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創造性地憑着信函成功銷售吸塵器的那年聖誕節前夕，公司總裁比斯爾先生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說：“我個人認為你很有銷售天賦，也很有潛力，在我這兒工作實在太屈才了。我建議你可以考慮像我一樣自己創業，一定能成功。”
他跟我分享了自己的經曆，關于他如何一次次放棄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始終堅持奮鬥，以及他如何最終踏上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他最後真誠地對我說：“如果出于私心，我當然希望你能留在這裡。如果你留下，明年我會為你大幅加薪。但平心而論，我還是希望你能自己創業，如果隻是為别人工作，那麼你辛辛苦苦創造的利潤，一大部分都是要分給老闆的。”
然而，或許是我的蘇格蘭血統賦予了我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我最終還是留下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不久之後我結婚了，家庭的責任讓我不能再随意冒太大的風險。我認為自己這輩子都要為别人打工了。
與我不同，我的一些同僚開始自己創業，并且很多選擇了我曾做過的領域。比如弗雷德·梅西做的是家具郵寄銷售，短短數月内他建立了90人的銷售團隊，後來又以此為基礎創立了弗雷德·梅西公司，至今仍經營良好。A. W. 肖最初以開發辦公系統起家，後來創辦了《系統》雜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室友E. H. 斯塔福德離職後開始做學校專用桌椅，并創立了斯塔福德公司。我始終認為自己在各方面不遜于他們，但總缺少像他們那樣的勇氣。雖然我在各大公司經手的業務規模遠超他們的公司，但他們擁有的自主性讓我羨慕，這是我花了35年時間才獲得的東西。
我曾幫助許多人走上成功之路，獲得财富和地位，他們很多或者說絕大部分是白手起家，隻能靠着廣告突出重圍。這就是讓生意成功的核心，通常也是唯一的因素，無論郵購行業還是其他許多領域都是如此。要生産早餐食品、牙膏、藥品、肥皂或清潔劑等産品并不困難，大多數廣告主在生意一開始就會雇用其他人幫忙生産。但是廣告主們在早期基本不會雇用推銷員，那個階段推銷員的作用不大，生意的發展幾乎全部要依靠廣告的作用。
我在之前已講過這類産品的小規模試驗方法。廣告人要承擔90%的工作和絕大部分的風險，而廣告主則幾乎無須承擔風險。如果試驗失敗，廣告人的損失最為慘重，因為他白白耗費了時間與精力；如果試驗成功，廣告人縱然獲得傭金，但利潤大頭還是屬于廣告主的。并且由于很多廣告并不公開創作者，很多人即便做出了成功的廣告也很難得到應有的贊譽。
随着生意日益壯大，廣告主的财富與名望日益積累，廣告人卻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生意初創時，出色的廣告能夠成為巨大的推動力；但生意一旦走上正軌，再平庸的廣告也不會影響大局。
廣告人在政策上通常會一以貫之，他們害怕改變，事實上改變也的确不明智。既然老方法已久經考驗，成功吸引了數百萬人，那麼理論上确實很難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但是對于廣告閱讀者來說，缺乏改變就意味着單調乏味，他們總希望能看到些新東西。是以，如果不能創新，即便企業擁有再大的客戶規模，也遲早會陷入客戶流失的境地。
後來我開始專注于為專利藥品和食品等人們經常複購的産品做廣告，這類産品蘊藏了巨大的廣告機會。相反，那些一錘子買賣的産品廣告就不那麼友好了。所有的盈利都要寄希望于首次或許也是唯一一次購買行為，并且産品閱聽人通常很少。讓廣告人獲利最多的當屬那些幾乎家家戶戶都需要并且必須反複做廣告的産品，食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母親們會反複教孩子們如何食用，孩子們也永遠不會失去興趣。
但這類産品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也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其間，廣告人依舊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工作和責任，卻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并且一旦說起廣告，人們很少會想起創作廣告的人，所有廣告人都一樣，就像我從業35年間經曆的那樣。
我時常會想，如果把自己掙到的傭金投回那些公司能賺多少錢，我想起碼能有幾百萬美元。但我沒有那麼做，雖然我聲稱這是因為自己視金錢如糞土，因為我所做的創意工作超凡脫俗，但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不夠自信。是以，多年來我眼看别人賺得盆滿缽滿，自己卻隻赢得了少許虛名。
不過，我野心勃勃的妻子點醒了我。她有很多想做的事，并且這些事需要金錢的支撐。她直接點明了我的雇主們如何攫取我創造的利潤，我最終考慮了她的想法。在為别人效力多年之後，我終于開始為自己工作。靠着投資，我可以參與分享自己創造的利潤，這比以往隻靠傭金好了不少。
我最早做的投資是白速得牙膏，投了13000美元。這筆投資給我帶來了大約20萬美元的分紅，後來我以50萬美元價格将股份全部賣出。
在大多數人已經想退休的年紀，我決定踐行21歲那年比斯爾先生的建議。我要為自己工作，創辦自己的企業，榮辱與共。
關于做什麼，我有過很多想法。我最初做的是化妝品行業。經過統計資料研究，我發現女性群體每年在化妝品上的消費高達7億美元，超過對其他廣告産品的消費總額。
我想找到一些具有足夠亮點的産品，但一時沒有明确的想法。化妝品市場已經有很多品牌，知名經銷商的代理範圍已涵蓋數千種化妝品，并且幾乎每周都有幾十個廠商排隊求着他們代理自己的新産品。沒有哪個品牌能一家獨大，如果顧客想要換一種産品使用，一定會有大把品牌的導購員争相向她推銷。
後來我又派人到巴黎和維也納考察市場，最終也一無所獲。
然而就在我準備放棄時，機會出現了。當時，埃德娜·華萊士·霍珀正在芝加哥巡演。一天早上，曼德爾兄弟商店在報紙上公開宣布，霍珀小姐将于當天下午親臨商店四層的美容部。我派去現場打探的人發現，整個樓層被慕名而來的女士們擠得水洩不通，連同層的其他櫃台也不得不讓出地方。
埃德娜·華萊士·霍珀當時已是祖母輩的年紀，很多年紀稍長的女性都見證過她的全盛時期，那已是19世紀90年代的事了。然而幾十年過去，歲月仿佛沒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的頭發、身材和皮膚依舊像一位妙齡少女。每位女性自然急迫地想知道她青春永駐的秘密。
曼德爾商店的經理向她推薦了我，他建議埃德娜充分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将保養的方法教給廣大女性。第二天，埃德娜就帶了許多關于她的報道以及她自己所寫有關如何保養的文章找到了我。
我終于找到了心心念念的亮點，正是我眼前的這個女人和她尋遍全球找到的美容配方。她早在35年前就因美麗而家喻戶曉，如今又依然如此明豔動人。我們立刻簽訂了合約，約定我有權使用她花了大價錢獲得的美容配方進行批量生産，并可借助她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進行宣傳，畢竟她本身就是最好的代言。就這樣，我們建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化妝品公司。
我們沒有招募推銷員，也從來沒有請經銷商代理産品。我們所做的努力都針對消費者展開。我們試圖讓女性顧客充分認可霍珀小姐的配方，隻要有需求，經銷商們就會聞風而動。
很多廠商一開始就想迅速實作銷量翻番。他們先試圖把産品推銷給批發商（目前的分成比例一般在20%），然而批發商能做的也不過是處理客戶發出的訂單而已，他們甚至還想讓廣告主負擔所謂的銷售費用，但那根本隻是他們和競争對手搶生意所花的錢。事實上，經銷商到底通過哪個批發商購進我們的産品，對我們來說根本無足輕重。是以，批發商的推銷員們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不僅如此，零售商也試圖分一杯羹。如果主動派人聯系零售商，他們一定會要求優惠條件，諸如買十送一等額外的好處。企業一旦答應，後續就很難扭轉弱勢地位。要記住，你的成功完全取決于消費者。隻要消費者有了需求，經銷商就有需求，批發商自然會進貨。
廣告的失敗大多是因為推銷對象過多所緻。先是批發商，他們的分成要求很高；然後是零售商，他們想要免費贈品和額外的利潤。但其實無論批發還是零售，效果好壞最終都取決于你對消費者的影響。
永遠不要忘記一點，那就是批發商和零售商們都有自己的品牌，是以他們不會把收益最高的分銷管道留給你。對他們來說，與其為了賺20%的分成費心費力，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品牌上賺100%的利潤。這就是對廣告主來說最殘酷的真相。
廣告主既要花錢争取使用者，又要花錢雇用銷售人員把商品推銷給批發商和零售商。可事實上所有的需求都是他自己創造的。廣告主不斷讓利，支付了所有費用，卻隻得到了殘羹冷炙。這就好比一個人付出了努力，承擔了一切支出與風險，最終的收益卻被人瓜分。按這種方式做生意，誰也支撐不住。
如今，埃德娜·華萊士·霍珀系列已有23種産品，每一種都是霍珀小姐的獨家配方。許多顧客都是霍珀小姐的追捧者，并且他們在嘗試其中一種後，也會想嘗試其他産品。這個系列産品的平均售價是1.78美元，可以參考的是，當時牙膏單價50美分、剃須膏35美分、肥皂10美分。如果隻針對我們做廣告的産品進行成本利潤核算，那麼一定是虧本的。但如果考慮由此帶動的其他産品的銷售，結果就不同了，很多産品都是如此。
這就是我在這個新領域中開展的諸多經營活動之一。即便某些業務經營不利，對我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與從前不同，我與合作的企業處于同等地位，有損失誰也逃不掉，但如果成功，我們都能大賺一筆。
這就是我的未來。我不再為了短期的傭金收入而讓自己局限于為别人出謀劃策，我開始為自己經營，我的公司看起來也大有前途。隻要有一項業務能蓬勃開展起來，我就能賺比以前做廣告策劃拿到的更多的錢。
不過我知道，這對大部分人來說不算好建議，大家還是應該謹慎創業。人能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影響，很少有人能完全具備條件。我也是在和各大公司合作幾十年以後才開始創業的。
希望大家能從我的經曆中得到啟發，找到方向。我已經指出了在廣告業取得成功的方法，這些方法會指引你去往不同的方向，至于哪一條是最佳路徑，由你來決定。
既然這本書不僅是對我奮鬥曆程的記錄，也是我對他人的一種激勵，那麼我還是要寫一些關于我個人生活、喜好、習慣和追求的内容，因為這些都與我的成功密不可分。
我一向是個工作狂，就如他人喜愛玩樂一般，我對工作樂此不疲。這是我的職業，同時也是我的消遣。在孩提時代，我就因為要在放學後打工掙錢而放棄了玩耍。後來，我又将所有精力放在了學習推銷方法上而無暇娛樂。我唯一學過的遊戲就是做生意，這對我來說是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事。我從沒玩過棒球、高爾夫或者網球等球類運動。我母親信奉的蘇格蘭長老會，教規禁止跳舞、打牌和看戲，而我一直沒有學會享受這些。雖然我是最早一批擁有汽車的人，卻很少開車。
我一直緻力于鼓勵大家熱愛工作。我曾長期自願參加一個未成年罪犯教養協會，這個協會将少年犯們送到農場去工作，引導上百個青少年走上了正途。在芝加哥工作時，我每天都會早早地從鄉間的家出發，早上6點就抵達。那幾年，我一到芝加哥就直奔格蘭特公園。很多流浪漢在公園裡過夜，我時常會花上一個多小時勸他們去工作。作為美國志願者協會的負責人，我對監獄方面的工作尤其感興趣。我曾陪同莫德·巴靈頓·布斯在喬利埃特監獄發表演講。我還曾在周日下午為芝加哥的“希望之家”做了一場以“工作之樂”為主題的演講，那裡是假釋犯人的臨時住所。
我曾在雜志上公開發表文章，主張無論男女都應該工作。我一直堅持讓我那未婚的妹妹像我一樣工作，追求真正的快樂。她如今仍堅持在大急流城的一所高中任教。我的一個女兒成了演員，另一個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後不久就結婚生子了，但她依舊沒有停止工作，後來又兼任了婦女俱樂部主席，有時候還會做些演講。我的妻子每天工作約14個小時，她是本地最優秀的園藝師，培育出了密歇根州最美麗的花園，每年夏天都有數百人慕名而來。她還管理着一家生意興隆的鄉間民宿，我們統計過，那間民宿每年夏天至少要接待3500人次。同時，她也是一位音樂家，每天要花6個小時練習。在芝加哥，她也是有名的義工。
在我的女兒們還未出嫁時，她們的朋友經常在假日上門玩耍。我告訴他們我不喜歡看他們遊手好閑的樣子，這促使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在假期兼職，進而養成了有助于未來事業的習慣。讓我欣慰的是，我的敦促幫助他們中的許多人取得了成功，他們意識到，做成訂單比玩球更有趣，談成一份合同比赢得一場比賽更有成就感。
我對工作的投入并非隻出于對金錢或名望的追求，我甚至從來沒有一定要成功的欲望。錢對我來說并不重要，隻是蘇格蘭血統讓我本能地反對浪費。我甚至不想把錢留給孩子們，因為她們已經擁有了最有用的東西。我希望她們的丈夫也能像我一樣體會自我奮鬥走向成功的快樂，是以我不會以任何方式剝奪他們努力的動力。
在人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曾窮困潦倒，經常食不果腹。工作以後，我也要為了省出洗衣費而每周少吃兩頓。當然我也曾有過頗為奢侈的生活，一年的開銷高達14萬美元。但無論貧窮還是富裕，對我來說并沒什麼差別，因為我都過得很快樂。倒不是說窮日子不會給人帶來痛苦，隻是我認為無論處于什麼樣的境遇，我們都可以找到生活的樂趣。
我知道的最快樂的人當屬我的一位鄰居。雖然他的月收入從沒超過125美元，但他靠着這點錢攢下了6套小房子。他把房子租出去後就退休了，全靠租金生活。夏天，他會在我的湖上避暑，在他的花園裡幹活，冬天又會到佛羅裡達過冬。我經常去他那兒聽他講對知足常樂的看法。
在個稅制度确立之前，我從不記錄自己的收入到底有多少。這些數字對我來說毫無意義，收入的增減波動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我的妻子掌握着家裡的财政大權，收支皆由她打理。我從不簽發支票，不知道我們在鄉間的房産上花了多少錢，也不知道家裡的某件東西值多少錢。雖然我也知道買這些東西花費不低，但我并不想知道它們的具體價格，這會讓我不快樂，或許這也是受我母親影響的緣故。
在個人消費方面，我一向節儉。我對穿着并不講究，除非我妻子強烈反對，否則我幾乎不穿定制的進階服裝，而是選擇成衣。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有兩年沒買過任何新衣服了。我最貴的一雙鞋是6.5美元。每次到旅館住宿，我也都選擇最經濟實惠的房間。
我之是以說這些，是想證明我并非為了金錢、地位或名望才工作。我長期住在鄉間，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名利或任何可能讓我和他們産生距離感的東西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和他們一直以平等的地位和諧相處。
我工作是為了追求其本身帶來的快樂，工作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習慣。後來，我在廣告界努力打拼，也是因為意識到廣告要想走向成熟，必須有人承擔初期的艱辛。
洛德與托馬斯廣告公司在我25歲時第一次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為此我特意從當時居住的大急流城跑到芝加哥，和公司的創始人面談。當時公司還沒有廣告創意人員，所做的更像純粹的代理業務，基本就是和其他廣告代理公司就固定數量的廣告版面進行競拍。廣告都是由廣告主自己制作的，并把做好的電鑄版送到廣告公司。廣告公司的利潤點在于為廣告主策劃廣告釋出方案。他們之是以想請我，更多的是考慮到我在必勝吸塵器公司時展現出的策劃能力，而并非想對當時的盈利模式做出任何改變。
雖然我那時很年輕，又缺乏經驗，但我敏銳地意識到廣告公司的這種營運模式持續不了多久。我的從業經驗讓我認識到結果跟蹤的必要性。是以，我拒絕了洛德與托馬斯廣告公司的邀請以及高于原公司60%的薪資待遇，繼續在産品推銷崗位上奮鬥。16年後，洛德與托馬斯廣告公司的新任老闆再次邀請我加入。
通過這麼多年的努力，我得到了什麼呢？正如有的人一生緻力于科學實驗、醫學研究，我的畢生工作就是研究廣告，我獲得的與他們并無不同。如今我有幸為後輩們寫下我的經驗，希望能讓大家避免重蹈覆轍。我獲得的是一種滿足感，如托馬斯·愛迪生通過每天工作20小時獲得的一樣，這是一種知道自己發現了經得起考驗的法則時的滿足感。
許多人認為廣告業正在改變，新時代需要些新東西。美國的生活節奏在改變，時尚潮流以及人們的購買需求好似萬花筒般變幻莫測。廣告業的某些模式也在發生變化。現今的每一次廣告活動都有自己的主題，這确實很有必要。跟在别人後面的模仿者永遠不會成功，但人性并不會改變。本書中闡述的基本原則會像阿爾卑斯山一樣永恒。
現在做廣告比以前難多了，因為成本更高，競争也更加激烈。但每一個新的困難無疑更加證明了科學的廣告的必要性。
就在我寫這段文字時，我正俯瞰着一個美麗的湖泊，我第一次來這裡時才6歲。湖的盡頭有一個村莊，一度因伐木業而興盛，我的祖父曾在那裡做牧師。我目光所及之處是童年時曾經勞作過的山坡和坡上的葡萄園。我叔叔在這裡有個果園，現在成了我的家。在我開始做生意之前，每年冬季和夏季我都會來這裡工作。我的許多童年玩伴仍住在這裡。
山下有個岬角，那裡曾有個碼頭。我一度每天在那裡裝卸1800筐桃子掙錢。18歲那年的一個晚上，也是在那個碼頭，我搭上一條船，含淚踏上了奮鬥之路。經曆了多年艱苦的歲月，我終于回到了我童年的家園。
思鄉的本能讓我回到了故土。我買下了一片小時候就非常向往的原始森林，将之命名為“松林峰”。我在那裡建起房子，通過17年的擴建、打理，我打造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天堂。那裡有約800米長的花園，一直延伸到湖邊，我可愛的朋友、親人和孫輩們時常會在草坪上休閑玩耍，與我相伴。
在這裡，我得以在優美的環境裡做我熱愛的工作。而與此地相隔不到2千米的地方卻有人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們讓我明白了自己的奮鬥創造了什麼。這裡還有一些一直未曾做出改變的人，他們保留着原本的樣子，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這是我的故土，我心靈的居所，是我最愛的家。
我相信沒有人能從生活中比我獲得更多真切的快樂與滿足感。我将之歸功于我對簡單生活以及對普通人的熱愛，這也是我在廣告方面獲得成功的原因。我時常會在鄉間周末的聚會上遇到許多成功人士，并與他們深入交流，但我并不羨慕他們。我認為極緻的快樂應當是貼近自然的，這也是廣告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以，我的結論就是，廣告要立足于對大衆的熱愛與了解，由此帶來的回報遠比金錢更富足。
決定房價的是位置，不是土地。城中心的土地很難增加，幾乎沒有彈性，是以房價才會那麼高。
蔡校長的“溫”與“厲”
沒錯，兩位老先生都不是好惹的文弱之輩，都既有膽量，又有身手。
在曆史記載裡，孔子的氣質是“溫而厲，威而不猛”，也就是既溫文爾雅，又威風凜凜。我們想啊，他周遊列國，時常身處險境，性格和體能一定很強悍；我們知道，孔子有不少本領，駕車和射箭相當好，武功可能也不錯。
他在政治上也是狠人，在魯國掌權時，誅殺大夫少正卯，拆除三家上卿的城牆，都是用強硬手段觸碰沖突。
蔡元培也一樣，他本來是個紹興書生，生于1868年，也就是清同治七年，他23歲中舉，26歲中進士，28歲進翰林院做編修，如此少年得志，簡直可以寫到戲裡去。
但他受了甲午戰争的刺激，居然辭官還鄉，跑去參加革命黨了。他秘密創立光複會，加入同盟會，進行軍事訓練，自己動手制作炸彈，打算刺殺朝廷王公大臣。
蔡元培說，“自36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革命隻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我對比了一些曆史資料，對蔡先生當時的想法有些新了解。他不是熱血莽撞，而是認為這種行動代價最小。
他的女兒回憶，蔡元培認為中國當時很虛弱，經不起大的犧牲和折騰，是以他反對用戰争手段推動革命。在革命先行者裡，蔡元培一直代表着理性。
當他的革命黨同志喊出“殺盡鞑虜”的口号時，他提出，滿族人的血統和文化已經和漢族混合，隻要清政府能放棄特權，漢族人就沒有排滿的必要。
後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學校裡出過一次反對收取講義費的學生風波，幾百個學生包圍了紅樓。蔡元培出面制止，有學生說他倚老賣老。
這位五十多歲的老校長挽起袖子，拉開架勢說：“我是從明槍暗箭裡曆練出來的，你們要是有手槍炸彈，隻管拿出來對付我。我跟你們決鬥！”
可能有學生知道老校長過去是幹什麼的，互相拉扯着散了。
林語堂在回憶文章裡寫到過，他去北大見蔡校長，隻見辦公室的玻璃櫃子裡，擺着炸彈和手榴彈，把他給吓了一跳。
在孔子的時代，士人就是得文武兼備才能服務好君主，後來就少有了。
有科舉的這1300年裡，造反、搞暗殺的翰林，隻有蔡元培一人。凡是改變國運的道路，他都要親自試一試。這種理想主義是任何理論都不能替代的。
什麼是美育？什麼叫博愛？
後來，孔子和蔡元培的政治抱負也各有失落。他倆的應對方法，都是繼續懷抱大的宗旨，變通行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外圓内方。
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被魯迅半開玩笑地翻譯成“摩登聖人”，就是能快速地接受現實，調整自己。
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他就退而求其次，靠推行教育來影響社會，結果是比他直接搞政治的影響要大得多。
蔡元培是從一開始就打算要從頭改造中國的教育。他當初就不看好康有為的變法，認為不從根本上培養人，靠四不像的君主立憲，一定要失敗。
之後，為了學西方的科學文化，他自學過七門外語，四十歲去德國做老留學生，前後五次出國，留學12年。
蔡元培一開始主張實業和科技救國，後來改學哲學、心理學、美學和人類學。這是他的視野提升了。單純學科學技術，可能又被淘汰，但培養出科學精神就不一樣了。學哲學、學美學，也正是吸收現代文明的核心。
辛亥革命以後，蔡元培做過教育部部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行政，他總能找到幹練的幫手，為自己打理實際事務，自己負責确立宗旨、制訂方針。
很多回憶文章都說，蔡元培平常好像不善言辭，不愛談論時事政治，但一說到教育、思想和文化，就變得口若懸河。他的學術體系，主要包括倫理學、美學和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美育”這個詞，是他從德語翻譯過來的。美育就是審美教育，也就是把美學理論運用于教育，“德智體美勞”并列的說法，也是蔡元培提出來的。
他有一個觀點叫“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認為，宗教已經在現代文明中沒落了，西方的宗教，是一種慣性，中國沒有，也沒必要有。他認為宗教是保守的、強制的，而美的教育是現代的、普及的。
他的這個判斷，王國維有不同看法，宗教在民間社會有不可替代性。這一點上，我覺得王國維有道理，而蔡元培重視美育的觀點，還是正确的。
他在北大開美學課，支援藝術社團，創辦國立音樂學院和美術學院，不是個人興趣使然，而是從培養現代民族文化的大宗旨出發。
隻要在宗旨架構内，蔡元培就很靈活、很善于妥協。
他主持北大時開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估計到社會上将會有強烈反應。但他也早就看準了教育部沒有出台禁止女生上大學的條款——這個條款，是他當教育總長時拟定的，很可能就是自己預留的制度後門。即便如此，他也隻是讓女生旁聽，不去向教育部報備，免得彼此傷面子。
他崇尚法國大革命中的公民道德綱領“自由、平等、博愛”，為了适應中國文化特點，他把“博愛”翻譯成了“友愛”。
和保守派論戰時，他的方法是四兩撥千斤。
他說，自由是什麼？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也就是聖賢說的義；平等是什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聖人說的恕；友愛是什麼？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聖人說的仁。
這下，對方沒招了，你反對蔡元培，就是反對孔子。
囊括大典，網羅衆家
說到孔子啊，我們再接着比較一下。孔子和蔡元培的實用主義，有很大不同。
孔子對不同的政治立場，那是殺伐決斷，絕不姑息，而蔡元培呢，我們知道，他最偉大的精神就在于寬容并包。
