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應對虛假資訊和網絡暴力造成的人類公害——專訪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Unlpash/Zhou Xuan 乘客們在廣州地鐵車廂内浏覽手機。
聯合國于6月12日釋出了一份有關數字平台資訊完整的最新政策簡報。簡報指出：雖然數字技術是保持社會聯系和資訊交流的重要工具，但它們也助長了虛假資訊和仇恨言論的傳播，已經成為嚴重的全球威脅。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虛假資訊和仇恨言論甚至可能導緻暴力和死亡。大規模傳播虛假資訊會給人類帶來生存風險，并危及民主制度和基本人權。《聯合國新聞》就此議題采訪了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請聽特約記者杜佳的報道。
數字平台包括各種社交媒體、搜尋引擎和傳遞資訊的應用程式，連接配接着全球數十億人，僅“臉書”（ Facebook）就有大約30億的使用者。由于數字平台容納了巨大數量的使用者以及巨大數量的創作者，是以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我們普通人每天所接觸到的資訊。在數字平台上不斷放大的虛假資訊和仇恨言論不僅混淆視聽，甚至危害到人們的生命安全。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多年來一直緻力于新聞傳播的實踐和研究。在接受《聯合國新聞》采訪時，他首先分析了數字平台在資訊傳播上帶來的改變。
方可成供圖 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方可成：“這些數字平台或者說是網際網路剛剛出現的時候，大家更多的是從極其樂觀的角度去設想的。當初設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資訊釋出的門檻極大地降低了，同時資訊擷取的門檻也極大地降低了。而樂觀之處就在于，我們會預設為這裡面說到的資訊的釋出和資訊的擷取都指的是準确的高品質的資訊。
但是我們忽略的，也是今天成為現實的是：在我們說資訊的釋出和擷取的門檻降低的時候，其實也就意味着虛假的、低品質的、仇恨性的資訊釋出和擷取的門檻也大大降低了。
“在我們的數字平台上面，比較令人遺憾的是：一些情緒性的，特别是一些虛假的、帶有陰謀論性質的、甚至是仇恨言論等内容往往獲得了大家更多的關注和轉發。與準确的、高品質的資訊比較起來，這些不準确的、低品質的資訊反而獲得了更高的傳播度，更好地利用到了網際網路平台所賦予的這種低門檻的釋出和擷取的特性 。”
聯合國 數十億人使用社交媒體。
方可成指出：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制造虛假資訊的主要動機無非是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
方可成：“其實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裡面，更主要的虛假資訊的生産、釋出和傳播的動機是純粹的商業動機。也就是說這一類的内容其實更容易獲得關注，更容易變成流量，而這個流量可以進一步去以廣告之類的形式去變現，成為可觀的收入。因為這一類虛假資訊能夠帶來很大的商業價值，是以就會有非常多的個體、公司和團體去抓住這樣一個商業機會，用這樣的形式去賺錢 。
“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時候其實也是非常明顯的。當時既有帶有政治動機的俄羅斯人去釋出資訊，去幹預美國的國内事務。當時也有一群在歐洲的一個叫做北馬其頓的國家的年輕人，他們純粹是因為失業了、活不下去了，然後發現了原來在Facebook上專門寫一些關于美國大選的假消息，獲得很多的關注，進而變成客觀的流量和收入，是以他們是完全是出于錢的考慮去做這個事情。
“虛假資訊的傳播在中國有一個特點： 它确實是以商業動機為主。但是又因為中國确實存在對于内容的相當嚴格的管理和審查，是以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那些精明的商人想要用虛假資訊去賺錢，同時也會希望去制造一些盡量安全的虛假資訊，盡量不會被幹預的虛假資訊。 那這裡面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其實很多人選擇的是關于國外的虛假資訊，關于國際新聞，比如說像俄烏戰争、美國大選等。在這些事件裡面就會有大量的虛假資訊去流傳，因為它們被删除、被審查的可能性是更小的。 比如俄烏戰争這一年多的時間以來，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有大量的虛假資訊在流傳。 可以說在一些人日常接收的資訊系統裡面，可能俄軍早已經勝利了很多很多次了，但這顯然和現在的情況是非常不一樣的。 是以這也是中國的（資訊）生态裡面的一個特點。”
接收到來自不同管道的資訊後，人們會做出不同的判斷，形成不同的觀點，有的人進而繼續在數字平台上釋放這些觀點和情緒。那麼應該如何看待網絡上充斥的極端言論呢？
