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學者，三流的政客
時隔十五年，67歲的司馬光回到了開封。他進京這一天，萬人空巷，場面堪比一線明星演唱會。
宮中衛士見到他，一個個以手加額，表示慶幸，說：“這是司馬相公啊！”
京城百姓為了一睹司馬光的風采，紛紛攀登到高處，屋頂上的瓦被踩碎了，樹枝也被折斷了，但無論怎樣呵斥，他們都不願下來。
還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宮的道路，将司馬光團團圍住，說：“相公不要走，留下來輔佐新皇帝，給我們這些苦命人一條活路吧！”
▲雪中開封城。圖源：攝圖網
這是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雞毛。
司馬光進京奔喪，卻為眼前的大型“追星”現場驚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員進宮辭行的禮節，他便急匆匆地傳回閑居十五年的洛陽。
這場鬧劇過去後，司馬光在太皇太後高滔滔的支援下重返朝堂，打響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擊戰，幾乎将新法盡數廢改。一向反對變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得償夙願。
從史書記載可知，司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頗有名望的官員。
意外的是，司馬光去世後不到十年，卻險被開棺戮屍。他苦心編纂多年的《資治通鑒》差點被毀，朝廷所賜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後，他的名聲在忠奸之間“反複橫跳”，一度名列元祐黨人，被指斥為奸臣，後來又恢複名譽，從祀孔廟，獲得與曆代賢臣相等的地位，畫像被懸挂于宮中。
曆史的顔色并非隻有黑白。
司馬光不支援變法，卻不像某些影視劇中說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改革者，隻是他眼中所見的大宋危機，與王安石有所不同。
▲司馬光畫像
青年改革者
司馬光成名于仁宗朝，是一個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戶曉，而且确有其事，最早被記載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齋夜話》等宋人筆記中，也被《宋史》等正史所收錄。
年少的司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是以名揚京洛，而他考中進士時也是科場上的“小鮮肉”，隻有20歲。
有别于很多人印象中那個因循守舊的頑固派，司馬光年輕時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當谏官期間上了N道劄子，不斷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議。
▲青年司馬光。圖源：影視劇照
司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給宋仁宗上書時說：“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這正是日後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司馬光早已發現這個危機。
但在司馬光看來，朝廷錯在用人不當，大宋的制度并沒有問題。他在寫給宋仁宗的萬言書中說，改革的關鍵“在于擇人，不在立法”。
這是他與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處。
對于經濟改革，司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認為解決财政問題的兩個途徑，是節約開支與藏富于民。
為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司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點建議：一是停止濫賜；二是提倡樸素之風；三是減少冗官冗兵，肅清貪官污吏。
冗官、冗兵帶來的危害，是社會風氣日漸奢侈，官員A錢中飽，小吏加重勒索，導緻“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來，百姓所受剝削甚于以往，國家經費卻依舊不夠花。
這一時期，司馬光針對财政問題寫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對宰執無故遷官，反對皇帝上元遊幸，反對宮中宴飲過多，反對增修宮觀，幾乎天天上書怼皇帝，完全就是個刺頭。
▲司馬光敢言直谏。圖源：影視劇照
寬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馬光的批評，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讓司馬光在朝中赢得了不少聲望。
宋仁宗年老無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幾個月沒上朝，吓得大臣們紛紛上書提議，官家該立儲了。
宰相韓琦尤其關心立儲之事。宋仁宗總是笑着跟韓琦說，後宮有嫔妃懷孕，不久就要臨産。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宋仁宗身體日衰，大臣們也沒等到一個可以繼承大統的皇子。
此時，司馬光充當了引導輿論的排頭兵，他連上數道奏章，并且在仁宗面前說：“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說您春秋鼎盛，不要考慮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他們也是為了趁機擁立有利于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後，皇帝都是近臣擁立，甚至君臣之間還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稱呼，這些禍害說不盡啊。”
司馬光的一席話打動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議立儲君的批示送到宰相辦公的政事堂。司馬光給韓琦等宰相通風報信，說，諸公如今不與皇帝商議此事，以後可能就沒機會啦。
韓琦連連答應道：“好，怎敢不盡力！”
在韓琦等人的請求下，宋仁宗終于确定了侄子趙宗實為繼承人，即後來的宋英宗趙曙。
正是因為司馬光在立儲一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後來歐陽修将他推薦給宋神宗時還評價他“于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即位後，司馬光依舊不改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後的弟弟曹佾[yì]（即民間傳說中的曹國舅）為宰相，司馬光就公開表示反對，指出外戚不得幹政。宋英宗要給宦官任守忠升職加薪，司馬光罵得更狠，說任守忠是“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在韓琦等宰相的支援下，任守忠遭到貶黜。
司馬光的早年經曆，完全不像是一個守舊的頑固派官員所為，反而盡顯其銳意進取、不懼皇權的真性情，可他後來并沒有成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選。