蔡元培在1916年、49歲出任北大校長以後，辦學方針是16個字：“囊括大典，網羅衆家，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為學問而學問，讓不同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當時的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就有多少黨派；有多少個學派，北大就有多少學派。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學營，《新青年》在這裡建立了編輯部，蔡元培也是撰稿人之一。和《新青年》論戰的保守派雜志《國故》，他也給予支援。
有的學生不了解，蔡元培崇尚革命新思想，為什麼要請思想保守的辜鴻銘、劉師培來當教授？
蔡元培回答，他們的學問足以當你們的老師，我們尊重的是講學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劉先生的國學，又不是要你們和他們去學複辟。
辜鴻銘這個怪老頭兒，一輩子眼高于頂，隻佩服蔡元培。他有時候說瘋話，說自己擁護皇帝，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是以他擁護蔡元培。
辜鴻銘也說過心裡話，“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一直保皇，到現在還是保皇。”這也算是種讓蔡元培苦笑的惺惺相惜。
蔡元培是公認的忠厚長者，被認為是近現代史上罕有的完人，得到了各方的一緻尊重。你看他就是氣急了，也沒動用校長權力，而是親自和學生決鬥，這也是一種真性情。但是蔡元培的寬容，有絕對不能變通之處。
抗戰爆發前，他到南京去表态支援抗戰，也規勸過去的老朋友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
有人回憶，蔡元培在那次談話裡說，“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
話沒說完，眼淚奪眶而出，滴進了酒杯裡，他端起摻淚的酒一飲而盡。旁觀者無不肅然起敬，汪精衛神情尴尬。
從1916年，蔡元培做了十年北大校長，實際在校隻有五年半。因為他有七次為了表達抗議和維護人格尊嚴而辭職。
其中有一份宣言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他是君子，自然知道退有時候比進重要。
蔡元培的晚年不如孔子，他到最後也沒有一處自己的住宅。今天的上海蔡元培故居，是他當年租住的。1936年，幾百位北大的畢業生，打算集資為老校長在上海買所房子，作為他七十的壽禮。然而抗戰爆發，蔡元培随即流亡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也和孔夫子一樣，是七十三歲。
孔子以民辦教師的身份，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而在近代世界，按照大哲學家杜威的說法，“以一個校長身份能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個。”
2800年前的古希臘，說一說為什麼一座城市和一個國家需要一場奧運會，為什麼世界文明需要奧運會？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頭和軸心，這屬于曆史常識。有人說：“一切現代西方國家在一切智能方面的活動，都是古希臘的殖民地。”還有人說：“一切非基督教的理想，都能在希臘的曆史上找到系統的說明。”這都是不錯的歸納。我們說的古希臘當然不是今天的希臘，它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愛琴文明，在公元前8世紀進入城邦文明階段，這些城邦密布在愛琴海地區乃至廣闊的地中海地區沿線，柏拉圖說得好，“我們就像一群青蛙圍着一個水塘，在這片海的沿岸定居了下來。”
松散的城邦，怎麼發展成一個文明共同體？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命題，可以說，奧運會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重要解決方案，我們今天很難知道最初的倡議者是誰，總之他的這個主意非常非常了不起，可以說是古代世界裡最偉大的創意之一。
它首先解決了建立文化共同體的問題。希臘世界的城邦沒法用宗教來統一，因為古希臘人信奉的是多神教，每個城邦的保護神都不一樣。要說各個城邦在信仰上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希臘宗教有一種人神同性，或者叫人神同體的特征：神靈在肉體上和人一樣，他們是神，倒不是因為在道德上更崇高，在頭腦上更有智慧，而是他們的身體上更偉岸、更健美，神在身體上是人類的楷模，男神比男人“更男人”，女神更比女人“更女人”。于是希臘人對神靈的崇拜，轉向了對自身身體的熱愛，美國曆史學家杜蘭特在他的鴻篇巨制《文明的故事》裡說：“希臘的真正宗教，其實是對健、美、力的崇拜。”古希臘人的普遍氣質其實不是哲學、悲劇那種沉思和内斂，而是像當代的英國人、美國人一樣，喜愛熱鬧和運動，而且同樣是把運動明星當成人間的神來崇拜。
于是，當有人倡議，各個希臘城邦派出自己最強壯的選手，以向宙斯獻祭的名義，進行一場英雄式的身體競賽的時候，得到了整個希臘世界的響應。這個時候，宗教不能完成的文化統一事業，被體育賽事實作了。在能夠确定的日期裡，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前776年。
奧林匹克競技會解決的第二大問題更具體也更迫切。希臘的城邦之間沖突不斷，集中在溫度适宜作戰的夏季爆發戰争，因為各自為政，也很難調停。日本曆史學家鹽野七生說，奧運會在這時候的意義，就是賽車比賽裡那輛安全車，它一出來，所有的參賽車就要排好隊形，恢複秩序。這種秩序其實是各個城邦都渴望的，大家隻是需要一個媒介。奧運會的休戰功能是以宙斯的名義進行的，宙斯在希臘神話裡的地位就是諸神戰争的調停人。
等到競技會的日期標明之後，一般是北半球夏至以後的第一個月圓的日子，這是古希臘人眼裡最适合祭神的黃道吉日，三名使者會從奧林匹亞出發，帶着橄榄枝花冠和特制的權杖，向各城邦通報競技會的日期，從這一刻開始，全希臘進入了“神聖休戰”狀态，有的人說是一個月，有的人說是三個月，我們不難想象，對于戰争頻繁的世界來說，三個月的神聖休戰是多麼偉大和智慧。
奧運會持續了1169年，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延續到了古羅馬時代，形成了堅定的文明基因。這些基因包括：
用理性的儀式冷卻軍事狂熱。希臘人不僅是絕不在這個時候打城邦之間的“内戰”，甚至在這個時候也不組織對外防禦。著名的“溫泉關戰役”有一個背景，為什麼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隻能率領三百勇士抵擋波斯大軍，沒有其他援助？因為那是奧運會期間，是不打仗的，當時全希臘人都在觀看一場類似自由搏擊的決賽，據說有個波斯将軍聽說那場比賽的獎品隻是一頂樹枝編的桂冠，就感歎說：“和我們作戰的這個民族太奇怪了，他們不愛金錢，隻愛榮譽！”
在這以後很長的時間裡，希臘人從骨子裡瞧不起波斯人，他們居然趁鄰國開奧運會的時候入侵，這就和春秋時代的中國哪個國家趁鄰國國喪的時候舉兵一樣，是沒有教養，野蠻人的表現。其實，波斯人哪懂你希臘人這種“開運動會比天還大”的奇怪規則？直到一百多年以後，亞曆山大東征，才發現原來波斯人擁有發達的文明和先進的大一統帝國體制。
奧運會賦予希臘的第二種基因是希臘人的共同價值觀。既然是體育比賽，當然就要公開、公平、公正，追求堂堂正正的榮譽。榮譽有多大，作弊者的屈辱就有多大。奧林匹亞競技場的門口曾有一排石頭台，每座石頭台上都有一座雕像，如今隻剩下基座了。這些雕像不是奧運會冠軍，獲勝者的雕像是各個城邦自己去為冠軍立的；這是那些在奧運會期間有過犯罪行為或者作弊行為的人，他們作弊被發現，不僅會被剝奪榮譽，會被永遠地驅逐出比賽，而且得自己出錢在這裡立一座石頭雕像，和秦桧夫婦似的遭受千百年的嗤笑。這種樸素的榮譽感是今天的人應該學的。
奧運會的價值意義強烈到古希臘人不是用神或者國王的名義來紀年，而是用奧運會。說起某某人的年紀，是生于第幾屆奧運會後的第幾年，或者說鼎盛年在第幾屆奧運會期間，鼎盛年就是四十歲左右的年紀。
奧運會還為古希臘乃至全人類留下了重要的文化藝術基因。奧運會除了有體育比賽項目，還有詩歌、演講比賽、戲劇表演和辯論會。不過還是和哲學的關系不算太大。
武大哲學系的趙林老師在他的西方哲學史裡說，哲學為什麼被黑格爾比喻成智慧女神“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也就是我們得到的這隻貓頭鷹，這個形象大有來頭，它和雅典古錢币上的密涅瓦貓頭鷹是一模一樣的），黑格爾的那個比喻是說，哲學屬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活動，這隻貓頭鷹一登場，就進入了富于理性的黃昏，感性的形态也就變得黯淡了下來。奧運會最興高采烈的時候，古希臘也正是天到晌午，完全是赤裸裸的生命力，據說當年的哲學家都有點兒嫉妒奧運冠軍的崇高聲譽。
那他們該怎麼辦呢？就是自己也去參加奧運會。據說畢達哥拉斯、亞裡士多德，甚至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第歐根尼都參加過奧運會。柏拉圖在當時最顯赫的身份是摔跤冠軍，柏拉圖不是他的本名，這個名字在希臘語裡的意思是“大塊頭”，他自己在雅典西北角建立的那個學院，最早也是一個摔跤場，他是一邊和學生們讨論數學和哲學，一邊教摔跤，或者說一邊摔跤一邊教哲學。
那麼奧運會直接留下的偉大文藝基因在哪兒呢？當然是雕塑。古希臘早期的造型藝術很死闆，完全不是我們印象裡傑出的希臘雕像。是到了公元前6世紀才忽然有了飛躍，雕像中的人體變得勻稱、富于美感和動态。在公元前5世紀，希臘前後出現了7位大雕刻家，集大成者叫菲迪亞斯，完成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中的兩座巨型神像。在他以後，希臘雕塑的高峰持續了幾百年，我們今天看那些古希臘神像和複制品，震撼到站在它面前的時候，瞠目結舌，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形容，這裡還有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古希臘的雕像原本是彩色的，是以那就是比人更健美的神靈停滞在一個完美的姿态上。從雕塑的角度來說，我們不一定比古人更有見識。
那麼，一對公元前6世紀這個時間節點，你也就能猜出來：雕塑藝術的飛躍，和奧運會是有直接關系的。古希臘的競技會不隻奧林匹亞一家，其他的城邦也有。在古希臘人看來，強壯健美的體格是最值得贊美的事物，他們甚至認為疾病是可恥的，在這些比賽上，參賽者驕傲地展示着他們的裸體和力量，藝術家們帶着愛慕和崇拜進行自己的創作，把這視為對人類尊嚴的最高贊美。
公元前2世紀，希臘本土被羅馬帝國吞并，羅馬人出于對希臘文化的尊重，延續了奧運會，皇帝有時候也參加，當然是毫無懸念地拿到了冠軍。羅馬時代的奧運會不斷地添加雜質，羅馬人喜歡看壯觀慘烈的賽車，還把搏擊發展成了血腥的器械格鬥，最後直接讓奴隸角鬥士上場了。公元394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受洗成為基督徒，徹底終結了祭祀宙斯的奧運會。到這時候，奧運會總共舉辦了292屆。實際上，奧運會也早就失去了文化基因和阻止戰争的作用。到1896年恢複現代奧運會的故事，我們就更熟悉了。
我們再回到古希臘時代，奧林匹亞原本是坐落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西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村，但因為這場賽事，她成了希臘城邦文化的中心聖地，被亞曆山大稱為“希臘世界的首都”。在現代世界，一個國家、一座中心城市，想要宣示自己的地位，想緊密地嵌入主流世界秩序，承辦奧運會當然是最有影響力、最富于理想色彩的形式，相關的曆史收益是沒法用經濟成本衡量的。這也就是何振梁先生當年所說的“世界和中國擁抱在一起，進而給全人類造福”的真實含義。
關于戰争的成本，我們最直覺的了解就是4個字：勞民傷财。
更進一步的了解，就是把戰争看作綜合國力的較量，是以相信法王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戰争的赢家，從來都是拼到最後手裡還有一塊錢的人。”
是以我們看曆史上的很多戰争，失敗的一方與其說是被打垮的，不如說是被入不敷出的财政拖垮的。
而另一方面，打仗确實也會越打越富。不但古代可以，現代社會一樣可以。是以現代經濟學甚至有一個分支叫作“戰争經濟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隻不過古代和現代的經濟原理很不一樣。
打仗越打越富，最直接、也最簡單的原因就是搶。
打仗總要搶東西，隻要搶來的多于付出的，當然越搶越富裕。
從搶劫的角度來看春秋戰國的曆史，會發現這就是一個大魚吃小魚的過程，大魚正是因為不斷吞掉小魚，實力才越來越強。
當時間進入戰國中期，小魚已經所剩無幾，競技場上碩果僅存的7條大魚必須正面交手了，然後我們發現，在不剩幾條小魚可吞的情況下，大國還是可以越打越富，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澄清一個概念：所謂财富，到底是什麼？
在樸素的認識裡，今天如果南韓明星來中國撈金，這叫“賺走了中國的錢”，讓我們吃了天大的虧。似乎這些錢隻有拿去制造冰箱、電視、飛機、大炮，才叫真正創造了财富。
那麼讓我們想像這樣一個情況：理發師張三琢磨出一個新發型，耗費了一整天在李四的頭上做出了效果。李四看了看鏡子，很滿意，付給張三一錠金子。李四也是一位理發師，給張三做了一次發型，又把一錠金子掙回來了。
兩個人換了新發型，都很開心，幸福感大增，那麼問題是：他們有沒有創造财富，給GDP做貢獻呢？
以經濟學的标準來看，當然有。中國在2013年，服務業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工業，這标志着中國正在進入超工業社會階段。
所謂超工業，來自日本學者飯盛信男的三分法，把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分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超工業社會3個階段，分别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
那麼讓我們想象一個極端情況：某個國家的所有人民都熱衷于做發型，其他欲望約等于零。在這樣的社會裡，像張三、李四那樣的人才不斷湧現，人人雖然粗茶淡飯，勉強糊口，但因為在發型上的欲望總是能夠得到滿足，是以國民幸福指數高到爆表。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能說這個國家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嗎？
曆史上真有類似的情形，歐洲的中世紀有一段宗教氣氛很強的時期，人人向往死後進天國，相信現實世界裡的人生隻是永恒旅途中白駒過隙的一瞬，辛勤勞作沒多大意義，人間真的不值得。是以人們對搞生産毫無積極性，沒事就喜歡禱告，想像一下天國生活之美，越想越滿足。
今天我們很多大城市裡的年輕白領喜歡到西藏旅行，接受靈魂的洗禮，假如他們能夠穿越到中世紀的歐洲，我相信他們能夠得到同樣的滿足。
震撼主要來自于反差感：一個個在996的日子裡辛苦打拼的購物狂，忽然看到相反的生活樣式不但同樣成立，人家的幸福感竟然還可以高于自己，這真可以讓自己好好喘一口氣，重新調整一下人生的步伐。
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來看世界，就會發現人的需求多種多樣：有喜歡吃喝玩樂的，有喜歡禁欲苦行的，有喜歡琴棋書畫的，有喜歡酒色财氣的。所有這些需求，其實都屬于經濟需求。
如果在一個廣袤的自由市場裡，看不見的手支配一切，資源總會自動得到最優配置，讓不同的需求得到不同的滿足，生活可以多姿多彩。而價值既然是主觀的，那麼一個流行着禁欲苦行的宗教國家就可以和一個物質高度豐饒的享樂主義國家同等富裕。
這個道理在理論上無懈可擊，而在現實生活當中，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總是行不通。
現代社會提到國家利益、綜合國力，都屬于集合名詞，可以分解到的最小經濟機關是一國之内的每一個公民。比如“國家利益”這個概念，本質上就是一國之内每一個公民的個人利益的集合，并不存在一個在這個集合之外的單獨的國家利益。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經濟學知識來想像戰國時代，那麼最有經濟效率，最繁榮的社會面貌應該是徹底的、零關稅的自由市場，各國政府都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或者說就是一個個的物業公司。
這是亞當·斯密早就給我們指明的方向，但這個方向，既是最高效的，也是最行不通的——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都行不通。
在戰國時代行不通，這很容易了解：
一來因為最小的經濟機關不是個人，而是國家——張三和李四雖然很喜歡做發型，願意為發型設計奉獻終生，但他們并不是國家公民，而是國君的臣民，臣民的第一屬性是财産屬性，也就是說，他們首先不是作為有權利和義務的人，而是作為國君的财産存在的，要向國君提供生産力和戰鬥力。
二來因為國君們都遵循着最原始的搶劫思路，是以站在國君的高度，就不可能容許“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局面，而是要盡可能地把臣民們訓練成生産機器和戰争機器，這正是商鞅變法的核心思路。
這樣一看，發型設計顯然不能計入GDP，所有的生産活動必須縮窄到種田和打鐵兩項。
今天我們讀宏觀經濟學，各種教科書的第一章通常都會講供給和需求，把一個國家的生産内容簡化為黃油和大炮兩項，畫一個坐标圖，表示當有限的資源用于生産多少機關黃油的時候，就隻能生産多少大炮，反之亦然。
這雖然是一個高度簡化的模型，現實當中不可能存在，但我們看商鞅變法，還真的把生産内容簡化到了很接近這個模型的程度，把秦國人的生活高度化約為“耕戰”二字，讓秦國人除了種田、打鐵和打仗之外，幾乎就隻剩下吃飯、睡覺了。
在自然狀态下，人當然不可能這麼生活。
在國際競争的壓力沒有這麼嚴峻的時候，人也不可能這麼生活。
而在戰國時代，為了應對強大的競争壓力，每一個大國都必須追求高效率的軍事化管理，優化資源配置，一切都要為搶劫服務。
是以，誰的管理效率更逼近極緻，誰的生産項目更純粹，更單一，誰能把自己治下的臣民壓榨出最大限度的生産力和戰鬥力，誰的生存幾率就會更高。
原先一個普通百姓幹起活來可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農閑季節可以走親訪友，有點追求的話甚至還可以去讀書識字，而當他被曆史的車輪抛進了“耕戰”的流水線上，就會被最大限度地壓榨出生産力，一個人的生産力能頂以前十幾個人的。我們看到的國力越打越強，就是這麼來的。
最後稍微引申一下：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意識到靠發動戰争去掠奪資源已經越發不劃算了，但這絕不意味着戰争的驅動力日漸消失，因為聰明人開始發現：戰争特别能夠刺激經濟，效果比基建可好得多。
這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架構裡完全解釋得通，肉眼可見的結果是：假如不是因為現代美國本着這種經濟思路在軍費開支上一擲千金，那麼美國人，甚至全世界，也許要晚很多年才能享受到像網際網路和GPS這些科技成果創造的價值。
凱恩斯主義原本隻是單純的經濟理論，要政府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借錢搞搞基建之類的事情，哪怕是胡亂搞點什麼來刺激經濟，而一旦在凱恩斯主義裡加入了社會學裡的社會沖突理論，借着戰争威脅的陰霾讓全社會進入緊張狀态，這就等于在刺激經濟的同時給勞動力打滿雞血，還會讓和平年間不可避免的各種内耗自然消失。于是，越打越富的現象在現代比在古代更加突出。
所謂遷都，可以拆解成兩項内容：一是把一群人從甲地遷到乙地，二是在一個新的地點複制一套可以安置中央政府的城市建設。遷都的阻力也可以拆解成兩類：一是技術阻力，二是輿論阻力。
做好了拆解工作，我們就友善逐個來分析了。
先看最簡單的一項：城市建設。找一片地方，蓋房子，修路，或者在一座現成的城鎮基礎上更新改造，這并不難，或者說成本并不很高。中國古代搞城建，基本都是土木工程，相對來說輕松簡單，除非皇帝有什麼特殊要求，建築材料非要從幾千裡之外運輸。
可以比照一下古羅馬，城建都用石材，好處是經久耐用，直到今天還有很多當年的建築屹立不倒，成為旅遊名勝，但壞處是施工難度太高，相應地，施工周期也會很長，是以羅馬人輕易不會遷都，否則真是傷筋動骨。
和羅馬人剛好相反的是，日本人可能是全世界最愛遷都的。在日本的古代史上，基本上每換一個天皇就要遷一次都，甚至就在同一個天皇的任期之内也要遷好幾次都。
古代日本和古代中國相似的是，建築以木結構為主，而不同的是，日本經常地震。在以木結構為主的聚居區域發生地震的時候，很容易引發火災。既然房子蓋起來容易，燒起來也容易，那麼頻繁的遷都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把日本的遷都傳統斬斷的，就是由社會的進步帶來的都城規模的擴張。
以前船小好掉頭，漸漸地船太大了，不好掉頭了。是以我們會看到，日本明曆三年（1657年），江戶城，也就是今天的東京，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火災，連續兩天時間裡燒掉了全城2/3的區域，但即便是這樣級别的災害，竟然都沒能導緻遷都，隻是促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城市更新運動。
但如果說到遷都問題上最大的阻力，那還不是船大船小的問題，而是輿論問題。
輿論阻力才是最難克服的。在人的天性裡，熟悉總是等于安全，陌生總是等于危險，是以人一旦熟悉了一個環境，就不願意換到别處生活，除非能獲得超常的好處。那麼不難想見，當最高統治者想要遷都的時候，要跟着舉家搬遷的那些貴族和官員們多半都會不情不願。
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今天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你可以在網上搜一下甘肅玉門的相關視訊，看看一座資源枯竭型的城市是如何變成一座空城的。
就算隻是簡單想像一下，要把一座城市裡的居民通通遷走——要麼遷到另一座城市安置，要麼拆散之後分别遷到幾座城市安置——不但要預先安排好房子、落戶、社保和醫保關系，還有檔案的交接和子女的轉學，千頭萬緒。
更難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張三明明和我同樣的工齡，憑什麼安置後的新房子比我的大出1平米？我必須找上級上司去鬧！
而這些在今天看來千頭萬緒的事情，換在古代反而遠沒有這麼複雜，要解決的隻是貴族和權臣集團，人數畢竟有限，至于深受影響的普羅大衆，沒人在意他們的聲音。
即便不是為了遷都，中央政府也經常釋出政令，大規模地遷徙人口，目的通常有這樣幾個：
一是把宗族聚居拆散，讓一個行政區劃裡不再有一家獨大的局面，好比把一座趙家村變成一個趙錢孫李各姓人口雜居的村落，人口越雜，彼此之間的凝聚力就越弱；
二是充實一些重要地點的防禦力量，比如從内地遷徙大量人口到邊疆去，一邊種地，一邊搞邊防；
三是把一些有可能不服管教的人口遷居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一來可以看緊這些人，二來切斷他們對家鄉的影響力。
在所有被迫遷徙的人口當中，真正具備反抗能力的基本隻有貴族集團。第54講有一個例子，蔡昭侯就是因為執意遷都，被不情不願的貴族們聯手做掉了。
如果把這件事反過來了解，就意味着：隻要能把貴族集團擺平，遷都就沒什麼難的，隻是一個純粹的工程問題而已。
戰國時代的遷都，主要受軍事局面的影響。
你可以把國都了解為作戰指揮部。當時的通訊效率很低，進取型的遷都會把指揮部調整到最友善實施下一個戰略意圖的地方，收縮型的遷都會把指揮部後撤，避開對手的鋒芒。既然國都的核心意義就是作戰指揮部，那麼和指揮無關的事情通通可以從簡，比如像宗廟這種高規格的禮儀建築就不必搬遷。
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的第二輪變法，把秦國的都城遷到鹹陽，這次遷都的營建規模很大，并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指揮部搬遷，但即便如此，宗廟祭祀類的機構依然留在舊都雍城，這就導緻後來的秦國國君在有典禮需要的時候還得回到雍城去辦。
至于王朝遷都，雖然規模會大很多，但有一個便利性，那就是通常都有現成的基礎可以借力。
比如周平王東遷，這就借了當初周公旦營建雒邑的力。如果非要從零開始的話，就算是大一統的王朝，操作起來也不容易。在你列舉的那些例子當中，朱元璋的遷都就屬于這種。
朱元璋的國都規劃，一開始是兩京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就是今天的江蘇南京和河南開封，朱元璋作為皇帝，準備每年兩邊跑。這倒不算新奇，唐高宗和武則天曾經在長安和洛陽之間來回折騰。
朱元璋的獨創性來自中都的規劃：隻有南北兩京還不夠，必須加一個中都。哪裡适合做中都呢？衣錦必須還鄉的價值觀占了上風，中都的選址就在朱元璋的老家臨濠，今天的安徽鳳陽。于是新的都城格局就不再是兩京制了，而是兩京一都制，讓南京和北京拱衛中都。
