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蔡襄，是政治家也是書法家，亦是茶學專家。在他擔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創制出“小龍團”茶，成為宋朝皇室的最愛。蔡襄不僅助推了宋代茶文化的興盛，也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但蘇轼卻将蔡襄與奸相丁謂相提并論，這又是怎麼回事？
近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新書《千面宋人：傳世書信裡的士大夫》，作者圍繞120餘封宋代士大夫之間的往來私信，結合史料解讀這些孤立的曆史碎片，從親友交接到師生恩情，從朝堂政治到邊地戰事，勾勒出宋朝士大夫的千般面目。澎湃藝術選摘其中《一位有政治覺悟的書法家》一章，一窺蔡襄的政治智慧與生活風雅。
“慶曆新政”隻存續了一年多就以失敗告終，“慶曆君子”陸續被外放。慶曆四年（1044）十月，33 歲的谏官蔡襄被貶往福州任知州。蔡襄奔波數月，到福州安頓下來以後，收到了韓琦寫來的一封信。新政失敗後，韓琦被貶往揚州，他們好久沒聯系了，于是蔡襄給韓琦回了一封信（即《海隅帖》，又稱《資政谏議明公帖》），此信文字如下：
襄再拜：
襄，海隅隴畝之人，不通當世之務，唯是信書，備官谏列，無所裨補。得請鄉邦，以奉二親，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
自聞明公解樞宥之重，出臨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齊生來郡，伏蒙教敕，拜賜已還，感愧無極。
揚州，天下之沖，賴公鎮之。然使客盈前，一語一默，皆即傳著，願從者慎之！瞻望門闌，卑情無任感激傾依之至。
襄上，資政谏議明公閣下。謹空。
蔡襄《海隅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信大意是：我是在海邊農村長大的，不通世務，隻會讀點書，讓我當谏官，真是對國家沒有半點幫助。我能夠回到福建任職，并奉養雙親，這真是天恩浩蕩。我們家族的幸事，都有賴于你的幫助。自從你出任揚州，我還沒有給你寫過信。姓齊的人來福州，帶來了你的書信，非常感謝你的關心和照顧，我深感慚愧。揚州是重鎮，全靠你的管理了。那裡往來人員比較多，你的一言一行很快就會傳到别人耳朵裡，一定要小心。我對你的尊敬、仰慕和感激之情無以言表。
蔡襄這次被貶福建以後，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長，化被動為主動，在工作上和私人關系上都得到皇帝的認可，并成功調回京城，回到皇帝身邊。此後，蔡襄也都能在做好工作的同時，處理好與皇帝的關系，是以，即便他又犯了錯離開京城，仍然會再回到朝廷，最後一直做到三司使的職位。那麼，蔡襄是如何處理與皇帝的關系呢？
順利的青年仕途
蔡襄的政治命運總體說來還是不錯的，他正好趕上了一個稱得上是奮發有為的時代，宋史上最為人稱道的一些大人物幾乎都出現在這個時代。
參加工作五年後，也就是景祐三年（1036），25歲的蔡襄完成了第一份基層工作，然後前往京城參加吏部的人事調動。當時正趕上範仲淹繪制“百官圖”彈劾權相呂夷簡失敗被貶，年輕的蔡襄看不下去了，寫了《四賢一不肖》長詩，高度贊揚範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批判高若讷。此詩一出，朝野轟動，連遼國使者都将這首詩抄回去張貼，蔡襄的名字一時間傳誦南北，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大票就這樣完成了。
