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 迅
（1881—1936）
在舊時代裡的一位迂腐，
或者是一個寒伧的人；
一位行不驚人的樸素得連二十世紀的時代
似乎也遺忘了的
從鄉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
——許廣平
當民國十五年，
中國騰起革命的洪濤，
我表弟從北京把《呐喊》寄到東京去，
我讀了才驚知中國有一位文才魯迅，
在我的幻想中，
以為他是極為矯健俏皮的青年。
不久我回到廣州，
郁達夫先生對我說：
“魯迅是中國唯一的美少年。”
——白薇
日本時期
（1902—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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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文學院，1903年攝于東京。
魯迅在弘文學院期間，剪掉象征民族壓迫的辮子後，拍攝了這張照片，是以人稱“斷發照”。魯迅曾将此照連同一首絕句贈好友許壽裳，詩雲：“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許壽裳因将該詩命名為《自題小像》。這是現存的魯迅最早的單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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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壽裳與蔣抑卮等合影（局部），1909年攝于東京。
蔣抑卮聽說魯迅和周作人翻譯外國小說，計劃出版《域外小說集》而缺少資金，爽快地答應給予資助，使該書得以出版兩輯。照片由東京江木照相館拍攝，照片上标有William’s字樣。此外有“東京神田”四字，标明照相館的所在地。
杭州、紹興時期
（190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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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留影，1909年攝于杭州。
魯迅本來打算到歐洲留學，學習德文，因為那時德國介紹外國文學廣泛而迅捷，魯迅所看的東歐、俄國文學作品，很多是德文譯本。但現實已不允許他實作這個夢想。1925年，魯迅在應《阿Q正傳》俄譯者王希禮之請所寫《著者自叙傳略》中說：“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幾個别的人”包括二弟周作人及其日籍妻子。
魯迅回國後，任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化學、生理學教員，兼日本植物學教師的翻譯。這張照片由杭州“二我軒”照相館拍攝。魯迅的同僚許壽裳回憶：魯迅“初到時，仍着學生制服；或穿西裝。彼時他攝有照片：西裝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領襯衣，戴領帶，短發短髭，眼神炯炯，英氣勃發。” 照片上标有Ne-Ngo-Sheng, Hong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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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1909年攝于杭州。
魯迅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編寫了《化學講義》、《人生象斅》、《生理講義》等教材。《人生象斅》長達11萬字，其附錄《生理實驗術要略》後經修訂，發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報》第55期。同僚夏丏尊回憶：“周先生很嚴肅，平時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諧的時候。他對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惡，常摹拟官場的習氣，引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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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府中學堂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紀念”（局部），1911年春攝于紹興。
由于不滿于杭州兩級師範學堂的惡劣風氣，1910年8月，魯迅回到家鄉，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教務長）兼生理學教員。他注重學生的課外活動，設法增加他們外出遊覽增長見識的機會。這張照片是他帶領學生遊覽禹陵時在百步禁階上所攝。
北京時期
（19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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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Q正傳》俄譯本所攝，1925年5月28日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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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Q正傳》英譯本所攝，1925年7月4日攝于北京。
應《阿Q正傳》英文本譯者梁社乾之請，魯迅拍攝了這兩幀照片。魯迅日記：“午後往中央公園，在同生照相二枚。”梁社乾在翻譯過程中，得到魯迅的幫助。梁譯《阿Q正傳》于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日記1926年12月11日載：“收梁社乾所寄贈英譯《阿Q正傳》六本”。但譯本并未收入魯迅照片。
廈門、廣州時期
（1926—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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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1927年1月2日攝于廈門。
魯迅對廈門大學人際關系感到厭煩，且不适應當地生活，不足半年就決意離開。臨行前，魯迅、林語堂與幾個學生在南普陀西南的小山崗上照相，這裡到處生長着魯迅喜愛的龍舌蘭，滿山是饅頭一樣的洋灰的墳墓。魯迅寫信給許廣平說：“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魯迅後來把照片用在雜文集《墳》中。他還在照片上題寫一句話贈給章廷謙（矛塵）。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廈門中國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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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時所攝，1927年8月19日攝于廣州。
