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子網”裡抓鬼子
一九四二年六月，為了扭轉嚴重的局面，太行軍區結合反“掃蕩”鬥争，部署了全面的反“蠶食”鬥争。我們組織邊沿地區的縣區遊擊隊、武工隊、敵工站、警察局等一起參加，聲勢浩大，效果顯著，使接敵區域的許多元持會土崩瓦解。
日軍離開本土，遠道侵入中國，兵力嚴重不足，許多據點都是僞軍守的，隻有重要的城鎮、橋梁、關隘才是舊本人守。
僞職人員都知道日本人兔子尾巴長不了，都想為自己留條後路。是以他們一面敷衍日本人，一面為我們的武工隊、遊擊隊和民兵提供友善，傳遞情報。
我們一分區基幹武裝及臨城、内邱民兵，不僅打擊向根據地修路之敵，而且組織縣（區）遊擊隊、武工隊，跳到敵人“蠶食”的格子網中開展遊擊活動，培植與發展了各種形式的秘密群衆武裝，對敵開展了隐蔽與公開的鬥争。使深入敵後的武裝成為第一線，而在正面抑制敵人前進的武裝為第二線，正面堅持與敵後遊擊柏配合，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蠶食”。
在一次反“掃蕩”的前夕，為了獲得确切情報，太行軍區李達司令員号召各分區抓俘虜，而且明确說了“要抓日本人，最好是個官。僞軍抓了沒用。”日本鬼子不好抓，我們抓了一個多月都沒抓到。我接到報告後，很不服氣。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有三頭六臂，決心抓個活标本回來給大家做動員。
我帶了基幹團一個排，到井陉和獲鹿一帶等待時機。這兩個縣都是日本人的模範縣，鬼子的統治比較嚴密。我之是以選擇在這裡，還恰恰地沖着“模範縣”來的。一是“模範縣”裡敵人往往麻痹；二是因為從模範縣裡抓個活的回去更有說服力。
到了井陉後，我就把當地抗日政府的上司和敵工幹部、武工隊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聽他們介紹情況。他們在介紹的情況中，有一點引起了我的重視，這就是日本人的通信方式。他們各碉堡之間沒有電話，但每天有兩次定時聯絡，靠的是人工傳遞。因為都是他們的天下，是以他們有些不在乎，出來聯絡時，有時兩個人，有時一個人，騎着毛驢，倒背大槍，從這個碉堡到那個碉堡。
情況摸定，我的決心也定下了：就抓他的聯絡兵。
當然，這一計劃必須滲入到敵人腹地才能實施。孤軍深入，大縱深，遠距離，敵情複雜，地形生疏，行動起來是很危險的。
話說回來了，不危險能叫打仗嗎？我當然希望四平八穩坐在家裡從天上掉下來個俘虜，但那是不可能的。
決心已定，我讓人準備了兩副繩子，一根木杠，挑了三個人，交給排長帶着。為什麼要帶上繩子和杠子呢？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很厲害，死不投降。日本兵身體強壯，又訓練有素，有的還會柔道和空手道之類。你去抓他，既要對付他拼命，還要防止他自殺。我跟排長如此這番交代清楚，行動便開始了。
那是秋天，大約就是八、九月間，高粱還沒熟透，青紗帳正好藏身。我們的捕俘小組一直鑽進快跟元氏接壤的一個鎮子旁邊，在敵兩個據點的必經之路上潛伏下來。
果然，當天就有一個日本兵騎着毛驢，搖頭晃腦地向另一個據點走去。
一走進設伏點，我們的四個同志從天而降，他還沒回過神來，腳就被捆住了。就這樣的神速，我們那位排長的手還是被他咬下一截手指。
這個日本兵撞到我們手裡算是倒大黴。用髒襪子把嘴一堵，兩隻手捆在一起，兩隻腳捆在一起，大木杠子中間一插，擡豬一樣擡回來了。那種姿勢，他想放個屁，恐怕都放不出來。我們本以為聯絡兵身上應該帶保密檔案，但擡回來一搜查，什麼都沒有。他們這種聯絡是口頭的，審問他，拒死不講。後來這名俘虜彼送到延安反戰同盟了，聽說表現還不錯，抗戰勝利後被放回日本。
第一次做外事工作
在一分區工作期間，除了對付敵人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掃蕩外，我們一般不主動與敵正面交鋒，而是緻力于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在深入發動群衆的基礎上，加強抗日武裝建設，開展普遍的群衆性遊擊戰争。
盡管這是一個十分艱苦的時期，但也使我抗日軍民更加堅強，更加成熟。這一時期，除了指揮作戰和協助地方黨政機關開展工作，分區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地方武裝建設上。