朱元璋雖然狠誇家鄉這好那好，适合建都，但臨濠那個地方，無論從交通、人口、資源等等任何一個方面衡量，怎麼看怎麼不合适，而在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基礎的地方營建都城，工程量相當讓人吃不消。
不過真正的阻力是，還沒等中都建成規模，朱元璋就醒過一個味兒來：跟自己打天下的那幫兄弟，好多人都是自己的同鄉，一旦建成中都，這些人就會變成地頭蛇，勢力太容易膨脹了。算了，甯可自己衣錦夜行，也不能讓功臣集團勢力坐大。
就這樣，中都建設半途而廢。今天我們去鳳陽，還能看到中都皇城遺址。大梁後來也被放棄，朱元璋終于老老實實地坐鎮南京了。
到後來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削藩惹出了靖難之變，燕王朱棣奪權篡位，建立了新的兩京制：把自己的大學營北平改為北京，作為正式首都，原先的首都南京作為備份，保留一套名義上的中央班底。
朱棣從計劃遷都北京到正式遷過去，準備工作搞了将近20年，又是大搞土木工程，從皇宮到皇陵，又是從全國各地遷居富人充實北京，又是疏通漕運，免得将來糧食供應不上。
之是以要如此耗時耗力，最有可能出于以下3個因素：一是朱棣知道自己的皇位來路不正，還是回到根據地坐鎮江山心裡踏實；二是别看朱棣是被朱允炆削藩逼反的，等他自己掌權之後，削藩削得更狠，這就導緻北方的防禦力量嚴重不足，既然對誰都信不過，那就隻好天子守國門了；三是表明自己繼承元朝法統，要建立一套以當年的元大都——今天的北京——為中心的天下秩序。
曆史學者潇水老師到公司來給我們講《三國》，他有一個概括：《三國演義》是“大人物跑去按小市民的規則生活”。這句話真是精彩，《演義》當然講的還是儒家的倫理綱常，但那是老百姓認知的倫理，底色是世俗的。比如，他們了解不了政治集團的結盟邏輯，隻知道民間化，或者說流民化的桃園結義很神聖，小說裡的趙雲再忠勇，再有功勞，但是沒有參加劉備集團草創的結義儀式，就總顯得差一層，這就是老百姓的感受。以至于自從有了小說，民間對曆史、政治的設想就完全是“三國演義化”的。所謂“老不讀三國”式的心機，處處透着似是而非。
《三國演義》的系統形成得很緩慢。我們今天讀到的通行本是清代的毛宗崗版，毛氏父子删改了羅貫中在明代完成的嘉靖本，也有叫弘治本的，而嘉靖本又是對元代的《三國志平話》等說書話本的綜合。元代的《三國志平話》是這麼開場的：話說東漢的光武帝劉秀遇到了一個叫司馬仲相的人，這個人到陰間代理閻王判案，審理楚漢相争時代劉邦的三員大将韓信、彭越、英布狀告冤殺他們的劉邦夫婦一案。司馬仲相判韓信轉世為曹操，來世淩辱劉邦夫婦轉世的漢獻帝和伏皇後，判英布轉世為孫權，判彭越轉世為劉備。閻王看司馬仲相辦案妥當，獎勵他投胎為司馬懿，坐享三分天下的漁翁之利。這個故事呢我們并不陌生，它後來被收在明末文學家馮夢龍編撰的《喻世明言》裡。不難看出來，這種善惡因果故事，更像是普通的民間故事，并不符合羅貫中的演義對于虛實的比例把握。羅貫中當然不會保留它，他的嘉靖本開篇是“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仿照的是正史的語氣。那個我們更熟悉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開頭，是毛宗崗修訂的，更像是一個老秀才在講曆史的腔調。
蕭紅的呼蘭河是松花江左岸的支流，有兩年，我天天從那上面過。人很容易對着江河感慨人世短暫，這條呼蘭河一直靜靜流淌，和蕭紅兒時的記憶沒什麼差別。
怎麼評價蕭紅？
用最平實的話概括她的一輩子，那就是，很短，隻活了31歲，命也很薄，颠沛流離，兵荒馬亂。她臨終的遺言說自己，“半生盡遭白眼冷遇”。
同時，她的文學聲譽很高，現代中國女作家裡，打敗時間、擁有最多讀者的兩位，一個是前天我們說的張愛玲，一個是今天說的蕭紅。許鞍華導演也為蕭紅拍過一部《黃金時代》。
張愛玲早就是文學研究界的顯學了，我雖然看過幾種蕭紅的傳記，但我覺得對她的研究并不充分，可能大家覺得蕭紅的文字簡簡單單，沒什麼好說的。
可問題就在這兒，簡簡單單，為什麼無可替代？
香港“亞洲文壇”評選的，20世紀100部最重要中文小說裡，前10位中有兩位女作家，張愛玲的小說第四，蕭紅的《呼蘭河傳》第九，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說一說。
另外，有很多人私下說，蕭紅就是那種“女文青”始祖，不守本分，對感情也不負責，特别“作”，該怎麼看？這也值得讨論。
蕭紅1911年端午節生于呼蘭，呼蘭在松花江北岸，當年是距離哈爾濱十幾公裡的一個縣城，現在已經劃歸為城區了。
她本名張乃瑩，祖上是從山東遷來的黑龍江，在我們那兒的方言裡叫“坐地戶”，就是最早在這個移民之地上生根發家的财主，後來的人往往依附于他們。蕭紅的父親算得上開明紳士，但和蕭紅的關系很緊張。
在《呼蘭河傳》裡，她留戀的是和祖父在家裡花園玩耍的時光。
她說，“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現在埋着我的祖父。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園裡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作家茅盾很敏銳地讀出來，在寫這些時，蕭紅的心境是寂寞的、憂郁的。寒冷、偏僻的呼蘭小城，更是安放不下向往外部世界的蕭紅。
蕭紅是在1930年、19歲那年夏天，因為反抗父親定的婚事，離家出走到北京去的。随後，她父親宣布和她斷絕關系。蕭紅這一走就是13年，直到生命盡頭。
既簡單又直接
關于蕭紅感情的第一段争議是，她是為了逃婚離家的，可為什麼那個定親的丈夫汪恩甲追上來，她又和他同居了呢？
這個世界對男人太好了，對女人太壞了。這是什麼時候？此時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東北很快全境淪陷，日本人在這裡建立了“僞滿洲國”。
那麼個年頭，一個19歲孤苦無依的姑娘在世上流浪，就像掉進了黑夜的海裡，當她抓住一個不理想的木闆時，有那麼多的“為什麼”可問嗎？
後來呢，抽鴉片的汪恩甲欠了旅館不少錢，把懷孕的蕭紅丢下跑了。那座旅館的遺址是座洋樓，當年是很氣派的進階旅館。蕭紅隻能寫信向投過稿的報社求助，就這樣，她遇上了蕭軍。
下面的事兒很像小說的情節。1932年7月，松花江決堤，半個哈爾濱被泡在了洪水裡。我外公還記得那次大水，出門上街要劃船。
有的版本說，是蕭軍扮演了騎士，駕着一條船到旅館來救走了蕭紅。也有人說是蕭紅自己挺着大肚子坐船逃走的。她把剛生下的女兒送了人，開始和蕭軍一起過居無定所的日子。
蕭紅有不少文章寫這段挨餓受凍的經曆，我這個四輩子的哈爾濱人讀，體驗可能和你不一樣，為什麼呢？我不懷疑他們的貧困是真的，但這兩個文藝青年也實在不知道怎麼過日子。
他們住的還是中央大街上，外國人開的進階旅館，吃的還是列巴（也就是俄羅斯面包）。他們不知道離那裡幾裡之外，就有個巨大的貧民區，那兒的房租和窩窩頭要便宜得多。
蕭紅在和蕭軍合寫小說、散文之後，很快展露出了文學天才，成為左翼“東北作家群”裡的重要一員。1934年，他們逃離了日軍控制區之後，蕭紅寫出了呼籲救亡圖存的長篇小說《生死場》。
魯迅評價這是，“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紮，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蕭紅是他繼丁玲之後最看好的女作家。
我個人對魯迅和蕭紅的八卦傳聞不感興趣，我更關注魯迅對蕭紅的文學影響。
我們今天看，《呼蘭河傳》要比《生死場》重要，當蕭紅專注于個人記憶和感受時，她的風格展現得更充分。
《呼蘭河傳》被歸入鄉土抒情小說，可以說是一幅社會風俗畫，也就是沒有什麼沖突集中的故事線，而是在描寫呼蘭這個地方，和這裡人們的生活狀态。
我們在魯迅描寫童年和故鄉的小說、散文裡，也常常看到這種寫法，我相信這是有師承關系的。另外，當時擅長寫這類鄉土作品的還有沈從文，而蕭紅的特點是，她用最直接的感覺，最簡練的描寫。
我個人對蕭紅和張愛玲的比較是，張愛玲像那種教堂上的花玻璃窗，當一種生活穿過她的描寫之後，就會蒙上瑰麗離奇的色彩，這是一種非常迷人的變形能力。
蕭紅則像最純淨的玻璃窗，我們讀她時，總以為眼前并沒有任何媒體。在很多領域裡，高純度和直接，都是寶貴的屬性。
你要是問我蕭紅寫我們那兒準不準？那我得告訴你，太準了，簡直可以說是一部極簡版的東北民族志。
我指的是人類學研究中的那種民族志，那是對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價值觀、角色和社會規範的學術觀察和描述。從她的《呼蘭河傳》第一頁，寫我們當地嚴寒氣候起，到民俗、風氣、生活場景和典型性格，都極其精準。
比如她第一篇寫呼蘭城，寫完城裡的店鋪，突然筆鋒一轉，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寫一條街上一個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裡面沾滿了又黏又黑的泥，哪怕蒼蠅蚊子從那裡一飛也要被黏住。
人們熬不住饞，想吃瘟豬肉，又不好意思，就說是在這個坑裡淹死的豬。孩子說破了那是瘟豬，大人就去打哪個孩子。
蕭紅說：“若沒有這泥坑子，可怎麼吃瘟豬肉呢？”這個泥坑是個對這個地方的隐喻，同時這件事也是有的，蕭紅的本事，就是不動聲色地把它提煉出來。
這種捕捉能力，是觀察天賦，也是思想天賦。同時，蕭紅即使抒情，也是用高純度的語言，她的克制和準确恰到好處，這是年輕女作者很少能擁有的能力。
也許，蕭紅的智慧主要表現在了文字上，她的生活和感情可沒有這麼幹淨利落。
她過日子總是缺少規劃。她生命的五分之一用于和蕭軍戀愛，而蕭軍是個浪子，後來有了新歡，還脾氣火爆，打過蕭紅。蕭紅和蕭軍分手時，懷着他倆的孩子和作家端木蕻良結了婚。
在婚禮上，蕭紅說，我沒什麼别的願望，也不向往羅曼蒂克，隻想過老百姓的夫妻生活。蕭紅對自己的宿命看得很清楚。
她說，“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後去日本，現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同時，她對從童年就如影随形的寂寞感，對獨自在人世漂流，有本能的恐懼，革命文學實在不是她的本色。
可惜，端木蕻良的年紀比蕭紅還小一點兒，作為丈夫，實在不靠譜，他在武漢大轟炸和香港陷落時，兩次把她丢在了逃難人群裡。但端木也是被文學史忽視的奇才，我覺得，端木在22歲寫出來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是不亞于曹禺寫出《雷雨》《日出》這樣的文學奇迹。
1940年，蕭紅在香港完成了《呼蘭河傳》，時年29歲。這時呢，比她小9歲的張愛玲正在香港讀書，還沒有進入文壇。
第二年，蕭紅因為肺結核住院，交不起醫療費，她受不了護士的挖苦，出院回了家。在日軍進攻香港時，蕭紅的病情惡化，醫生誤診，給她做了喉管切開手術，她因為傷口感染而高燒，在病危時寫下了遺言。
“我将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别人寫了。”
“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心不甘，不甘。”
最後陪在她身邊的，是仰慕蕭紅的文學青年駱賓基。
張愛玲小說處女作《沉香屑·第一爐香》的故事，“張迷”們都很熟悉。
說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末，上海女孩葛薇龍因為家道敗落，投靠了在香港過着放縱生活的寡婦姑媽。她被紙醉金迷的生活所誘惑，成了交際花，迷上了花花公子喬琪喬。從此，她不是忙着替姑媽拉攏男人，就是替丈夫喬琪喬搞錢，她說自己是自願做了妓女……
張愛玲一開筆，把一個世俗故事講得既華麗又蒼涼。有人說她的底色是凄涼，有人說是悲涼，我看到的最好形容還是蒼涼，蒼涼是種既開闊又虛無的狀态。
我覺得張愛玲是最天才的小說家，卻不是最偉大的，她對現世、對人看得太透，最後落回到了虛無境地。
前幾天，大家看到《第一爐香》的預告片，大多不滿主角人選。
理由是，小說裡對女主角葛薇龍的設定是面容“平淡而美麗”“眼睛長而媚”，是單薄的舊上海美人，不像馬思純的氣質那樣現代和健康。男主角喬琪喬是一個混血兒，“連嘴唇都是蒼白的，和石膏一樣”，也不像彭于晏這種陽光形象。
這些争議和設想無傷大雅，或者說正是預告片的理想效果。張愛玲的魅力也真是大，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為她争來争去。
改編張愛玲本來就非常難。
許鞍華拍了45年電影，對我們的這些反應，自然早有預期。角色應該由導演來決定，因為電影的最終水準也由他負責，導演比觀衆有更多的思考次元，有更複雜的問題要解決。
我愛你，關你什麼事？
說起來，如果決定角色的是許鞍華，授權給許鞍華的又是誰呢？
這部電影的改編權，是從一位住在香港的退休統計學家手裡買來的。這是怎麼回事兒呢？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在美國洛杉矶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孤獨地去世，她的遺産、所有著作的權益，都留給好友宋淇夫婦處理。
宋淇比張愛玲大一歲，是香港著名的文藝評論家，香港電影界的先驅，他和妻子邝文美不僅和張愛玲是好友，也和錢锺書、傅雷等文化名人交情很深。
五十年代以後，張愛玲的生活一度困窘，是宋淇為她介紹了寫電影劇本的工作，還替她理财，幫她渡過難關。後來也是他和香港電影圈鬥智鬥勇，為張愛玲争取到了豐厚的改編費。他還是張愛玲的文學知音，是以張愛玲把所有後事都托付給了他們夫婦。
我們覺得張愛玲是少年成名，好像不該有生活壓力問題。實際上，她雖然“出名要趁早”了，但影響力主要在孤島上海，流落海外以後，别人對她的書是想出就出。
真的是應了《第一爐香》裡的那句話，“我愛你，關你什麼事”。我們在2005年之前買到的簡體版張愛玲作品，幾乎全部屬于侵權出版。
宋淇夫婦去世以後，張愛玲的文學遺産，交給他們的兒子宋以朗打理，也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那位統計學家。
宋以朗在海峽兩岸打了幾年的知識産權官司，逐漸收回了張愛玲作品的完整權益。至今，他手裡還有很多張愛玲的文字和信件沒有整理完。
改編張愛玲有多難？
你一定記得，上一次改編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惹争議，是13年前李安導演的《色，戒》，那場風波比今天大。
李安的電影改編權，就是從宋以朗手上買的。宋以朗當時奇怪，這麼簡略的短篇怎麼拍電影呢？
《色，戒》講的是抗戰期間，一群熱血大學生決定自己鏟除漢奸，但執行色誘的女主人公，在最後關頭愛上了漢奸，放他逃走了，也害死了自己和同學們。
結果，李安首先就遇上一個大是大非問題。
電影上映後，有不少人抗議，認為這是影射因為刺殺漢奸失敗而犧牲的鄭蘋如烈士。其實，這個争議在張愛玲發表小說時就有，當時也澄清過。你知道，張愛玲曾經和在汪僞政權做過官的胡蘭成結過婚，是以最難聽的話是“漢奸前妻污蔑民族英雄”。
宋以朗曾經根據父親和張愛玲的通信，證明過《色，戒》和鄭蘋如沒關系。這個故事原型就是宋淇講給張愛玲聽的。
那是他在燕京大學讀書時的一群同學，都是富家子弟，熱血愛國，沒和任何組織聯系過，就自發買了手槍去處決漢奸。也正是因為他們沒有組織，是以無論是國民黨的特務還是日僞政權的特務，一時都摸不着頭腦。後來，這些學生不幸被捕，其中有煤礦主的雙胞胎女兒，生得很美。
抗戰時代，本來就有很多這樣的傳奇人物，對張愛玲這樣的小說家來說，這個故事是非寫不可的。她反複修改了三十多年，平均下來相當于一年寫成一頁。中間，宋淇還特地囑咐他，女主角王佳芝是單純的熱血青年，絕對不是鄭蘋如那樣的職業特工，特工是幹不出那種荒唐事的。
張愛玲寫回應文章時也說過，“特務工作必須經過專門的訓練，可以說是專業中的專業，受訓時發現有一點小弱點，就可以被淘汰掉”，王佳芝和同學們是“外行玩票”，是以犯了人性的弱點。
張愛玲關注的是表現主角王佳芝的情感變化。比如，她為什麼放走了漢奸？
她在行動中為了喬裝成已婚婦女，不得不失身于一個同學，卻從此被同伴們看不起，這讓她心理抑郁，是以才在首飾店裡動心，覺得對方給自己的就是愛情，鑄成了大錯。細膩而無情地去展示這些女性心理，是張愛玲從《第一爐香》就開始做的。
李安為電影做的考證很細。寫小說的時候，宋淇和張愛玲一起畫過故事裡的地圖，就是當時上海靜安寺路，他倆都把地圖的左右給畫反了，是李安在電影裡做的還原。
還要讨論的是電影版《色，戒》的另一大争議，那些暴露的激情鏡頭有沒有必要？
據說，那幾場戲李安也拍得也很痛苦。他是個老實人，覺得隻有這樣，才能展示男女主角的扭曲心理和關系。
是以，專業的評論是讨論這個解決方案的藝術效果如何？就像大家看《第一爐香》的預告片，肯定會留意彭于晏出類拔萃的腹肌上，但咱們也不能隻看腹肌是吧？
徐浩峰導演有個觀點，傑出的電影在于提供特殊的價值觀，或者對正常價值觀進行反諷——我們看張愛玲就是這樣，她主要就是在反諷，她對自己迷戀的世俗享樂，也是采取揭穿的态度，她主要在說“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但不太說“應該是什麼”，這對改編電影導演來說很難辦。
比如，李安很可能把那些場景處理得過于直白，張愛玲小說中寫性是含而不露的，我們讀小說時，真正感到刺激、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人物心理。
再比如，漢奸易先生指使手下處決了放走自己的王佳芝是自我陶醉的，他認為這才證明自己是心狠手辣的大丈夫，說明王佳芝沒愛錯自己，而李安在電影裡讓易先生最後面帶愁容地去忏悔，這就屬于簡化了。
文學天才的生活幸福嗎？
我覺得，這也許還因為李安在處理人物時，心要比張愛玲軟。張愛玲下筆陰冷尖刻是有名的。我們的心比張愛玲軟，是因為她的命比我們苦。
今天看，一個23歲的女孩子能寫出《沉香屑·第一爐香》，無論是從文學天才，還是處理的冷和硬，都是不可思議的。
她少女時代的家庭生活很壓抑，她被父親長期囚禁過，後來的大半生都像是在逃亡和回避，她的天才被刺激到了病态的方向。
在藝術裡，病态美往往表現為過度成熟。張愛玲小小年紀，就把文字寫成了驚人的複雜、鋪張和華麗，她當年拿出這部小說來，一下子就把中國語言的可能性，推到了一個新領域。
很多人都說，《第一爐香》要比《色，戒》更難拍。
除了沖突不激烈，我能想到的原因有，女主角葛薇龍不是受人脅迫，她的選擇基本上是自願的，但是她像上了命運的賭桌，表面上每把都赢了一點，最後卻輸了個精光。這個微妙的情感變化和背後的命運感，說着容易，用影像來講很難。
另外，劇中人的那種堕落生活，有一個時代的大背景。那是在1941年香港淪陷前，屬于“末日的狂歡”，這種大禍臨頭的壓迫感，讓人覺得一切都不真實，都無所謂，這在今天也不太好呈現。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的最大看點是，它的編劇是著名女作家王安憶。
王安憶是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長期生活在上海，由她出手改編張愛玲的小說，太讓我期待了。對王安憶那一代作家來說，張愛玲還有個特殊意義。
1984年前後，張愛玲的小說重新被介紹回中國大陸，那時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她是誰了。她就像天外飛仙，一下子就鎮住了大陸的寫作者。
今天，還有很多人喜歡模仿張愛玲的筆調和口吻，要學的三分像不難，但内在質感，比如她的那種透徹和蒼涼就不行了。除了天賦的差距，也因為那是骨子裡就充滿不幸的人，才能寫出來的。
B站的内容和使用者分布很複雜，表面上是以上傳視訊的使用者（稱為UP主）為基本機關，按有版權的影視資源、自制視訊和題材類型來分區；其實，下面有無數的圈子和小群落，有很多愛好都極其小衆。我發現，年輕人在分類和制造新名詞上的精力非常旺盛，這可以幫助他們定義自己。
蔡钰老師告訴我一個她的觀察：B站官方很鼓勵版權的流動，不知道你聽出來沒有，這話挺委婉的。據我所知，早期的B站是以擁有漫畫番劇、紀錄片等各種冷門資源而聞名的。然後，各個領域的UP主，會對已有資源來做二度加工，進行剪接、剪輯，水準雖然參差不齊，但是也真有不少奇思妙想。使用者們會一邊看視訊，一邊發出各種各樣的彈幕，進行吐槽或交流。無論你喜不喜歡，這就是年輕人自己的玩法和相處方式。
據說，彈幕隻有在漢語、日語環境裡才能流行起來，已經有很多案例證明，它在英、法、德、西語視訊網站都推不開。比較靠譜的分析是：這是因為閱讀了解不同語言的彈幕需要不同的速度。發彈幕時，了解漢語這種表意文字，要比了解英語等表音文字快得多。因為彈幕是滾動的，漢字裡幾個字能表達的意思要比同等長度的一段英語多。而且，我們讀漢字時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而是成區域地掃視，我們有這種體驗，在一句話裡，就算幾個字的位置出現颠倒，也不影響整體了解，但是這在英文裡就做不到了。
B站的彈幕曆史和氛圍，在各大視訊網站裡是最成熟的。在B站，使用者想獲得發彈幕的資格，還要通過考試，起碼要答對60道題，為了寫這一期，我還特地考了一次，有點兒像考駕照科目一。
在B站的熱門視訊裡，五顔六色的彈幕會鋪滿整個畫面。這種場景，你可能初看不習慣，但如今的年輕人，差不多都是不開彈幕不刷劇的。
我觀察年輕人的彈幕活動，得找個熟悉的媒介，那就是老電視劇。巧了，你可能想象不到，B站最熱播的電視劇是什麼？不是青春偶像劇，而是老版的四大名著改編電視劇，就是從86版《西遊記》到98版《水浒傳》這四部。可能，我們和年輕人的距離沒有想象得那麼遠，中間隻是隔着一層語言方式。
咱們就先來看看，如今的年輕人，是怎麼開着彈幕看老版《三國演義》電視劇的。這部戲在四部劇裡的播放量最高，已經達到了7000萬次。
不少使用者看它的原因，就是為了看那些網絡梗的出處。
“梗”是彈幕語言裡最重要的成分，可以說是搞笑的典故和術語。“梗”的來曆不難查，因為台灣的演藝界把傳統相聲裡“捧哏逗哏”的那個“哏”字給讀錯了，再傳到大陸，也就将錯就錯。這個沒必要一一糾正。
隻有知道年輕人說的那些梗的來曆和内涵，才會和他們有共鳴。于是，你對年輕人語言裡那些梗的熟悉程度，決定了你是不是他們眼裡的自己人；你應用和發揮梗的水準，決定了你在他們眼裡的表達能力。這也沒什麼奇怪的，古人寫詩文用典，也是這個習氣。
老版《三國演義》就貢獻了大量的梗。咱們打開第一集《桃園三結義》，就有個著名的梗叫“俺也一樣”。因為劉歇業結拜盟誓時，關羽說一句，張飛跟一句“俺也一樣”，重複了三次。它還被做成了表情包，一般用于傻乎乎的附和，估計你在微信裡就見到過。常見的梗和表情包，還有諸葛亮罵王朗時的“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顔無恥的人”，用于各類諷刺場合。在年輕人的語言裡，它們的這些原始出處叫“名場面”或者“萬惡之源”。
在B站發彈幕，除了評價劇情和玩梗，也會用自己的生活經驗來解讀情節，這屬于“吐槽彈幕”，并不一定都是表達負面情緒，有時候就是開玩笑。咱們還說第一集，當劉備向剛剛結識的歇業自述平生大志時，就有彈幕說“電信詐騙早期教學視訊”“張飛帶資進組”“資本入股，技術入股，天使輪投資”。再比如，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在劉備面前攤開地圖分析天下大勢，彈幕裡也有各種各樣俏皮話：“入職PPT做得不錯”“這就是BOSS直聘啊；小心，你司是996的”等等。演到關羽挂印封金辭别曹操，彈幕刷出來一條“你的關羽體驗卡已到期。”
其他幾部劇也一樣，在老版《西遊記》裡，每當有妖怪說吃了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立刻就有彈幕刷出：“不信謠，不傳謠。”
也不能說年輕人看老劇，就是七嘴八舌地看熱鬧。還有很多評論是具有很好的人文曆史修養和檢索能力的，在“舌戰群儒”的橋段，會有彈幕解釋每個江東謀士的生平經曆；看87版《紅樓夢》時，會有彈幕提示你：元妃省親時，每盞宮燈都不一樣；薛蟠請寶玉吃飯，桌上擺的幾件東西是鮮藕、大瓜、靈柏香薰的暹豬和鲟魚，忠實于原著中的描述……我還順便解決了一個困惑，《西遊記》裡紅孩兒變的假觀音和真觀音的差別在哪兒？彈幕說，真的觀音和佛祖說話時，是帶混響效果的。
在感覺上，我們好像是和一大群吵吵嚷嚷，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一起看劇。實際上，這些彈幕是他們在前後多少年裡，獨自看劇的自言自語彙聚到了一起，就算以互相評論的形式出現，也隔着時間和空間，不一定能彼此看到。
不過，我不會過度诠釋，把它形容為填補空虛和孤獨的形式。相反，很多年輕人都說，彈幕是一種非常好的陪伴。他們發現，雖然大家地處天南海北，原來有那麼多相同的經驗和感受，有同樣的感動和童年陰影，可以隔空分享共同的快樂，在一個地方落淚。至少，看恐怖片的時候，開着彈幕最能緩解緊張心情，還會有好心人會發出彈幕遮蓋住血腥惡心的鏡頭。他們覺得，自己是通過彈幕在擁抱整個世界。
我看到的一段話挺感人。有個使用者說：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孤僻的人，喜歡的都是奇奇怪怪的東西，但他在B站刷彈幕時發現，有很多人和自己完全一樣，那些小衆的愛好在這裡也是受尊重的。彈幕可以把焦躁、狂妄之類的銳利情緒鈍化下來。
年輕人使用彈幕，同時呈現了兩種狀态：我姑且稱之為“确認自我的群體”。一方面，每個人在以自己為中心選擇内容，做出獨立的解讀和回報，這能強化自我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他們也形成了群體生活，能通過自制内容和彈幕共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東西來，其中包括：由各種“梗”所構成的語言，由愛好構成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有了很多全新的産業和獲利形式。我覺得這是一種積極的、有内容的互動方式。