按“四賢”的遭遇，蔡襄應該是馬上被掃出京城了，可幸運的是，另一位政壇新星、28 歲的韓琦救了他。結果蔡襄非但沒有被貶，反而在這次人事調動中分到了一個不錯的職位，即西京洛陽留守推官，主管推案判案，跟之前在漳州的職務類似，而且洛陽是陪都，地位比漳州高多了，蔡襄是以也與韓琦成為終身的朋友及政治盟友。
蔡襄在洛陽的第一位上司是張士遜（964—1049），這位老上司當時已經72 歲，他在真宗朝和仁宗朝都當過宰相，是一位很文雅的老相公。蔡襄在他的幕下任推官真是有福，張士遜還專門向朝廷寫信表揚蔡襄。第二位上司是後來在西北戰場上慘敗的範雍。第三位上司是宋绶（991—1040），宋绶精通書法，與蔡襄有共同愛好，宋绶贈送了一些文房名品給蔡襄，開啟了他的文房收藏之旅。
有上司愛護和栽培，有朋友們縱情山水，蔡襄的日子過得非常滋潤。多年以後，蔡襄還于病中回憶起在洛陽的幸福生活，寫下了《夢遊洛中十首》，其中第一首為：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
嵩陽居士今安否？青眼看人萬裡情。
這首詩的前兩句是蔡襄于夢中所得，後兩句是醒後續寫的，此詩後來被蘇轼抄錄（即《天際烏雲帖》）。
蘇轼《天際烏雲帖》
蘇轼《天際烏雲帖》中蔡襄的詩
蔡襄另有一篇手劄（即《門屏帖》）大約寫于此時：
襄颛詣門屏，陳謝推官呂君。九月日，襄上谒。
蔡襄《門屏帖》 故宮博物院藏
這不像一封正式書信，更像是一張小便條，應該是蔡襄登門拜訪呂推官，結果沒遇上，是以留了張便條。如果蔡襄的官職更大一點，則不會用“門屏”二字，因為這個詞有權貴之門的意思。
三年期滿後，29 歲的蔡襄調入京城，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和館閣校勘，與歐陽修成為同僚。這一年是慶曆元年（1041），從這一年到慶曆五年是北宋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五年，主要有兩件大事發生：一是西夏李元昊攻打西北邊境，此時蔡襄請假回福建探親去了；二是以範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實施新政。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罷相，蔡襄與歐陽修共同的老師晏殊升任宰相，範仲淹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杜衍（978—1057）任樞密使，韓琦和富弼任樞密副使，餘靖、歐陽修、王素、蔡襄供職谏院，曆史上有名的“四谏”誕生了，“慶曆新政”也開始了。
（編者按：慶曆新政最終失敗，改革派成員陸續被外放各地，蔡襄也被貶至福州。）
被貶福建制新茶
慶曆七年（1047）三月，被貶福州的蔡襄任知州的工作已近三年，由于政績良好，得以升任福建路轉運使。這個職位類似現在的省長，但并不完全等同，轉運使一職設立之初的職責就是統籌一方物資與财賦的運輸，後來擴大至人事監察等。福建雖不如江淮某些地區富裕，卻盛産茶葉，早在唐代這裡就是貢茶産地。到了宋代，經過宰相丁謂（966—1037）的開發，福建的茶葉更是成為貢品中的極品。
慶曆七年初夏的一個拂曉，剛剛升任福建路轉運使的蔡襄帶着病體前往建安北苑監制貢茶。到了北苑後，他像一個茶農一樣親自考察和參與制茶的每一道工序，操勞了近兩個月才傳回衙署。他待這麼久并不隻是視察工作，他要研制一款新茶，親自選摘，監管整個工藝，包括泉水的選擇，最終成功研制出了自己滿意的新茶，即後世有名的“小龍團”或“小團茶”。
龍團茶銀模（《宣和北苑貢茶錄》）
之是以這樣叫，是與之前體積較大的龍鳳團茶比較而言的。龍鳳團茶一斤有8 餅，而蔡襄制作的小龍團一斤有20 餅，每一餅隻有伍铢錢大小，直徑三四厘米。蔡襄為什麼要研制一款新茶呢？因為他愛茶，而且是一位品茶大師，茶就如同他的書法、文房一樣，都是他生命裡的清供之物。現在他主持貢茶工作，自然就想利用便利條件研制一款好茶，而且這也将成為他的一個重要政績。