為何不用司馬光？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長子、20歲的趙顼即位。
這位“有氣性，好改作”的年輕皇帝，為改變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後的廟号卻被定為神宗。按照谥法，民不能言曰神，就是“無法評價”的意思，折騰了那麼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給他蓋棺定論。
宋神宗在位時，朝廷的财政危機已經暴露無遺。新君即位第三天，主管國家财政的三司使就給神宗上交一份報告，上面赫然寫着八個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這是說，國家真的沒錢，扛不住了。如此情況下，當然要改革。
宋神宗站在了曆史的拐點，他茫然四顧，于滿朝文武中尋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馬光一眼。
罷免三朝老臣韓琦後，宋神宗讓司馬光暫時代行禦史中丞之職，将他作為宰相的候選，并與他就改革進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談到人事問題。
當時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個叫薛向的大臣，司馬光卻不以為然。
在傳統士大夫看來，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這一點在王安石變法遭受的抨擊中也多有展現。司馬光就給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讓皇帝謹慎為好。
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興了。
宋神宗接着對司馬光說，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議論紛紛，這恐怕不是好事。
司馬光再次直言道：“這是好事啊！即便是堯舜也難以知人善任，陛下剛剛即位，萬一任用奸邪，台谏卻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發，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第二輪談話，也談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個大臣，說：“吳奎阿附宰相嗎？”
司馬光如實答道，不知。
宋神宗問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巴結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個好些？”
司馬光說：“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為，但一味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
這句話戳中了皇帝的痛點，什麼叫見風使舵，難道朕的話都可以不聽嗎？司馬光沒有為了換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這是他的原則。
于是，沒過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馬光的禦史中丞之職，讓他去做翰林學士。這是一個地位顯貴的清要官職。
司馬光顯然感覺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
宋神宗找他來問話，說：“古之君子，要麼有學問沒文采，要麼有文采沒學問，愛卿二者兼得，為什麼要推辭翰林學士的職位呢？”
司馬光隻好說，臣不會寫四六骈文，無法草拟诏書。
宋神宗說，按兩漢舊制即可。
司馬光又說，本朝沒有此慣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辭，就說：“愛卿進士及第，怎麼可能不會寫四六骈文？”
司馬光依舊堅持推辭，跟皇帝道别後，拔腿就跑。皇帝隻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書塞到他懷裡，一定要他做這個翰林學士。司馬光隻好認命。
之後，宋神宗召見另一位主張改革的大臣——司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樣是讨論改革，宋神宗問王安石：“如果你執政，會怎麼做？”
王安石堅定地答道，變風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振聾發聩，宋神宗老激動了。
▲宋神宗畫像。
君子之争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好友，他們與呂公著、韓維并稱為“嘉祐四友”，年輕時在京為官，經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為人不修邊幅，身上長虱子，司馬光還寫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詩調侃他的壞習慣，說：“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迩播。”朋友之間說話這麼損，絕對是真愛了。
宋仁宗嘉祐年間，包拯曾為三司使，司馬光與王安石當時都是他的下屬。
有一年暮春時節，三司衙門牡丹花開，包拯請這兩個小老弟飲酒賞花。
包拯舉杯勸酒，司馬光不勝酒力，礙于上司的面子，還是跟着他飲了幾杯，表示退讓，王安石卻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勸，都堅持不喝，一點也不給面子。
在這場酒席中，司馬光與王安石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們對待熱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業，也是完全不同的态度。
從前文司馬光在仁宗時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認為解決财政危機的關鍵，在于“節流”。
與之相反，王安石變法提出解決财政危機的方法是“開源”。
二者的差別在于，王安石認為國民經濟是一個變量，要增加國庫收入，就要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大，實作所謂的“不加賦而國用饒”；可在司馬光看來，國民經濟是一個常量，所謂“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國家要理财，隻能不斷取之于民，就是要與民争利。
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馬光一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長達數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舊認為王安石是位賢臣，可“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隻是缺點在于性情執拗，聽不進批評意見，“用心太過，自信太厚”，才招緻天下非議。
王安石給司馬光寫了幾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馬谏議書》，對司馬光給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謗”等罪名一一進行反駁。
二人針對新法展開了多次辯論。
