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昭宗乾甯元年，894年），日本向唐朝先後正式派遣唐史20餘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實際入唐14次。〔2〕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學生、學問們，在唐朝如饑似渴地學習着。特别是留學生進入唐朝國子監系統學習唐文化，據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記載，”所朝諸蕃之中，倭最勝”。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無不将其所學引進到日本，從上層建築到經濟基礎，差不多接收過去了，真可謂“全盤唐比”了。
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四年（720）成書的漢文《日本書記》記載，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七月，留學隋唐的學生福因，學問僧惠齊、惠光，藥師惠日等回到日本，向天皇奏稱：“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這些人建議召回已經學成的留學生、學問僧，讓他們在日本的各個領域發揮作用。以“大唐國為藍本來建立‘法式備定’的天皇制國家”。
這就是日本“全盤唐化”的起因。
一、大化改新
大化二年（646）元旦，孝德天皇頒诏“改新”。首先是廢除皇室和貴族的領地及部民，一律改歸國有，變為公地、公民。與之相應的經濟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實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每6年按人口班給口分田一次，6歲以上的男子授田2段，女子為其2／3，私奴婢給良民的1／3，死後歸公。受田人承擔租稅，一如唐朝的租庸調制：其後的各種法令中，“口分田”、“職分田”、“公廄田”、“寬鄉”、“狹鄉”、“正丁”、“次丁”，租庸調等等名稱都是抄寫唐朝律令，連具體條文也基本抄襲。
在政治體制方面，“大化改新”廢除了世襲氏姓貴族的稱号臣、連、國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權制度。
大化四年，根據國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制定的方案，設定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國、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稱“三公”，與唐朝的太師、太傅、太保相當。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納言、少納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務（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貴族婚娶、對外事務）、民部（管戶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軍）、刑部（管司法、刑罰）、大藏（管财政、利稅）、宮内（管官田、官營手工業）四省。這與唐朝的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極為相似。彈正台，主監察，分設于各郡，相當于唐朝的禦史台，監察各級官吏。地方的國、郡、縣也是參照唐太宗時的道、州（府）、縣三級而設，分别由國司、郡司、裡長掌管。
在軍事方面，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師（今大阪）置五衛府，東國及九州等邊塞重地設定軍、團、防、戍，征集農民當兵，3年一輪代。其衛府、軍團、防戍的設定以及“民兵合一”的情況，基本是搬用的隋唐府兵制度。
推古天皇以前，日本沒有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回日本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學問僧南淵請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時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等法律條文帶回去。
據日本學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頒律令，與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條文竟多達420餘條。其後，天智天皇頒布的《邁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貞觀律令》。天武天皇頒布的《天武律令》，則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貞觀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為藍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新頒布的《大寶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主持編纂的《唐律疏儀》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議”、”八虐”，分别脫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議、十惡。
《大寶律令》為日本古代史上最完備的一部成文法典。“大化改新”确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後，從天智天皇至豐臣秀吉時代，日本始終沿用唐律。
是以，日本學者桑原骘藏曾經這樣說過：“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奈良至平安時期”，即公元710年至1192年，正相當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後。
二、國家名稱和認同
除了唐朝樣闆的中央與地方行政體系，田制和稅制，防人制，天皇律令制政體之外，日本正式有了國名和紀年，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産物。