1927年1月中旬，魯迅到達廣州，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8月19日，魯迅與許廣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館拍照。魯迅日記：“下午同春才、立峨，廣平往西關圖明館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飲茗。”這張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張底片。
上海時期
（1927—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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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光華大學講演，1927年11月16日攝于上海。
光華大學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學，校名取“光複華夏”之意。魯迅日記：“下午往光華大學講。”講題為《文學與社會》。演講前後各攝影一張。魯迅在演講中批評了逃避現實鬥争、專造象牙之塔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止于叫苦和鳴不平的消極文學，以及歌頌殺戮的幫兇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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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雲裡寓所， 1928年3月16日攝于上海。
1927年10月8日，魯迅和許廣平遷入景雲裡23号，建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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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歲紀念”時所攝， 1930年9月17日攝于上海。
1930年9月25日是魯迅50歲生日。上海左翼文化團體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荷蘭西菜室秘密集會為魯迅祝壽，史沫特萊為攝影。魯迅日記：“有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歸。”後來魯迅向朋友報告說：“前幾天有幾個朋友給我做了一回五十歲的紀念，其實是活了五十年，成績毫無，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藝界，也有許多新的青年起來。”其中一張照片由史沫特萊寄往美國《新群衆》雜志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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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母親懸念所攝全家照，1931年7月30日攝于上海。
柔石等犧牲後，因謠傳魯迅被捕，在北平的魯迅母親擔憂兒子的安全，頻頻來信詢問。魯迅想以全家合影以釋母念。魯迅日記1931年7月28日：“下午同廣平攜海嬰往福井寫真館照相。”但這次的照相在沖洗時損壞。于是，30日，“午後同廣平攜海嬰複至福井寫真館重行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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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國際勞動節所攝， 1933年5月1日攝于上海。
魯迅日記：“下午往春陽館照相。”是日魯迅拍攝三張照片，兩張穿外套，或端坐，或側身坐，均取上半身。照片上魯迅所穿毛背心系五年前許廣平所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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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斯諾編譯《活的中國》所攝，1933年5月26日攝于上海。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翻譯了魯迅幾篇作品，準備編入《活的中國》出版，極盼得到魯迅一張近照。他托姚克向魯迅尋求支援，魯迅拿出一些照片讓姚克挑選，姚克看後覺得都不能把魯迅的性格傳出神來，于是提出重拍。魯迅日記：“午後……同姚克往大馬路照相。”實際上兩人去了南京路上的雪懷照相館，照相兩張，一張是魯迅的單人半身像，另一張是兩人的合影。魯迅對單人像很滿意。此照片最早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雜志上，以後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國倫敦出版的《活的中國》一書的扉頁上。魯迅逝世後，萬國殡儀館供人吊唁的巨幅遺像，就由這張單人照放大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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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歲生辰，1933 年9月13日攝于上海。
1933年9月13日魯迅一家攝于上海王冠照相館。魯迅日記：“上午同廣平、海嬰往王冠照相館照相。大雨一陣。”9月17日：“下午以照相分寄母親及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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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所攝，1935年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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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初愈後在大陸新村寓所門前， 1936年3月23日攝于上海。
1936年初，魯迅患病，時輕時重，曆時數月。3月23日魯迅日記：“午後明甫（茅盾）來，蕭軍、悄吟（蕭紅）來；下午史女士及其友來，并各贈花，得孫夫人信并贈糖食三種，茗一匣。”史女士，指史沫特萊，“其友”，是英文《中國呼聲》編輯格蘭尼奇。兩人為了解東北人民抗日鬥争情況，請魯迅邀蕭軍、蕭紅等來談義勇軍活動情況，茅盾擔任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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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所攝，1936年10月8日攝于上海八仙橋青年會，沙飛攝。
1936年10月，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巡展到上海。魯迅一貫支援新興木刻運動，關心青年藝術家們的成長，是以不顧病中體弱，參觀了展覽會。魯迅日記：“午後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參觀過程中，魯迅坐下來與青年木刻家和外國記者交談。沙飛為攝影。
選自：黃喬生編著，《俯首橫眉——魯迅先生身影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