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麗娅呈現家暴戲要求真被打，希望能給觀衆力量丨導演秦海燕自述

從這個夏天開始，騰訊娛樂聯合電影島賞，獨家推出電影人自述體對話欄目《影鑒SP：來自電影人的自述》——聽他們講述自我、講述電影、講述熱愛；除了期待中國電影暑期檔在如此火熱的季節重回百億時代以外，也期待着與更多的好電影和講述者見面。

以下是暑期檔的第 7 篇，我們邀請到了《我經過風暴》的導演秦海燕，聽她講述她與電影的故事。

我對《我經過風暴》這部電影的觀感和之前的預期有些不太一樣。

看故事簡介，會認為這是一部“反家暴”題材電影，自《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之後，内地影視作品中這樣的題材鮮少涉及。但在看完之後會發現，“家暴”隻是電影的重心而非全部，事實上導演是以“家暴”作為切口，描摹了一幅當代都市女性生存現狀的圖鑒，在當中，對于男性的成長與心理也有關照到，如果想找到一個形容詞，那路演過程中一位觀衆提到的“衆生皆苦”四個字可能最為貼切。

經過風暴的不僅僅是家暴的受害者徐敏，每一個活在這個世上的人，其實都活在約定俗成的評價體系與标簽之下，在“風暴”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無處可退。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勇敢地坦然面對。

導演秦海燕是我一直頗為關注的編劇，早期她與導演章明合作較多，《新娘》《她的名字叫紅》等片都是2010年前後湧現的現實主義獨立佳作。2018年由她編劇的《找到你》，在我看來是近些年國産女性電影風潮的開啟之作，這部電影在母題上也和《我經過風暴》有着一定的聯結性。之後一些著名的國産大片也是出自秦海燕之手，像《刺殺小說家》《萬裡歸途》，都是叫好叫座的精品。

《我經過風暴》是秦海燕的第一部導演作品，我在看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會很容易被一些女性生活化的小細節觸動到，比如應酬中男性客戶的肢體騷擾、職場PUA、回家前需要抹掉口紅趕緊做飯、面對紛争家人勸和不勸離等，秦海燕和我說，這些場景她或多或少都曾經曆過，是以才能從生活出發，寫出這些具有真實感的瞬間來。雖然如今說起來已是雲淡風輕，但作為同樣經曆過“風暴”的一員，那些心酸與痛苦，可能隻有她本人最清楚。如今已經變得愈加強大的她，用這樣一部電影帶給更多人以警示，也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

這一次聊天，我和她聊了聊影片創作幕後的故事、作為一名單身母親帶着三個女兒的心路曆程、從編劇轉做導演的勇敢決定，以及對于當下女性主義作品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和她在“女性視角”這一問題上的讨論，對我很有啟發。

以下是導演秦海燕的自述，她和我們分享了她與《我經過風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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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過風暴》這個項目的原名叫《離開你》，會很容易想到我之前編劇的作品《找到你》，我沒有想做成一個系列，但兩部作品間會有一些母題上的延續：都是女性題材，也都展現了當代都市女性的部分生存困境。

2019年的時候，我身邊的朋友真的發生了被家暴的事情，她有着很強的工作能力，也有着一定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平時完全看不出來會經曆家暴，我更想不到家暴會如此真切地發生在我身邊。我陪伴她度過了那段難熬的階段，一個看上去事業有成的女性，原來也有着這樣不堪的家庭以及體無完膚的時刻。我發現她們不願意把受到的傷害以及自身隐秘的故事說出來，也許她們不想承認自己是弱者，抑或是從小到大對自我的認定還是比較有價值感的，是以當問題出現時，她們固然會對親密關系産生懷疑，但拒絕向身邊人表達。漸漸地，城市裡這樣的沉默者越來越多。我決定寫一個“家暴背景”下的故事，并将主人公徐敏設定成一個在外努力工作，回到家還要承受暴力的職場女性，但是她敢于說不，并勇敢地走出了人生中的一步——離開他的丈夫。

徐敏的身上是有力量感的，在我們前期的調查中，發現大量的女性是無法走出婚姻關系的，願意離婚開始新生活的隻有極少數。徐敏在電影裡也有過一陣的猶豫，為了孩子，為了家庭的完整，回到了丈夫的身邊，但是當他發現孩子的身上也開始有暴力傾向，甚至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陳均，這成為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她為了自己，為了孩子，必須做出抗争。

