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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報 | 賭徒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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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陶紫東

編輯 | 吳洋洋

表格整理 | 陸彥君 陶紫東

2023年7月17日晚間,中國恒大(以下簡稱“恒大”)釋出了兩份令所有人瞠目的财報。

一份财報是2021财年(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财報顯示,恒大該年度收入為2500.1億元,淨虧損6862.2億元,負債總額25801.5億元。另一份是2022财年的,截至2022年12月31日,恒大當年收入為2300.7億元,淨虧損1258.1億元,負債總額24374.1億元。

這兩份财報之是以驚人,一方面是因為負債規模。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為完成擴大内需、促進經濟恢複增長的十項措施,中國政府計劃從2008年11月到2010年年底的全國救市計劃花費才4萬億元。而2022全年,恒大總部所在地廣州的GDP總量也隻有2.88萬億元。作為對照,僅恒大一家公司年負債就達到2.5萬億元左右。

另一方面,恒大的營收規模變化之快同樣驚人。相較于2020年5073億元的收入高點,恒大的年營收在最需要錢的2021年和2022年都已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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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因債務違約,恒大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自2022年3月21日起停牌,如果股票連續停牌18個月,該公司将面臨退市風險。在2021年的财報中,這家公司寫道:“獨立核數師上會柏誠無法對集團2021年的綜合财務報表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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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商品房政策正式實施開始,地産公司在過去20多年間逐漸長成了“大而不能倒”的怪獸。由這些地産公司支付的土地款是中國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務收入,而由它們建構的上下遊産業鍊——鋼筋、水泥、家居、家電⋯⋯占據着中國超過30%的GDP。一旦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不能如期交房,就會有無數付出了全部身家的家庭墜入人生低谷。

按照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在2018年公司财報中的說法,過去20年的房地産開發是一個“幾乎所有參與者都能賺錢、很難虧錢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随着城市化程序的加速早已結束,然而其中一些公司并沒有接受這一點,反而在過去幾年沖刺得更加猛烈。它們似乎在賭:隻要成為行業第一,就能大到不能倒。

恒大和創立它的許家印就是這樣的“賭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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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速度為王

在恒大的發展史中,有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1996年,在許家印上司下,恒大初現雛形;2009年,恒大地産登陸香港資本市場,成為當時中國内地市值最高的民營房企;2013年,恒大合同銷售額破千億元,正式加入“千億房企”行列;2016年,恒大以3734億元的年銷售額成為當年的地産規模之王,并登上《财富》雜志釋出的“全球500強”企業排行榜,成為全球第一家隻用20年就登上該榜單的房地産企業——同年上榜的中國房企還有萬科,而後者花了近30年。

許家印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的一個農村家庭,恢複聯考後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武漢鋼鐵學院(現為武漢科技大學)冶金系,并在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了國營企業河南平頂山舞陽鋼鐵公司。

國企工廠中的房間的10年工作經曆,鍛煉了許家印對紀律和管理的認知,但他認為自己的能力與崗位并不比對。1992年,許家印決定投身下海經商的熱潮,他從舞陽鋼鐵公司辭職,南下深圳,成為一名貿易公司的基層業務員。

許家印很快就展露出了他的商業才華,憑借在原公司的人脈,到崗不久就給新公司拿到了一筆10萬元的大單。1994年,許家印對老闆提出進軍廣州房地産市場的想法,然後,他就帶着4個員工從深圳來到廣州城中村,開始了第一次内部創業。

據《南都周刊》等媒體的早年報道,當時廣州樓市盛行大戶型之風,許家印卻反其道而行:他的五人團隊通過相關管道收購了一家公司,拿到了一個名為“珠島花園”的地産項目。1995年,珠島花園第一期的幾百套房子全部建成小戶型,定價又低于市場價,一時轟動廣州。

