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孝文（牡丹江師範學院曆史與文化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公元前2千紀初期古亞述國際貿易體系及其國家治理政策研究”〔22BSS047〕的階段性成果）
兩河流域在地理與環境資源上呈現南北不同的區域性差别，緻使南北方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呈現出發展的不均衡性。從農業革命開始到早期國家建立的過程，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前9千紀—前7千紀），兩河流域的外圍發生農業革命并出現早期大規模聚落；第二階段（公元前7千紀—前4千紀），兩河流域的南方和北方都出現了城市化趨勢；第三階段（公元前4千紀—前2千紀），烏魯克文化擴張與北方二次城市化，兩河流域文明在南北方分别進入新的階段。在這長達數千年的過程中，兩河流域南部、北部以及整個周邊地區的社會發展程序都産生了複雜微妙的關聯效應。
目前已知全球最早發生農業革命的地方并非在兩河流域的核心區，而是在新月沃地西部的黎凡特地區和與其毗鄰的安納托利亞地區，也恰恰是在那裡誕生了人類最早的大規模聚落。農業的産生增強了居住的穩定性，糧食産量的增加也引發人口的增長和剩餘産品的出現。這使得聚落的規模逐漸增大，并且一部分人口分離出來從事畜牧業和手工業等其他生産。生産的專門化使得産品的再配置設定權落入少數家庭手中，貧富分化出現。在國家形成的最初階段，農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公元前8000年左右，黎凡特地區的耶利哥已經開始種植大麥和小麥，聚落周圍建起厚重的城牆和高大的大廈，學者們推斷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已經從狩獵轉為農耕，居民數量達到2000至3000人。公元前8千紀中期至前6千紀後期，今土耳其南部的加泰丘發展起來。該遺址的城牆高達20米，神廟區出土有精美的壁畫、雕像和聖壇。這些發現表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已經相當成熟，并且有着豐富的宗教生活。有學者從其建造規模和格局上判斷，上述兩處遺址已經可以被稱為最早的城市。甚至有學者認為城市的出現在前，農業的出現在後，城市的出現催生了農業。但多數學者認為這些聚落仍隻是史前村落，日常生活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社會的複雜程度尚未達到城市的規模和水準。
早期的烏魯克泥闆資料圖檔
從公元前7千紀中期開始，農業聚落的數量在兩河流域南方和北方都迅速增加，而且幾乎同時出現從鄉村向城市發展的趨勢。北方屬于哈拉夫文化，其特征是農業以旱地耕作為主、人工灌溉為輔，陶器為黃、紅、褐色陶胎的彩陶，房屋屬于不規則的聚合式建築。南方以歐貝德文化為主體，其特征是農業依賴灌溉，陶器為對爐溫要求更高的黑繪彩陶，居住的房屋為中庭加兩翼的三分式建築。
公元前6千紀末，南方的歐貝德文化進入擴張期，向南傳播到波斯灣沿岸，向北傳播到兩河流域北部，影響了北方的哈拉夫文化聚落，并進一步傳播到叙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當時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跨區域長途貿易是促進文化傳播、加強文明互動的重要推手。考古發掘顯示，這一時期北方的哈拉夫文化與南方傳來的歐貝德文化之間發生了由吸引到競争、再到沖突的過程。對兩河流域北部的高拉丘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該遺址早期的房屋樣式、陶器類型和墓葬模式等都展現出以哈拉夫文化為主體的特征。但随着時間的推移，歐貝德文化的影響逐漸加深，到公元前5千紀初，高拉丘的文化風格已幾乎與南方的歐貝德文化沒有太大的差別。公元前4千紀後期，這種變化發生逆轉，哈拉夫文化再次成為主流。這可能意味着兩種文化的沖突以本土哈拉夫文化的勝出而告終，也可能是此時歐貝德文化在南方被新興的烏魯克文化取代的結果。
公元前4千紀中期，烏魯克文化在兩河流域南部崛起，埃利都、基什、烏魯克和烏爾等數以十計的蘇美爾城邦出現。對這些遺址的發掘表明，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技術革新，包括文字、陶輪、滾印和建築等方面。公元前3200年左右，兩河流域南部已經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城市文化。烏魯克城是這些城邦中的典型代表，城中有專門供奉天神安努和金星女神伊南娜的複雜神廟建築。遺址中出土有一個高105厘米的雪花石膏大瓶，時間約為公元前4千紀晚期，上面的浮雕展現出一群男子在王的帶領下向伊南娜女神獻祭農牧産品的場景。這表明神廟在早期蘇美爾城邦的經濟生活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世俗王權在借助宗教權力進行統治。
烏魯克文化帶動的城市化浪潮随即迅速擴散到整個古代近東地區并向周邊輻射：向東傳播到西部伊朗的蘇薩，再到東伊朗的沙爾·伊·索赫特，甚至有可能推動印度河文明的産生；向北傳播到北叙利亞的哈布巴·卡比拉等地，繼而對安納托利亞地區和希臘愛琴海地區産生影響；向西傳播到古埃及，可能啟發了古埃及文字的出現，促進埃及王權觀念的誕生和國家的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兩河流域的北方幾乎與南方同時啟動城市化程序，但是卻在公元前4千紀末期停止，再次回到鄉村時代。直到約公元前2500年，北方才在南方的影響下再次啟動城市化程序，并長期依附于南方。此時南方則進入城邦争霸的時代，在城邦混戰中王權逐漸向專制霸權演化。約公元前2300年後，阿卡德王朝與烏爾第三王朝相繼實作對兩河流域的統一。這兩個王朝雖然各自僅維持了一百多年，但國家機器卻在帝國統治的架構下日趨完善。這段時間南方無疑是兩河流域文明的中心。直到烏爾第三王朝崩潰後，借由長途貿易，北方的阿舒爾城邦才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曆史舞台，古亞述的曆史由此開啟。同時，南方的巴比倫也在烏爾第三王朝的廢墟中開始興起。從此，以亞述和巴比倫為代表的兩河流域文明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總體來說，兩河流域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既展現了整體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又展現出南北不同的區域性特征。在農業革命時期，人類聚落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氣候、水源等自然地理條件，原始宗教在社會組織過程中成為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态手段。在聚落從農村向城市過渡的階段，基于灌溉農業的南方社會由于對社會組織管理的更高要求而獲得發展動力，進而率先向國家形态轉化。城邦興起後，城邦間對有限地域内資源占有的競争使得軍事權力在社會管理中愈加重要，經濟、宗教、軍事和公權力不斷向世俗精英階層集中，推動社會繼續邁向更加成熟的國家形态。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4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