當然作為一名女性創作者，在寫劇本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就會把我的困境，包括身邊朋友的困境代入進去。現在大衆對女生的要求很高，既要事業有成，在家裡還要做一個稱職的母親，“六邊形戰士”成了标配，但這也是對女性的一種桎梏。電影裡徐敏在離開陳均後，一面要帶孩子，一面又要忙于工作，很難做到平衡。我本人就是帶着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同時我也是一名編劇和導演，這兩邊确實很難做到平衡，在特别緊張工作的時候，還得趕緊打開手機買菜，在照顧孩子的時候，也很難全情投入，有時候隻能靠工作給母職放假，靠母職給工作充電。好在作為一名創作者還是幸運的，這些困境都會轉化成我創作的養分，如果我沒有結婚，沒有生小孩，我也寫不出現在這樣的故事。

我的三個孩子都是女孩，她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之前來片場探班，她們會覺得這份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因為在片場每個人都很緊張，沒有誰能勻出精力陪她們玩。但後來她們回到家，我家裡的保姆阿姨給我拍了個視訊，她們開始模仿我們在片場的狀态，包括指導表演、打闆、螢幕看回放等等，還會煞有介事地說你的表演應該如何如何，我看了之後真是又好笑，又欣慰。我不知道在她們心中我是什麼樣的，我和她們的交流和相處方式很平等，我驚訝地發現她們其實比我想象的更能接受外部事物，也更有包容性，有很多東西也是我從她們身上學習到的。比如我的大女兒，她很早就感受到了人生的無常，時而感慨：“感情是會變化的，沒有什麼是永恒不變的”我并沒有教過她這些，這些都是她通過觀察生活、經曆人生得到的體悟。三個女兒的性格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讓她們自己去感受這個世界。

我決定做導演，來自于我性格裡的挑戰精神，這其實也是我很想讓孩子們看到的，人不能懼怕困難。相較編劇，導演最大的挑戰在于需要不斷地做判斷題和選擇題，要有處理各種繁雜事務的高強度處理能力。還好我不是一個很内耗的人，在片場如果發現問題，我不會怨天尤人，而是第一時間溝通如何去解決問題，做出決定。像電影結尾徐敏出獄的那場戲，周圍的草應該是綠的，但實拍時因為前天打了農藥，草其實都黃了，而且本來希望是一個晴天，結果當天是陰天，隻能趕緊想解決辦法，比如溝通特效，沒有必要展現負面情緒，并把這種情緒帶給劇組的人。再比如我們的拍攝周期因為種種原因縮短了，我記得制片主任愁眉苦臉地進來，跟我說我們需要提前一星期殺青，我那一刻内心完全沒有糾結，而是趕緊拿出畫好的分鏡，來決定接下來哪些場景要提前拍攝，哪些場景可以舍棄，這時候做編劇的優勢就凸顯出來，劇本在我腦子裡是格外清晰的，我能更高效地做出判斷。

好在我的劇組主創、制片團隊都是非常專業的，我是個新人導演，在這個過程裡一邊學習，一邊實踐，也是一次很難忘的創作過程，最後所有人共同把這部電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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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麗娅之前出演過由我擔任編劇之一的《刺殺小說家》，那時候我們就有過接觸，我對她的潛力非常期待，是以在寫徐敏這個角色的時候，腦子裡就映現出了她的樣子。通過監制和制片把劇本給她看，她對這個故事也很感興趣，第一時間就答應了出演，也算是一種“雙向奔赴”吧。她也好，我也好，我們總會活在一種社會的期待或者是他人的界定裡，慢慢地才學會照顧自己的感受，學會愛自己，從她個人的經曆出發，她能找到許多共情的地方。我很看重和演員之間的溝通，做編劇的時候就養成了這個習慣，我認為隻有演員演得舒服了，這個戲才是對的。如果劇本内容超出了生活邏輯，或者是戲劇情境，它就會讓演員很難受。佟麗娅和吳昱翰都是很有經驗的演員，但在拍這部戲的時候，他們會在使用方法的同時，更注重體驗。