王安石說，解決财政困難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馬光卻反駁道，你隻是說得好聽，曆朝曆代所謂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橫征暴斂，群眾最終不堪盤剝，隻能流離失所，這難道是國家的幸事？
▲王安石畫像。
王安石變法的措施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古代，農民一年之中最難過的是春天，當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還未收獲，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老百姓隻能看着田裡的青苗餓肚子，但這也是他們未來最大的财富來源。
此時，一些富戶人家會借錢借糧給農民，要求夏秋糧食成熟後再加息償還，其實就是一種高利貸。
青苗法，就是由國家代替富戶借糧給農民，利息比民間低，相當于國家銀行用低于民間的利率發放貸款。
在王安石的構想中，青苗法實施後，官府借出餘糧，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後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國庫的收入，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但這一舉措有很大風險，如果遇到災害，糧食沒有收成，農民就無力償還青苗錢。
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青苗法如果實施不當，很有可能成為地方政府榨取盤剝百姓的苛政。
面對執著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馬光不願妥協，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繼出台，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司馬光隻好辭職，自請出走京城，到地方為官。
這一年是熙甯三年（1070年），此後十五年，司馬光遠離廟堂，成了帝國官場的邊緣人。
宋神宗想過挽留司馬光。他說，愛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嗎？你與老王是好友，何必鬧到這地步？
司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說，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呂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呂公著與司馬光、王安石同為“嘉祐四友”，在司馬光辭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對變法派的呂惠卿任職，被王安石彈劾，貶為颍州知州。
宋神宗又說：“青苗法已經有顯著的成果。”
司馬光卻說：“天下皆知此事的壞處，隻有王安石一黨認為他們是對的。”
不過，他或許也想親眼看看，友人的變法到底對不對。
▲司馬光。圖源：影視劇照
西京十五載
司馬光并沒有直接到洛陽過半退休生活，他離開京城後，最初是到陝西任職，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治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市）。
到任後，司馬光發現新法實際執行後的弊端，比在京城聽到的更加嚴重。他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感到無比郁悶，寫下了《登長安見山樓》一詩：
到官今十日，纏得一朝閑。
歲晚悉雲合，登樓不見山。
司馬光在永興軍任職時間隻有幾個月，正逢關中饑馑，盜賊四起。
可即便如此，陝西提舉常平司仍通過青苗法加重對農民的盤剝，使農民借陳米一鬥，到期就要繳納小麥一鬥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鬥，收取的利息已經超過了民間富戶之家。
司馬光認為，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随意提高利息，這會迫使農民無論在豐年還是災年，都常受饑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為了追求政績而額外勒索。
是以，司馬光上書朝廷，請求讓第四等以下農民借貸青苗錢不取利息，或隻納一鬥二升。同時，他還請求暫時免除連續受災兩次的地區所欠的青苗錢，并訓示其下屬官員，不得執行朝廷檔案，不許再催促農民繳納青苗錢。
然而，這一切都被朝廷否決，因變法操作不當而受苦的關中百姓生活困頓，十室九空。
司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辭官，決定到洛陽擔任閑職，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繼續到地方做些實事，經過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養老。
啟程前往洛陽時，司馬光唯一的牽挂是關中的父老鄉親，他為自己在任時未能給當地帶來惠民之政感到慚愧，在《到任明年旨罷官有作》中寫道：
恬然如一夢，分竹守長安。
去日冰猶壯，歸時花未闌。
風光經目少，惠愛及民難。
可惜終南色，臨行仔細看。
此後在洛陽的十五年，是司馬光的失意歲月，也是他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他在劉攽、劉恕和範祖禹等人的協助下專心編撰《資治通鑒》，完成了這部294卷的巨著，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書的方式默默履行職責，踐行一個文人的使命，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對宋神宗說：“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
▲司馬光《資治通鑒》手書殘稿。
在洛陽擔任閑職，司馬光遠離了政事的紛擾，心情卻十分複雜。
他一方面感到為官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閑适。
司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東邊的一座小園中搭起木架，種植牽牛、薔薇、扁豆等植物，稱之為“花庵”。閑暇之餘，他就在花庵小憩，對着滿園的花花草草賦詩。
另一方面，他仍然無法擺脫政治，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将司馬光當作了一面旗幟。
熙甯四年（1071年），司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禦史中丞呂誨因反對變法被罷官，不久後郁郁而終。
司馬光還在朝中時，呂誨就經常公開唱反調，彈劾王安石。兩個朋友幹架，司馬光沒有所偏袒，隻是對呂誨說，王安石現在衆望所歸，你彈劾他幹嘛？
呂誨驚訝地說：“君實（司馬光字）也是這種看法嗎？王安石名氣雖大，卻固執己見，喜歡聽小人的吹捧，這樣的人如果成為宰輔，一定會天下大亂啊。”
司馬光說，你說的可能屬實，但目前沒有明顯迹象，為何不再等等？
呂誨自以為大義凜然，說：“今上年富力強，平時與他日夜謀劃的不過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當，後患無窮，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說罷，他再次進宮上奏。
司馬光默然不語。