是的，日本原來并沒有自稱的國名，中國唐朝以前一直稱之為“倭”、“倭國”、“倭奴國”，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7世紀初，推古天皇即位，聖德太子攝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個“大”字，稱“大倭”，後來演變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稱“大和民族”。“倭”是中國為之所起國名，“日本”這一國名，是唐朝時出現的。
早在隋朝，其王緻書炀帝即自稱“日出處天子”。其後，遣唐使“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至武則天時，唐朝正式稱其為日本。張守節《史記正義》載：“倭國，武皇後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為國号，首先載于日本史籍者，便是養老四年由太安麻呂與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漢文《日本書紀》。書中，将“倭”、“大和”等對日本的古稱均改為“日本”，這是“日本”這一國名在日本官方文獻中的最早記載。
日本這一國名的産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國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無年号，隻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後，仿效唐朝，于公于645年起用“大化”這個年号。從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這一紀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三、城市建設
日本見識到了長安等唐朝城市的繁華，意識到了建立統治中心的重要性。聖武天皇時，太政官奏議：京師乃帝王所居，萬國朝宗之地，如不壯麗，将何以表德！于是，日本先後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
雖然它們占地面積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長安城的規模修築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為典型。“面積有長安的四分之一，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宮城位于城的中軸線北部，棋盤式的街道劃出方塊形的坊裡，街巷中線都直對一個城門，設東市、西市。中軸線大街亦稱“朱雀大街”，青瓦、紅柱、粉牆、各宮均挂扁額，建築壯觀。
日本史家稱之為“富有國際性的小長安”，唐長安城原貌已不複存在，平城京卻成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築的一座珍貴的實物模型了。
四、學習唐朝文化
由于遣唐使和回國留學生的推動，日本國還廣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國的禮儀、服飾等項制度，以至影響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風俗的形成。
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曉經史、長于文學。他們回國後，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國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進而帶動了上層社會的移風易服。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樣，改為右襟。
吉備真備，養老元年作為留唐學生入長安學習經史，曆時18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帶回《大唐開元禮》130卷。勝寶四年，作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後在太宰府任大貳，為東海、南海、西海各道節度使，造棉質襖、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樣，按五行配色，每4050具為一色。
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會之禮，常服之制，一準唐議”。是以，其文官的朝服，頭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褲、内褲，有褶的夾衣卷起到腰間，腳着朝靴，與唐朝文官裝束無差。
弘仁八年（818），嵯峨天皇下诏 ：“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清和天皇時，還曾仿照《大唐開元禮》，新修奠式制，頒行全國。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畫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證明唐朝服裝東傳日本的真實性。隋唐時代的封建文物乃至習俗，差不多原封不動地還被儲存到現在。
唐朝思想文化的記載，包括語言文字、學校教育、書籍編纂、文學藝術等等，此時也大量被引入。
漢字東傳之前，日本“無文字，唯刻木、結繩”。5世紀時，在移居日本的漢人幫助下，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已經能夠準确使用漢語了。當時，倭王武即用熟練的漢語給南朝宋明帝寫過一道奏表。他們稱漢語為“真名”，最古的日本書籍都是用這種“真名”寫成的。留唐學問僧空海，曾經編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錄萬象名義》30卷。
聖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請唐人衰晉卿赴日,天皇賜姓清村宿祢,官位從五位下,任太學音博士、太學頭、協助吉備真備等太學教授講授漢語音韻，矯正“吳音 ”，普及“唐音”即“漢音”。“吳音”，指古代江浙地區的字音；“漢音”，指古代長安、洛陽等地傳到日本的字音。
很快，“萬葉假名”出現，為日本自己的語言文字開辟出道路。但用漢字作音符，書字很不友善。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繼産生。據傳說備真備利用漢字楷書偏旁創造了日語标音文字---片假名，從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後來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漢字草書體創造日本行書假名----平假名。