首批“小龍團”數量極少，一共隻有10 斤，也就是200 餅，數量有限，蔡襄隻能先送給那位最大的上司—皇帝，但蔡襄也拿不準仁宗皇帝是否有機會喝上這款茶，又是否會喜歡喝這款茶。皇祐二年（1050），39 歲的蔡襄調回京城修撰《起居注》，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由于能近距離接觸皇帝，君臣聊私話就很友善了。有一天仁宗皇帝問起小龍團的事，蔡襄就有點小激動，這說明仁宗皇帝喝過他研制的茶葉，而且喜歡喝，要不然那麼多貢茶，怎麼就能記住他做的茶并且特意詢問呢？既然皇帝喜歡，小龍團自然就成為歲貢精品茶，而且由于數量非常有限，無比珍貴。
蔡襄《 茶錄》清拓本，載〔明〕宋钰集《古香齋寶藏蔡帖》卷二。
蔡襄 楷書茶錄冊（局部）此系南宋内府拓本，上海圖書館藏。
有過親手研制茶葉的經曆後，蔡襄的茶藝更精深了。仁宗多次向他問起建安貢茶制茶、試茶的情況，他于皇祐四年（1052）精心撰寫了一部《茶錄》，用非常簡潔明了的文字介紹了如何鑒定茶的色香味，如何使用茶具，以及如何收藏茶葉等，然後用楷書工工整整抄錄了一份獻給仁宗皇帝，成為皇帝喝茶的教科書。
大壞蛋在“邀寵”？
據說蘇轼晚年被貶廣東惠州時，嘗到了新鮮的荔枝，覺得味道非常好，可轉念又深惡痛絕，因為他聯想到了楊貴妃吃荔枝，想起了杜牧的那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東西是好吃，可是為了吃就勞民傷财，這怎麼可以！于是東坡先生開罵了，他揮筆寫了一首比杜牧的詩長五倍的《荔枝歎》，其中有這樣幾句：
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
争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豈此物，緻養口體何陋耶！
“前丁”是指宋朝的大奸臣丁謂，“後蔡”是指蔡襄，蘇轼在批判古代貢荔枝的行為時，筆鋒一轉，劍指當朝的貢茶，把丁謂、蔡襄筆伐一通，說他們“争新買寵”。從詩歌水準來看，這根本排不進蘇轼的優秀作品行列，但是那句“前丁後蔡”卻被人記住了，被罵的兩個人都很有名，而且一忠一奸，朗朗上口，蔡襄就這樣淪為丁謂的同夥。那麼蘇轼罵得對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了解一下“前丁後蔡”到底做了什麼。
丁謂是真宗朝有名的奸相。他有兩宗大罪：一是無底線地逢迎真宗皇帝，緻使真宗晚年沉迷道教，他趁機專權；二是他害死了寇準。這是曆史的定論，無須為他翻案。但是，用一張惡人的面具蓋住丁謂的一切行為是不客觀的，壞蛋也不是一天煉成的。
丁謂27 歲時考中進士，得了甲科第四名，如此優異的成績和美好的年齡，多數都有光明的仕途。丁謂的第一份工作是饒州（今江西鄱陽縣）通判，相當于副市長，四年後被派往福建任采訪使，到福建監察官吏民情，有點類似欽差大臣，為官四年就能做到這個職位，說明丁謂能力是很強的。關鍵詞來了，那就是“福建”。
宋代紅陶茶碾，鎮江博物館藏
福建的一項重要産業就是貢茶。在丁謂出使福建期間，宋太宗駕崩，30 歲的真宗皇帝即位。丁謂出差回朝後，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深入分析了福建的茶和鹽之于國家的利害關系。相信這份報告一定是打動了此時正想有所作為的新皇帝，是以33 歲的丁謂直接升任福建路轉運使。在福建，茶葉是特産，也是國家的重要物資之一，是以丁謂的工作重點自然就放在茶葉上。
丁謂到福建任職以後，也是有憂國憂民之心的，這從他此時所作的一首詩《詠泉州刺桐》中可以看出：“聞得鄉人說刺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隻愛青青不愛紅。”
在後人看來，這首詩不配被傳誦，因為丁謂是壞人，這麼憂國憂民的詩，肯定不是内心的真實想法。同樣，丁謂在福建的工作成就，也被曲解為以茶博取上司的歡心。