那就有個問題：如果你也想融入年輕人，該怎麼辦？
年齡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心态：進入人家的地盤，就要守人家的規矩。我的建議是：不要試圖掩飾自己，千萬别想着去教訓誰。我找不到原話了，是小說《圍城》裡的，大意是：年輕人看年長者的優點不一定準，常常崇拜錯了人；但他們看毛病可是一針見血的。
就像再看這部老版《三國演義》時，他們所“粉”的人物你不一定都能猜到。粉諸葛亮、曹操或者劉備，咱們都好了解。但是還有粉司馬昭的，因為演員的扮相好，這叫“顔值即正義”。在後幾集裡，司馬昭一出場，彈幕裡就有一片叫好聲。
當他們用玩梗的方式拿某個人搞笑時，往往沒有針對性，反而是溝通的機會。B站的UP主們有一種“拳頭産品”叫鬼畜視訊，是把視訊資源抓取下來，通過高度同步、快速重複，制造出一種抽搐的洗腦節奏。讓本人看，容易感覺受冒犯，他們用的那些資源通常是當事人最不想傳播的，比如最新的熱門鬼畜對象是馬保國被KO的視訊。很多鬼畜的内容确實不正當，但當事人越抵觸，情況就會越糟。
咱就不說中老年了，中老年人容易氣性大，咱們說說年輕明星的案例。
B站有個有名的梗叫“蔡徐坤打籃球”，發生在幾年前，因為蔡徐坤在節目裡玩籃球的姿勢不倫不類，就被做成了大量的鬼畜視訊。蔡徐坤團隊的反應是向平台發律師函，要求下架惡意剪輯，結果是欲蓋彌彰，引發了大面積網絡圍攻，搞得損失慘重。大大方方地“自黑”，年輕人的反應是這個人技術不怎樣，但是起碼心态還可以。
看起來，年輕人的世界畢竟是單純，比較容易原諒和反思，還沒有像“曆史問題”“站隊問題”之類的思考方式。
這種自嘲精神叫“接梗”，對年輕人來說：用你來玩梗，大多是覺得你有意思，并不是真的多厭惡你。如果你能平和地接招，他們會覺得你這人還不錯。
今天我給你準備了三個故事，來自美國的三個不同時代。這第一個是最近的事兒，有一部紀錄片叫《最大的小小農場》，說的是一對美國中産夫婦到加州買下了一個農場，他們決心不用化肥、轉基因這些現代技術，就靠着重建自然環境來營運農場。頭半年，他們一根莊稼也沒種出來，把時間和預算用在了收集處理蚯蚓和雞鴨糞便的系統和恢複土地肥力上。在這段等待裡，他們學會了一句當地諺語：“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對的事，但是有時間去把做過的事情重新做一遍。”
幾年以後，農場的水果受到了市場歡迎，但是問題也來了：地裡開始長雜草，不用除草劑的話該怎麼辦？他們就靠養羊來吃草，羊糞還能當肥料。農場的水果好吃這一點，蟲子們也發現了，那不能用殺蟲劑又該怎麼辦？辦法是養鴨子，讓它們進果園去吃蟲子和蝸牛。很快，地鼠又成災了，旱災又造成了池塘幹涸，他們在這個時候得到了一個經驗，不要急着用技術去幹預，自然界的問題，自有自然界的手段來平衡，地鼠多了，吃地鼠的郊狼和貓頭鷹就來了；而雨遲早還會再下，人需要做的是後退半步，先進行觀察和等待。等農場運轉到第七年，也就是2018年，人就退出了主動耕作，因為土地被重新喚醒了，微生物系統開始自動運轉。
這是不是就是人和自然建立的“我和你”的關系？人從這種關系裡不隻找到了生産方式，也找到了一種文化方式，農場的人們有自己的組織形式，我相信他們在這個環境裡，不會去搞半軍事化管理或者是目标考核。
我們接下來就從關系的角度來看一看社會文化的形成。
布伯在他的《我和你》裡說，人類曆史就是“我和它”關系的延伸，不同文化通過彼此滲透、影響，變得越來越寬廣，也越來越雜蕪。我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别的辦法？像“我和你”這樣的關系，在人和人之間已經很難實作了，在社會生活裡有可能顯現嗎？
但是我們也不否認，完全用“我和它”的關系建立的社會一直都有問題。布伯說，人們覺得用徹底功能化的機構來管理生活過于機械、冷酷和勉強了——這還是100年前說的話，今天得加上一個“更”字——是以，人們呼喚用互相依賴的情感共同體來制衡公共機構。這類例子我們今年沒少讨論，像英國群眾自發的公益項目，日本的年輕人建立的免費社群，沖繩人持續不斷的抗議。但是我一直疑惑，這類嘗試會持久嗎？誕生于理想主義的死于庸俗和腐敗，這種事我們見過的太多了。
布伯又提醒我們說，人們發現了冰冷的企業和機構不能帶來合理的公共生活以後，還要知道：靠強烈持久的情感也不能建立理想的關系。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咱們來說第二個故事：這是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曆險記》裡的一段。話說小流浪漢哈克遇到了一位富有的老紳士，這一家子在當地很有地位，他們對哈克熱情慷慨，父子間也彼此關愛。但這家人過着枕戈待旦的日子，永遠都是槍不離手，因為他們和另一個家族有幾代的世仇，遇到了就要見一個你死我活。最後，哈克親眼看到兩個家族的男人展開大戰，這家的小男孩也被打死在了河裡。
這種血腥的家族世仇，過去在中國農村叫“打冤家”，在美國的南方被稱為“榮譽文化”。美國作家格拉德威爾寫過一本成功學的書叫《異類》，也探讨過不少文化現象。書裡介紹：榮譽文化盛行于偏僻的遊牧地區，假如牧民的牲口被人偷了，他的生活就會被徹底毀掉，是以他們養成了好鬥的榮譽觀，有一位人類學家說：“年輕牧羊人的尊嚴，産生于在公共場合發生的第一次争吵的關鍵時刻。”即便是遇到了輕微的挑釁，他也要用最堅決、最激烈的暴力手段報複回去，否則從此就會任人欺負，是沒法生存的。在這種美國南方的邊遠地區，連法律都支援為了名譽而犯罪。
榮譽文化的形成機制不奇怪，奇怪的是它的生命力太頑強了，至今，這些地方還是美國謀殺率最高的地區，犯罪原因也以所謂的榮譽問題為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兩個心理學家設計了一個實驗，發現美國南方的大學生，即便是從小生活在大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也深受榮譽文化的影響，對于羞辱的反應特别強。
我們看，這種文化并不缺少情感因素，它以榮譽為紐帶，讓家庭内部非常團結，他們對自己人講忠誠，講友愛，比典型的美國北方家庭更親密，但是你能說這種文化很好嗎？馬克·吐溫在小說裡形容過它的荒唐和自毀傾向。哈克問這家的小男孩：“你們兩家的仇是怎麼結的，到底是誰先動的手？”男孩回答說：“可能老輩的人知道，反正我們就是要殺來殺去，直到全雷射了才算。”在那本《異類》裡也有挺吓人的描寫，一個男孩在世仇的槍戰裡受了緻命傷，他的母親不許他慘叫，厲聲說：“死就死得像個男人，學你哥哥！”我們看，這種文化又反過來扭曲、壓抑了最基本的情感。
我想，是以靠單純的情感調解文化，也是常常出問題的。我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不一定是制度和情感哪一種成分更多，而是關系的結構。
布伯就給出了一個模型：形成持續的共同體，最重要的是兩個條件。首先，人們必須和一個中心建立面對面的聯系；其次，人們互相之間也保持着面對面的關系，而有共同中心是彼此面對面的基礎。
聽了昨天的那一期你就知道，他說的這個“面對面的聯系”，就是那種彼此徹底走進，完全接納的“我和你”的關系，其中有很強的宗教意味，我們在世俗裡講這件事，也要後退一步，主要來看一看他說的這個結構。過去談文化差異的時候，人們喜歡談生産方式，比如是農耕還是遊牧，是靠山還是靠海，信奉的是哪一種宗教，政治上是大一統還是分而治之，可是當我們換一個角度，從關系結構上去觀察的時候，也許會有新發現。
我們來看，在剛才那個打冤家的故事裡，為什麼兩家非要走到這一步？因為他們雖然共處同樣的文化，彼此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都一樣，但是他們各自的小群體是彼此隔絕，沒有共同中心的，隻要出現了争執，就會因為榮譽文化的催化而變得無法挽回。
小說裡有一段寫得很諷刺：兩個家族住得不遠，星期天在同一個教堂裡做禮拜。在禮拜堂裡，兩家的男人把槍掏出來放在膝蓋上，一邊準備着随時對峙，一邊聽神父在台上講兄弟之愛。大家互相瞪着，點着頭說講得好極了。
同一個國家，近似的條件，不同的關系結構，也能發展出完全不一樣的地區文化來。我們再來講的第三個故事，就是我從《異類》裡讀到的。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一個醫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現了一個神奇的小鎮叫“羅賽托”。小鎮居民都是幾十年前從意大利一個叫羅塞托的小城來的移民，這裡有什麼神奇的呢？就是從來沒有一個羅塞托人會在65歲之前患上心髒病，要知道，那是當時美國中老年男性的頭号殺手。這位醫生當然是首先覺得羅塞托人有什麼特殊的飲食習慣，結果他發現當地人吃得更油膩，還愛抽煙，也不怎麼愛運動，有不少的大胖子。那麼，他們是不是有特殊的基因？他在當地采集了血液樣本，做了很多的檢驗，也沒有查出什麼來。但是他發現：羅塞托不隻沒有心髒病，也沒有自殺、酗酒和吸毒，犯罪率也很低。
原因就是羅塞托的社會組織方式。一切都開始在五十年前，有一個精力充沛的神父接管了小鎮教堂，他組織當地的節日活動，讓居民們分工清掃街道，為他們購買種子和樹苗，和他們一起養豬、種葡萄樹。慢慢地，小鎮就以教堂為中心，建起了學校、公園、女修道院和墓地。這裡的人也就有了共同的生活中心，個人遇到什麼問題，就會去找神父忏悔，尋找安撫和幫助。
這個小鎮不到兩千人，卻有着22個獨立的社會團體，但是大家的宗教生活是同步的。羅塞托還有很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長輩在家裡擁有絕對的權威。各個大家族之間彼此通婚，這就又形成了一種地方觀念：有錢人是不能浮誇炫耀的，而是要幫助失敗者走出困境，因為大家都沾親帶故嘛。就這樣，羅塞托的生活很淳樸，人和人的關系也很簡單，成年人沒有那麼大的心理壓力，也就不會酗酒、患上心髒病。這個醫生發現了一個當時還很新的結論：檢查一個人的疾病，要首先觀察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和地方文化背景。
我們看小鎮羅塞托的人群關系結構有什麼特點？那裡沒有因為經濟處境而出現社會分層，大家共有一個等距離的生活中心，這類中心倒不一定必須是教堂，隻要能讓人放下社會差異就好，也可以是社群中心，宗族祠堂，文藝社團或者某種體育愛好，誰知道呢，隻要它能用大家承認的規則來解決問題。有了這個中心，人們就會感受到彼此有一個平等的基礎，更容易互相走進。
王慧文跟美團創始人王興從大學開始就是同學和室友，兩人也是一路以來的創業夥伴。美團創業十年，能夠從當年的團購網站，做到今年成為中國最大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王慧文功不可沒。
王慧文是一個親自經曆了中國PC網際網路向移動網際網路過渡的關鍵10年的連續創業者。他在退休的當口開課，這門課的意義可想而知。他的這門《網際網路産品管理》課，最重要的讨論，就是把美團這家公司，當作産品、當作案例來剖析，同時輸出他自己的商業方法論。
我有幸讀到了選課同學做的幾份課堂筆記，覺得有很多有價值的資訊點。其中，王慧文用美團和競争對手餓了麼在外賣業務上的競争故事，來解釋了他自己對後發優勢的了解。
我覺得這一段，特别值得聽一聽。因為美團在網際網路圈裡，确實一直是一個「後發先至」的選手。它除了做團購是中國第一家，做其他的外賣、酒店旅遊等等業務，都不是先行者。但到了今天，美團在這些後發市場的占有率卻都數一數二。
是以王慧文會怎麼談後發優勢呢？我們來看一看。
王慧文說，先發優勢很好了解，一件事你先做了，你就能獲得創新者的标簽，領先人才也會投奔你，你還能提前積攢戰略資源，先知道哪兒有坑。但後發者也是有重要優勢的。
後發者的優勢有：
第一個是，先發者已經替你教育過資本和市場了，你不需要去做痛苦的說服工作。
第二個是，有前人趟路，後發者就能确定，這事一定是走得通的，留給自己的難題隻不過是實作方式的問題。
第三個是，後發者通常比創新者更能了解和回應大衆的需求。創新者通常是不關心大衆的，這樣他才能創造出領先于時代的産品。但後發者的商業思維，通常能把1做到N。
美團在跟餓了麼打外賣戰争的時候，典型占的就是後發優勢。
餓了麼是中國第一家在網際網路外賣業務上取得突破的創業公司。怎麼做到的呢？他們的辦法是，到高校門口去數外賣進出的數量，如果外賣很多，說明這個學校有外賣的使用者基礎。但在那個時期，這些外賣都是學生自己聯系餐館，餐館自己送餐的。是以，餓了麼就幫餐館和學生做了一個中間網站，讓學生直接在網上下單，這樣就幫餐館省去了統計訂單的麻煩。這個切入點，等于是幫餐館做第三方管理服務。
餓了麼的這個服務當時特别受商家歡迎，以至于有的商家主動把接外賣電話的鈴聲設成「點外賣請用餓了麼」，還有的商家直接把自己的賬本給餓了麼，請餓了麼給這個賬本上的消費者挨個發短信，請他們使用餓了麼。
這個創意還有一個妙處，就是能夠給餓了麼節約很高的成本。因為商家願意主動用你，還願意主動把現成使用者資料導給你，你不但不用地推、拉新、給補貼，也不用自己去建配送團隊。因為使用者都集中在同一個校園裡，商家自己就送了。
這個創意，讓餓了麼這個創新者收獲到了紅利。它在2014年初擴張到12個城市的時候，每日訂單量能到10萬單，不但沒怎麼虧錢，而且有200%左右的增長。
但是，這也讓餓了麼形成了路徑依賴。是以在選擇擴張城市的時候，如果他們發現這裡的學校沒有現成的外賣需求，他們就不進這個城市了。也就是說，餓了麼隻收集到了最早期的現成使用者和商家，但無視了潛在的外賣市場。
這就變成了美團的機會。王慧文當時在美團負責創新産品事業部，2013年下半年的時候，他決定，美團要進外賣這個市場。你看這是不是他說的後發優勢第二條，外賣這條路已經被餓了麼驗證過了，是确定能做的，那美團隻需要考慮自己的實作路徑就行了。
美團怎麼做呢？先是算大賬。美團是用全國大學生數量來推算整個中國外賣市場的規模。餓了麼的起家大學營在上海交大，外賣訂單最活躍，美團就跑去調研了上海交大的線上大學生數量和外賣訂單數量，算出餓了麼上面的人均月訂單量，再進一步去推算，光是在校大學生的外賣市場，就應該每天有200萬單的規模。
全中國哪座城市大學生數量最多呢？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武漢。武漢有84所大學，而這恰恰是餓了麼忽略了的市場，因為餓了麼去數校園門口外賣進出的數字的時候，發現武漢的大學生不愛點外賣。是以從餓了麼的算法出發，餓了麼不喜歡武漢。但從美團的算法出發，美團喜歡武漢。
美團外賣就決定，一口氣拓展20個城市，來試水外賣業務的真正市場規模。
怎麼選這20個城市呢？他們按GDP給中國的城市排序，前18個城市選的是GDP高的一二線城市，還有2個城市留給了GDP排名在100左右的山東威海和濟甯。鋪開一試發現，不但一二線城市資料好，後面這兩個探底的城市資料也很好。
這就讓美團确認了外賣市場的巨大潛力。這不是一個隻屬于幾個大城市的生意，而是在大多數城市都有效的大生意。
這期間美團還做了兩個重要的決定：
第一個是，學習餓了麼，先做學生使用者而不是白領使用者。
因為白領們上班的時間剛性，對送餐時間要求更高；而校園市場裡學生們的時間彈性更大。而且校園裡使用者密集，商家配送一次可以到達很多使用者，加上學生們本身就可以受雇成為兼職的外賣員，攤下來校園外賣的每單配送成本隻要1塊錢。而白領市場呢？每單配送成本7塊錢。這會兒的人力和财力都應該專注在擴張市場，而不是優化配送體驗。是以，先做學生使用者。
這是王慧文現在回頭對當時那個選擇的解釋。但其實他沒說的一件事，其實也是美團占到的後發優勢。這是極客公園的創始人張鵬有一次說的，當時美團外賣還發現，學生市場已經被餓了麼教育過了，但白領市場還沒有形成點外賣的習慣。反正校園市場也還沒有被餓了麼壟斷，那就幹脆搭上餓了麼的便車先把校園市場吃下來。
是以，美團到2015年自建了配送團隊之後，才開始拓展白領使用者群。
第二個是，要更快地擴張到餓了麼還沒進入的城市去。
因為擴張經驗證明，一個城市，如果餓了麼搶先進去，美團再進獲客成本會是餓了麼的三倍左右，反之也一樣。也就是說，先進場的玩家會有更好的地勢，成本更低，擴張的效率更高，赢的機率也更高。
到了2014年10月，美團外賣，就已經開到200個城市了。餓了麼從2008年創業到2013年隻開了12個城市，美團在決定做外賣之後的一年，就布局了200個城市，做到了後發先至。
這就是敢算大賬、花大錢帶來的魄力。到了2020年8月，美團外賣的單日平台訂單量突破了4000萬。而老對手餓了麼，雖然也很厲害，但是作為創新者，它沒有可以學習、參照和警戒的對象，是以反應就要遲緩很多。中間兩家也經曆了搶市場、各自融資、燒錢補貼使用者的過程我們就不再詳述了，你肯定經曆過那個過程，享受過補貼紅利。最後到了2018年，餓了麼以95億美元估值賣給了阿裡巴巴，創始團隊退出了中國的外賣戰争。
這就是我在幾份王慧文的課堂筆記上看到的一段往事。
有一本寫美團的傳記名字叫《九敗一勝》，這個名字很厲害，幫王興封了神。但王慧文很有意思，他在這個課上說，不推薦清華的學生們讀《九敗一勝》。他說兩個原因，一個是，大部分公司傳記的使命是宣傳而不是傳遞知識；第二個是，很多公司傳記是外部人士寫的，作者并不能真正了解公司演化的厲害關節。是以這就更讓我好奇，一個不推薦别人讀自家公司傳記的聯合創始人，到底是怎麼了解自己做出來的這家中國最大的本地生活服務公司的。
哔哩哔哩是一家2009年成立的視訊彈幕網站，它成立以來很多年，主攻内容方向都是二次元ACG。ACG這三個字母是動畫（Anime）、漫畫（Comics）和遊戲（Games）這幾個單詞的首字母，前些年這個市場裡日本作品占主流，這幾類文化作品又都是平面二維的，是以愛好者們按照日語的習慣，統稱它們為二次元。
而今天再說起哔哩哔哩，隻提二次元就沒法概括它了。它長到了今天，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創作平台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線上自學平台之一，還是中國最大的遊戲視訊平台之一，還是中國增長最快的Vlog社群。甚至有人說，B站的注冊使用者考試，是中國規模最大的考試。
2020年這一年下來，就算你原本不是B站的使用者，你也難免關注過它的一兩個關鍵事件：
比如說，《2019最後的夜跨年晚會》，在2019年12月31日當晚在B站上就創下了高達8000萬的線上直播觀看量，這場跨年晚會被當時的市場稱為是「最懂年輕人的晚會」，觀衆們還說它足以「吊打各大電視衛視的跨年晚會」。
再比如說，短視訊《後浪》，邀請演員何冰來代表中年人向年輕人緻敬的五四青年節廣告片。你的中年朋友肯定轉發過它。
再比如今年疫情裡，很多畢業生沒有了畢業典禮也不能安排畢業旅行，B站就給他們做了《夏日畢業歌會》。
還有一些出圈的内容，比如讓業界驚豔的自制綜藝節目《說唱新世代》，再比如說，B站自制的真人青春劇《風犬少年的天空》，在豆瓣拿到了8.1的高分等等。
當你刷到這些視訊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有過驚歎，這哪來的？品味相當好啊。今年有這樣感歎的人很多。是以陳睿在演講裡說，B站的月活躍使用者在當時已經達到了1.72億，已經是3年前的3倍，5年前的10倍了。這個數字後來還在漲，到了今年第三季度末，B站的月活已經将近2個億。
對應這樣一個使用者規模，B站内已經有7000多個文化圈層，200萬個文化标簽，不再是以前簡單的二次元小破站了，而是可以叫它鈕钴祿·B站了。以前，B站的進站slogan叫「哔哩哔哩，幹杯」，像一個熟人之間的暗号。而今年，它的slogan改成了「你感興趣的視訊都在B站」，更像是敞開大門，歡迎所有人。
前面說的所有内容和營運重點，其實都是兩個字：破圈。也就是把影響力從小衆使用者突破到大衆使用者那兒去。破圈其實是B站過去兩年的重點戰略，2017年上市之後，陳睿就公開表過決心，要把公司的市值做到100億美元以上，為了實作這個目标，對應的直接政策就是做使用者增長和拓展收入模式。今天我們回頭再看這個目标已經實作了，B站今天市值200多億美元，已經超過了愛奇藝。
按說，一個小衆網站走向大衆，使用者在變多，股價在漲高，這不是好事嗎？也不一定，看你站在哪個角度看問題。
B站的老使用者就不太高興。從2012年到現在，每年都有老使用者抱怨說，新使用者沖淡了B站特有的社群文化。内容要變了，氛圍要變了，B站沒有那味兒了。今年使用者增加得多，這種抱怨尤其強烈。
這就是陳睿這篇溫柔演講的劇情背景。是以在11周年慶這個特殊場合，他要把演講重心放在跟老使用者解釋B站有什麼變了、有什麼不變、為什麼要變。
講完了背景，我想邀請你跟我一起來簡單來了解一下他這篇演講的内容重點。了解了陳睿的講述重點，你就能了解，我所說的「溫柔」展現在哪裡。而且，我們也能發現，從官方角度看，哪些事情對B站是重要的。
陳睿講了三個重點：B站有什麼變了、有什麼沒變，和B站的長期使命是什麼。
三個變化
他先是列舉了在2020年，從B站管理者角度看（你看我一直在強調角度），稱得上重要的三個變化：
首先，使用者變多了。
現在B站将近2個億的月活使用者，比俄羅斯和日本人口都多了。這個使用者量級意味着B站已經不是以前的亞文化小網站了。
第二個變化是，視訊創作者，也就是B站的UP主數量變多了。
2020年第一季度，每個月活躍在B站上的UP主達到了180萬人。他們每天會創作将近20萬個視訊，陳睿認為，中國最會創作視訊的人基本上都在B站做UP主了。
創作者變多，視訊品類也就變多了。這其實就是第三個變化。
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有個教授叫羅翔，他在B站變成了法律UP主「羅翔說刑法」，現在在B站有1000多萬人跟着聽他聊刑法知識。還有一個風格非常野性的UP主叫「硬核的半佛仙人」，也把财經視訊拱成了B站的主流品類。還有一個UP主叫周六野Zoey，在上半年疫情期間，她成了B站上最受歡迎的女性UP主。為什麼呢？因為她帶着大家在家裡健身。
B站這些年的内容品類已經在逐漸從二次元的動畫、漫畫向外擴。而到了第11年裡，科技、知識、财經、職場這種以前使用者興趣不大的内容也在B站崛起了。
三個不變
這是陳睿關注的三個變化。那他關注的三個「不變」是哪三個呢？
第一個，使用者屬性沒變。
年輕人這個屬性沒變。過去三年，雖然B站的使用者一直在增長，但新增使用者的平均年齡還是20歲。沒有低齡化，也沒有高齡化。
主導B站氣質的老使用者也沒有大的流失。陳睿說了一個資料很有說服力，他說十年前在B站注冊的使用者，今天仍然有超過60%是活躍在B站社群裡的。
第二個，視訊的品質沒有變。
前面不是說了嗎，現在180多萬個UP主天天投稿将近20萬個視訊，那有什麼資料可以說明創作品質沒有下降呢？
陳睿給出了三個資料，我就不詳細念了，反正你也記不住。總之，資料說明，B站創作者的增長比使用者的增長要多。與此同時，使用者給這些新内容點贊的數字，是上一年的3倍。這就能說明，使用者對UP主的創作是越來越滿意的。這個思路我覺得很有意思，如果你是也在負責某個社群的營運，可以參考一下。
第三個不變是，核心内容的優勢沒有被稀釋。
前面說了，過去一兩年裡B站湧進了很多興趣廣泛的新使用者，也崛起了很多厲害的新内容品類。但與此同時，B站的番劇動畫類作品，不管是版權類的還是UP主二次創作的，觀看資料的增速都比使用者的增速要高。這就說明二次元大旗沒有倒，新來的使用者們也被二次元給吸引了，融入了社群，也變成了B站社群的自己人。
陳睿非常驕傲地說了一件事。上市以後，B站仍然花了很多成本去采購海外的動畫版權。你肯定知道，上市之後，資本市場對公司的盈利能力要求非常苛刻，而采買海外動畫版權是很難掙錢的。但B站還是在買，到今天，B站是全世界番劇動畫版權最多的平台之一，哪怕在二次元文化最盛的日本，也很難找到番劇内容像B站這麼全的平台。
是以，陳睿的結論是，B站是有變化，但是是在越變越好，而使用者們愛惜的那些底色沒有變。你看這像不像在哄家裡人：你說我變了，我隻是變得更好了，内心還是從前那個少年。你放心，我仍然記得你最喜歡的東西，一直在哄你開心。
緊接着，陳睿又拎出了那些還沒生完氣的使用者，繼續哄。你反正就是不喜歡變化，哪怕我是變得更好你也不喜歡是不是？
那你看啊，事情是這樣的。你喜歡的UP主需要更多的使用者，來激勵他繼續創作；怎麼能有更多使用者呢？要有更多的内容才能吸引更多使用者；怎麼能有更多内容呢？要有收入，才能采買更多的内容版權。
是以我們要做增長、要掙錢恰飯，是為了讓B站有能力保持你喜歡的樣子啊。陳睿說，如果B站不是向前發展，那麼它就一定會越來越衰落，直至滅亡，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那個你認為的不大不小剛剛好的那個階段。
這樣的解釋我真的從來沒有聽别家董事長跟别家的使用者說過，别家董事長跟使用者說話，都是客客氣氣道謝，客客氣氣道歉，客客氣氣求買單。相比之下，陳睿真的很語重心長、循循善誘。
好了，到這兒的結論是，B站必須往前走。那怎麼個走法，能夠盡量減少老使用者的不适感呢？陳睿說，B站的三個使命就是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第一個使命：建構一個屬于使用者的美好社群。
第二個使命：要為創作者搭建一個可以施展才華的舞台。第二優先級，給創作者提供舞台。
第三個使命：要讓中國原創的動畫、遊戲受到全世界的歡迎。第三優先級，本土動畫、遊戲作品的海外輸出。
具體怎麼實作這幾個使命，陳睿在演講裡還有詳細闡述，我就不展開了。我感覺這三個使命都是在回應老使用者在意的那些事：社群第一，使用者第一，要給創作者提供好土壤，要做大中國原創動漫和遊戲。
陳睿自己說，他自己就是一位B站的使用者，他和我們所有的使用者一樣，對B站充滿着感情。請大家相信團隊，會努力做出對B站長期發展最有利的決定。
你要是注意到了他的弦外之意，會發現這些話也很有意思的，陳睿作為哔哩哔哩的董事長，完全有資格說自己對B站的了解和感情高于普通使用者，但他沒有，他說的是自己感情和所有使用者一樣。這是對使用者感情非常重要的認可和尊重。而且，從商業意義上B站作為資産是股東的，B站管理層的投票權也超過60%，但陳睿仍然要去請求使用者的信任，這種尊重絕對不是把使用者隻當作流量的那種尊重。
内容入世，品牌出圈
首先是B站的變化。有什麼變了？陳睿說是使用者變多了、UP主變多了、視訊品類變多了。
