成了合作。
1911年，由于川漢鐵路被收歸國有引發了華中地區的士紳反彈，其中四川省因官方分派鐵路股權給全省百姓引發的反彈尤為激烈，是以掀起了嚴重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興起後，湖北計劃将新軍一部分調入四川以掌握局勢，這使共進會與文學社的高層感到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是以積極籌備革命行動。
然而，在行動之前，革命行動的指揮層相繼發生意外。孫武因爆炸事故受傷，與此同時，參與革命者名單也落入清帝國官員手中。随後，湖北當局大規模搜捕黨員，并處決了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等三人，使革命黨員人人自危。最終，在一次意外中，工程第8營三棚正目（班長）熊秉坤等人率先發難，進而掀起了革命的序幕。
随着武昌起義的成功，共進會與文學社的高層也在中華民國軍政府中占據重要地位。盡管在當時存在“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觀念下，原本的革命組織在武昌起義後逐漸瓦解，但即使組織消散，原本成員之間的人際網絡并沒有消失。
前共進會成員和前文學社成員之間的沖突雖然因共同發動起義而被擱置，但随着革命的突然成功和随後的陽夏戰争的慘敗，使得這兩個組織的成員為了争奪權力和推卸失敗的責任，關系日益疏遠。
最終，以孫武等共進會成員為主的革命黨人轉向親近湖北省都督黎元洪，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民社。随後，這個政黨與其他四個政黨（進步黨、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與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無關]）合并為共和黨。1913年5月，共和黨與民主黨、統一黨合并（此前統一黨曾一度加入共和黨，但後來又單獨運作，這次是其再度與之合并），組成了進步黨，成為國會的第二大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