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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并且北韓距離澳洲遙遠，是以澳洲群眾對卷入萬裡之外的北韓戰争十分反感。面對群眾強烈的反戰和厭戰情緒，孟西斯和斯彭達等人開動一切宣傳工具，宣稱如果澳洲不追随美國出兵參戰，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将很快落入共産主義勢力範圍，澳洲也将随時面臨蘇聯的侵略。
澳洲群眾對北韓戰争十分反感
斯彭達沒有像孟西斯總理那樣将澳洲出兵參戰提升至捍衛“自由世界”和西方民主價值觀的道義高地，而是從澳洲國家利益的角度，宣稱像澳洲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隻有與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建立軍事同盟才能確定澳洲的國防安全，并建立自己的地區霸權。為此，澳洲必須迅速出兵北韓，與美國并肩作戰，這是與美國結為軍事同盟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向美國顯示“澳洲作為美國軍事盟友的價值”的良機。
澳洲政界、軍界和學界一些人士還用“愛國主義”來号召本國群眾為美國的全球霸權利益服務，聲稱即使犧牲澳洲的國家利益和士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為忠誠和犧牲是感動美國、拉近美國與澳洲關系最有效的手段。作為對澳洲效忠的回報，美國政府一定會最終同意與澳洲結為軍事同盟，并在澳洲遭受異國“侵略”時向澳洲伸出援助之手。
北韓戰争後，澳洲曆屆政府都無一例外地把對美國效忠，取悅美國作為拉近澳美關系、換取保護的手段之一。美國宣布出兵北韓後，孟西斯不僅率先宣布澳洲追随美國出兵北韓，全力支援美國的軍事行動，他還頻繁地發表講話，借“共産主義擴張”、澳洲的國家安全和地區霸權之名恐吓澳洲群眾和國會同意澳洲追随美國派遣陸、海、空軍參加北韓戰争。
北韓戰争爆發的第三天，澳洲即派遣戰艦萬裡馳援駐韓美軍，随後又派出空軍赴北韓參戰。不久後，孟西斯政府又應美國要求派出地面部隊赴朝作戰。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孟西斯政府宣布将入朝參戰的澳軍交由美軍将領指揮。澳洲是西方陣營中唯一一個一直按照美國的要求不斷向北韓戰場增兵的國家，并為美國長期卷入北韓戰争提供軍事和輿論的支援。
澳洲通過積極卷入北韓戰争，與美軍并肩作戰顯示了對美國的“效忠”，赢得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好感，化解了兩國自二戰後期以來的積怨，提高了澳洲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雙邊關系迅速得到修補和升溫。杜魯門在接見斯彭達外長時對澳洲積極參加北韓戰争表示贊賞，并告訴斯彭達“美國人民對澳洲充滿了好感”。北韓戰争的局面因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而徹底改變。
美國急于重新武裝日本
在連續幾次遭受重大的軍事失敗後，美國更急于重新武裝日本，美國因而一再催促澳洲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告知澳洲願與澳洲和紐西蘭建立軍事同盟，這對于澳洲來說不啻是一大驚喜。澳洲、紐西蘭和美國是以在北韓戰争期間就締結軍事同盟問題進行了反複商談和讨價還價，并最終于1951年7月正式締結了《澳新美同盟條約》。該條約于次年4月正式生效，三國同盟，暨澳美同盟正式建立。
《澳新美同盟條約》是亞太地區冷戰和軍事對抗的必然結果，它的簽署初步建構了澳美同盟，但其基礎并不穩固。令澳洲感到高興的是三國同盟條約雖然内容模糊，承諾不清，但它沒有設定時限，這就意味着隻要澳洲願意，同盟條約就可以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澳新美同盟條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它強調對締約任何一方的攻擊都是對其他兩方的威脅，其他兩方必須根據各自的憲法程式采取行動，以應對這一共同的威脅。
換句話說，如果有任何一個國家對澳洲發動軍事進攻，那麼美國和紐西蘭都有義務采取行動，幫助澳洲抵禦它國對澳洲的進攻。反之，當美國和紐西蘭遭遇它國攻擊時，澳洲也有義務幫助美國和紐西蘭抵禦攻擊。盡管澳洲借助北韓戰争實作與美國結盟的願望，但這一條約的簽署遠遠未能令澳洲滿意。如果仔細研讀條約的内容，人們不難發現其核心條款并沒有完全達到澳洲政府的設想。
這是因為三國同盟條約并沒有細化當其中一國遭到他國攻擊時，另外兩國将于何時采取怎樣的軍事援助，以及軍事援助的具體方式和軍事援助的卷入程度。澳洲一些政治學者也強調指出，三國同盟條約與以往的軍事同盟條約的不同之處還在于它沒有規定“美國有義務在任何情形下和任何地方都應向澳洲和紐西蘭提供軍事援助”。