這幾個變化從總體上我沒有什麼異議。但我更傾向于認為，從因果順序上，是站方這些年主動推動了内容的變化，刻意推動了主流内容的營銷，進而帶來了品牌出圈的結果，品牌觸達了更多人，才有機會把他們變成新使用者。我這兩天還聽說，B站已經立項要做選秀節目了，估計2021年就能看到。
同樣在2016年，B站還開始推出了「大會員」業務。這是一個增值服務。以前一個人想要注冊成為B站使用者是要考試的，站方給你發一套題，問的全是二次元梗，比方說「“我這把刀可是塗滿了毒藥的毒刃”這句台詞出自什麼作品？」「EVA裡绫波麗的房間号是多少？」這樣的考題，潛台詞是「生人勿擾」。而到了2019年，這套題的難度被調低了，現在問的都是什麼呢？比如說「UP主的U、P這兩個字母是哪些單詞？」而且還是選擇題，潛台詞已經變成了「大家都來玩呀」。
站内的内容品類呢？也擴充到了更主流、世俗的領域。5年前你要是打開B站，有80%的視訊光是标題你可能都看不懂。但你現在再打開B站，你會感覺那些視訊題材又友好又青春撲面。
現在從播放量來看，B站播放量第一的已經不是二次元内容了，而是生活區的内容，科技和知識分區也能排在第五。面對這麼強烈的需求，主流内容的UP主們也在奮起直追。在2019年生活區的視訊投稿量，已經占到了全站投稿總量的30%。
陳睿自己說，他有個做軟體開發工作的高中同學，今年也突然開始用B站來看開源軟體的課程了。這樣的例子就是在證明确實内容入世、網站出圈了。
是以，為什麼哪怕你原來不是B站使用者，今年也會意識到它的存在，意識到它在你身邊，因為它的内容一旦入世之後，它就會開始跟你産生聯系。因為以前B站的slogan隻是「哔哩哔哩幹杯」你聽不懂也沒關系，他們自己人懂就行。現在呢？「你感興趣的視訊都在B站」。你看，多大的入世雄心。
這還不是公司一廂情願的雄心，使用者們也是承認這個變化的。B站裡有一條流行彈幕特别說明問題，叫做「萬物皆可B站」。
是以這是我看到的B站的兩個關鍵變化：内容入世和品牌出圈。
收入結構轉變
除了這兩個，在商業意義上B站更重要的一個變化，是收入結構在變化。
這些年來，行業和資本圈說起B站，最愛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B站哪兒都好，就是不知道怎麼掙錢。B站在這次成功破圈之前，它的收入幾乎是單一地依賴遊戲。拿2017年來說吧，移動遊戲貢獻的收入占它總收入的83%，是以當時有人說，B站其實是披着視訊網站外衣的遊戲公司。關于B站的遊戲、電競這類業務我們以後講到遊戲産業再聊，這一回我們先專心看它視訊網站這個分身。
到了2019年，遊戲的收入貢獻已經下降到了53%，2020年一季度更是下降得不到一半了。對應的，什麼在增加呢？直播和大會員這種增值業務收入上來了，貢獻了總收入的34%，廣告收入也貢獻了9%。這說明B站也開始掙其它視訊網站掙的那些錢了。他們公司的CFO在一個場合還說過，在2023年之前，光是廣告營收就要占到B站總收入的30%。
是以從這個角度看，收入來源變得更多，也是B站的品牌出圈和内容入世之後，帶來的正向變化。
不變的核心
那麼，我們繼續聊B站不變的獨特核心。這個我的想法就跟陳睿有一點點不一樣了。我看到的，B站一直沒有變、而又對新使用者有迷之吸引力的獨特文化是這麼兩個：
第一個叫做「二次創作」。我認為這是B站創造性的起點。
在二次元世界裡，有一種非常主流的作品類型叫做「同人」，同人文學、同人漫畫都有。意思是，借某個經典作品已有的設定、角色和劇情為起點，自己去創造另外一個故事，這其實就是二次創作。B站初創時吸引的是二次元愛好者，他們最熱衷的事情就是動漫視訊的搬運或者二次創作。
随着内容品類逐漸擴大，B站UP主們的二次創作領域也逐漸擴張到了其他領域，真人影視劇啊、音樂MV啊、綜藝節目啊，都拿來當創作素材。今天B站流傳下來的很多名場面，比如「諸葛亮罵王朗」、「金坷垃」、雷軍的「Are You OK」之類，它們在本來的内容裡都是平平無奇的橋段，但是被腦洞奇大的UP主們魔性改造之後，就會變成一種後來被統稱為「鬼畜」的視訊類型。鬼畜視訊在彈幕的助攻之下，經常會帶來魔性的笑點和詭異的魅力。這些都是别的視訊網站所不能具備的迷之吸引力，B站官方也很鼓勵這種玩法。在我寫稿的這幾天，我看到B站官方正在影視區發起一個翻拍大賽，鼓勵使用者翻拍經典MV。不會？那你會剪輯視訊也行。還不會？那吐槽你總會吧，你可以做影視點評。這些都算二次創作，而且花樣已經遠遠不是當年的鬼畜能夠概括的了。
B站官方一邊鼓勵民間二次創作，一邊也在用真金白銀去支援他們。你可能知道B站也在大量地購買版權，大量地自制内容，但它的政策不是砸重金去跟别家搶最新熱播劇，而是買了很多動畫番劇、紀錄片、文藝電影、老電視劇。
比方說，《哈利波特》它買了，《海綿寶寶》它買了，《大秦帝國之崛起》它也買了，最老版本的四大名著它也買了。同時，它還自制《人生一串》這種美食紀錄片、《說唱新世代》這類綜藝節目、《風犬少年的天空》這種青春劇。而且它買版權也不僅僅是為了通過播放版權來變現，更重要的目的，是給社群裡的二次創作者們補充彈藥。
舉幾個例子，站方在播放《風犬少年的天空》這部自制劇的同時，就主動發起了有獎征稿活動，鼓勵使用者們用這部電視劇的視訊素材，剪輯出全新的内容來。而像《三國演義》《西遊記》《大秦帝國之崛起》《哈利波特》這樣的經典作品，我懷疑也是因為站方發現它們的二次創作視訊特别多、特别容易火爆，是以幹脆去買下版權，來支援站内的各種魔改。
這些例子都說明，B站很清楚二次創作這種東西對自己社群的意義和價值。
有一個詞我不知道是不是B站自己發明的，反正B站經常用來形容自己的内容，叫做PUGC，什麼意思呢。在視訊行業裡，專業人士制作的版權内容叫做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普通使用者制作的内容叫做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而B站覺得自己的内容生産者是兩者的交集，專業使用者，也就是PU來進行的GC。
但使用者要是真能變成專業級的，那就是專業人士了，有什麼必要劃分出「專業使用者」這種中間态呢。從二次創作這種強烈風格的内容形态來看，我認為PUGC這個術語真要用的話，斷句方式不應該是PU-GC，而是P-UGC，也就是基于專業素材P，來進行的UGC。
這種玩法是優酷騰訊愛奇藝都不擅長的，抖音快手也沒有。抖音雖然也有過萬人齊跳海草舞的短視訊，但那都是一萬個人對一個視訊的二次模仿，并沒有二次創作的獨立靈魂。
這是我看到的B站的第一個獨特文化：二次創作文化。
第二個獨特而又始終沒有變的東西，肯定有人搶答了，就是「彈幕」。
形容B站有一句著名的話叫「無彈幕不B站」。什麼是彈幕呢？我知道你大機率知道，但我還是得照顧一下絕緣于B站的同學。我簡單解釋一句。
彈幕，就是你在看片時，像子彈一樣飛過螢幕的字幕。但這個字幕可不是創作者加上去的，而是使用者們發的。它本質上就是使用者評論，但用彈幕這種形式發出來，會跟視訊這種内容形式碰撞出非常奇妙的效應。
在傳統平台上，我們對一部電影、一本書、一個産品發的評論跟産品本身是脫離的，相當于體驗完之後的整體總結。但把評論發在彈幕裡，就能在跟想要評論的每一幀鏡頭精确的比對起來。而且，很多人一起發，感覺很像跟一大堆人熙熙攘攘地擠在客廳看電視。是以前幾年，我有個朋友，他不愛上B站，但特别願意去B站看恐怖片，為什麼？因為彈幕熱鬧，不那麼害怕。恐怖劇情一開始，幾百條彈幕就寫着「彈幕護體」橫掃螢幕，他一下就不害怕了。
彈幕這種玩法最早是源自日本彈幕視訊分享網站niconico，後來被國内的動畫網站AcFun學了過來，再後來哔哩哔哩創立之後也學了過來。到了今天，彈幕幾乎已經是長視訊網站的标配了。甚至有些音頻平台和讀書平台，也曾經提供過彈幕功能。
不過，在所有提供彈幕功能的網站裡，B站是最得其精髓的一家。可以說，二次創作+彈幕，創造了B站非常獨特的社群調性，而這個調性，也是它作為後來者，能在視訊這個成熟市場裡實作主流逆襲的重要原因。
而且在二次創作和彈幕當中，我認為，彈幕的價值被市場遠遠低估了。别的網站都很願意花大價錢去挖UP主，B站自己也願意花大力氣去籠絡UP主，替他們尋找商業模式。可怎樣去量化「彈幕」的價值，怎樣讓「彈幕的玩家」也獲得價值？我們似乎很少看見公開讨論。
在其他的播放平台，一個視訊就是一個内容産品。而在B站，這個視訊加上那些紛至沓來的彈幕，才是一個内容産品的完全體。在B站視訊和彈幕會合力構成内容的奇特氣場。
比如說有UP主解說電影，說着說着就會召喚彈幕，說：「這個男主情商感人，請彈幕把‘情商’兩個字打在公屏上。」等你看到這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有幾十上百個「情商」兩個字，浩浩蕩蕩地壓過螢幕，非常壯觀。你會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在當下，參與了跟視訊的實時互動。
這樣一個産品構成，意味着，B站的内容産品跟其它視訊網站的内容産品至少有三個差別：
第一個，B站的産品是連續的。
什麼樣的産品算是連續的？我們先來解釋一下什麼是産品是非連續的。
實體産品肯定都是非連續的，它到達你手上的時候已經是完成品。比如蘋果賣給你一個iPhone 11，它如果想要手機支援5G，那隻能用iPhone 12來實作。
一般的視訊産品也是非連續的。比如一部電影《大聖歸來》，拍完了就是完了，它最多能剪出幾個不同的版本，院線版、導演剪輯版，但是它們之間各自也都是獨立的完成品。
但是在B站就不一樣了。你今天重看昨天看過的一個視訊，會發現它比昨天多了30條彈幕，其中2條給這個視訊賦予了新的觀看視角和意義，明天再看，彈幕可能又多了48條。明年再看，可能發現它又被帶着明年語境的彈幕給重新诠釋了。是以我們把視訊+彈幕看作一個産品完全體的話，你可能永遠也看不到這個産品徹底制作完成的那一天。換句話說，連續的内容産品永遠能夠被注入當下感。
舉個例子，86版的《西遊記》我們熟得不能再熟了。B站也有這部電視劇。《三打白骨精》那一集開始，豬八戒要孫悟空飛出荒山野嶺去化齋，這時飄來一條彈幕說：「我拿你當師弟，你拿我當美團。」等到白骨夫人假扮的少女和老太太都被打死之後，螢幕上又飄來一條彈幕寫着：「老娘的兩個賬号廢了。」你看，1986年的孫悟空和白骨夫人，哪能想到自己的心情在幾十年後的當下可以這麼被诠釋呢。我相信，這部經典在5年10年後在B站上再看，還能夠有到時候那個時間之下新的诠釋視角。你還會發現它有新的意義和情緒層次。這是B站内容産品的第一個差别，它是連續的。
第二個差異，B站的内容産品的創造過程是開放的。
什麼是開放？就是說，這是一個共創作品，而且你參與共創它的門檻幾乎是零。
B站上有一種投稿模式叫聯合投稿，意思是一個視訊是由幾個人聯合制作的，那麼其中一個賬戶作為UP主投稿的時候，這個視訊也可以同時附帶别的創作者的賬号署名。這當然是共創，但我想說的共創不是這種。
通常意義上的産品，背後有特定的研發或者創作團隊。比如賈行家的散文集，創作者就是賈行家。微信這個App，研發者就是騰訊公司。這些産品的創作者都是獨立、明确的，它們呈現的是創作者的獨立理念。
可是，一個完全體是視訊+彈幕的内容産品，它的視訊部分雖然也是由UP主獨立創作的，可彈幕卻是人人都能摻一腳的。不管UP主願不願意，别人就是能跟你共創。吳承恩願意有人說大師兄是美團嗎？他願不願意都沒用。
有的視訊本來表達的是理念A，但加上了彈幕之後就仿佛就有了靈魂B。這種時候，很難說清楚誰對這個視訊的價值貢獻更大。
比如B站有個短視訊，是一輛自行車跟三輪車相撞，騎自行車的人掉下來落在了三輪車上，被三輪車帶走了。隻看這個視訊，你可能會說「哈，有驚無險」。但這時候飄過兩條彈幕，一條說「來不及解釋了快上車」，另一條說「像極了愛情」，你可能就會說「哈哈哈哈哈哈哈」。這種時候你的心情真的很難說清楚，UP主和彈幕玩家是誰點了你的笑穴。
是以在B站，我們與其說一個視訊的UP主是創作者，不如說他是「生産帶頭人」，他更像是在發起項目，上司生産，把更多的彈幕生産者組織起來，共同創造了一個産品。
這幾個月B站流行了一個彈幕，叫「摳出了三室一廳」，意思是尴尬程度令人用腳摳地，足以摳出三室一廳來。那這條彈幕誰是首個創作者已經不可考了，但很多的UP主會在自己的視訊解說裡采用這句話，這就是彈幕反哺視訊的例子。
B站有一個百萬粉絲的UP主叫做敖廠長，他曾經被B站的競争對手西瓜視訊用天價挖走。但時隔一年之後他又宣布回歸B站。當時敖廠長自己解釋說：「生存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夠讓自己的内容擁有長期生命力的，除了創作者本人的堅持和探索以外，平台能夠給予的支援不僅僅是錢，而是基于共同價值觀的良好氛圍與回報。」我們重複一下他最後一句話：基于共同價值觀的良好氛圍與回報。
你看，敖廠長這是意識到了，共創夥伴都還在B站，離開了創作土壤後，自己的創作不完整。
再來看第三個差異，對B站的視訊産品來說，「打破第四堵牆」是一種日常行為。
如果你喜歡看電影，你可能知道影視戲劇有一個術語，叫做「第四堵牆」。第四堵牆指的是角色和觀衆之間的隔斷，有了這堵虛拟的牆，葫蘆娃就應該專心救爺爺，不應該意識到自己和蛇精是在合作演戲。
不過在影視劇裡，有意識地「打破第四堵牆」，有時候是相對罕見和進階的藝術手法。台灣有一部不錯的電影叫《大佛普拉斯》推薦給你，有一段劇情特别好玩兒，兩個男人騎機車，一個男的說：「你好娘啊，還騎粉色的摩托。」另外一個男人就惱羞成怒說：「這是黑白電影，本來你不說誰也不知道我的摩托是粉色的！」這個時候，鏡頭整個畫面仍然是黑白的，但隻有那輛機車的屁股變成了很少女的粉紅色。你看，這一段就是讓戲裡的人物角色意識到了觀衆的存在，打破了第四堵牆。
但其實「打破第四堵牆」這事對B站的UP主來說，是一種天經地義、毫無心理障礙的行為。為什麼這麼天經地義呢？我猜最初是因為B站是二次元起家的。二次元們最熟悉的事情之一就是「打破次元壁」。這個詞的原始含義，指的就是二次元的動漫人物跟三次元的真實世界産生互動。後來又被引申來指不同作品的人物有了交集，比如喜羊羊去客串了諸葛亮，也算打破次元壁。
這幾年，B站的内容開始主流化之後，UP主們又把打破第四堵牆玩出了新花樣。他們非常善于在視訊裡預先埋伏内容點，來跟彈幕互動。
比如說，解說類的視訊經常會跟觀衆說：「你看他的表情，他急了，請你把‘他急了’打在公屏上。」公屏就是指公共螢幕。UP主的這種玩法就跟我們在現場演出的時候讨掌聲是一樣的。視訊上線釋出之後，到了這個進度點，彈幕們也會非常配合地打出上百個「他急了」，浩浩蕩蕩地飄過螢幕。
也有的時候彈幕不太配合，比如有UP主在視訊裡求轉發或者投币打賞，彈幕經常會飄過一大片的「下次一定」。這種時候你就會感覺，螢幕内外兩方創作者，聯手創造了豐富的喜感。
是以如果說《大佛普拉斯》的第四堵牆是靠角色從螢幕裡往外打破的話，可以說，B站視訊的第四堵牆，是螢幕内的UP主、角色，和螢幕外的彈幕玩家們内外夾擊，聯合打破的。
總結一下。我的個人看法是，B站一個内容産品的完全體是視訊+彈幕。它還有三個差別于一般視訊的特點：
它是連續的，永遠未完成，永遠能被注入當下感；
它是開放的，誰都可以通過寫彈幕參與共創，改變它的核心理念；
它天然就是有沖動要打破傳統影視作品意義上的第四堵牆的。
說到這裡，你有沒有覺得，有了彈幕的B站内容，跟抖音快手的短視訊相比，産品形态已經多了一個次元，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成是4D的。一般我們說4D電影，是指一部電影在視覺上更立體，但B站的一個4D視訊，其實是多了彈幕這個資訊次元。
按照這個邏輯，同一部電影在B站上放和在其它視訊網站放，其實是高維打低維。4D視訊展示的資訊次元更多，能夠喚起的體驗層次，是3D視訊打不過的。
這一講，其實我最想提醒你的是， B站還存在一群以前經常被忽略的創作者，他們就是彈幕玩家。既然産品的完全體是視訊+彈幕，那麼創作團隊的完全體也應該是UP主+彈幕玩家。
B站自己現在的收入來源分四大塊，遊戲、廣告、增值業務、電商，都做得很好。在這之外，我想給出兩個腦洞補充。目的不是真的要說服B站改戰略，而仍然是站在專欄裡倡導我們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第一個提議簡單，行業智庫。B站可以給其它的内容公司提供更精準的投拍内容建議。
這兩年，很多公司都想要用大資料去分析和推算使用者偏好，來反向設計産品。影視公司也不例外。2015年的時候，阿裡影業就曾經下過這樣的決心。你想想，阿裡哎，幾乎是全中國擁有最全使用者資料的商業集團了。但啟動大資料戰略後，阿裡影業的第一部作品《擺渡人》，最終票房7000萬美元，沒能追上成本。今天去翻豆瓣，這部電影的評分也不高，4.1。
與此同時我們講講B站。今年B站有一檔自制綜藝節目叫做《說唱新世代》，我把它強烈推薦給了好多人。說唱類綜藝，中國的視訊平台已經玩3年了。B站不是首創，甚至自制真人秀也不是它的強項。但《說唱新世代》今年剛一出來，市場的口碑就炸了，它現在在豆瓣上6萬多人打分，評分高達9.1。
不就同樣是唱嘻哈嗎？B站做得有什麼不同？至少從我的角度就看到了三個特别有意思的差異點：
首先是節目策劃上，它把一場說唱節目設計成了生存遊戲，選手們在比賽期間被聚到一個工業風的基地裡，居住和創作環境是分等級的，選手們在比賽裡要自己去掙一種叫“哔特币”的遊戲币，來讨生活，要是沒錢了也會被淘汰。這就有點像我們聊過的綜藝2.0，以比賽為背景，去制造關系。
其次，這個節目在内容立意上也非常高明。這檔節目的slogan叫「萬物皆可說唱」，它非常注重引導選手去關注世界，反思生命。
在節目最初面試的時候，導演組就特意去問每位選手：嘻哈歌手的創作需不需要有社會責任感？後來進入正式節目錄制，節目方又會問選手：「你選歌紅還是人紅？」甚至半決賽的玩法直接是給出了幾個辯題，讓歌手們寫歌來辯論，比如「手機奴役我們還是給我們自由？」「年輕人應該逼自己一把還是放自己一馬？」你看，别的說唱節目也就關心關心韻腳和耍帥，這檔節目在關心世界。
第三個差異是一個人，總導演嚴敏，為什麼選他？因為他以前導演的《極限挑戰》，是過去幾年裡B站上最受歡迎的國産綜藝。從彈幕上看，他也是B站上收到過最多使用者表白的中國綜藝導演。
事實證明B站确實選對了。讓《說唱新世代》這檔節目去關心世界，就是嚴敏自己的用意。他後來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這個節目，是在尋找用講真話的方式，為自己和所在群體發聲的世代表達者。」
我給你念一條這個節目的豆瓣評論，有300多個點贊。評論說：都給我去看！！真的好看！！真正的萬物皆可說唱，幾次都要聽哭了。第一集就出現了好多特别有思考、有價值的歌，關注校園暴力，關注女性的社會角色，尋找夢想和現實的平衡。真的真的沒想到這個節目這麼好！！每次都是兩個歎号。
類似的好口碑還不是偶發的。比方說B站去年的跨年晚會有一個節目，是琵琶演奏家方錦龍和虛拟偶像洛天依合作了一首《茉莉花》。按照傳統營銷經驗判斷，洛天依是年輕人當中典型的流量巨星，但方錦龍這樣的藝術家似乎跟年輕人沒什麼關系。但B站自己清楚，方錦龍在2018、2019年都是B站大紅人，有一段視訊叫《方錦龍讓你90秒聽懂〈十面埋伏〉》在當時就有150多萬次的播放量。
是以，在方錦龍和洛天依合作的節目出來之前，B站就确切地知道，它是穩的。
為什麼穩？因為同樣是根據使用者的資料去猜使用者的偏好，B站獲得的使用者資料有兩個優勢。一個是使用者主動提供的。你想，它有很大一塊使用者情緒資訊，是使用者通過彈幕主動表達的，這比無意識地行為資料要直覺多了。像方錦龍在B站還有一個播放量200多萬的視訊，是用琵琶模仿18種樂器，每模仿一種地方樂器，彈幕就會噼裡啪啦地描述自己感受到了畫面，說方大師你又往音樂裡注入了葡萄幹，注入了石油，注入了毛豆腐，注入了咖喱，什麼都有。
另一個優勢是，B站的使用者通過彈幕，能給出的回報顆粒度更小更精确。什麼劇的什麼劇情在第幾分鐘的時候彈幕最熱烈，哪個角色收獲的彈幕是最多的，哪個演員收獲最多，彈幕是怎麼說的，表達了什麼樣的情緒，哪些卡段被截出來用作二次創作最多？B站都知道，而其它平台沒有這樣的資料優勢。
這些偏好可以組合出無數種内容可能性來，B站除了可以用來自己制作影視和動畫項目，也可以提供給影視行業的内容制作商。這個事情規模不一定大，但是能夠幫它在行業裡奠定地位，隻要輸出标準，就有機會變成行業裡的琅琊榜和百曉生。
關于B站商業化的第二個提議，是要想辦法讓彈幕玩家們掙到錢。
B站有一個設計，優質UP主可以把自己從B站獲得的激勵收益，兌換成大會員資格，也就是付費會員資格，來送給自己的粉絲。現在大多數UP主會用來贈送給那些觀看多、互動多的忠實粉絲，感謝老使用者的關懷和陪伴。但B站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引導有收益的UP主反向打賞那些優質的彈幕創造者，甚至直接幫一些彈幕玩家組建商業化的造梗工作坊呢？這也是對創作夥伴的價值認同啊。
昨天我們已經說了，彈幕玩家也貢獻了産品價值的一部分，那B站其實也值得替他們找到變現模式，比如，讓彈幕玩家們成為能夠獲得回報的「意義制造者」，讓B站成為一個商業意義上的「意義加工小鎮」。
在慣性思路裡，隻有UP主才是内容創作者，是以從資本，到行業，到B站，大家都很關心怎樣能讓UP主恰到飯，掙到錢。恰飯也是B站一個特有的文化梗，指的是UP主們的謀生問題。
可是，彈幕玩家們怎麼恰飯也是值得想清楚的。
我們假設一個極端情況：幾位UP主流失了再不回來，和65%的B站老使用者流失了再不回來，哪件事對B站傷害大？我認為是第二件。一個UGC的視訊網站，永遠有新的UP主可以崛起，有老的UP主流失或者過氣。
而且，能造星的并不隻B站一家，抖音也可以，快手也可以，虎牙鬥魚直播也可以。那B站能給到UP主的獨特價值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能給UP主提供一群厲害的助手和陪練，也就是彈幕玩家。
舉個例子，B站有個UP主賬号叫華農兄弟，主理人是一對做養殖的兄弟，他們最早走紅，是因為養竹鼠，吃竹鼠。後來慢慢演化到吃魚，吃鵝，吃牛蛙，吃香豬，都拍出來。
華農兄弟的視訊裡演化出了好幾條特定的彈幕。一條叫「漂亮警告」，意思是UP主誇什麼動物漂亮，下一步就是要吃了它。這條彈幕後來也傳染到了其它UP主的視訊裡，隻要劇情裡有人出言威脅，彈幕裡就會有人刷「漂亮警告」來了。
另一條叫「送終雞」，就是跟南韓演員宋仲基諧音。為什麼有這麼一條彈幕呢？因為華農兄弟有幾個視訊是在院子裡宰殺動物，這個時候會有一隻公雞無意中路過畫面。觀衆們一看，這雞是來給動物們送終啊，「送終雞」這條彈幕就流行起來了。華農兄弟一看，這是好素材啊，于是後來的視訊裡，每期都會特意給這隻雞留出鏡頭，今年他們還專門給這隻雞拍了一條視訊，向使用者們證明，它沒有被吃掉。
是以我們站在全站的視角看，彈幕玩家就像是B站的海馬體，他們承載着整個社群的共同文化記憶，他們又輔佐UP主，又幫忙在不同視訊之間打通共識和體驗。UP主可以被競争對手挖走，但這種基于社群的共同記憶是沒法挖走的。
是以啊，既然彈幕玩家提供了優質的陪練服務。那如果華農兄弟通過視訊獲得了商業收益，那是不是可以考慮反向打賞「漂亮警告」和「送終雞」這類彈幕的創造者呢？是不是可以打賞那些成為關鍵傳播節點的使用者呢？
B站要讨論商業化，當然可以對标奈飛、對标迪士尼，但也許，在有的情況下也值得對标一座紡織小鎮、一個蘋果之鄉或者一個晶片産業園。面對使用者的時候，B站的管理層當然也可以把自己當做商人，但有時也可以考慮對标一個有競争力的地方政府。
B站的文化是「社群第一」，那我們想想，在一個真實的社群裡，試圖賺居民的錢之前是不是就應該先考慮另一件事：如何幫鄉親們掙到錢，怎樣帶領鄉親們對接大市場去需求，去幫社群掙大市場的錢？
更何況，B站這群鄉親們身上有一項如此顯著的競争力：造梗，加工意義。他們善于用彈幕傳達奇特的反應、内容的聯想、畫外的第二落點，給一個視訊注入靈魂，讓它的情緒層次變得豐富。
是以啊，為什麼不把這樣一群有創意和趣味制造能力的彈幕玩家，組成一個個的意義加工作坊，去給整個大市場的内容創造者提供陪練服務呢？
那麼，五芳齋想要做一個營銷，能不能提前半個月邀請彈幕玩家們來試看？牛老闆拍一部新電視劇，是不是也可以邀請彈幕玩家們來幫忙造梗和熱點話題？
我對B站的關注仍然不夠多，但也發現前段時間他們已經有類似的嘗試了。騰訊曾經播出過一部劇叫《傳聞中的陳芊芊》，在播出的同時，騰訊就授權B站發起了這部劇的二次創作活動。不過這個活動暫時還是在更多地鼓勵UP主們，在對彈幕玩家的幫扶上，真的還可以思考更多。
從這個意義上，B站的遊戲業務我們先不讨論，從視訊這條線，這些東西我認為是有意思的，這是在把彈幕玩家真正當成共創者，當成利益相關者，當成創作夥伴去尊重和幫他們尋找利益的思路。這是我們這一篇想要讨論的問題。
今天要給你講的事，立場正好相反：之前那個全力推動滅佛的人，也同樣是了不起的文化英雄。他阻止佛教的執著，絲毫不亞于昙曜的堅貞，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段高端博弈，儒釋道三家鬥得你死我活，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也在努力争取文化空間（“鮮卑”也常讀作“失必兒”“室韋”）。
這段曆史，當年看，血腥刺激，今天回想，蕩氣回腸。
這個人叫崔浩，在南北朝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西晉滅亡的時候，中原士族高門大戶逃亡到了南方，也就是所謂衣冠南渡。還有一部分士族留在了北方，其中門第最高的就是崔浩家族的清河崔氏。崔氏一直在北方出任高官，政治影響力很大。
北方的前秦在淝水之戰後分崩離析，而鮮卑族政權的開國之主拓跋珪在386年稱王，後來改國号大魏，也就是曆史上的北魏。
拓跋珪是少年英雄，滅了後燕之後遷都平城，也就是山西大同。從那時到439年他的孫子拓跋焘滅掉北涼，統一整個北方，崔浩已經曆經三朝，是北魏的股肱之臣——這段曆史，咱們在中學曆史課表上也學過。
崔浩的本事大得不得了。他精通儒家經學，政治軍事才幹都很高，而且還擅星相、方術和谶緯，也就是能掐會算，可以預言戰争吉兇，他還是聞名南北的大書法家。
崔浩生得肌膚雪白，漂亮得像美女，他說自己在智謀上不次于張良，而知識淵博要超過張良。到拓跋焘當皇帝時，崔浩擔任侍中、撫軍大将軍，實際的地位，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夢寐以求的“國師”。
拓跋焘那是真拿他當回事兒啊，他向崔浩咨詢問題時都是親自登門求教。倉促之間，崔浩獻上的飲食烹饪的時間不夠，估計就是那些牛羊肉沒煮熟，他也要認認真真地吃一點兒，實在不行，站着也得嘗一筷子以示尊敬。