這個項目對許家印和恒大影響深遠,以小戶型、低價位、高周轉為核心的開發模式延續了下來,并逐漸發展成廣為人知的“恒大模式”——通過高效率營運實作快速周轉,以對沖高成本融資對項目整體利潤率的拉低。

珠島花園的成功為公司帶來了巨大收益,但許家印沒有獲得理想的酬勞。

1997年,許家印注冊了恒大地産有限公司,開始正式創業。橫向對比的話,那一年,楊國強帶領的碧桂園已經在房地産行業曆練了5年,而王石帶領的萬科已經發展了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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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資金和政府關系,被視為中國房地産開發的三要素。其中,土地是“面粉”,房子則是“面包”,能拿到多少地,決定了房地産企業能掌握多少生産資源。恒大此後的快速擴張,離不開許家印本人對龐大土地儲備和規模的追求,以及恒大自身的拿地能力。

一般來說,中國現代房企的拿地方式主要有“招、拍、挂”、一二級關聯拿地、在建項目轉讓、股權收購拿地、舊改拿地等。以“招拍挂”政策為例,在該政策出台前,國企占據房地産行業的主要地位,并形成相對壟斷。但在“招拍挂”政策出台之後,民間資本有了參與房地産行業的機會,擷取土地成為房地産企業開發和走向市場化的重要一步。大量民企是以獲得了迅速崛起的機會,恒大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恒大地産以“招拍挂”形式,拿下了位于廣州海珠區工業大道的原廣州農藥廠所在地塊,并在這裡建起了恒大的首個項目——金碧花園。珠島花園的實戰經驗在這個項目裡得到了複用,據多家媒體當年報道,金碧花園首期以虧本價銷售,在兩個小時内被搶購一空,實作銷售額8000萬元,并創造了當年征地、當年報建、當年動工、當年竣工、當年售罄、當年轟動、當年入住、當年收益的“8個當年”紀錄。

憑借金碧花園打出的口碑,僅3年時間,恒大地産就跻身廣州市房地産綜合實力十強,并在2001年進入榜單前五。有了前期銷售額帶來的現金流,許家印帶領恒大不斷拿地,開始了急行軍式的擴張之路。

2004年以前的恒大成長迅速,但偏居廣州一隅。也就是在這一年,許家印決定擺脫廣州開發商的角色,走向全國,并是以制定了“規模+品牌”的發展政策。具體來說,恒大在這一階段主要做的,就是培養人才、拿地、建立品牌和找錢。

恒大地産披露的首份招股書顯示,1996年至1997年,恒大在廣州隻開發了一個項目,到了2004年,恒大同時開發的項目數量已上升至十餘個,員勞工數也從不足20人攀升至2000餘人,2007年增至4000餘人。

在目标城市選擇上,恒大在發展初期并沒有将目光投向北上廣,而是偏好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為了在這些地方拿地,恒大派出近百人的精銳團隊,分派至全國十餘個城市,比如武漢、重慶、成都、沈陽等,對當地土地市場展開調研。

由此,恒大的土地儲備由2006年的不足600萬平方米,擴充到了2008年年初的4578萬平方米,也就是說,恒大的土地儲備在2007年增長了近7倍。

為赴港上市沖刺,是恒大在2007年瘋狂拿地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當年,受碧桂園等土儲規模巨大的内地房企上市的刺激,在香港資本市場,土地儲備的絕對數量一度是衡量内地房企的重要标志。為此,恒大不得不鉚足了勁拿地,這也為恒大後續的龐大土地儲備埋下伏筆。

恒大之是以能在一年内拿到如此多的土地,是因為其主要拿地方式除了“招拍挂”,還有二級市場拿地、協定拿地、廣告拿地等等。

二級市場拿地有别于拍賣市場拿地,指的是項目持有方以項目轉讓的方式,尋求新的土地收購方,并出讓股權。一些持有土地的小開發商遇到資金缺口大的問題,如果無法開工,将面臨土地被回收的壓力,是以急需出售項目;大的開發商則可以避開土地市場的狂熱競價,省去中介環節,獲得心儀地塊。據《東方早報》2009年的一篇報道,當年全國前十強的房地産企業,如萬科、綠城、恒大等公司的大部分土地來源均為二手市場。

