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麼來中國？”
“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就是中國革命啊！”
“中國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可比摩西帶領信徒出埃及偉大多了！”
這是寒春晚年在面對采訪的時候，笑着給出的回答。
寒春是楊振甯的師姐，1921年出生在美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原名叫瓊·辛頓。學校畢業後成為美國曼哈頓計劃中的一員，在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後的幾年，在1948年的時候來到中國，尋找她心目中的聖地延安。
寒春女士可謂是真正的革命者，她想要做的是真正有益于人類的事情，而不是狹隘的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曆史循環。她大哥和朋友在30年代末，就到過中國，說那裡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真正地在為底層人民群衆尋找新的出路，聽到他們講到毛主席所說的信仰，這深深地影響到了她。
寒春在晚年有這樣一段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國小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麼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的階級，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要去建設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寒春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并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了終身。
在1980年的時候，寒春寫過了一篇自述，講述了她的心路曆程。她對美國的厭惡是源于向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這種想法估計中國人不能了解，都說投的好，為啥不多投幾個呢，是美國結束了二戰啥的。
而寒春并不是說日本不可恨，而是懷疑美國的動機，因為那時候德國已經投降了，就剩下一個日本，被中國打的已經崩潰了，你不投原子彈，他們也得投降。而你轟炸的兩個城市，真正的戰争販子一個都沒有炸死。那麼美國的目的很明顯，第一，告訴世界，是我結束了二戰，第二，并不和戰争犯決裂，隻是震懾日本，為後來接管控制日本埋下伏筆。
參與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都傻眼了，寒春說，整個核子實體的研究實際上還是控制在軍方手裡，我發現我的獎學金也是軍隊發的，若他們拿原子彈幹什麼，我們搞研發的人是沒有任何能力去阻止的。
“一連串的事實使我慢慢地認識到，軍隊、政府和大壟斷資本家都是穿一條褲子，他們的利益是一緻的。”這個時候寒春就往美國農村和工廠工廠中的房間裡面跑，她想看看核子實體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
結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到了美國南方看到這樣的場景：數萬名臨時農民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連房子都沒有，都是茅草搭的棚子，他們按季度流動到全國，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就是一個流動的靈活就業者，被工頭剝削的厲害，工資非常低。
到了工廠工廠中的房間去看，情況更惡劣了，工廠中的房間裡用未成年的童工很多，勞工們工作時間都非常長，居然長達12小時，還要黑夜兩班倒，吃的夥食也比較差，而且不新鮮，都是預制菜，好多人就渾渾噩噩地過着，從不思考活着的意義，就像一群人肉機器一樣。
這種底層的情況，寒春以前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的家庭還可以，從小就和窮人隔離了，而當權者也很少去底層去看看，就是埋頭在辦公室裡亂寫，說全國人民生活的如何比蘇聯好，那時候什麼事情都要和蘇聯比，就拍了很多城市人家庭或精英家庭的片子，以此來證明美國是優越的，隻有學美國的制度，國家才有出路，人類才有希望。
寒春對這種宣傳厭惡至極，要麼是當鴕鳥，埋頭沒看見；要不就是故意的虛假宣傳。寒春就産生了深深的疑惑，為何美國生産力這麼發達，還有這麼多窮人在生存上掙紮的事情呢？為什麼把牛奶倒掉，房子炸了也不給窮人吃住呢？為什麼煤生産的太多了賣不掉，而煤礦勞工卻凍死了呢？她是怎麼也想不通。
後來她的哥哥韓丁、哥哥的好朋友陽早送一些進步書籍給她看，有美國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國家人民的鬥争史，還有一些馬列的書籍，并和她講了中國人在做“均貧富、等貴賤”的事情，寒春開始為自己迷惑的事情尋找答案了。
“那時我家裡很熱鬧，大家到一起就熱烈地辯論國内外大事。以前我隻是聽他們談論，因為我認為我是搞科學的，政治上的事同我關系不大。可是原子彈的爆炸，把政治與我的科學聯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開始想問題。那麼我所研究的科學究竟是為誰服務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單純，太片面了，我開始和一些進步人士來往。”寒春如此說。
通過這些朋友，寒春對中國産生了興趣，一九四八年，她去了上海，雖然身邊的親朋好友反對，但是她義無反顧，她說：“這是一個夢想的破滅，和另一個信仰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寒春終于到達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裡的窯洞裡和陽早結了婚，然後我們走了兩天到陽早所在的瓦窯堡農具廠工作。
考慮到寒春從經濟發達的國家而來，特地給他們安排了好一點的住宿，但是他們不接受，還給毛主席寫了信，說他們不能被不同待遇對待，他們要跟群衆一起，主席回複同意。
寒春和人民群衆打成一片，在她工作的地方，都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為衡量是非的标準，什麼事都擺到桌面上談，不管是廠長還是普通員工，損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評。
寒春後來主動要求去牧區放牛，她說，國家建立後，人民群衆需要營養，她想在這方面做一點貢獻，于是她去了蒙古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牧場――三邊牧場，幫助改良當地的牛、羊， 後來又調到西安市郊的國營草灘農場負責奶房工作。
在她的工作中，她感受到了人民群衆的力量是無窮的，她說：“我是從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常常認為業務上理所當然比農民強。因而，常帶着主觀主義去工作，碰到釘子後才想起請教有經驗的群衆。在三邊的時候，我捧着從美國帶來的書學做奶酪，做了一年沒有成功，才跑去請教有做奶酪經驗的蒙族人。在草灘養鴨子時，我沒接受做奶酪的教訓，孵了兩批小鴨，結果因條件沒掌握好，都死了，這才想起向有經驗的人請教。通過好多類似的教訓，我慢慢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衆的力量，群衆有智有才。”
寒春夫妻在中國待了一輩子，為中國的畜牧業和農業機械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004年8月，中國開始實施“綠卡”制度，寒春成為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人。2003年12月， 寒春的丈夫陽早在京病故，享年85歲。2010年6月8日淩晨，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寒春同志因病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
作家魏巍說：“盡管寒春夫妻在各自國家裡是少數，但他們卻代表着人類的良心，代表着世界發展的前進方向。”
寒春臨終前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有對世界最美好的願景，才付出畢生去實踐。我崇拜毛主席，因為隻有他，讓我看到世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