他對崔浩說：“你說的話，我有時候聽了生氣，但最後都會認真思考，請一定不要隐瞞。”他下令各個軍政部門，所有不能決斷的軍國大事，都先向崔先生請教再實施。
為什麼？因為崔浩的謀劃和預言确實很準。北魏統一北方所打的幾場大仗，像滅胡夏，滅柔然、滅北涼的時候，崔浩的意見往往和大臣針鋒相對，而最後的結果，不是皇帝拍着崔浩的肩膀說“愛卿當初說的果然應驗了”，就是拍着自己的大腿說“後悔沒早聽崔先生的話呀”。
有人來北魏進貢，拓跋焘拉着崔浩的手介紹說：“這就是有名的崔先生，才華之高，謀略之深，當世無雙。他預測戰場上的成敗，向來不差分毫。”
那麼，崔浩就是個一心服侍鮮卑人君主的漢族謀士嗎？不是的，他做的這一切，都有一個處心積慮的目的。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史學大家陳寅恪、呂思勉二位老先生的共同結論。
呂思勉寫過一篇《崔浩論》，稱他是“千古一人”。通過他的種種行為和言論，分析他的真實目的是：在鮮卑人控制的北方恢複華夏文明。也就是通過自己的知識和影響力，逐漸讓少數民族走上漢化道路，尊奉儒家倫理道德。
在崔浩看來，西晉亡了，北方落入異族手裡，這個他沒辦法，再說那是司馬家的事。但華夏的血脈亡了，他崔浩就有責任。如果能讓鮮卑人執行華夏文明中的禮儀，這算是能接受的理想結果。
陳寅恪說得更具體，他認為崔浩的目标是恢複到西晉時代，實行士族主導的貴族政治，儒家倫理主導的社會文化。
因為這個原因，崔浩雖然學問大，但很不喜歡老莊的道家思想，他認為那會給他的目标添亂。另外，他極端警惕佛教的傳播，他親眼見到過，那個被北魏滅掉的北涼，曾在很短的時間内就成了一個政教合一的佛國。而拓跋焘也對佛教感興趣，曾經要北涼送高僧過來。一方面，拓跋焘是實用主義者，像利用高僧的道術。
另一個原因是我猜的：作為鮮卑人，他未必想完全接受漢文化，能以佛教來制衡，是儲存鮮卑人生活的好政策。
崔浩的對策，既有深謀遠慮，又有雷霆手段。
他有一段時間的影響力被削弱了，按今天的話說就是保留政治待遇，退居二線。這個時候，佛教的布局很快，開始在北魏修建寺廟，太子拓跋晃拜了一個玄高和尚為師，那位高僧昙曜也已經到了平城，做了另一個高官的老師。
和尚們的傳教非常勇猛忘我，你想，如果他們能把統一中國北方的國家轉化成佛國，那是怎樣偉大的功德？
崔浩怎麼辦？他先找了一個盟友，就是道教新天師道的領袖寇謙之，半哄半騙地讓皇帝信了道教，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道教建築靜輪宮，改年号為“太平真君”。曆史上真正的三教鼎立，就是這時成型的。
有很多曆史學者認為，崔浩是儒家信徒，和寇謙之的這個同盟不是那麼情願，隻是因為道教畢竟是本土宗教，不像佛教威脅那麼大。而陳寅恪的說法不一樣，他分析說：崔浩心裡，士族政治比儒家道統更重要，寇謙之也是士族高門出身，和他的政治理想還是比較一緻的。
呂思勉對崔浩的評價極高，而陳寅恪是有保留的，就是認為他把儒家大族的利益，放在了華夏和蠻夷的對立之上。
崔浩的另一路手段，那就夠得上兇殘了。他先是離間皇帝和太子的關系，直到太子被關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後悔了，說夢見受到了先皇的責備。崔浩說，這個夢是太子的老師玄高和尚，用法術制造出來的，讓皇帝處死了玄高。
随後，崔浩讓皇帝下令全國禁止供養僧人，違者滅門，50歲以下的和尚必須還俗。緊接着，他又利用長安的寺廟裡發現武器、和尚與貴婦通奸的事件，讓皇帝誅殺僧人，常常是挖坑活埋，寺廟裡的佛像也都被燒毀了。
你想，我們比古人見多識廣吧？看到雲岡石窟的法相莊嚴，都會生出跪拜的念頭，何況那時候的老百姓？崔浩能允許這些東西留着嗎？
到這時，道士寇謙之也忍不了了，站出來反對崔浩，說：你這樣作孽，遲早要被滿門抄斬。
寇謙之的心态就是兩句成語。一句是兔死狐悲，同為宗教人士，實在看不了這種殘殺；二是鳥盡弓藏，估計他也懷疑：崔浩今天滅佛，明天會不會滅道？以便實作他的北方禮儀之邦？
這時，佛教在北魏已經銷聲匿迹，和尚幾乎都還俗了。唯獨那位昙曜，即使太子親自去勸，他也堅守信仰，随身攜帶着法器，非常可敬。
幾年後，崔浩真應了寇謙之的詛咒。
他的死，也同樣可以說是殉道。崔浩當時除了打擊對手，另一手工作是親自注解儒家的經典，向全國頒發。同時，他主持修訂了《國書》，也就是北魏之前的曆史，他就是死在這件事上。
他把鮮卑人祖上寫得非常不堪，那些儒家視角下野蠻落後的習俗，比如原始的巫術，亂倫的通婚，都被他毫不掩飾地記了下來。他寫在紙上還不算，還把《國書》刻在碑上，立在郊外的皇家祭壇兩側。
北魏的貴族已經接受了漢文化的倫理，看見這些見不得人的事兒在光天化日下曬着，當然受不了，這下子，拓跋焘也不要這個老師了。當然，反正也統一了北方，崔浩的吸引力已經不那麼大了。
于是，清河崔氏等大族統統被滅門。崔浩被裝在囚籠裡押赴刑場時，幾十名衛士朝他身上撒尿，一路上慘叫之聲不絕。
有人說，崔浩把《國史》刻在碑上，是因為被幾個小人吹捧奉承到了忘乎是以，我覺得這麼分析有點兒簡單。以他頭腦的冷靜，心思的可怕，應該别有用心：他這種冒險行為，非常可能是想刺激鮮卑人的羞恥感，讓他們下決心徹底放棄本民族的生活，以最快的速度漢化。
崔浩可能想得更遠：北魏已經擊敗了南朝的北伐，很有可能完成統一。盡快推進儒家倫理，能讓他在統一的國家裡成為不亞于孔子的聖賢。崔浩真要追求，也是追求這個大目标。對他來說，把自己的作品刻成碑算得了什麼？
他的計劃實作了一半，十七年以後，孝文帝拓跋宏确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漢化改革，連姓氏都改了，這個基礎就是他崔浩打的；他也失敗了一半，他死後，北魏立即啟用佛教，堅韌的昙曜和尚在北魏都城開鑿雲岡石窟——這兩件事，都是增進中國文化的大功業。
正如追求光複儒家的崔浩，同樣也是位文化英雄。
女性寫作不是更柔弱，而是更堅韌，母性的表現之一就是耐力。
像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就一直從事非虛構寫作，她描寫二戰、阿富汗戰争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裡的普通人，像她那麼漫長艱苦的采訪、每天面對那麼多的痛苦經曆，換個男人，可能神經就受不了了。
中國女詩人餘秀華先天腦癱，說話都口齒不清，這樣的經曆，放到男人身上，能不能做到同樣的堅強，堅持自己的寫作和性格，我也不确定。
同樣的，女性也就應該有女性自己的文學語言，這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問題——無論中外文學，在很長的曆史階段裡，都是幾乎隻存在男性寫作，在文學領域裡，也就隻有和男性觀念、男性情感氣質比對的語言存在。畢竟，女性受教育的曆史都不長，格麗克這些女作家，首先要突破的，就是這樣的限制。
不過，我沒讀過格麗克，也就沒法拿她做例子。何況詩歌難翻譯，一位外國詩人隔着一層語言還能感動我們，有點兒像成功地談了一場異地戀，相當一部分功勞要歸功于翻譯家。格麗克多年來的中文譯者是柳向陽老師。
我們還是來說中國古代的女詩人。
我先給你講一件奇怪的事：提到詩詞，你可能會想到詩詞家葉嘉瑩，她是位女學者，但我翻過她的十本文集，連一位女詩人都沒寫過。
為什麼呢？葉嘉瑩老先生近幾年在國内的一次演講裡說：我教書61年，沒寫過一篇讨論女性詩詞的文章。為什麼不寫？因為中國古代的女性文學根本不成家數，沒什麼可說的。這個家數，就是指流傳下來的學術和技藝，相當于門派。
你可能說了，還是有吧？除了“一代詞宗”李清照，至少還有蔡文姬、班昭、魚玄機，不少呢。
有人替咱們數過，從公元1世紀開始，也就是東漢，一直到清代末期，兩千多年，總共出了29位女作家。然而她們幾乎都是業餘寫作，“本職工作”一般就是家庭主婦，還有的是妓女，不光是不見曆史記載，很多人是連名字都沒留下，大多就署名“某某夫人”。
而她們流傳下來的那些詩也不是職業水準，是在偶然情況下寫的，感情很動人，但是文學技巧一般，有些地方都不符合基本的音韻規則。
班昭生在文豪之家，算得上條件得天獨厚了，而她寫作中的觀念、情感和語言，完全是儒家正統，看不出來女性特征。
古代女性的寫作既然沒有風格，也就沒人模仿，和現代女作家的文學接力賽不同。
直到李清照出現，才改變了這一點。
李清照讓女性寫作達到了真正的經典化，但她的文學風格比較剛強好勝。我覺得這是她的個性，我在《千古文章》的課裡，講到過她的《金石錄後序》，這篇文字就像出自男性之手，老道而典雅。她的詞寫得充滿女性氣質，那是因為她對詞有自己的完整理論，也就是“詩莊詞媚”——詞要妩媚靈動，詩要嚴肅莊重。
詞最早的用途就是在酒宴上讓歌女彈唱的，就算男詞人填詞，也會模仿歌女的口吻，這叫“男子作閨音”。
我們看李清照的詩賦就不婉約了，像“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木蘭橫戈好女子，老矣不複志千裡”，都是慷慨激昂的風格，那才是她的真實性格。
得到有好幾門課程談過李清照，我今天來說她之後的一位桂冠詩人，你肯定也聽說過，就是柳如是。
柳如是生活明末清初，過去隻是香豔野史裡的角色。但我們知道，史學大師陳寅恪晚年的精力，主要都用來寫《柳如是别傳》。
多說一句，我一直讀陳寅“克”不讀“确”，因為我結合兩種讀音的來曆，結論是，陳家後人和陳先生的學術傳人，有資格讀“确”，我還是按照通行語音規則來讀比較好，并不是不尊敬。
至今，很多人還是不了解，陳寅恪為一個柳如是，值得嗎？
他在《柳如是别傳》的《緣起》部分說，他是有感于柳如是在這場時代變亂裡，展示出來的超越男子的氣節。
我覺得柳如是還有一個特别的意義：李清照之後，第二個女性寫作的巅峰人物就是她。
她留下的詩和書信，陳寅恪稱為“清詞麗句，瞠目結舌”。很多古代文學專家都說，柳如是的詩文自成一派，并不亞于錢謙益。錢謙益可是明末的文壇盟主，那說柳如是桂冠詩人，也就不為過了。
柳如是是蘇州人，大約生于萬曆四十一年，離明朝滅亡還有27年，那是一個悲涼焦慮的年代。她幼年在内閣首輔、翰林出身的周道登家做婢妾，周道登就是她啟蒙老師。而周道登死後，她被賣到進階妓院。
江南在明末是文化中心，進階妓女的才學不能讓客人比下去，要接受系統的文化藝術訓練。柳如是的詩和文章在江南上層文人圈裡很有名，很快就成了焦點人物。
柳如本來姓楊，她這個名字是她自己從辛棄疾的那句“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裡邊取的。當時人對她的記載是嬌小俏麗、舉止潇灑、不拘小節。
柳如是的文學天才過人，學詩文很快就能抓住神髓，她不用像男人那樣去學八股，一開筆就是純正的魏晉風度。
我選的是柳如是的尺牍，也就是書信。古代女性寫詩文，都是自稱“侬”或者“妾”，講自己怎麼思念丈夫之類的。唯獨柳如不同，她和文人通信時，自稱是“弟”，就是要和他們平起平坐、稱兄道弟。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出她的個性，她要自己定義自己的姓名，還要自己定義自己的性别，就是這麼自由的一個人。
她的風塵女子這個身份，反倒成全了自由，她的地位特殊，甚至可以選擇夫婿。
她的幾段愛情對象都是著名的文人，最重要的一個叫陳子龍，陳子龍在士人階層裡舉足輕重，可以影響輿論導向。
柳如是的擇偶不隻是要“才子佳人”，而且她有自己的政治抱負。
當時人說，柳如是貌美如花，但思想和舉止都像男人，但言談像刀劍，愛議論朝廷大事。她在和陳子龍相戀時，還模仿曹植的《洛神賦》，為陳子龍寫過一篇《男洛神賦》。
在古代文學和價值觀裡，向來是隻有男人欣賞女人的外表，這個舉動真是夠驚世駭俗的。
後來，她在自己的朋友汪然明的促成下，嫁給了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錢謙益除了年紀大柳如是四十歲，其他條件都勝過了陳子龍。柳如是過門以後，非常熱心地參與了錢謙益的政治活動，幫他擊敗了政敵，還實際掌握了錢家的财政大權。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她識文斷字啊。
我們都知道下面的故事：明朝亡了以後。柳如是勸錢謙益和自己一起跳水殉國，錢謙益走到水邊試了試，說“水冷得很”，不願意下去，而柳如則奮身要往水池裡跳。
這件事的真實場面，不一定這麼有戲劇性，但錢謙益投降清朝以後，柳如是确實一直在堅定地支援反清複明。她藏匿過被清廷追捕的明朝遺民，資助過不肯和清廷合作的黃宗羲，黃宗羲還為此寫過一首詩。
當時很少有人能了解柳如是，野史把她形容得很放蕩。柳如是也向來不看重所謂的貞潔，她要争取的是和男人一樣享受生活和文化的權力，更了不起的是，她有一種英雄主義，在争取和男人一樣的道義責任，甚至是犧牲的資格。
柳如是的結局是，錢謙益一死，親戚們都紅着眼來向她索要财産。柳如是把他們找來，說到樓上去取賬目，卻關起門來自缢身亡。
在這之前，她已經派人到衙門告狀，說等自己一死，就按逼死主母的法律治這些人的罪。
她不是要做烈女，而是要與世俗禮法再做最後一戰。
陳寅恪說，柳如是是“民族獨立之精神”，她一生在争取人的獨立和自由。
為中國女性文學尋找一個源頭，我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柳如是。
萬一你不知道列侬是誰，也沒關系，我也可能不知道你精神世界裡非常重要的人。我們從頭來說。列侬有諸多頭銜——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搖滾音樂家、甲殼蟲樂隊靈魂人物、詩人、社會活動家、七十年代西方著名的左派運動領袖、和平主義者，而我選擇了“夢想家”，這是我今天要為你講的主題詞。
列侬的粉絲喬布斯，給過他一個更直接的稱謂：瘋狂的人。1984年，喬布斯折磨了無數廣告人之後，終于搞出來一段經典文案，值得我們重溫：“緻瘋狂的人。他們特立獨行。他們桀骜不馴。他們惹是生非。他們格格不入。他們用與衆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們不喜歡墨守成規。他們也不願安于現狀。你可以認同他們，反對他們，頌揚或是诋毀他們。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因為他們改變了尋常事物。他們推動人類向前邁進。或許他們是别人眼裡的瘋子，但他們卻是我們眼中的天才。因為隻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變世界。”
畫面中那些改變世界的狂人裡就有列侬。為了搞到一張滿意的列侬照片，喬布斯和列侬的遺孀小野洋子溝通了很久。我覺得，他和列侬的那種瘋狂，和我下面要說的夢想，是一回事兒。
列侬是在1940年的今天生于英國的利物浦，四歲時父母離異，把他扔給姨媽撫養。他姨媽回憶說，小列侬從來不浪費一分鐘，整天忙着看書、寫詩和畫畫，夜裡唱着歌哄自己睡覺，是一個惹人憐愛的棄兒。他在10歲那年，認真地對姨媽說：“你要是敢把我的詩扔掉，等我成名以後，你會後悔的”。
16歲時，他和母親重新取得了聯系，母親教他彈吉他、班卓琴和鋼琴，但4年後，他的母親死于一場車禍。列侬說：對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說，我那時足夠憤世嫉俗了。這段少年傷痛，列侬曾在歌裡唱起過。
列侬是從15歲開始玩樂隊的，20歲的時候，甲殼蟲正式成軍，列侬是主唱和節奏吉他手，二号人物是貝斯手保羅·麥卡特尼，也是一位殿堂級的搖滾樂巨星。1964年，甲殼蟲登陸美國，取得了天崩地裂式的成功。
六十年代是搖滾樂曆史上最偉大的年頭。思想和藝術都有種現象，用曆史學家王汎森的話說，是“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某個特殊年代會集中出現讓天才湧現的因素，而且天才之間也會互相激發，最後，一群人把最傑出的幾個給頂了上來。
六十年代是歐美文化的轉折點，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文藝複興”。當時，甲殼蟲隻是諸多偉大樂隊之一，但它有太集中的爆紅條件：他們的音樂大體符合流行的規則，不過分離經叛道；這四個小夥子雖然狂放不羁，但舉止帥氣文雅，都梳着可愛的鍋蓋型；尤其是列侬，天生魅力無邊。
是以，按照打造偶像的套路，列侬也要隐瞞自己早結了婚、還有一個兒子的事兒。
當時的甲殼蟲到底有多紅？不太好形容，因為曆史上再也沒有這樣的樂隊組合了。
1966年，列侬說過一句在西方很要命的話：“基督教會衰敗，會消失，而甲殼蟲現在比耶稣更受歡迎。”結果在美國南方掀起了一大波抵制甲殼蟲、撕毀和焚燒列侬照片和唱片的宗教信徒活動。但這也沒有影響到甲殼蟲。
列侬後來又在一首歌裡唱道：“我不信聖經，我不相信耶稣，我不相信肯尼迪……我不相信甲殼蟲，我隻相信自己”。
當紅偶像還有個禁忌，就是不能這樣介入政治。像樂隊裡的麥卡特尼就是專注的音樂家，而列侬總相信自己對世界有更大的責任。美國剛打越戰時，民意是一邊倒地支援開戰，隻有10%的反戰群體，而列侬就表态“這場戰争是錯誤的”。他還故意穿上軍服，出演了一部喜劇，來嘲笑美國的戰争行徑。
他的夢想家氣質，就這麼一點點兒地冒了出來。之後，他開始投入反戰和歐美左派政治運動、參加嬉皮士們宣揚愛與和平的活動。
而公衆最關注的，是他和美國長大的日裔前衛藝術家小野洋子的相戀。列侬青梅竹馬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是一位賢妻良母，而洋子像個女巫，像個黑洞。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定，是洋子讓列侬從天真的大男孩兒，變成了瘋瘋癫癫的怪物。甲殼蟲在1970年解散，基本上也被算在了她頭上。在英文俚語裡，說誰是“小野洋子”，意思就是破壞兄弟關系的“禍水”。
但我覺得，列侬生來就是個裝滿天才和夢想的火藥桶，這次是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根引線。他們兩個人熱戀之後，先是因為持有大麻被捕，還一起合作藝術項目，拍裸體照片當作唱片封面。
列侬在和洋子正式結婚後，又搞了一次行為藝術：他們在酒店舉行了為期一周的“床上靜坐”，兩個人并排躺在床上，抗議世界上的苦難和暴力，每天接受全世界媒體10個小時的采訪。
我們看這事兒挺荒唐，列侬自己也知道，他對記者說：“我願意做這個世界的小醜。因為争取和平，隻能用和平的手段。那些支配暴力的人，不知道怎麼應付幽默。”
在靜坐的最後一晚，列侬寫了一首新歌《給和平一個機會》，直到今天，這首旋律簡單的歌，仍然是全世界和平運動的主題曲，經常被幾十萬人共同合唱，歌裡有一句反複出現的話：“我們要說的，就是給和平一個機會。”
從列侬之後的歌裡，你基本上能知道他後來的政治傾向。有一首名曲叫《勞工階級英雄》（Working Class Hero），他說，自己從小家境不好，生活在勞工中間，本能上就是社會主義者。他還有一首歌叫《人民擁有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他出錢辦左派的媒體，參與蘇格蘭勞工罷工。
當然，這裡面有一點兒沖突：一個腰纏萬貫的搖滾樂明星，做這些事情，好像有哪裡不對勁兒。列侬原來在倫敦的豪宅占地99英畝，中間有一個帶小島的湖，于是，他在1971年和洋子離開倫敦，搬到了紐約左派知識分子的大學營格林尼治村去住。我查了一下，他當時買的那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隻值10萬美元，對全世界最有名的搖滾明星來說，算得上寒酸了。
列侬“單飛”以後，有一首最重要的歌，也是他最喜歡的歌，叫《想象》（Imagine），這可以說是他的人生宣言，他全部夢想的濃縮。詞曲都極為簡單，國中英語水準肯定能看懂：“想象一下沒有天堂，這很簡單。腳下也沒有地獄，我們頭頂隻有藍天。想象一下所有人都在為今天生活……”。
列侬的夢想，是去掉世界上所有的人造差異，無論國家、信仰、民族還是财富。這是孩子們在用蠟筆畫畫時才會出現的簡單圖像，好像隻要稍微成熟些的人，就不好意思這麼想象了。而列侬用簡單的旋律，輕柔的鋼琴伴奏，把這首歌唱得有一種神聖氛圍，雖然他一上來就否定了宗教。
在我的印象裡，搖滾和民謠歌曲裡，具有同樣感覺的，好像隻有加拿大音樂家萊昂納德·科恩的《哈利路亞》。兩首歌都做到了極簡，你看《聖經》裡那些動人的話，文字也都是極簡。這兩首歌的歌詞，我為你附在文稿後面。
甲殼蟲解散以後，列侬在西方文化藝術界的形象，反而更加燦爛奪目，有人說，他之前是乖孩子，但在七十年代，取代了鮑勃·迪倫，成為反抗的偶像。因為列侬和洋子的活動，尼克松政府也一直想把他們驅逐出境。
我最後想給你說說列侬之死，因為關于他的文章很多，但對這一段的記載卻比較少。
列侬是個夢想家，而殺他的兇手，也自認為是夢想家。此人叫查普曼，童年遭遇家暴，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國王，統治着一群住在他卧室牆裡的小人兒。
他長大以後到處打零工，精神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常和腦海裡的“小人兒”說話。他對列侬有嫉恨，說：“他鼓吹愛與和平，自己卻有億萬美金，騙我們買他的歌，相信他的謊言。”
我覺得他這些話還算好了解。另外，他還相信自己是小說《麥田守望者》的男主角。那部小說講的是一個少年逃學以後在紐約遊蕩，書中的少年極度敏感，想守護少男少女身上的純真氣質。
我按照“精神病人思路廣”來估計，他也許把列侬看成童真的化身，認為隻有殺死他才能留住那些東西。
列侬夫婦的住處是公開的，每天都有攝影師和歌迷圍在門前等候。1980年12月8日，查普曼在列侬剛走出家門時，向他的背後連開5槍，其中4槍擊中了列侬的左後背。列侬因為心髒周圍血管受損，于當晚11時身亡。
警察趕到時，兇手查普曼平靜地坐在人行道邊，手裡舉着一本《麥田守望者》。
列侬曾說：“死，隻是從一輛巴士下來，上了另一輛巴士。”一周後，他在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墓地火化，沒有舉行葬禮。至今，紐約的歌迷，每年都會在固定場所紀念列侬。
什麼是詩歌？我們心裡有感受，但用明确的語言來說，會覺得“欲辨已忘言”。詩歌中總有難以完全描述的一面。我們就是能感覺到：像“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這是詩；而“唯有我們能支配的詞語才賦予物以存在”，就是哲學家式的語言。
葉嘉瑩的人，以及她所經曆的一切，也是一首長詩。我對此隻有一個飄忽的感受，想不出落在圖像上應該是什麼樣。不過，我這也可能是替導演陳傳興瞎操心，他早就拍過好幾部講述台灣詩人的優秀紀錄片了。
我現在看完了片子。那麼，這部《掬水月在手》講出來了嗎？我認為是講出來了。起碼是一種值得尊重的講法；是一部值得你端坐到黑暗裡，在大螢幕上看兩個小時的紀錄片。
我也了解不完全滿意的觀衆：葉嘉瑩有過自己的人生講述，還寫了那麼多的詩詞記錄自己的心境。于是，人人心裡都有個葉嘉瑩，都覺得别人講的不盡人意。就像每個人都認為隻有自己對一首詩的了解才是對的。
我想，導演能做的不是讓某個觀衆滿意，而是要盡自己所能去解決問題。我今天主要給你說說。按我的了解，陳傳興是怎樣解決詩人不好講這個問題的？
我們先來用最簡短的篇幅，回顧一下葉嘉瑩的人生和詩歌生涯，也可以說是導演面對的問題是什麼樣的。
葉嘉瑩生于1924年初夏的北京。我買了本和紀錄片配套的同名新書，後面引用的内容，一部分出自她在書裡的自述，還有一些來自她更完整的回憶錄《紅蕖留夢》。隻看紀錄片的話，有些地方會覺得困惑。我今天來為你補上。
這本新書裡有葉嘉瑩坐落在北京西城區舊宅的平面圖，那是個三進、帶跨院的院落，比我們常見的小四合院要大四五倍。她家是旗人，祖父是進士出身，本來姓葉赫那拉，民國以後改姓葉。葉嘉瑩自幼學詩，寫得就是在自己家院子裡看到的景物。
她在17歲時遭遇了生平的一場苦難。1937年北京淪陷，她的父親随國民政府撤退，葉嘉瑩姐弟跟着母親留在北京讀書。1941年，她的母親在舅舅的陪同下到天津做手術，開刀後感染，在回北京的火車上去世了。此時，她父親在外沒有音信。
葉嘉瑩在輔仁大學中文系讀書時，遇到了平生對她影響最大的人，著名詩人、學者顧随。葉嘉瑩被視為顧随的學術傳人，顧随曾經在給她的信裡說：你聽我的課最多，心得和進步最大。但是，假如我有什麼可以傳授的，你不要做孔門弟子裡唯唯諾諾的曾參，你要去做禅宗六祖慧能門下的馬祖大師，超過我，用西方的學術貫通中國的詩歌研究。
顧随還有位弟子，唐宋詞專家、北師大教授楊敏如。多說一句啊，楊敏如的哥哥是著名翻譯家、詩人楊憲益，楊憲益和妻子戴乃疊做過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偉大工程，他們把全本的《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中國古典小說翻譯成了高品質的英文譯本。他們夫婦我以後再說，咱們還是說回來，楊敏如評價葉嘉瑩時說：她教書受了罪，跟外國人講中文，然後再拿外國理論來講中國的詩，你說她難不難？我比她福氣大，世俗上、塵世上的一切快樂我都有，她都沒有，她受的苦不隻她講的。
葉嘉瑩之後還受了什麼苦呢？她1948年和丈夫趙鐘荪在南京結婚，這是她唯一交過的男朋友。趙鐘荪是個國民黨海軍軍官，軟磨硬泡地追到了美麗的葉嘉瑩。同年11月，帶着葉嘉瑩撤退到台灣。到了台灣，趙鐘荪因為思想問題被當局抓了起來。葉嘉瑩帶着吃奶的女兒一度也被關押。在之後的幾年裡，她寄人籬下，在親戚家的走廊裡打地鋪，怕吵到别人午睡，就抱着孩子在外面徘徊。她後來找到了一個在中學教書的工作，同僚們看她獨身帶孩子，都用奇怪的眼光打量她。葉嘉瑩回憶說“如果說女人是花，那我很早就凋零了”。
在片子裡，葉嘉瑩不願意多談丈夫和家庭的問題，導演也很尊重這一點，是以你可能會看着有點兒糊塗。趙鐘荪出獄之後，就再也沒工作過，性格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對家裡的事不聞不問，二女兒出生也不願意看一眼，全靠沖着妻子耍威風來發洩，從此折磨了她一輩子。很多年裡，葉嘉瑩痛苦到想過自殺，她後來說：自己也是多年以後才醒悟，一生中并沒有感受過真正的愛情。在紀錄片裡，有的受訪者替她憤憤不平，說葉嘉瑩從來都逆來順受，隻淡淡地說一句丈夫“他這個人呢”。