協定拿地,則是房地産行業内早年盛行的一種“暗箱操作”型拿地方式。它指的是表面上走“招拍挂”流程,實際上由尋求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以二三線城市為主)提前内定開發商,并通過秘密協定變相返還部分甚至全部土地出讓金,讓開發商低價拿地。

2007年,多家媒體報道了碧桂園與湖南省張家界永定區政府簽訂秘密協定,進而涉嫌“零成本拿地”一事。《南方周末》當年的一篇報道指出,協定拿地是中國房地産行業的普遍模式,觀點網則報道稱,恒大過去數年“通過協定出讓方式拿地較多”,很多土地的來源并不透明。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恒大開始在全國推行“标準化的精品地産”營運模式,即房子上市時已完成裝修。據恒大地産招股書披露,恒大與奧的斯、美國摩恩、TOTO、西門子等知名供應商簽訂了長期的直供協定,進而不斷拓展戰略供應鍊,依靠規模效應降低成本。

管理上,恒大奉行“集團化緊密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套嚴格的标準化管理架構,并規定全國地區分公司的大型項目都要由總公司監督統一招标。賞罰分明、規矩嚴格和有狼性,是外界對許家印管理風格的關鍵評價。

從定下走出廣州的目标,到業務拓展至全國24個城市,恒大隻花了不到5年的時間。而萬科成立12年後,才将業務範圍擴張至全國13個城市。此後,恒大這種高增長的慣性一直延續下來,就像一隻無足鳥,隻能不停地往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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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瘋狂跑馬圈地并奪得全國“銷冠”後,恒大也曾想要響應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号召,改變“三高一低”(高負債、高杠杆、高周轉、低成本)的發展模式,由“規模型”向“規模+效益型”轉型。但從恒大2017年的年報來看,這家“巨無霸”公司并沒有真正踐行其承諾,而是進一步增加了土地儲量——當年,恒大新增了1.26億平方米的土地,幾乎占到了全國所有房企拿地量的50%。

02

恒大财富:被人為從财報中抹去的風險

2021年9月12日,數百名投資者前往恒大當時的總部所在地深圳卓越後海中心抗議,要求恒大兌付逾期金融産品。這些抗議者既包括購買恒大房子的人,也包括恒大自己的員工以及承包過恒大建築項目的承包商,在這些産業鍊關聯之外,這些人還有一個共同身份:恒大财富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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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産是一個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投資規模大,開發流程長,房企通常需要通過各種融資方式,來確定從拿地到銷售的各個環節的正常運轉:拿地階段要繳納土地出讓金,這時候要通過機構墊資來買地;開發階段需要上下遊産業鍊的供應商墊資,以及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貸;銷售階段,又離不開普通人的個人住房貸款。某種意義上,房地産行業就像一個巨大的蓄水池,吸引各個管道的貨币流入這個領域。

房地産與金融行業的深度綁定,為房企創新融資工具和手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2015年是中國内地地産金融化趨勢的興起之年,網際網路金融被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并首次被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建議。同年,恒大、萬科、碧桂園等頭部房企均表示要“通過金融化手段,促成公司業務創新”。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裡,以恒大為代表的部分房企一方面加速利用金融杠杆,另一方面,它們也通過投資、持股,甚至控股商業銀行、保險機構、信托公司等手段布局金融領域,進而零距離接觸到資金。據東方證券2022年5月釋出的一份研報,2013年到2016年,地産融資占據新增社會融資(指一定時期内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的比重翻了一番,從16.2%攀升至37.5%。

其中,所有地産公司中沖在最前面的那一家就是恒大。2015年至2019年期間,恒大用力抓住了兩大金主:中信銀行和盛京銀行。

2015年3月,恒大與中信銀行、中信信托簽訂戰略合作協定,後兩家機構分别向恒大授信400億元和200億元。在恒大年報列出的主要往來銀行名單裡,中信銀行的位次從2015年至2018年均位列第一。