比如電影結尾處的庭審哭訴戲，這也是徐敏這個人物的華彩時刻。為了讓佟麗娅更好地出演，我們就先把她這邊的鏡頭連着拍完，這段戲雖然在成片裡剪碎了，但是在實拍時是一條30分鐘完整地拍下來的。佟麗娅也很看重這場戲，她提前一晚上熬了夜，又跑了很久的步，讓自己顯得特别憔悴。那場戲有一兩百個群衆演員，他們仿佛看了一場話劇一樣，在佟麗娅演完後，全場掌聲雷動，我在螢幕前也是淚如雨下，在場上了年紀的爺爺也都會忍不住抹眼淚，那個場景蠻震撼的。佟麗娅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希望這場戲的情緒飽滿、一氣呵成，而且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機位，是以那三四天她需要用同樣的表演方式演七八次，就像連着演了七八場話劇獨角戲一樣，整個人都虛脫了。

整部電影我們基本是按照人物的情感遞進順拍的，一開始的時候還專門拍了一些劇本以外的戲，佟麗娅和吳昱翰與兩個小演員生活在一起，吃飯、睡覺、嬉鬧，讓他們建立一個家庭的感覺，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然後就拍了徐敏應酬回來，與陳均争執被毆打的戲，前後的落差蠻大的，親手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的感覺，大家心理上都覺得非常痛苦，但也更加能找到那種逼近崩潰邊緣的感覺。吳昱翰拍完那場戲坐在那裡休息了很久，他生活中是很溫和的一個人，現在要在角色上做出這樣的轉變，确實需要勇氣，他們兩個人在片場很少說話，每一場戲演完都比較久才能從情緒中走出來。

吳昱翰也是一個很純粹的演員，我們定了佟麗娅之後就開始尋找男演員，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問了很多人，大家看了劇本之後都是比較統一的反應，覺得角色可塑性很強，但過了一兩個星期又會回複說不好意思，可能不太合适。吳昱翰加入的時候，完全沒有什麼顧慮，他單純就是覺得這個角色是他沒演過的，會在表演上很過瘾，事實上最後他真的演出了陳均身上的複雜性。電影中的争執戲，我們專門請到了《刺殺小說家》的動作指導來進行動作設計，片場也有很多保護措施，吳昱翰很照顧佟麗娅，但出來的效果不夠真實，佟麗娅說幹脆你就真打吧，為了電影兩個人也都豁出去了，最後像地下停車場裡那段戲，雖然我們做了足夠的保護，佟麗娅的身上還是會有些淤青，這些細節都讓我很感動。

電影的最後一幕，是許多年後徐敏終于被釋放出獄，徐敏的臉上滿是皺紋，這一幕我們其實是用特效做的。一開始我們化了老年妝，但後期剪輯的時候，總覺得還是不夠老。最後我們請到了《流浪地球》的特效團隊，專門為佟麗娅做了老年特效，會顯得更加真實自然。我覺得是需要有這樣一幕的，一個女人經曆過風暴，但風暴結束的時候，她可能都不知道，她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人，已經留下痕迹。她看着已經長大的孩子，百感交集，老淚縱橫，很多人都說看到這一幕的時候覺得很震撼，也為這部電影做了一個很好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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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在路演的時候，有一位觀衆說她從這個片子裡看到了“衆生皆苦”，其實不僅僅是被家暴的徐敏，包括施暴者陳均，還有幫助徐敏的律師李小萌，每個人都是活在社會以及他人評判的體系裡面，可能真的就是要學會先愛自己，才能夠把真正的價值活出來。很多觀衆在“家暴”這個主題下，能看到這樣的共情，是令我很欣慰的。

我并不想把陳均設定成一個“生而惡魔”的變态，我們在調研的過程中也看到，家庭暴力這件事是有代際傳承的，包括電影裡陳均的媽媽，也就是艾麗娅老師飾演的角色，她既是家暴的受害者，後來又變成了加害者，陳均從小在沒有愛的環境中長大，他自然也不懂得如何去愛。很多夫妻和情侶看完後都會想，以後我們該如何相處？大部分人雖然沒有家暴，但是會有争吵與争執，在這個過程中，是用一種“以愛為名”的方式去綁架對方？還是兩個人用更加獨立的、健康的方式去溝通？這都是我通過這部電影想和大家讨論的。