葉嘉瑩在回憶錄裡說：她認為維持倫理是社會安定的因素，如果人際中的一方不遵守，另一方能繼續忍辱負重，起碼還有一半安定的力量。另外，君子要始終如一的持守，這不隻是對人，更是對己。在這一點上，她改不了。葉嘉瑩被稱為“穿裙子的士”，她的儒家君子襟懷，也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們今天就不展開說了。
葉嘉瑩說自己天生是吃教書飯的，所教過的學校，都願意留她繼續任教。慢慢地，她開始在台灣的幾所大學講課，勉強維持着全家的生活。著名作家、紅學家白先勇贊歎說：葉先生在台灣大學上課穿旗袍，有一種樸素的華麗，行為舉止就是末代貴族的樣子。台灣的端午節也是詩人節，過去，全島的新詩人和舊詩人是不坐在一起吃粽子的，因為有葉嘉瑩對古詩的講解，新舊詩人才開始彼此了解，坐在一張桌子上吃粽子了。
60年代，葉嘉瑩開始到美國講學，後來擔任了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UBC）終身教授，在校園裡，她被看作是東方的象征。在外面，葉嘉瑩永遠端莊優雅，而片中她的一個學生說，她曾聽老師的父親說過一句：“你的葉老師命苦啊。”
直到1974年，葉嘉瑩再度回到闊别幾十年的故鄉，她當初離開大陸時，隻帶着兩隻箱子和記錄老師顧随的課堂筆記，以為自己随時能回北京。
這時，她又遭受了又一個重大的人生打擊，她的大女兒和女婿在1976年因為車禍身亡。葉嘉瑩說，我當年在回國的飛機上動了一個念頭，自己年過半百，苦難應該都過去了，以後可以幫女兒照顧孩子，跟所有的外婆一樣……我這一念，就讓上天懲罰了我。同僚們在事後幾天看到她時，她隻是眼圈一紅，仍然像從前一樣上課，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1978年，葉嘉瑩申請回國教書，提出自己負擔旅費，不要任何報酬。從那時至今，她已經在國内講學四十年了。我們知道，她先後将自己3500多萬元的财産捐獻給南開大學，成立教育基金。其中包括出售她在北京、天津的房産所得。
我們把葉嘉瑩的故事回顧完，再來接着說拍她的困難。
葉嘉瑩喜歡引用王國維的一句話，“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大詞人李煜隻有天才是不行的，一定要曆經從皇帝到喪家亡國的苦難和恥辱，才能寫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來。葉嘉瑩寫的詩，和她講詩的方法，也都和自己的苦難融為一體，她的情感和精神不隻是個人的，也是高度藝術化的，詩歌化的，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典範。是以我說葉嘉瑩本人就像是一首杜甫的長詩。
我覺得，導演陳傳興用了兩個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是緩慢唯美的空鏡頭，空鏡頭就是對着景物去拍攝。看上去的空的景物裡有什麼？有典型的古詩意境。顧随講詩時說：選杜甫的七絕，選《江南逢李龜年》不是内行，該選“兩個黃鹂鳴翠柳”。詩中的“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别人看是景物，杜甫看都是有靈性、有人格的。
這部片中有大量的空鏡頭。當導演用緩慢的鏡頭語言去拍唐代壁畫、龍門石窟的造像、古代的陶瓷時，其實是拍攝孕育中國詩歌的時間和空間，這也是葉嘉瑩的精神源頭。導演還會去拍荷塘柳浪，拍北京的雪，這又是葉嘉瑩生命曆程中的體驗。這種鏡頭是中國詩歌含蓄的抒情方式：先制造一個環境和境界出來。
另一個手法是講述順序上的。陳傳興在訪談裡說，對葉嘉瑩的通路稿有100萬字，他一個人在旅館裡關了5天，把所有的劇照、素材和稿子擺在一起，重新安排出全片的空間和時間結構。我們看到的影片，畫面和資訊不完全按照時間順序，常常來往穿插，和留白的空鏡頭交替出現。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順序呢？我覺得是詩歌的秩序，基于導演對詩歌的了解。
很多詩人說，對詩歌最好的解讀是寫一首詩去唱和，就像顧随當年批改葉嘉瑩的詩作，頭一年會改幾個字，之後幾年則是自己寫幾首詩去唱和，這叫“以詩解詩”。這部片子的拍法，也可以稱為“以詩意的畫面解讀詩人”。有人說葉嘉瑩“把不懂詩的人接到了詩裡來”，這部片子也可以把不知道葉嘉瑩的人領到她的面前去。
個人主義的流行是一件相當晚近的事情。有了這個認識之後，讓我們再看東西方文化的一處差異，那就是很多我們通常是以為的西方人名其實不是人名。比如奧卡姆剃刀背後的這個奧卡姆，不是人名，而是地名。
奧卡姆（Ockham）是英國一座小鎮的名字。13世紀，一個叫威廉的孩子出生在這座小鎮上，成年以後成為了一名學識淵博的神學家，人們叫他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他很可能沒有姓，他身邊的朋友應該直接叫他威廉，但是，叫威廉的人實在太多了，旁人在交談當中提到他的時候，還叫他威廉的話就會陷入指代不清的麻煩，于是，為了把他和其他的各位威廉差別開，就叫他奧卡姆的威廉。這位奧卡姆的威廉提出來的某個想法，幾百年後被人總結歸納，精煉出來，扣上了一個名字，叫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顯然，為了表達的簡潔性，把“威廉”這個名字都給省略掉了，否則至少應該表述成“奧卡姆的威廉的剃刀”。
BBC拍過一個戲說莎士比亞的情景喜劇《新貴》（Upstart Crow），其中有這樣一幕：莎士比亞的女兒問爸爸說：“你為什麼不寫一點普通人的生活呢？”莎士比亞回答說：“因為普通人很無聊，人們想看的是表現上流社會的戲劇。他們想看一群以地名命名的公爵們到處亂竄，說些什麼：‘快來吧，蘇塞克斯，牛津，還有北安普頓！讓我們一道去找約克，然後和薩裡、康沃爾、索利哈爾和貝辛斯托克打一仗吧！’”如果我們把這句話變成中文語境，大約應該是這樣的：“快來吧，河北、河南，還有黑龍江！讓我們一道去找陝西，然後和甘肅、青海、内蒙古和吉林打一仗吧！”我們覺得很荒唐，但當時英國人就是習慣這種稱謂方式。這不算很難了解，因為傳統上的歐洲，人們隻有名，沒有姓，名的可選範圍還特别少，不但很容易重名，大家一般也不介意重名。
是以，西方傳統的稱謂方式裡，除了以上這種用地名區分人物之外，常見的區分方法還有綽号和編号。我們還是用“威廉”這個名字舉例好了。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率領一支艦隊登陸英格蘭，聲稱對英格蘭的王位擁有合法繼承權。請你注意一下他的身份：他是法國的一位公爵，封地在法國的諾曼底地區，是以，套用“某地的某人”這種稱謂方式，可以叫他諾曼底的威廉（William of Normandy）。如果套用剛剛莎士比亞的說辭，當時的英格蘭人可以這樣說：“諾曼底打過來了”。
諾曼底的威廉打赢了王位争奪戰，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名叫威廉的國王，于是根據編号命名法，可以稱他為威廉一世（William I）。所謂一世、二世，和我們熟悉的秦始皇、秦二世完全不同，兩個人既不必有血緣關系，也不必有繼承關系。嚴格來講，威廉一世應該被稱為英格蘭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England），意思是“英格蘭第一個名叫威廉的國王”，稱謂結構依舊是“某地的某人”。
威廉一世的王位是靠征服得來的，是以得了一個綽号“征服者”，人們稱他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征服者威廉之後的英格蘭國王，不管相隔多少代人，不管中間有沒有其他國王繼位，隻要他的名字也叫威廉，按照編号，就應該叫威廉二世，全稱是英格蘭的威廉二世（William II of England），意思是英格蘭第二個名叫威廉的國王。
曆史上的威廉二世是威廉一世的第三個兒子，有個綽号叫“紅臉膛”，是以也被稱為紅臉威廉（William Rufus）。威廉二世死于1100年，足足過了500多年，英格蘭這才又出現了一位名叫威廉的國王，威廉三世。威廉三世同時還是蘇格蘭國王，而在蘇格蘭的王位譜系裡，他是第二個名叫威廉的，是以隻能叫威廉二世。是以，英格蘭的威廉三世同時也是蘇格蘭的威廉二世，是不是有點亂呢？更亂的是，他在法國還有一個奧蘭治親王的身份，是以他也被稱為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我講過中國人的姓氏是如何起源的，歐洲其實也經曆過同樣的過程，隻是時間比中國晚得多。我們再看一位威廉，全世界最著名的威廉：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姓和名雖然配齊了，但是，“莎士比亞”這個姓到底應該怎麼拼寫，就連威廉·莎士比亞本人都搞不清楚——在他本人的簽名手稿裡，竟然簽出了好幾種拼寫方式，也不知道哪一種才是對的。這個時候的姓，顯然還處在成型的過程當中。
是以我們看古代歐洲，人名非但毫無個人主義色彩，反而來得特别敷衍。比如法國國王，一連串都叫路易，還沒有姓，從路易一世一直叫到路易十九。這樣對比下來，古代中國好像才有個人主義色彩——有點文化和身份的家庭裡，人不但有名有姓，還有字有号，每個人都顯得獨一無二。
再來看看你談到的皮格馬利翁效應（Pygmalion Effect），這又是一種類型的代表。
皮格馬利翁是希臘神話裡的一位國王，他的故事成為西方文化裡的一則典故，後來有心理學家覺得這則典故和他們的一個新發現很有共通之處，順手拿來命名，于是就有了所謂的皮格馬利翁效應。
希臘神話貢獻了很多同類短語，比如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西西弗斯的石頭（Sisyphus’s Boulder），阿裡阿德涅的線（Ariadne's Thread）……這一類的成語，古代中國其實也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可謂婦孺皆知，而你之是以沒想到，隻是因為我們通常用到的是這類成語的另一種表達形式。
比如“葉（shè）公好龍”，這個成語人人都很熟悉，總被誤讀成葉（yè）公好龍，如果你對某種事物懷有像葉公對龍一樣的喜愛，那就可以說你對這種事物有着“葉公之好”——這個短語就是“葉公好龍”的變體。有人擔心這種态度會讓你誤入歧途，但你不以為然，覺得他們的擔憂完全是“杞人之憂”——這個短語就是“杞人憂天”的變體。
同類的成語還有不少，比如齊人之福、龍陽之癖、墨子之悲、楊朱之泣……像“杞人之憂”和“齊人之福”這種語言結構，和“奧卡姆剃刀”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奧卡姆剃刀”轉譯過來的話，就是“奧卡姆人之剃刀”，簡化一下就是“奧人之刀”。我們連起來讀一下：杞人之憂、齊人之福、奧人之刀。是不是很順？同理，“皮格馬利翁效應”可以譯成“皮翁之效”，“阿喀琉斯之踵”可以譯成“阿喀之踵”，“西西弗斯的石頭”可以譯成“西弗之石”，“阿裡阿德涅的線”可以譯成“阿女之線”……
這些短語如果寫成排比句會很有氣勢，古代的中國文人确實經常這麼寫。舉一個例子，“秋之弈，牙之琴，郢人之斤，由基、紀昌之射……”（《水雲村稿·一齋記》）如果後面接上“西弗之石”、 “阿女之線”，也不突兀。在這點上，古典中國和古典西方倒是誰都不比誰特殊。
古代的交通和通訊就是那麼落後，極限值很低。是以即便到了晚清，苦惱依舊，英國軍隊總能借助軍艦的靈活性打赢登陸戰，指哪兒打哪兒，靠着很單薄的軍隊就能在任何一個局部作戰區獲得人數優勢。而清朝空有幾十萬大軍，裝備也不差，卻總也來不及圍殲英軍。如果當時能有手機的話，我想清朝的勝算一定大增。
這個問題在古代一直就沒有太好的辦法解決。是以我們看戰國曆史，會發現各個國家動不動就要遷都。
遷都在軍事上最核心的意義，就是給指揮部重新選址——如果近期的軍事意圖是向西線開疆拓土，那就把首都遷到西邊，和前線的距離不能太遠，否則就會降低指揮排程的效率。等西線打得差不多了，該向南邊動腦筋了，又會把首都遷到南邊，便于在南線指揮排程。
畢竟這個時代叫作“戰國時代”，各種國家設施的安排往往都是為戰争目的服務的。
但即便可以頻繁遷都，我們也該想到一句軍事名言：“将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前線指揮官經常需要随機應變。
是以我們不難想見，資訊傳遞的效率越高，對随機應變的要求也就越弱。君主當然不願意把将帥的主動權搞得太大了，但為了打勝仗，往往不得不給将帥授予全權。
還有一句盡人皆知的軍事名言：“兵貴神速”。這裡所謂的神速，說的不僅僅是行軍速度，也是資訊傳遞的速度。
因為兵貴神速，是以古人為資訊傳遞的速度問題傷透了腦筋。如果隻需要速度快，那麼顯而易見，最快的就是光速。
其實古人早就用到光速來傳遞資訊了，最典型的光速裝置就是烽火台。一連串的烽火台可以接力傳遞信号，轉眼之間就可以通知到千裡之外。
烽火台傳遞資訊的速度雖然很高，但短闆也很明顯：一是沒法傳遞複雜的資訊，二是很受天氣和地理條件的限制。
比如你在守衛一座烽火台，發現敵人來了，趕緊點火，傳遞的資訊可以轉譯為4個字：敵人來了。如果敵人來得太多，你可以多點一堆火，傳遞的資訊可以轉譯為6個字：敵人來了好多。
更複雜的資訊就沒法傳遞了，你不可能僅僅憑借着火堆和狼煙告訴後方敵人來了3萬騎兵，5萬步兵，主帥的旗号是什麼。後方在收到烽火台傳來的資訊之後，也很難做出資訊回報。
人們自然會想：如果可以用書信傳遞資訊，那麼無論多複雜的内容都可以說清楚，難點隻在于當書信寫好之後，怎麼傳遞出去。
我相信一定有同學想到了4個字：飛鴿傳書。
馴養信鴿，讓信鴿傳遞書信，至少在唐朝就已經出現了，而信鴿用于軍事通訊的記載要晚到宋朝才有。
南宋年間，名将張浚視察軍營，發現軍營裡邊空無一人，隻有一個叫曲端的光杆司令。張浚又氣又疑，問曲端這是怎麼回事。曲端不慌不忙，打開鴿籠，放出一隻信鴿，很快就有一支軍隊整整齊齊過來報道。曲端統管着5支軍隊，隻要放出5隻相應的信鴿，就能讓這5支軍隊迅速集結。
這件事的出處是南宋末年文人周密的筆記《齊東野語》。這部書按照古人的分類，屬于标準意義上的稗官野史，可靠性要打折扣。
真正讓人生出懷疑的是，飛鴿傳書雖然貌似可行性很高，但曆史上竟然很少有人真的用到這個辦法，估計信鴿的通信效果并不真有曲端故事裡的那麼可靠。
真正在曆史上成為主流的，還是人力傳遞，隻不過交通網可以越修越密，交通工具可以越來越高效，綜合管理也可以越來越嚴格。走陸路可以快馬加鞭，沿途遍布驿站，一路換馬不換人，走水路也有快船和水上驿站。
但是，真要遇到圍城的局面，經典辦法也隻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了：開出高昂的賞格，征募勇士突圍送信。偶爾會出現一些奇招，比如用風筝、竹筒傳遞書信，但顯然可靠性和可複制性都不太高。
在軍情傳遞的問題上，至關重要的除了速度之外，還有保密性。一旦信使被敵人抓到了，信件被搜出來了，可就大事不好了。
怎麼辦呢？古人趟出了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最容易想到的：把信件藏好，讓别人搜不出來。比如藏在鞋底裡，縫進腰帶裡，極限辦法是做外科手術，把藏有信件的蠟丸縫進身體裡邊。但無論藏得多麼隐蔽，隻要敵人起了疑心，處心積慮、仔仔細細去搜，總是能搜得出來。
是以就有了第二條路：直接給資訊加密。
兵書《六韬》是我在正文裡邊介紹過的，内容是假托周武王和姜太公的對話來講解作戰技巧，其中有一篇叫作“陰符”。
周武王問到資訊傳遞的辦法，姜太公給出了一個密碼方案：君主把陰符，也就是包含了密碼的兵符，交給主将。
陰符一共有8種，約定好用不同的長度表達不同的涵義。如果君主收到了1尺長的陰符，就知道前線打了大勝仗，全殲敵軍。如果收到的是5寸長的陰符，就知道前線告急，申請增糧增兵。
這樣的交流方式，就算信使被敵軍抓獲，敵軍也看不懂陰符的涵義，不但敵軍看不懂，就連信使本人也看不懂。信使就算叛變，情報也不會洩露。
8種陰符，可以傳遞8種主要資訊，可是如果情況複雜，又該怎麼辦呢？
周武王果然這麼問了，姜太公說：“好辦，我還有一招：陰書。”
無論多麼複雜的資訊，寫成書信就可以了。但是，把寫好的書信裁成3段，分别派出3名信使，收信人隻有收到全部的3段，拼合完整之後，才能讀出書信的内容，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情報洩露。
但陰書的短闆也很明顯：3名信使隻要有1名被捕，敵人雖然讀不懂情報，但收信人同樣讀不懂。
是以最好的辦法，應該是介于陰符和陰書之間。北宋真的發明了這個辦法，叫作“字驗”，是一套文字加密系統。
《武經總要》有過詳細的使用說明。我在正文裡邊講過宋朝的兩大兵書系統，一個是《武經七書》，《六韬》就是這“七書”之一，另一個就是《武經總要》，相當于當時的軍事百科全書。
字驗的設計出發點還是陰符那種固定資訊模式，但陰符的固定資訊隻有8種，字驗擴大到40種，分别表示請求增援、請求退兵等等前線常用語，基本涵蓋了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上下級之間事先約定，找一首五言律詩作為密碼本。為什麼是五言律詩呢，原因很簡單：字驗有40種，一首五言律詩剛好40個字，可以一一對應。對五言律詩不要求藝術水準，隻要求沒有重複的字。
需要傳遞情報的時候，不必特地寫一封信，而隻要發送一件平常的公文，把印章蓋在某個特定的字上就可以了。上級收到這份公文之後，看看印章蓋在哪個字上，從密碼本裡找出對應的字，看看它是全詩當中的第幾個字，再找出對應的字驗。
上級還可以做出批複，如果表示同意，就在回信當中同樣的字上蓋印，如果不同意，就在空白的地方蓋印。
這樣的密碼，并不存在技術性的破譯手段，但資訊的傳遞，仍然要靠人力完成。這種局限性，隻有等待現代科技的出現才能做出突破了。
首先要說的是，“確定”是做不到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而且我們看曆史也很容易産生幸存者偏差。當時那些家族，初始目标未見得很具體，但所有家族都有一個共同的、不太具體的目标，那就是興旺發達。至于是以守禮貴族的身份興旺發達，還是以篡位奪權的手段興旺發達，那就取決于具體形勢了。
流亡公子陳完剛剛到齊國落腳的時候，最有可能的初始目标應該是活下去并且站穩腳跟，而不大可能是盯着齊國的國君寶座，給子孫定下一個奪取齊國政權的宏大使命。
但是，為了家族的興旺發達，一代一代的族人不斷奮鬥進取，這确實是當時的普遍現象。現代人之是以很難了解，是因為現代人的價值觀已經高度個人主義化了，而個人主義是一種很有現代性的價值觀，從來不是古代社會的主流觀念。
今天我們常說一個人三觀很正，或者三觀不正。所謂三觀，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統稱。我們說起三觀的時候，很少會深究它的涵義，但如果深究一下的話，就會發現三觀當中的人生觀特别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人生觀首先需要解決三大經典難題：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向何處去？對以上三大難題的解答，構成了人生觀的形而上學基礎。
試着回答一下。我是誰呢？我是某某某。我從何處來呢？我是我的父母生下來的。我向何處去呢？我會死，人死如燈滅。這就是現代社會裡邊最一般的回答，也是現代人對生命現象的最一般的了解。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對生命現象的不同了解，會催生出不同的人生觀。
比如有人是這樣了解的：人是物質性的生命體，由受精卵孕育而成，通常可以活蹦亂跳幾十年，然後徹底結束生命。是以在這活蹦亂跳的幾十年裡，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隻為自己代言，隻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也有人做出了不同的了解：人是永生的生命體，今生隻是永生當中一個極其短暫的、微不足道的片段，在結束了今生的幾十年生命之後，人又會回歸到永生的軌道當中。是以，今生早一點結束還是晚一點結束，都無所謂，“趕早不趕晚”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以上兩種了解分别代表了兩個極端，自然會催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英國玄學派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有一首經典的名作《緻他嬌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在一首詩裡對照出這兩種人生觀的差異。首先是基于永生的人生觀隆重登場，詩是這麼寫的：
假如我們有足夠的世界和足夠的時間，
女士啊，你這樣的嬌羞便算不得罪愆。
我們可以坐下來，想想該在哪條路上
消磨我們漫長的愛戀。
你可以在恒河的岸上尋覓寶石，
我可以在亨伯河邊幽幽哀歎；
我可以在滅絕世界的洪水來臨之前
愛上你，你可以拒絕，或者接受，
就在末日審判的當天。
我那植物的愛情緩慢滋長，
超出了所有偉大帝國的輝煌版圖。
讓我用一百年贊美你的眼，凝視你的眉，
用二百年崇拜你的胸，用三萬年的時間慢慢愛遍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膚。
偏偏把你的心留待最後觸摸，
隻有這樣的排場才不緻把你辱沒。
這樣的排場當然合情合理——既然時間取之不盡，做任何事情當然都沒有了着急的必要。
但是，視角馬上轉換，突然出現了整首詩裡最常被人引用的名句：“但我總是聽到，背後隆隆逼近的時間的戰車。”（But at my back I always hear / Time's winged chariot hurrying near.）
人生竟然如此短暫，青春更加短得不像話。對生命的了解一變，人生觀自然要跟着變，于是，詩中又寫道：
何不放任我們胸中的火焰，
何不放任我們像一對熱烈的猛禽那樣彼此奉獻。
用俗話講，就是“人生苦短，不如及時行樂”。在這樣的人生觀裡，自然容易萌發個人主義價值觀，而在基于生命永恒的人生觀裡，當然任何緊迫感都是多餘。
是以我們看歐洲中世紀的曆史，在永生信念最虔誠的時代裡，人們做什麼事都慢吞吞的。大一些的工程，比如建一所教堂，設計師熬死一個又一個，建築師熬死一個又一個，作為甲方的教皇或者主教大人也熬死一個又一個，很少有像今天這樣由一個人帶一個團隊從頭到尾做完的。不要說一座教堂，即便是教堂的室内裝修，都能由幾代人慢慢地做上幾個世紀，這是今天完全不能想像的。
對生命的了解不一樣，時間的尺度就不一樣。如果人生隻是短短幾十年，那麼最優的活法當然是盡可能地豐富我們的人生體驗，誰也不想日複一日都耗在一件小事上，就這麼把這幾十年耗完了。是以，雖然總有人在大力地呼喚匠人精神，但匠人精神注定會離我們遠去。
我們覺得匠人精神很可貴，是以應該提倡，但對于任何一種美麗的倡議，我們都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第二，憑什麼。
那麼，匠人精神之是以能夠出現，我們必須透過現象層面，深挖價值觀背後的形而上學基礎才能了解，然後也就了解了為什麼“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顔辭鏡花辭樹”。
英語有一句諺語：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從字面直譯過來就是：有個什麼東西比你大。當你真誠地相信了某個東西比你大，比你的一生都重要，這句話才真正可以成立。
比如，一個在中世紀給教堂做裝修的工匠，真誠地相信永生的時間尺度遠大于今生的時間尺度，這才有了他一輩子的精雕細琢，有了子子孫孫的輪番接力。而如果他的座右銘是“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那就沒有任何東西比他的今生更大了。
當我們用這樣的思路審視春秋時代，就會發現家族傳承所展現的其實正是永生意識。
永生意識分出了兩條寬闊的的岔路，用比較形象的比喻來說，一條路可以稱為長跑型的永生，另一條路可以稱為接力型的永生。
所謂長跑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仙，和天地同壽，或者靈魂不滅，死掉的隻是肉身。活佛轉世貌似接力，其實還是長跑型的，因為接力的隻是肉身，靈魂從來不變。所謂接力型，并不否認個體的死亡，但相信個體和個體之間可以薪火相傳，一盞燈點亮另一盞燈。
這種接力型的永生觀念，是對是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所有對生命的了解當中最貼近人性的一種。
古代中國人把它精煉成一句名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思是說，在三種最嚴重的不孝順的表現裡，“沒有留下繼承人”是最惡劣的，最不可原諒的。
這種觀念之是以成立，就是因為有永生意識做基礎：列祖列宗雖然死了，但仍然在某個空間以某種神秘形式活着，必須定期得到祭祀，否則就會挨餓。讓列祖列宗通通挨餓，這顯然比打爹罵娘還要不孝。
于是，就算兩口子沒有生育能力，也有義務過繼一個孩子，延續家族的香火。
所謂香火，就是祭祀。隻有祭祀不斷絕，列祖列宗才能一直受到供養。在這種觀念裡，個體生命隻是家族生命鍊條裡的一環。家族的生命鍊條，顯然bigger than yourself。你不但要供養列祖列宗，你的子孫後代也将以同樣的形式來供養你。
而所謂個人主義，表現在時間上，就是把自己這一環從家族生命鍊條上解下來，表現在空間上，就是把自己和小夥伴們區隔出來。這種觀念其實違背了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天性，是以隻屬于理性強悍的人，并且直到相當晚近才開始流行。
如果拿今天的正常價值觀來做衡量标準的話，就會發現鍊條意識所誕生的果實并不都是可口的。很容易了解的是，既然鍊條的重要性遠大于鍊條上的任何一環，那麼任何一環當然都是可以被犧牲，被舍棄的。是以，最後還是要說一句我們很熟悉的老話：看問題嘛，要一分為二。