恒大從中信銀行拿到的并不隻有單純的銀行貸款,在這種需要明碼标價寫進财務報告的資金之外,恒大還和中信推出了多種不需要寫進報表(是以被稱為“表外融資”)的金融産品。其中之一是為恒大收購專門設立的“多元化産業并購基金”,其中有多少資金真實支援了恒大在健康、旅遊、汽車等多元産業的擴張是個未知數。

中信銀行對恒大的表外融資可能早已超過表内融資。據财新獲得的一份中信銀行起草的《6期超收寶方案(草案)》,2020年,中信銀行拟與恒大共同設立的一隻“多元化産業并購基金”規模達400億元。而同年上半年,中信銀行對恒大的貸款隻有200億元。

這種多元化并購基金一部分來自中信銀行的理财資金,占比65%,屬性是“優先級”;另外35%的資金則屬于“中間級和劣後級”,由中信銀行與恒大共同認可的機構——恒大旗下的兩大金融業務恒大人壽和恒大金服,以及恒大高管,共同認購。

其中,由恒大高管認購的那部分理财産品有一個誘人的名字——超收寶,它承諾的收益率是25%。這個數字既展現了恒大對資金的渴望程度,也為恒大快速增長的債務埋下了陷阱。

對資金的渴求使恒大決定在2016年下場,親自試水多項金融業務。

2016年3月,恒大金服(2019年更名為恒大财富)成立,它對外提供網際網路支付、基金支付、預付卡、基金銷售等金融服務,首批上線的理财産品預期年化利率為5%至10%。依靠恒大集團的上市公司背景,以及當年鋪天蓋地的明星宣傳和社交媒體營銷,恒大金融上線一年内就積累了超1500萬名使用者,全年交易金額為339億元。

在這種具有P2P性質的金融平台之外,恒大還看上了風險更小的平台——銀行。當年4月,恒大先後通過二級市場、市場外大宗交易等方式,買下盛京銀行(前身為沈陽市商業銀行)17.28%股份,成為其第一大股東。2017年8月,恒大金融董事長邱火發被派往盛京銀行,任非執行董事。一年後,邱火發獲得盛京銀行副董事長職位。當P2P平台在2018年經曆了行業嚴打,2019年5月,恒大金服改名為恒大财富。次月,恒大就再次增持了盛京銀行,花費132億元,持股比例從17.28%躍升至36.4%。

通過恒大财富,恒大集團一方面向恒大集團公司高管發行上述号稱有25%收益率的理财産品超收寶,承諾兌付期限為兩年,個人認購金額為300萬元及以上。另一方面,它也通過恒大财富面向普通使用者發行了規模難以統計的理财産品,這些理财産品的資金去向同樣難以獲知。

如果以“恒大金服”和“恒大财富”為關鍵詞搜尋恒大集團的财務報告,會發現它隻在2016年推出該金融平台時提到過一次“恒大金服”,此後,這部分業務既沒有獨立上市,也再沒有在恒大集團的财報中出現。

從債務結構看,未支付給建築承建者的工程材料款、未完工移交房子給購房者的“合同負債”占據恒大債務中的大頭,其次是銀行借款。以2021年為例,将近25802億元的債務總額中,合同負債高達9743億元,排名第二的是應付工程材料款等8933億元,接下來是銀行借款3421億元。剩下3705億元債務為商務票據、優先票據、非控股權益等。

向高管發行的超收寶和向普通使用者發行的各種理财産品,大機率在恒大債務中隻占較小比例。但這些債務後來成為恒大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2021年9月12日晚到恒大總部抗議的數百位投資者,購買的正是恒大财富發行的這些理财産品。