在最緊張的環境裡，我也沒有放棄學習，記日記仍然堅持不斷。警衛員心眼也夠用，挎包裡背上日記，每晚睡覺前，便把日記本送上來，在老百姓家裡的炕桌上，借着油燈，一條二條，一件事兩件事，原封不動地記下來。
過了些日子就進了一步，日記由原來的單純記錄，發展到寫對事物的思考、見解，後來又發展到總結經驗教訓，有時也抒發一點感情。在組織上司地方武裝建設的同時，我比較汪意對細節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據切身體會，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前提下，我就地方武裝的特點撰寫了一篇文章，從地方武裝的群衆性與地方性、堅持性與頑強性、全面性與複雜性、分散性與廣泛性幾個方面闡述了我本人對地方武裝建設的見解。這是我第一次把實踐經驗同理論結合起來，系統地全面地闡述自己在某一領域裡的思想。這篇題為《地方武裝的特點》的文章後來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受到上級機關和部隊的好評，認為論證充分，材料翔實，對當時開展群衆性的武裝鬥争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漫長的抗日歲月裡，曾經同我們一起戰鬥過的，還有其他國籍的一些朋友。直接參戰的有美國空軍。有些飛機在作戰中被擊傷或墜毀，飛行員均得到我太行抗日軍民的救護和照顧。
一九四四年後，随着國際反法西斯鬥争的節節勝利，中國的抗日戰争也即将度過最困難的時期，黎明的熹微漸漸地顯現在太行山的上空，我們由敵進我退轉變為局部的反攻，并且已初步具備了全面反攻的條件，根據地的形勢一天好似一天。
十二月下旬，太行軍區通知我們，有個美國朋友要到一分區來，一是為了向曾經救護過美國飛行員的抗日軍民表示感謝；二是作為盟軍觀察員了解我根據地抗日鬥争情況。
到一分區來的惠德賽先生是個中國通，大個子，高鼻梁，說話叽哩咕噜。大半中國話夾點洋文，性格比較豪爽。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和第一專署專員楊維同志、分區政治部主任王大任同志會見了惠德賽，我就本區周圍敵情和我軍鬥争情況向他作了介紹，楊維和王大任同志作補充發言，主要談根據地的民主建設和軍民關系等情況。惠德賽對分區在如此艱苦的環境裡得以頑強生存并連續不斷地打擊日軍，表示由衷的敬意，連聲說“了不起！了不起！”
正式介紹完了，我們又給他講故事，講怎樣鑽進格子網裡抓俘虜，講怎樣把布納的舊鞋底卡在鐵軌上颠覆敵人的火車，講怎樣割敵人的電話線又不緻于影響群衆，講得惠德賽眼睛瞪得老大。講一段，他就大叫一聲“好！”故事講完了，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接待的條件自然有限，東西全是土産，但我們把樸素的宴會辦得很熱火。
說來饒有趣味，我用我們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把這個洋大哥灌得人仰馬翻。開始我們隻是勸酒，什麼“為中美兩國的友誼幹杯”啦，什麼“為打敗法西斯取得最後勝利而幹杯”啦，為他“順利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而幹杯”啦，這些話一說，他高興得嗷嗷叫，“呵-噢-幹！”“嗯-歐-幹”，脖子一仰一杯下去了，做個鬼臉又是一杯下去了。
這個美國朋友确實很豪爽。我說一句他喝一杯，絕不含糊。我當然也不含糊，拿大碗跟他碰。不多一會，他就酩酊大醉。
惠德賽先生在一分區住了好幾天，我還陪他打籃球。那時我們打球成癖，星期天就組織機關幹部比賽。跟外國人打，大家更來勁。
除了打球，我還給他照過像，用的就是那架繳獲的“卡得爾”。那機器恐怕也有一把年紀了，到我手上使喚起來不怎麼靈便，但我仍然愛惜得要命。分手的時候，惠德賽送給我一支袖珍手槍。他說，在一分區這幾天，是他在整個敵後之行中所度過的最愉快最受啟發的日子。他把我們看作他在中國最好的朋友。
我們一分區的幹部戰士對惠德賽先生的印象也很好，他對中國抗日戰争的幫助是真誠的，對中國人是友好的。
讓人痛心的是，惠德賽先生離開我們之後，在二分區遇上了敵人的掃蕩，不幸犧牲了。後來聽說，他的日記裡記有他在一分區時的觀感以及對我個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