王影璐飾演的李小萌這條線，其實有更豐富的劇情，但出于時長考量，我剪掉了一部分。她的媽媽對她說，幹得好不如嫁得好，但她還是選擇孤身一人來到大城市打拼，最終有找到自己的價值。之是以設定律師這樣一個角色，是因為我們前期采訪裡，很多年輕女律師在沒有結婚的時候對受害者是有很多不解的，包括為什麼受害者不從這段畸形的關系中走出來？或者是我幫了你離婚，你為什麼最後又選擇回到原點等等。我覺得這樣的視角是有必要的，她就是一個生活中沒有經曆過家暴的普通人，從對這件事有偏見，到了解徐敏、共情徐敏，實作兩個人互相的救贖。同時，我也不想讓觀衆看完電影不再相信有真摯的愛和情感，是以我為李小萌設定了一個很能了解她、陪她走到最後的男朋友，也就是張宥浩飾演的角色，希望能讓大家對生活更加充滿希望。

對于家暴這件事我一開始也沒有找到很好的解決方法，在故事中徐敏最後也是選擇了非常極端的方式才能脫離開這樣的控制。但是在路演的過程中，真的有經曆過家暴的觀衆敢于站起來說自己的經曆，包括很多父母也帶着孩子來觀影，想讓孩子提前了解在親密關系中，應該如何保持分寸感，又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愛，是以創作之初很多問題我可能都沒有那麼明确，但觀衆的反應讓我意識到，雖然問題無法根本上解決，但至少可以通過文藝創作，讓更多人注意到這件事情，并做出一些改變，看到“房間裡的大象”，這就是聊勝于無。

從《找到你》到《萬裡歸途》，再到現在的《我經過風暴》，作為一個喜歡取材于真實素材的創作者，我其實一直面臨着真實感和類型化叙事之間平衡的問題。《萬裡歸途》的難度格外大，多一分真實可能它的可看性就會弱一點，而多一分類型化可能就會多一點失真。這次的影片在寫實和類型之間，我覺得會偏寫實多一點，這也是前期和劇組各部門人員溝通後的一種站位，想讓觀衆更代入生活真實感一些。

不過我在創作上，并不會刻意地去用“女性視角”看待問題，如果你看我的編劇作品，會發現我對“家庭”這個概念特别執着，比如《刺殺小說家》，我進入這個故事的支點是一名父親的角度，我也是代入到這個父親身上去尋找一些想要找到的東西。《萬裡歸途》則是特别漫長的創作過程，在接到“翻譯官”這個主題後，我開始尋找素材，之後做了無數的采訪，大概有兩三年過去了，直到有一天我采訪到了一個當時真實經曆撤僑事件的前外交部的翻譯。他給我講故事的時候，我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真的非常能夠共情，他對于家國的情懷是超越性别界限的，具有人情普适性，他也是張譯角色的原型。而我在創作的時候，也完全是代入張譯的角色來解構這個故事，是以在這個過程裡，根本不存在什麼女性的視角。包括後來采訪時經常會有人問我，故事裡加入外交官妻子萬茜那個角色，是不是就是一種女性視角的展現？我覺得這樣的看法是有失偏頗的，這個角色的設定也是為了展現外交官們奔赴遠方的時候對家人的虧欠感，以及回到家後重新感受到人間煙火的溫暖，這才是我創作角色的初衷。

這次我選擇做導演，也是因為這個故事從女性的經驗出發，并具備足夠的女性意識。《我經過風暴》當然是一部女性電影，但我并不認為女性主義就是要制造男女性别對立，它應該是男女平權的，大家能夠平等、互相尊重，有獨特個性的自由發展。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也會關照到陳均的成長曆程，我并不是給他“洗白”，這就是活生生的他，他如此痛苦是有根源的，自然也就滋生出了人性中灰暗的一面。

當然即便成為了導演，我也不會放棄編劇的工作，因為編劇這項工作能夠帶給我快樂，它具有一定的原發性，有很多原來是編劇的導演會和我說，編劇的難度更大一些，但收獲的快感是無以複加的。在行業裡，編劇确實容易受到不完全與勞動相對等的待遇，但當導演要承擔更多壓力，導演花兩三年打磨一個作品的辛苦與付出，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進入到這個行業也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時間，我并不覺得自己幸運，相反，回頭看這些年的路，我很感謝足夠努力的自己。這些年在技巧上進步了很多，項目成活率也高了很多。年輕的時候做一個項目十個可能會夭折八九個，如果沒有那種強大的韌性，是堅持不下來的。現在我成為了導演，要第一次接受票房和市場的考驗，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希望這部電影真的能成為一副铠甲，能給更多的觀衆帶去抵禦風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