居業：變法的内容事無巨細，商鞅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一條一條制定變法細則的吧？請問熊老師，除了秦孝公的支援，還有哪些人或勢力，在變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呢？
黃星球 ：很難想象商鞅僅靠一己之力作出這樣的改革設計，他應該有一個自己的團隊吧？如果有的話，他一個外國人，怎麼樣搭建出一支優秀團隊來呢？
這件事在史料當中并沒有明确記載。從常理推斷，商鞅肯定會有自己的團隊，甚至有兩個團隊，一個是官方執行機構，一個是私人智囊團。
感覺是不是很前衛呢？美國總統也是這種人力資源配置。
今天提到“團隊”這個概念，我們通常都會想到兩種模式，一是創業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幾個人各有各的本事，情投意合，分工協作，帶起一支隊伍，一路披荊斬棘，打怪更新，終于走向成功；二是大機構裡的一個小團體，部門上司特别能幹，還把整個部門培養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隊，一旦自己跳槽，就會帶着整個部門一起跳，無論跳到哪裡，核心團隊永遠都是自己的這支嫡系。
這兩種模式，顯然都和商鞅不搭。商鞅相當于單人匹馬到一家大公司求職，為了争取一個面試機會還不得不走後門、拉關系。面試成功之後，在管理層就職，肩上是公司老闆的殷切重托，四周是無數陌生人的不滿和惡意。這種局面下，要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就要搭建一個忠誠而高效的執行團隊。
以商鞅的風格來看，他需要的執行團隊會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團隊，隻要把自己的想法準确無誤地落實下去就好。如果僅僅需要執行力的話，那麼這個團隊裡的任何人其實都不是不可或缺的。更何況商鞅作為刑名專家，隻要有了人事權，就可以輕松拿出自己那套循名責實的辦法，把不稱職的員工迅速淘汰。幾輪淘汰之後，就不難形成一個穩定的執行團隊。
另一方面，商鞅所做的變法細則，再細也不會有多細，遠不能和今天的政策法律相比。這裡最需要了解的是，當時的社會裡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國君的财産而存在的。
是以商鞅時代的變法設計，沒必要興師動衆、反反複複地調研、開會、協商、試點，隻有簡單粗暴才是人間正道。了解了這一層，就能明白為什麼商鞅從變法到被殺，這麼多年來都隻看到他一個人在前台閃光，身邊見不到變法大業的二号人物。
對照一下王安石變法，當王安石被迫下野的時候，二号人物會來接班，二号人物後面還會有三号人物。而商鞅的變法藍圖是追求一種高度自動化的營運模式，所有位置上的人都是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最後無論有沒有能人主持，這架機器永遠都可以自動運轉——就算哪裡出了故障也無所謂，機器可以自己糾錯。是以當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之後，雖然馬上就殺了商鞅，但不用給商鞅找接班人，商鞅的政治遺産也能夠自行運轉下去。隻是對于商鞅本人而言，如果當初能給自己培養一個二号人物的話，那麼當自己見勢不妙的時候就可以安心下野，不至于太擔心失去權力就沒法自保。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到課程後面就會講到。
說完了商鞅的政府班底，再來說說他的私人班底。
戰國時代是一個門客盛行的時代，不但進階貴族會供養門客，商鞅這樣毫無貴族血統的高管也會供養門客。門客屬于私人班底，誰養活他，他就為誰效力，對國君和國家都沒有忠誠方面的義務。商鞅如果遇不到秦孝公，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到權貴之家去做門客。
那個時候，國際競争越來越白熱化，在傳統的論資排輩的社會裡毫無出路的人這下都可以憑着才幹去闖天下。既能幹又有運氣的家夥可以一下子就從平民百姓躍升為大國總理，比如秦國有商鞅，齊國有鄒忌。這些人當然隻是極少數的幸運兒，不難想象還會有大量的遊士在國際社會上辛苦奔波，始終沒有找到用武之地。權貴之家就是這些人最大的收容所，也是最好的補給站。
對于權貴來說，作為私人班底的門客要比政府班底來得順手。在管理學意義上，如果上司和員工全是公對公的關系，上司又很想有所作為的話，難免在這種關系裡束手束腳、焦頭爛額。直到現代社會，這種問題依然存在。
可以看看美國，“三權分立”的核心結構是我們很熟悉的，在“三權”的行政分支上，總統級别最高，可以組閣——也就是挑選自己想要的人組成内閣，作為自己的幕僚集團。聽上去好像總統很有人事大權，但其實總統隻有提名權，提名之後必須等待參議院的準許。提名也不是想提誰就提誰的，隻能在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裡挑選。這就意味着，即便參議院閉着眼睛蓋章，讓總統順利組閣，而對于内閣成員來說，自己的閣員身份僅僅是個兼職，本部門的業務才是本職，是以本部門的利益天然高于總統利益。更讓總統惱火的是，每個部門還各有各的辦公地點，内閣想開一次會都不容易協調時間。
好吧，就算内閣不給力，但副總統難道也幫不上忙嗎？
中國人很容易誤以為副總統就是總統的副手，而真實情況是，副總統和總統根本不在同一個系統裡。總統屬于“三權分立”的行政分支，副總統屬于立法分支。副總統雖然頭銜叫副總統，但他的主要權力并不來自于這個頭銜，而是來自于他所兼任的參議院主席的頭銜。是以從法理上說，總統和副總統隻有制衡關系，而沒有協作關系。副總統的“副”的意思，不是總統的副手，而是總統的替補隊員。
是以曆屆美國總統都想做成一件事，那就是組織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私人班底。
有了自己人，做事才順手。
這件事并不容易，因為一來總統權力的擴大會打破美國人很看重的權力制衡，二來美國很長時間以來都盛行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以對行政機構的期待是：不但要小，而且要無為而治。
如果不是經濟大蕭條的來臨和世界大戰的爆發，也許局面會一直這樣下去。
社會劇變引發了輿論風向的劇變，政府需要有所作為了。這就很像秦孝公剛剛繼位的時候，要大展拳腳，非讓秦國大變樣不行。秦國推出了商鞅，美國推出了羅斯福。在這一點上，羅斯福新政就很像是商鞅變法。
正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努力之下，美國才正式開始建立總統幕僚制度。這個制度不斷發展，讓總統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可以不經過任何機構的準許，直接任命幕僚，讓幕僚直接對總統負責。和門客不同的是，幕僚的薪水并不是由總統自掏腰包的。
任何機構天然都有自我膨脹的趨勢，幕僚機構也不例外。到了尼克松時代，幕僚機構的人數竟然突破了5000。單是從這個名額就不難讓我們了解水門事件的發生，是以在尼克松辭職以後，幕僚機構的規模很快縮減下來。
從近代美國的幕僚機構反推古代中國的門客組織，很容易了解私人班底的意義不但重大，而且來得更加順理成章。鄒忌陷害政敵，總不友善用政府的人手去做髒事，是以靠的就是門客的力量。同為大國總理，商鞅遠比鄒忌更有作為，從情理上看，他會是以更需要借助門客。
公孫鞅的量化考核制度明明是非常管用有效，為何在中國曆史上沒有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發揚光大呢？
這個問題很大，我先來概述5個要點：第一，量化管理在萌芽時期就遭到了嚴厲批判，和亡國挂了鈎，那時候還沒有商鞅呢；第二，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轉變，相當于從領地國家到稅收國家或者自産國家的轉變，後者必然需要量化管理，是以商鞅的制度确實得到了發揚光大；第三，商鞅搞的量化管理還沒等秦朝建立就已經暴露出來嚴重問題了，成為秦國前進路上的阻力；第四，商鞅死得慘，秦朝亡得快，是以後人自然會對商鞅路線充滿警惕；第五，商鞅的量化管理是企業型的管理，而國家該不該被當成一家超級企業來經營，這在技術和倫理上都有争議。
我們先來了解幾個概念。所謂稅收國家和領地國家，是财政社會學的一種分類方式，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法。瑞典學者丹尼爾·塔奇斯（Daniel Tarschys）分得比較細緻，根據财政來源的不同，把曆史上的國家分成6類，其中最重要的有3類，分别是領地國家（domain state）、稅收國家（tax state）和自産國家（owner state）。封建國家就屬于領地國家，比如咱們這一段曆史講的周朝。
那我們看看中國曆史上對量化管理最早的反對意見，看看人家算不算言之成理。
量化管理的出現時間其實比春秋戰國還早，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反對意見如影随形。
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各種荒淫無道，終于惹出大禍，但從《國語》的記載來看，西周的滅亡不能全怪周幽王，他的父親周宣王也要承擔不小的責任。
周宣王和蠻族打過一場硬仗，損失相當慘重，接下來該怎麼辦呢？周宣王做出了一項重要決定，《國語》原話是“料民于太原”，意思是說，在太原這個地方發起一場人口普查。這個太原，不一定是今天的山西太原，但到底是哪裡，已經無從考證了。總而言之，要搞人口普查。
顯然戰争打得太殘酷，周朝這邊各種死走逃亡，減員太嚴重，讓周宣王心裡沒底，是以必須普查一次，自己還剩多少家底必須心裡有數。這就涉及當時社會的一個核心概念：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所謂國力，基本等于“人多力量大”，其他因素都沒有人的因素來得重要。
我們隻有了解了這條原則，才能了解古代社會。今天我們會把土地、礦産、科技、工業裝置、外匯存底這些東西當成“國力”的核心構成要素，而在古代，時代越早，人的重要性就越高。是以古代的各種政治主張經常圍繞着同一個目的，那就是怎麼才能聚攏更多的人。不同政治路線也往往圍繞着同一個問題：到底人比錢重要，還是錢比人重要？
在周宣王的時代，人絕對比錢重要，或者說比任何财富都重要，人口的折損是國力的嚴重損失。那麼不難了解，無論換誰在周宣王的位置上，本能地就想搞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元老貴族仲山父（fǔ）提出了反對意見。
難道天子不應該掌握全國的人口資料嗎？當然不是。仲山父的意思是：人口資料當然應該掌握，以前那些天子也都是掌握了這些資料的，但是，從來沒人把人口普查當成一件專門的任務大張旗鼓去操辦的。
那麼，以前都是怎麼做的呢？仲山父的說法是：朝廷有主管戶籍的部門，掌握着生老病死的資料；有主管宗族分家的部門，掌握着全國家族的資料；有主管軍旅的部門，掌握着軍旅人口的資料；有主管刑罰的部門，掌握着作奸犯科的人數……凡此種種，隻要各個部門的資料彙總，全國人口的變化情況就不難知道。除此之外，天子每年都要搞好幾場大型活動，這些活動都可以幫助天子了解人口情況，哪有必要專門去搞人口普查呢？
在仲山父看來，隻要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天子在任何時間都能不動聲色地了解到大緻的人口資料，而專門的人口普查之是以不應該，是因為一來剛剛經曆過很嚴重的戰争減員，這時候搞這麼大的陣仗把人口統計清楚，不是等于向天下人展現自己的弱小嗎，二來把各個職能部門的日常工作内容變成了一個專項運動，等于讓天下人都知道周天子并不勤政。這樣一來，諸侯将會對周王室離心離德，以後天子的政令可就不容易貫徹下去了。
仲山父最後危言聳聽地說：搞人口普查純屬沒事找事，平白招來上天的厭惡，不但敗壞國政，還會連累子孫後代。但周宣王态度堅定——《國語》最後的記載是：周宣王還是堅持開展了人口普查活動，結果到了兒子周幽王執政的時候，西周就滅亡了。（《國語·周語上》）
顯然，《國語》的作者是站在仲山父一邊的。
今天我們看這段曆史，對仲山父的意見很難了解，一方面會覺得他小題大做，另一方面覺得準确掌握人口資料難道不是很應該的嗎？如果真像仲山父說的那樣，一是從各個職能部門的分類資料彙總推算，二是從大型活動當中獲得感性認知，兩者結合，最多也隻能得到一個很粗糙的約數，肯定會給量化管理拖後腿的。但為什麼在《國語》的描寫裡邊，仲山父義正詞嚴，周宣王卻是一個反面角色呢？
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稅收國家的傳統裡，我們所習慣的是稅收國家的運作方式，而周宣王的時代，周朝還是一個很标準的領地國家，并不适合量化管理。周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直轄領地的收入，二是下級諸侯的進貢。周天子的領地收入主要來自集體農耕的公田收入，生産效率低下。諸侯雖然進貢，但天子還要給出相應規模的接待，撈不到什麼賺頭。無論哪種收入，周天子并不對個人和家庭直接征稅，是以對人口資料還真沒必要調查得那麼清楚。
稅收國家就不同了，國家承認個人的私有财産，并且對私有财産征稅，以稅收作為國家财政的主要來源。一個極端形式的稅收國家會是一個無産者，不存在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在國家角度上是真真正正的一窮二白，全靠稅收維持運轉。如果稅率還能比較溫和的話，那麼儒家會說：“這才叫‘藏富于民’嘛。”
自産國家和稅收國家剛好相反，在極端形式下，所有的土地、财富通通屬于國家，不存在私人财産，國家相當于一個巨型企業，所有國民都要為這家企業出工出力。
把這3種國家類型做一下對比，就會發現對于領地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隻要向心力夠強，遇到什麼事的時候振臂一呼就可以了，天下諸侯都會迅速響應，都巴不得來給天子出工出力掙表現。對于群居動物而言，隻有強者才能産生足夠的向心力，人類也是一樣，天然會向強者靠攏，而天子處在強者的位置上，必須名實相副才行，就算實力弱了也必須逞強，打腫臉充胖子。我們可以參照一下歐洲曆史上的封建君主，就算胃口不好也得強撐着多吃，就算腎虛也得不斷制造绯聞，為的就是塑造自己身強體壯的強者形象。是以我們可以把仲山父的憂慮這樣翻譯一下：量化管理有意義嗎？輸人不輸陣才最要緊！
等到封建關系解體，稅收成為國家财政的主要來源之後，量化管理才變得意義重大。
我講過《漢書·地理志》的一些資料：全國各個行政區劃都有耕地面積、戶口和人口統計，最後再做彙總，精确到個位數。當時的全國人口總數是59,594,978，這種精确度是不是很驚人呢？
到了唐朝，更有稅收國家的樣子了。柳宗元作為當時很聰明，又很有思想的進階知識分子，寫過一部《非國語》，顧名思義，對《國語》的内容提出種種非難。這部書裡狠狠批評了仲山父，說他拿怪話吓唬周宣王。顯然柳宗元作為一個從小在稅收國家裡生活的人，不自覺地就在拿稅收國家的标準去判斷稅收國家之外的事情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的是，當領地國家轉型成為稅收國家或者自産國家之後，對量化管理自然就會形成要求，也自然會把量化名額計入官員考核标準。那麼，為什麼仲山父的聲音始終不曾消失，宋朝的變法之争為什麼辯理超過資料統計呢？這裡先告一段落，下周的答疑部分再接着談。
積極心理學當然不是心靈雞湯和成功學，根本目标也不是要讓你快樂開心，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讓你自主行動，掌控自己的人生。
它憑什麼做到這一點？這就要說到積極心理學與之前的心理學，最大的不同。
以前的心理學關注什麼？更多的是消極心理。童年陰影怎麼影響你，環境刺激怎麼操控你，還有焦慮、抑郁、人格障礙，應該怎麼治療。這當然非常有必要。但這會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最終我們的心理問題，隻能由專業人士才能解決。
1998年，馬丁·塞利格曼教授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在就職演講上，他提出，心理學應該同樣關注人類正面的積極心理。積極心理學運動從此誕生。那麼，從表面上看，積極心理學似乎隻是更加強調積極，但本質上的變化，其實是讓我們真正擁有了自主行動的能力。心理學，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舉個例子：你朋友說最近總是感覺疲憊、消沉，怎麼辦？我們常常勸别人，叫他“振作起來”，這個勸完有用嗎？沒有用。
大部分心理學的自助方法，都是叫我們改變想法，還是傳統的“認知到行為”的思維套路，可是，說着容易、做着難。
而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告訴你：情緒的本質，是你根據身體反應、環境資訊和過去的經驗，自己建構出來的體驗。是以，情緒不好，最簡單易行的方法其實是改變身體狀态，比如，你可以到綠地裡走一走，一方面呢，身體動起來之後，認知就會自動調整，變得更積極。另一方面，樹木會分泌一種叫芬多精（Phytoncide）的化學物質，它可以殺滅對人體有害的細菌，還可以減緩壓力、讓人的心情更舒暢，甚至還能強化腸道和心肺功能。你看，到綠地裡走一走，做這一個行動很簡單，改善情緒的效果，卻是立竿見影。
當然，積極心理學不隻局限在讓我們高興起來，它的研究範圍涵蓋各個領域：如何發掘自己的優勢？如何擁有良性的關系？如何去有效地影響他人？一旦你掌握了這整一套科學的方法，你的人生不取決于過去、不取決于環境、也不取決于别人——哪怕是專業心理工作者也不能決定，而隻取決于你自己。在通往美好人生的道路上，再也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個，辛辛苦苦大半年過去了，如果你拿到了這個好的結果，給你點贊，實力超群。如果沒有的話，沒關系，我們一起來複盤一下，看看到底是忽略了哪個關鍵動作，然後，朝着下一次升職加薪努力。畢竟，還有4個月就到年底了，想要升職加薪，也是時候該提前準備了，今天咱們一起做做功課，率先搶跑。
好，那專業水準都差不多，到底誰是上司眼裡的潛力股呢？
不管你願不願意相信，在職場當中想要獲得更多成長的可能，拿到更好的資源，關鍵就是：幹得好，更要說得好。不管什麼行業不管什麼職位都一樣。甚至職位越高，彙報能力強不強會直接影響你接下來的發展。
微軟前中國區總裁吳士宏老師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她說，微軟當年有一個噩夢般的體驗，就是每隔一段時間，全球各地區的高管都要去總部給CEO鮑爾默彙報工作。
而鮑爾默就是通過這次彙報，來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懂你的業務，是不是真的在為目标而努力工作。是以，這些高管在彙報前，就會預定好一家酒吧，如果述職會上沒出大事，就去喝酒慶祝；否則就喝散夥酒。
是以你看，工作彙報，就是你做印象管理的關鍵時刻，而上司也正是靠聽彙報來考察和選拔下屬的。
第一階梯：說出條理
舉個例子，兩個職場新人，同時加入一家公司做管培生，學曆、能力水準都差不多，那誰更有機會脫穎而出，發展更快呢？
特别能拉開差距的一個點，就是日常的例會彙報。比如說，在内部例會上，上司突然點名問你：“那個什麼什麼項目推的怎麼樣了？”你會怎麼說？
很多人可能都會這麼說：
“上司，這個新媒體推廣方案已經在進行了。一開始我們考慮了A、B、C三個平台，然後我們又追加了D和E。但是，我們最終還是決定隻在A、B、C三個平台進行投放......”
你看，這是不是就是非常常見的，下意識的脫口而出的回複。
上司問話了，我得趕緊接住這個話，然後就按照這個事情的前因後果，從無到有地把來龍去脈詳細地說一遍。但是請注意，你覺得針對這個工作什麼資訊都說了，可在聽的人眼裡，其實什麼都沒說。而且這種說話方式，很容易會讓人不耐煩，着急。
那如果這麼說呢，你再對比感受一下：
“上司，這個新媒體推廣方案，已經正按計劃在進行了。
首先，在管道選擇方面，我們選擇了A、B、C三個平台。
其次，在宣傳形式方面，我們設計了五種不同的文案和視覺設計。
第三，在資料監控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什麼什麼動作……”
這麼說是不是就顯得更有條理？你看，都是同一個部門的，崗位差不多，幹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不起眼的時刻，一下就拉開了差距。
記住，每次講話能夠說出條理，幾句話就把事情說清楚，更能讓你成為快速脫穎而出的種子選手。同樣都是職場新人，都是拿幾千塊錢的月薪，那你就能比其他人率先站到年薪10萬這一階梯上。
好，那你說我已經能說得有條理，也站到了10萬年薪這一檔，接下來怎麼能繼續攀升呢？
這時候光說得有條理，就不夠了，還要能夠說出重點。
第二階梯：說出重點
什麼叫能說出重點? 還是剛才的那個場景：例會上，上司問你，某某項目進展的怎麼樣了？
有經驗的項目經理或者主管，就會這麼彙報：
“上司，這個新媒體推廣方案，上周已經按照計劃，分别在A、B、C三個管道都進行了投放，在執行過程中，我們有兩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A管道的轉化率遠比預期高出了5個百分點，達到了15%。
第二個發現是，在B平台上，活動頁面點選率每天不到1萬次，遠低于目标的每天5萬次，對銷量沒有任何幫助。
對此我們進行了總結分析，這是具體的資料和結論。是以我建議：第一，繼續保留的動作是……第二，要做的調整是……”
你看，這麼一對比，是不是比前面的就顯得更有深度和思考了。
不光說得有條理，還能在條理當中找到重點，然後圍繞重點說問題，給分析和建議。
如果每次彙報，能做到這樣，就能更快地跟上司成為軍師盟友關系，率先站上年薪30萬的這個台階上。
好，到了這一步，你說我接下來再想往上走，怎麼通過彙報，跟人拉開差距呢？
第三階梯，說出高度
那就要在說出重點的基礎上，說出高度了，也就是站到更高的格局視野上來做彙報。
來，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從事什麼行業，做什麼崗位的，你每天上班關注的焦點，腦子裡想的東西，是不是都是自己崗位裡的那點事？
注意啊，同樣在一個公司上班，有些人每天想的就是眼前這一畝三分地。可有些人卻不光吃着碗裡，還看着鍋裡，還看着别人家的鍋裡。而且，他在彙報的時候，還會有意無意的，帶上那些他看到的新資訊，比如：
市場的最新資料
行業的最新政策和前沿資訊
重要客戶的最新回報
供應商上下遊産業鍊的最新情況……
如果人家說這些資訊的時候，你聽着覺得都是跟工作無關的廢話，覺得人家那是在表演工作，那可要注意了，在上司眼裡可不是這麼看的。
來，記住這個關鍵詞：新資訊。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你看，上司經常要做決策，那怎麼保證每次的決策都是高效準确的呢？肯定是要靠大量的全方位的資訊，但是他又不能天天紮在一線，那資訊從哪裡來？
如果，你能夠成為他的新資訊供應商，那麼首先，你會展現出比别人更高的視野和格局。其次，更重要的是，你比别人更有可能成為他的自己人。因為，資訊即權力，資訊即權威。
在組織還沒有自上而下賦予你更多的權力之前，你要先通過新資訊展現自己的專業權威，并且為人所用。這樣的雙向奔赴，當然能讓你比别人跑得更快。
第四階梯，說來資源
你看，擁有了這樣的能力和視野，大機率已經站上了年薪50萬這一台階。年薪50萬，說明什麼？說明很可能你已經做到了總監這個位置。
總監代表什麼？代表的是，你是這家公司裡這個條線上的專業天花闆。如果你們是行業的頭部公司，那你就是行業裡專業天花闆。
注意，天花闆也是有AB面的。那A面是能力頂尖，B面就是你靠專業技術拿到的薪水也遇到天花闆了。但同樣都是總監，為什麼你拿 50 萬，而别人卻能拿到80萬，甚至100萬呢？
因為，他們已經在用更高一級的思維方式來想問題，做工作了，也就是職業經理人視角。
你想啊，你要往更高的職位上走，可每次聊工作，還隻談專業，那在老闆眼裡，你就是個專家。是以，要學會用更高一級的語言模式，跟老闆彙報，溝通。重點是，彙報的時候，要有意識的圍繞“資源”這兩個字來展開。
你要向上司展示，你能帶着團隊實作更大的目标，能把市場的資源盤活、引進來，能講清楚商業和财務模型，能說清楚會帶來什麼收益，能預判老闆願意不願意給你投入更多的資源。你看這個時候，你們之間就是創業者和投資人的關系，你的上司就是你的天使投資人。
總結
好，到這裡，不同薪資和職位的人，彙報水準差别有多大，就講完了。
總結一下，作為一個職場人，每次講話能做到有條理，把事情快速地說清楚，那就是跑赢了大多數的種子選手。
如果能在條理之中，找到重點，圍繞問題說思考和辦法，那就更有可能跟上司成為軍師盟友關系。
如果每次能夠說出高度，成為他的新資訊供應商，那你很快就是上司眼裡的自己人。
如果你還能通過彙報，不斷地盤活資源，要來資源和支援，那就能突破專業的天花闆，有更高的發展。
知道了這背後的邏輯，再琢磨琢磨這句話：幹得好，更要說得好，是不是有了更深的體會？明明都是一個同一個辦公室上班，那為啥晉升的速度卻是這麼天差地别，是不是也有了新的了解？
職場當中，為什麼很多人幹得好，卻沒有更好的發展，就是陷在了一個固化思維裡：覺得升職加薪這件事，就是我到點就能拿到的結果。但是，職場環境在不斷變化，這種固化思維已經過時了，或者說，在大多數職場中，并沒有成立過。
人際關系學家卡耐基說：“一個人的成功，15%靠技術知識，85%靠口才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