恒大自2017年開始發行超收寶後,就在财報中完全隐去了跟恒大金服、恒大财富相關的所有業務與産品。如果不是2021年9月12日的抗議事件,外界無從知曉恒大到底通過這部分金融業務募集了多少資金。

當年9月14日,恒大在港交所釋出公告稱,旗下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财産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9.34億元。但根據恒大财富董事長杜亮在與抗議者的溝通中提供的數字,恒大理财部分的風險敞口可能高達400億元,而非官方宣稱的9.34億元。

2020年11月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後,第三方理财産品銷售平台才開始受到政府相對嚴格的注視,更加成體系的監管則在螞蟻經曆了2021年至2023年的“五大整改”之後。精明的許家印在更早的2018年“P2P治理”之前,就把旗下的金融業務掩蓋了起來,讓它們完全從公衆視線中消失。

直到今年7月補發2021年報和2022年報,這家喜歡在财報上做文章的公司才透露,這些理财産品的資金過去是以“股權形式”(即非控股權益)投入到恒大集團的項目中。2021年12月31日,恒大才将相關金額344.45億元從“非控股權益”重新分類至“一年内到期的借款”。

2021年财報和2022年财報并沒有就面向高管發售的“超收寶”作任何說明,它很可能被包含在上述“一年内到期的借款”中,而不屬于财報中明确列出的“優先票據”。

在2021年9月12日投資者針對恒大财富開始維權之前,恒大的現金流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危機。

與中信的“蜜月期”沒持續多久,自2018年起,随着決策層提出要加大金融反腐力度,中信銀行時任副行長兼深圳分行行長陳許英,及中信銀行時任黨委副書記、行長孫德順相繼落馬,僅2019年一年,中信銀行就有4名金融幹部被查。

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去年1月釋出的專題片《零容忍》,孫德順在執掌中信銀行期間,曾公開要求全行停止制造業貸款,将貸款增長向房地産傾斜,直接導緻後者增長幅度超40%。此外,孫德順還擅長用“影子交易”手段,要求房地産公司老闆将資金注入表面與他無關、但實際由他控制的平台公司,提供的回報則是中信的巨額貸款授信額度。該專題片的調查顯示,除了恒大,孫德順在任職期間還向佳兆業、華夏幸福等房企大量放款。

從中信銀行獲得的支援減少後,恒大的銀行借款迅速減少。2019年,它還從銀行借到了4621億元,到了2020年,它僅從銀行拿到3035億元,縮水34%。與此同時,恒大一方面加大對盛京銀行的控制——對盛京銀行的持股比例從17.28%提升至36.4%;另一方面,它加大了對其他無法寫進财務報表的融資手段——商業票據、優先票據、超收寶、理财産品——的依賴,與銀行低利率的長期資金相比,這些表外融資來的錢既昂貴又短效,隻要一個球掉在地上,抛球遊戲就會結束。

03

财務手段帶來的虛假繁榮

第一個球在2021年掉落。

從曆年财報來看,恒大的财務狀況似乎是從2021年忽然開始斷崖式惡化的:營收折半,淨利潤直接從上一年的314億元轉為負的6862億元。同樣發生巨變的還有其“合同負債”,這是一種已收取客戶款項卻還沒有傳遞商品(對恒大來說就是房子)的債務。2020年,恒大的合同負債還隻有1857億元,到了2021年便飙升至9743億元。

隻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突然惡化,那就是财務手段。實際上,從2017年開始,中國恒大采用激進的結轉方式,将每年預售的大量房源确認為當期收入和利潤,實作了自2017年開始的營收與利潤的迅速拉升。

2016年,恒大以3733.7億元的合同銷售金額成為國内房企“規模王”後,2017年和2018年,恒大又以405.1億元和783.2億元的淨利潤,連續兩年成為房企“利潤王”。同一段時期,雖然碧桂園每年合同銷售金額都超過恒大,但是恒大每年确認的營業收入和淨利潤都遠高于碧桂園。