事實上，福建的貢茶由來已久。在宋代以前，由于地理原因，被群山阻斷的福建茶并不為北方人所熟知。即使是唐代的“茶博士”陸羽，也隻是偶爾品嘗過，他雖覺得好喝，卻也沒把它排進名茶的榜單裡。但是很幸運，建茶遇到了新主人，即南唐李氏。南唐皇帝李璟原來一直非陽羨茶不喝，自從嘗過建茶，就果斷抛棄了陽羨茶，将建茶更新為貢茶，還設定了“龍焙”“官熔”等機構專門掌管采制貢品，采制貢茶的地方被稱為“北苑”，建茶從此步入顯赫時代。宋統一南方以後，建茶也成為宋代的貢品，其生産完全由官方控制，銷售也進行管制，不允許私售。太平興國三年（978），宋太宗趙光義專門派人到福建監制龍鳳茶，以供皇室成員及王公貴族享用。
作為轉運使，關注茶業是丁謂的本職工作。從現有史料來看，丁謂在貢茶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加強北苑茶場的管理和包裝改造上。在他的監督下，各道工序都按質按量高效率地完成，京師顯貴能在第一時間喝上新茶。在包裝上，丁謂設計了多種幾何形茶餅，突破了早先圓形茶餅的單一性。從銷售的角度來看，讓人印象深刻的包裝和不同的茶餅形狀都有利于銷售，這些改進使得建茶在所有貢茶中脫穎而出，成為極珍貴的禮品。
丁謂設計的幾何形茶餅。〔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太平嘉瑞銀模，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
丁謂設計的幾何形茶餅。〔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宜年寶玉銀模，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
除此之外，丁謂還将福建貢茶的采摘、生産等具體情況寫成了一本書，名為《建陽茶錄》。這本書雖然已經亡佚，但從當時士大夫的詩文記錄中可以看出，就是這本書的出現，使很多沒聽說過建茶的人和沒有到過福建的人知曉了福建貢茶的情況。
丁謂做的這些工作，使得建茶銷售量劇增，物資流通更順暢了，國庫收入當然也更多了。皇帝當然很高興，不隻是因為喝到了好茶，更因為他準備和遼國人打仗，正急需軍費呢！丁謂在福建的工作證明了他是一把抓錢的好手，于是真宗皇帝将他提拔為三司戶部判官，成為财政部門的一名官員。
從上述事實看來，丁謂在貢茶上的心思和成就不能隻看作“邀寵”，倒也可以了解為一項政績了。
蘇轼是不是“毒舌”？
蔡襄的職務和工作任務與丁謂是相同的，但他更進了一步，為自己的轄區制造了一個頂級品牌。同一時期的貢品中，極少有經過轉運使的改造而成為品牌的，比如宣州的貢品銀杏，其實是一味很好的藥材，還是護膚品的加工原料，可進貢的自始至終都是原味果子，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最多隻是外面包裹着錦緞而已。是以等銀杏成功移植到北方以後，它作為貢品的尊貴身份就喪失了，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宋〕馬世昌《銀杏翠鳥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杏樹在宋朝初期以前，多生長于長江以南地區。到北宋中期，開封的達官富商開始以庭中植杏樹為新奇之事，到北宋末年，京城中便随處可見杏樹。
蔡襄在福建并不是隻做了研發新茶這一件事，他對茶場的管理和茶葉運輸都進行了改善。如經過實地考察後，蔡襄向朝廷提了一條建議，請求朝廷選一名錄事參軍監管茶場，以便使茶葉及時轉運到别的地方，不至于使國家每年在官辦茶場上花費大量錢财而得不到回報。蔡襄後來調入三司工作，又結合自己任轉運使時的經驗，建議商稅院不要任用有背景沒能力的權貴家屬，而要用清廉有能力的人。從這些來看，蔡襄在福建貢茶的管理上是花了心思的。是以，研制“小龍團”隻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或者說，他隻是利用有利條件把自己的愛好做成了一款産品。