呂誨當然鬥不過王安石，他最終生了一場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呂誨在病重彌留之際，對前來探望的司馬光說：“君實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棄！”
司馬光記着這句話。
最後的“複仇”
宋神宗去世後，新君趙煦（宋哲宗）年僅9歲，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後臨朝聽政。
這位被譽為“女中堯舜”的太皇太後重新調整中央上司班子，将年邁多病的司馬光請回朝中為相，此時，多年來遭受無數打擊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經被罷相。
高太後恨透了新法，她支援司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變法。有人擔心這會違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儒家倫理，司馬光卻說，這是太皇太後做主，母改子政，有什麼好忌憚的？
一場遲來的報複，開始了。
起初，司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廣開言路，當年神宗推行新法時，為了壓制不同意見而嚴禁“诽謗”，導緻新法實際執行的弊端無人上報。司馬光遞上《乞開言路狀》，請高太後下诏放開輿論，結果，诏書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
司馬光原本提出的是“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去之”，這是說新法中有用的留下來，惡法才廢除。
可當真正大權獨攬時，司馬光卻犯錯誤了。當年他指責王安石的罪狀，成了給自己立的flag。
範仲淹之子範純仁，被任命為給事中，輔佐司馬光推行改革。他勸說司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廢除新法也要循序漸進。司馬光卻不聽。
範純仁不禁感慨，這又來了一個王安石。
權力，讓司馬光迷失在無端的怨恨中。
同為舊黨的邢恕勸說司馬光：“今日廢除新法，雖是太皇太後的主意，卻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後會怎麼想，相公不為日後考慮考慮嗎？”
司馬光卻答道：“他日之事，我豈會不知？我是為趙氏考慮，就應當如此。”
邢恕還是擔憂上司，說：“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
司馬光毅然決然地說，為了趙氏天下，司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個月間，司馬光寫出了百餘篇奏疏，先後廢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貶黜宋神宗與王安石留下的新黨重臣，一切推翻重來。
這場政治運動一直持續到高太後去世，史稱“元佑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免役法被廢的消息傳到王安石所在的江甯，病中的他不禁老淚縱橫。他歎息道，這個新法是我與先帝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的，為何也要廢除？
同年，王安石在悲憤中去世。司馬光在給呂公著的信中說：“介甫（王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
司馬光可能從沒恨過王安石，他要推翻的隻是新法，因為他親眼見過，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們二人都自以為占據了道德的高地，也許，王安石隻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馬光隻看到新法的惡，他們各自的執意改革，都是為了大宋。
當年王安石甯可與親朋好友為敵，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馬光在為相的最後歲月，也幾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稱“桃李都無日，梧桐半死身”，已經是一個行将就木的人了。
在司馬光最後一次上朝的六天前，他強支病體，廢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
對此，司馬光原本還很猶豫，盡管他在關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懷疑隻是這一政策在執行中出了差錯。
可當聽到範純仁奏請繼續發放青苗貸款時，司馬光氣得從病床爬上來，跑到宮中問高太後，是哪個奸賊又在蠱惑陛下發青苗錢？當初年輕的改革者，徹底淪為瘋狂的守舊派。
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68歲的司馬光也撒手人寰。
司馬光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他一生清貧，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家人整理其遺物時，發現床上空蕩蕩，唯有《役書》一卷，還有8頁來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訊傳開後，京城上萬人罷市前去祭奠，沿途護送其喪車返鄉的有數萬人之多。
那時，新黨與舊黨關于變法的争鬥遠遠沒有結束，并漸漸演變成了互相傾軋的黨争。
紹聖元年（1094年），變法派重新上台後，司馬光被剝奪名譽，險些被開棺曝屍。到了宋徽宗即位後，奸臣蔡京大行黨禁，厲行思想禁锢，将司馬光列入元佑黨籍碑。
▲《元佑黨籍碑》（拓本）。
蔡京将元佑黨人碑樹立在全國各地。長安有個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指令，卻不願刻碑，說：“我不是讀書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認為司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說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
官府聽說後，要治石匠的罪。他說：“我不敢再推辭，但請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為後世所指責。”
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司馬光的做法也許不全是正确的，但一個官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就是他為官生涯最好的勳章，這無法輕易篡改。
司馬光的改革與守舊，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
參考文獻：
[宋]司馬光：《傳家集》，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
[宋]蘇轼：《蘇轼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99年
[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1995年
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顧宏義等編：《宋代日記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