漢字詞彙至今在現代日語中仍占相當比重，1981年日本國語審議會通過的《常用漢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漢字為1945個。
聖武天皇在位期間，開設進士科，以唐朝為模闆創立了日本國的教育制度。京都設定”太學寮“，隸屬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貴族、官僚子弟。地方設定“國學”，隸屬于國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學科科目有“明經”、“紀傳”兩道。“明經”道，習《尚書》、《周易》、《毛詩》、《周禮》、《禮紀》、《春秋》、《論語》、《孝經》。“紀傳”道，習《史記》等“前四史”、《晉書》、《文選》、《爾雅》。這同唐朝的國子學、太學如出一轍，别無二緻。在“太學寮”、“國學”任教人員，多是遣唐使及留唐歸國生。
天皇還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倍加教授。儒學自6世紀初傳到日本，直至20世紀的千餘年間，一直影響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
以唐詩為主體的中國文學作品大量輸入日本，使日本文學産生了全盤唐化的傾向。奈良、平安兩朝的文壇，掀起學習唐詩熱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競相模仿，作詩唱和。
天平勝寶三年，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問世，收錄漢詩120首、作者64人。平安時期，漢詩集巨編《文華秀麗集》等先後推出。僅《經國集》就收錄178人所作漢詩900餘首、賦51篇。這些詩集，再現着唐初宮廷文學的流風餘韻。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後，第一部小說《竹取物語》問世。此後，日本古典小說逐漸發展起來。迄今，日本文學家公認：“現代的日本文學和其他方面一樣，以極其豐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國古典的影響。”
唐朝歌舞藝術在日本的也影響極深。文武天皇太寶元年（701），仿唐制設定了“雅樂寮”，有“唐樂師”、“伎樂師”等專門教育訓練“唐樂”藝伎。同時，不斷聘請唐樂名家赴日傳授伎藝。天平神戶二年（766），唐人皇甫東朝、皇甫升女合奏“唐樂”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階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為雅樂員外助。
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團中有精于彈琴的良岑長松和擅長琵琶的藤原貞敏，作為從六位下的準判官同行。藤原貞敏在長安拜劉二郎為師學彈琵琶，數月之内“極其妙”，劉二郎頗為贊賞，贈他紫琵琶兩個、曲譜數十卷，并将心愛的女兒（琴筝能手）嫁給他。藤原貞敏回日本後，在“雅樂寮”任“雅樂助”、“雅樂頭”等要職，并“定琵琶四調傳于世”，成為日本音樂舞台上一代琵琶權威。
此外，遣唐使還帶回大量樂書和樂曲，主要是唐宮廷樂舞。這些樂舞如《秦王破陳樂》等在日本風行一時，大量唐朝朝及以前的中國樂譜在日本保留至今，而中國已經基本亡失。這些樂曲不僅古代宮廷經常演奏，現今日本社會中仍然不時公開演出。
除此而外，諸如圍棋、相樸、漢方醫學、茶道、日本佛教藝術的黃金時代等等，無不從各個側面展示着日本文化在“大化改新”至平安時期全盤唐化的傾向。
五、日本史書編撰
關于史書的編纂.文武天皇慶雲八年，太安麻呂用“萬葉假名”編纂了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古事紀》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呂與舍人、宗王編纂《日本書紀》，完成30卷。其後，又有《續日本記》。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編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緒嗣等纂成《日本後記》40卷，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實錄，日本也出現了《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等史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以及 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等漢文史書，被稱為“六國史”，無論史家觀點，還是編纂體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諸多印記。
就連圖書分類，也是照搬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而長期沿用。
六、學習唐朝而沒有成為唐人
日本民族确實很善于吸收世界先進文化，使其始終保持着飛速前進的勢頭。日本學者木宮泰彥總結7-10世紀唐朝對日本文化發展的影響是說：
“唐朝三百年間，由于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産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是以，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沒有停滞，不斷吸收中國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後，在各個方面都逐漸擺脫了唐風，産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本人很好的地做到了學習而不是“學樣”，在唐朝文化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特色文化。
他們是主動去學習唐朝的 ，唐朝并沒有派人去日本“傳教”，也沒有主動要求日本改變自己。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在白江口之戰被唐軍打得大敗，此後唐軍使者數年之内幾次來到日本，帶着數千人馬和幾十艘船隻。唐朝使者甚至一直逗留日本不走，日本人無可奈何。
什麼樣的動力才會驅使一個自古以來獨立的國家去全盤學習另一個國家，我想着個問題是有明确答案的。
參考：井上清：《日本曆史》、《中國古代之法律》、《隋書》、 《日中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