《澳新美同盟條約》
早在美澳兩國就結盟問題讨價還價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國雖然對澳洲和紐西蘭做出承諾在其遭到他國武力攻擊時予以援助，但這并不表明美國将在世界任何地方，對任何國家針對澳洲和紐西蘭的軍事行動都将采取行動。杜勒斯的态度明确表示美國對澳新兩國的安全承諾是有限的、不确定的，因為美國将視對澳新兩國發動攻擊的具體國家和發動攻擊時的具體情況做出它認為合适的反應。
這就意味着美國并不一定會采取大規模軍事幹預。此外，美國的軍事反應在很多情形下還需得到美國國會的準許，這也為《澳新美同盟條約》的真正落實增添了許多不确定因素。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和軍方并非心甘情願地與澳洲結為軍事同盟。《澳新美同盟條約》對澳新兩國的安全承諾缺乏剛性規定給美國留下了相當程度的靈活性。由于同盟條約對各方義務的規定過于“模糊”和缺乏限制性，澳洲和美國雙方對條約能否落實和執行都心存疑問。
這是澳洲政府和軍方在同盟條約簽署後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裡始終對美國和澳美同盟表現出高度重視和忠誠的最重要原因。也恰是由于澳洲對美國表現出數十年如一日的“忠誠”，澳美同盟才在漫長的冷戰歲月裡逐漸走上了根基不斷夯實、同盟不斷鞏固和強化的軌道，最終演變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建構的“輪輻”體系的兩大主軸之一和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與霸權的最重要的軍事南“錨”。
盡管《澳新美同盟條約》的内容遠遠不能令澳洲政府和軍方滿意，但澳洲政界、軍界和安全防務學者較為一緻地認為能夠與美國簽署這一條約本身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對澳洲實作國家安全和地區霸權具有重要意義。主持條約談判和簽署工作的斯彭達對條約表現出高度的樂觀，他認為《澳新美同盟條約》來之不易，澳洲不應操之過急。
斯彭達确實目光長遠，他認為美國此時與澳洲簽署同盟條約并非自願，澳洲應以此為起點，通過不斷地對美“效忠”和追随美國的戰争政策來赢得美國的贊賞，使其最終發自内心地願意與澳洲形成真正的同盟，願意為澳洲的國家安全和地區霸權做出犧牲。斯彭達不僅希望獲得美國的安全保護，而且高瞻遠矚地希望通過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能夠在不久的将來對接美國的決策圈。
進而對美國的政治、軍事和戰略決策者們施加影響，使美國的政策在制定階段即有利于澳洲的利益。客觀評析，斯彭達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職業政客，他對《澳新美同盟條約》的分析很有戰略遠見。《澳新美同盟條約》能否達到澳洲的期望值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取決于澳洲的效忠程度，特别是美國對澳洲的效忠滿意度。
如果美國政府和軍方對澳洲的效忠滿意度很高，美國就會對三國同盟條約做出有利于澳洲的解釋，并做出有利于澳洲的決策；反之，美國政府則會做出不利的解釋，并做出“不作為”的決策。在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後，美國仍然對澳洲密切兩國政治和軍事聯系的請求采取拒絕的态度。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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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anne Wallis，“Hollow Hehemon：Australia'sDeclining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Diplomat，21September 2016.
[3] Nagata Yuriko，“The Japanese in Torres Strait”，AnnaShnukal，Ramsay Guy and Nagata Yuriko（eds.），Navigating Boundaries：The Asian Diaspora in TorresStrait，Canberra，Pandanus Books，2004，pp.138-159.Kate Bagnall，A Legacy of White Australia：Recordsabout Chinese Australian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2018，http：//naa.gov.au/collection/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