一種東西一旦成為特貢，也就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人都想得到一份；另一方面，也容易背負罵名。被萬人敬仰且自帶傳播加速器的東坡先生編成“前丁後蔡”，蔡襄的人設瞬間就崩塌了。
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學生陳東（1086—1127）在蔡襄《茶錄》的拓片後寫了一段題跋，大意是：我小時候聽年老的人說，蔡襄在福建為官時，設法制作了小團茶，将它作為貢品獻給皇帝。富弼聽說後驚歎：“這是仆妾為讨好主子而幹的事，沒想到蔡襄居然做出這種事！”我作為小孩子聽到這種話也有所感悟。現在見到《茶錄》的拓本，真替蔡襄可惜，他為什麼不抄一篇《旅獒》獻給皇帝呢？
《旅獒》是《尚書》中的名篇，“獒”是當時西方遠邦獻上來的一種大犬。當時的太保寫了一篇《旅獒》勸誡武王不要沉湎于玩樂。陳東這種觀點顯然也是蘇轼觀點的“後遺症”，還把富弼拉上做墊背。
不過，也還是有明白事理的人。《四庫全書》編修官在校對蔡襄的《茶錄》時，就發現了“前丁後蔡”論調的不合理處，他寫了一段評論，大概意思是：
一、貢茶久已有之，非始于蔡襄；
二、蔡襄作為福建路轉運使，研制精品茶是他的本職工作；
三、史傳富弼和歐陽修驚訝于蔡襄作為士人卻幹小人獻媚之事，這很可能是後人依托富弼、歐陽修之名抹黑蔡襄；
四、這種謠言都是附會蘇轼“前丁後蔡”“緻養口體”的說法。
那麼蘇轼為何要将“前丁後蔡”編排在一起進行抨擊呢？不能說蘇轼就是想刻意抹黑蔡襄，事實上，他在很多地方都對這位老前輩有極高的評價。但無論是對丁謂還是蔡襄，要考察他們在貢茶上的工作，首先必須要對他們工作的時間點、具體内容和業績有清晰的了解，這在蘇轼時代還做不到，因為那時還無法對“前丁後蔡”的事迹編年。或者說蘇轼本人還做不到，因為蘇轼一生都沒有擔任過轉運使的工作，對福建貢茶的了解也不深。可是蘇轼有文人的清高和習性，同當時的很多文人士大夫一樣，他更習慣于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評判，對這種拿奢侈品“邀寵獻媚”的行為，他看着不順眼，性情一來，就那麼寫了。
〔宋〕佚名《十八學士圖》局部
蔡襄的“書法政治”
皇祐五年（1053）正月十六日，北宋皇宮裡的會靈觀着火，一個存在了半個世紀且非常神聖的地方突然消失了，這給仁宗皇帝帶來了麻煩。要不要重修呢？仁宗的心情是複雜的，會靈觀重修與否，其本質是如何評價他的父親真宗趙恒，這位已故三十多年的先帝因過分崇信道教而飽受诟病。
經過慎重考慮，仁宗下令重修，于是原址上又起了一座全新的宮殿，但是沒有用原來的名字，而是取名“集禧觀”，意思是集長壽、富貴、康甯、好德、善終于一體的地方，這就不再是原來的道觀。那這不是悖逆了先皇嗎？仁宗又在“集禧觀”的西邊新修了一座殿，取名為“奉神殿”，此名來源于真宗寫的《奉神述》，這篇文章的内容是給各位神仙定等級和敕封爵位。宋朝皇帝姓趙，宋朝的皇統和道教皇統是一脈相承的，隻不過一個在地，一個在天，是以仁宗修奉神殿隻不過是家事家辦，而不是突出老父親佞道，這樣就把事情給圓上了。
修奉神殿，自然得将真宗寫的《奉神述》刻石，仁宗決定親自書寫碑額，内文則交由書法名手蔡襄來抄寫。蔡襄将真宗書寫的正文和仁宗書寫的碑額都勾勒于碑石上，然後把摹本送給仁宗，仁宗肅然站好之後才恭敬地接過去。過後，親自寫了“君谟”二字賜給蔡襄。蔡襄手捧皇帝親書的“君谟”二字，内心非常激動。仁宗賜字是很平常的事，他也是書法家，愛寫字，給很多大臣都賜過字，但是這次賜給蔡襄的這兩個字卻别有含義。