這一财務手段對許家印極具誘惑力,除了讓恒大的财務報表看起來足夠亮眼,它還令許家印及其高管團隊獲得了巨額财富。恒大系上市公司有3家——中國恒大(即本文簡稱的“恒大”)、恒大物業和恒大汽車。其中,許家印僅在中國恒大的股權就達到59.78%,其妻子丁玉梅持有17.97%。加總起來,夫妻二人在這家市值最高曾達到3590億港元(約合3338億元人民币)的公司中占有77.75%的股份。而2013年至2019年間,恒大的股息發放率(指企業每賺一塊錢,普通股股東所能配置設定到的比例)基本維持在50%左右,2017年的股息發放率更是高達58.1%。作為對比,萬科同時期内的股息發放率平均值約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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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每年,創始人兼大股東許家印、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夏海鈞、恒大副總裁賴立新等高管,都會購買公司發行的優先票據,把資金重新高息注入公司,這些優先票據規模從數千萬到數億美元不等,收益率也從6.25%至12%不等。與其他商票不同,這些優先票據的性質決定了,當公司陷入債務危機,優先票據可以得到公司的優先支付。

2022年,公司深陷困境,許家印的薪酬隻有12.6萬元,有打工皇帝之稱的夏海鈞也“僅僅”領到了2123.1萬元薪水——相比高峰時的2億元縮水不少,但同一年,許家印、夏海鈞和賴立新依然分别從恒大領到了4000萬元、5800萬元和200萬元的優先票據利息。2021年同樣如此。

提前确認收入和利潤讓許家印及其高管團隊無論怎樣都收入頗豐,同時也讓他無視了一切危險信号。2017年的“房住不炒”政策和2018年以來中信銀行的一系列高管因腐敗被調查,都未能阻止或使恒大的擴張步伐放慢。2019年的恒大業績會上,許家印提出要繼續堅持“高增長”的目标,力争在2022年實作萬億銷售額。

許家印也許從這種提前确認收入的财務手段中獲得了實質好處。不過 ,恒大公司未必如此。

采用上述财務手段4年後,2021年,由于營運資金出現困難,恒大将過去幾年提前确認的收入轉回“合同負債”,調整金額約6643億元。從營收中調出後,恒大直接從盈利轉為虧損6862億元,淨資産也下滑至-4731億元——資不抵債,虛假繁榮結束了。

04

多元化也是資本遊戲

從銀行、恒大财富融到的錢以及在财務報表中提前确認的利潤,大部分都投到了恒大向地産老大沖刺的野心中。另一部分,則進入了其他更多需要燒錢的領域。

2010年以來,恒大在金融之外還拓展了足球、音樂、礦泉水、大健康、糧油、乳業、汽車等多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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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恒大宣布進軍足球領域。2015年11月,由恒大和阿裡巴巴共同持股的“恒大淘寶”在新三闆挂牌上市,成為亞洲首家登陸資本市場的足球俱樂部,後又于2020年12月宣布退市。從俱樂部披露的招股書和曆年财報來看,2013年至2019年,俱樂部的虧損額依次為5.76億元、4.83億元、9.53億元、8.12億元、9.86億元、18.29億元和19.4億元,總計虧損額約75.8億元。

同樣在2010年,恒大成立文化産業集團,涉足院線、音樂、影視、經紀、發行、動漫等多種業務。根據恒大文化産業集團拟于2015年在新三闆挂牌上市時釋出的财務資料,2013年、2014年、2015年1月至5月,該公司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分别為-1.27億元、-1.55億元和-1.14億元,院線、影視、音樂、動漫等各項業務在報告期内均處于虧損狀态。2021年6月,恒大文化産業集團發生股權變更,原股東恒大集團退出,由自然人段勝利、楊超接盤。

2013年11月,許家印又看上了飲用水生意——恒大冰泉。恒大長白山礦泉水股份有限公司曾在2015年7月向新三闆遞交挂牌申請,同年9月又撤回了申請。據申請書披露,2013年、2014年、2015年1月至5月,恒大冰泉分别虧損了5.52億元、28.39億元和5.55億元,兩年多的總虧損額達40億元。恒大冰泉營銷費用巨大,僅2014年,恒大的全年銷售費用就高達32.5億元,其中9.42億元為廣告費。燒錢3年後,恒大冰泉項目于2016年9月被出售。

其實,最早在行業内提出“房企多元化”的不是恒大,而是萬科。後者也曾涉足進出口貿易、零售連鎖商業、房地産開發、金融證券投資、文化影視制作等十大行業。但1993年,當王石發現賠的錢比賺的錢還要多,萬科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模式,開始專注發展房地産住宅業務。

然而,有同行曆史經驗為鑒的許家印并沒有收手,他自2010年以來幾乎涉足了各個時代風口上的所有時髦業務。

在足球、影院、瓶裝水之後,他又看上了新能源汽車——當年,同樣熱衷搞多元化并将其包裝成“生态”概念的賈躍亭,就跌倒在這個業務上。與汽車相比,俱樂部、影院、快消品類項目消耗的資金隻是其零頭。

許家印對汽車業務動心的源頭也确實來自賈躍亭。2018年,恒大宣布向賈躍亭的法拉第未來(FF)注資20億美元,成為其第一大股東。這項合作雖然不久就告終,但堅定了許家印親自下場的決心。

8月14日,恒大汽車釋出公告稱,公司獲得總部位于阿聯酋迪拜的紐頓集團約5億美元的戰略投資。此外,恒大集團、許家印及丁玉梅等也将向恒大汽車提供約194.25億元借款——這時候從事地産業務的母公司恒大還欠外界逾2萬億元。将這些投資和借款轉換為股份後,紐頓集團、許家印個人和丁玉梅個人将分别獲得恒大汽車27.5%、4.07%和3.51%股權。加上經恒大集團對恒大汽車的間接持股,許家印和丁玉梅持有的恒大汽車股份分别為32.08%和11.93%。

許家印顯然将恒大汽車當成了一種退路,與地産業務相比,新能源汽車看起來似乎更有未來。不過未來二字也并不屬于恒大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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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恒大汽車在2020年獲得了騰訊、紅杉資本、雲鋒基金、滴滴出行等知名機構的投資,但同行的蔚來、小鵬、理想汽車都是在2015年左右就成立的。當頭部品牌已奠定技術、生産和銷售優勢,市場格局形成,此時剛入局的恒大汽車很難再進入消費者的選擇範圍。其首款車型恒馳5于2022年9月量産,截至今年4月底的半年内,這款車傳遞數量不超過1000輛。對比看,目前頭部新能源造車勢力每個月的傳遞量就可達1萬至5萬輛。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恒大汽車累計虧損約916.73億元,總負債約1838.72億元,淨資産-686.5億元。

紐頓集團的5億美元當初是否落實也是個未知數。公開資料顯示,紐頓集團實際持有人為中國商人吳楠(Alan Nan Wu),他曾于2016年創辦名為ICONIQ Motors的電動汽車公司,而該公司2020年至2022年均無營收。

許家印與賈躍亭在2018年的合作破裂,原因之一就是恒大承諾投資的20億美元并沒有完全到賬,賈躍亭真正收到的可能連8億美元都不到,而且,兩人都想當法拉第未來(FF)的第一大股東。

如果恒大集團、許家印及丁玉梅等不向恒大汽車注資194.25億元,許家印在恒大汽車的持股将隻有28.01%,聲稱投入5億美元的紐頓集團的持股比例可能與之相當。

許家印出錢避免了5年前的悲劇重演。隻是他也許能保證恒大汽車不易主,不一定能保證它賺錢,他在汽車領域的領路人賈躍亭就沒做到。

3月22日的公告中,恒大稱未來3年的核心任務,是“複工複産”和“保交樓”,預計還需要2500億元到3000億元的融資。至于“保交車”,則需要29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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