蔡襄《謝賜禦書詩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謝賜禦書詩表》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謝賜禦書詩表》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君谟”是蔡襄的字，而這兩個字是有特殊含義的，“谟”是計謀、政策的意思，“君谟”就是為皇帝獻計獻策的意思，蔡襄的字取得真是“别有用心”啊。而皇帝寫這兩個字賜給他，顯然也是看出了它的含義，并表示贊賞。蔡襄很敏感，他立即給皇帝寫了一封感謝信（即《謝賜禦書詩表》，圖47）。這封感謝信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先說明寫信的緣由，然後又說自己來自偏遠地區，出身孤寒，沒有什麼才能，皇帝親手書字，激勵他多為國家出謀劃策，真是對他無比地榮寵，他感謝不盡，于是特地作了一首詩獻給皇帝。第二部分就是他作的那首長詩，這是一首典型的歌功頌德詩，用詞規格很高，感情激昂澎湃，有些詞還是專為皇帝量身訂制的，比如稱送字的公公為“皇華使者”，稱仁宗賜的手卷為“寶軸”，卷上的墨汁為“香煤”。
且看蔡襄在詩中是怎樣歌頌皇帝的：
“精神高遠照日月，勢力雄健生風雲。混然器質不可寫，乃知學到非天真。”這是在誇贊皇帝和他的書法。
“緘藏自語價希代，誰顧四壁嗟空貧。”皇帝的賜書，必将是蔡家傳于後代的珍稀寶物，有了這個，誰還會在乎家徒四壁呢？
“臣聞帝舜優聖域，臯陶大禹為其鄰。籲俞敕戒成典要，垂覆後世如穹旻。陛下仁明加舜禹，豪英進用司鴻鈞。”舜帝這樣傑出的人與同樣傑出的臯陶、大禹為伴，他們所說的很多話成為後世的典範，澤被蒼生。皇帝之仁明超過了舜和禹，所用之人均為一時豪傑。
“臣襄材智最驽下，豈有志業通經綸。獨是丹誠抱忠樸，常欲贊奏上古珍。”我蔡襄愚笨，沒有幫皇帝治國的經緯大才，但我有一顆忠誠的心，希望能将古代非常好的治國經驗呈獻給陛下。
“又聞孔子春秋法，片言褒貶賢愚分。考經内省莫能稱，但思至理書諸紳”，我知道孔子的“春秋法”是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褒貶賢和愚，但我遍查古書，思索許久，仍找不到合适的語言來表達我的心情，隻好将最重要的道理寫在自己的衣帶上。
“乾坤大施入洪化，将圖報效無緣因。誓心願竭谟謀義，庶裨萬一唐虞君。”我雖有抱負，但還沒有機會報效皇帝。我發誓願盡己所學，為皇帝出謀劃策，成就一番偉業。
仁宗收到這封感謝信後很高興，他很欣慰蔡襄看懂了他賜字的用意，于是又回了一封信，大意如下：我不上朝的時候，喜歡看古代經史和書法類的典籍，發現唐高宗給他的大臣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崔知悌所賜的字都有特别的涵義。你文筆溫厚，筆力深妙，你名中的“襄”字表明了你的取向是“輔佐”，而字“君谟”進一步說明是用謀略來輔佐，我便寫了“君谟”這兩個字送給你，是想用其中深義來表達對你的特别寵遇。你将我的這層意思鋪開演繹，寫在長詩裡，又以古代聖人為例，把我的意思說得更清楚，真是不錯。
蔡襄楷書顔真卿告身帖跋 紙本 1055年作 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
這年十一月，皇帝于南郊祭天地，帶了蔡襄同行，回來後，蔡襄寫了一首《親祀南郊詩》獻給皇帝。很快，皇帝下诏賜蔡襄的母親盧太夫人為“仁壽郡太君”，賜蔡襄的夫人為“永嘉郡君”。蔡襄是個大孝子，能為80 歲的老母親掙得如此殊榮，是比他自己升官還激動的事，于是他将皇帝賜字、自己寫的謝詩、皇帝的獎诏、母親和夫人的封号等寫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呈送給皇帝，并将其刻石。另外，他還将皇帝的獎诏單獨刻石。
仁宗皇帝接信後很開心，又對蔡襄的人品、學術、才能表揚了一番，并再次激勵他好好工作，成就了一生美名。
《千面宋人：傳世書信裡的士大夫》書影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錄，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