方可成：“我首先想提出的是：我們在網上看到一些污言穢語（時）無言，看到這種非常撕裂的表達時，我們首先不要把它當成是一種民意、一個代表性的反應。因為實際上，很多學術研究已經發現，現在仍然在社交媒體上積極發言的一群人其實隻是非常非常小部分的一群，可能就10%的網友在網上會比較積極的發言。是以我們首先不要覺得網友們真可怕，而且所有人都是這樣（可怕）。
Unsplash/Mika Baumeister 仇恨言論充斥網際網路。
“問題就在于：為什麼偏偏是這10%的意見更極端、更可能去罵髒話、發表這些仇恨性質言論的人，為什麼是他們在發言？ 那90%的更文明的、更理性的人為什麼不發言呢 ？這個就要追溯到社交媒體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産品機制了。在社交媒體的這個産品機制裡面，更情緒化的内容實際上是更容易吸引眼球，更容易被點贊、被傳播、被分享，這也就無形之中去激勵的那些想獲得關注的人去采用一些更激烈的表達來擷取關注。他們也能夠從表達中間獲得非常多的關注， 可能讓他們獲得心理上的一個很大的享受。
而對于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不願意用這種方法表達 ，是以他們其實是不太能被看見， 而他們因為要回避這些比較污言穢語的表達，是以就更少去發言了。 是以我想這背後其實還是一個産品機制的問題 ，是社交媒體平台本身沒有很好的去鼓勵和容納這種更有複雜性的 、更理性的、更深度的讨論， 反而它鼓勵的是這種更淺的、更刺激眼球的表達方式。”
方可成進一步指出：網絡暴力與現實中的暴力有一些共同之處，其發生的原因在于：一些有特定性格特質的人身處一個非常有利于他們施暴的環境中， 又明确知道不會被追究、被懲罰。
方可成：“如果一些有這種暗黑人格的人，他們到了一個地方，知道自己可以躲在自己的ID後面去發言，去攻擊别人，但是不需要為此付出任何責任，那他就有很大的機率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一方面需要去關注我們的社會中間存在的這樣一些人，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去塑造一個條件、一個場所，讓他們更少有施暴的動機和機會。是以如果我們說到網絡暴力的話，我們還是要回到平台的這個角度來說。是不是可以一方面大大增加他們施暴的成本，比如你發了一個什麼樣暴力的言論，後來發現其實根本就顯示不出來；或者你得想很多方法才能攻擊到那個你想攻擊的人； 或者是你發現攻擊了之後，你會很容易就被追究法律責任。”
方可成強調：數字平台的假消息和網絡暴力都需要系統性解決方案，需要社會各方的參與。
聯合國政策簡報 資訊完整性面臨虛假資訊、錯誤資訊和仇恨言論的威脅。
方可成：“具體的施暴者和假新聞的創作者和傳播者當然是需要直接負責的。但如果我們看到這些問題都不隻是個例的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問題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去處罰具體的個人是永遠不夠的。是以我們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網際網路平台當然是最直接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去為此負責的。因為他們直接創造了這樣一種機制，創造了這樣一種氛圍，導緻了更多的虛假資訊和更多的網絡暴力。另外，他們實際上通過這些虛假資訊和網絡暴力帶來的流量，從中直接擷取了經濟上的、商業上的收益，是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應該有更大的責任做一些改變，對自己的産品做更多的調整，以減少虛假資訊和網絡暴力。
當然了，在任何一個這個市場裡面，這種商業公司都不會非常主動積極地去做這些消耗成本還會影響收益的事情。是以一定會涉及到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政府監管 、媒體的監督、NGO（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也包括公衆意識的提高和公衆的監督。這肯定需要一套整體的方案才可以真正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些問題 。
“我相信公衆當中實際上是有巨大的潛力的，大家是想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但問題是我們現在能不能創造一個更好的條件，鼓勵大家更願意去做這些好的事情、善的事情，而且讓大家做的事情能夠真正的去發揮影響力，能夠傳播開來。
“政府當然就是要從立法監管的角度去幹預。當然這個裡面就會涉及到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政府需要在裡面保持一個非常微妙的平衡。 因為畢竟是涉及到對網絡言論的監督和管理，如果走得過了或者是說如果在這過程中間被一些其他的勢力利用的話，很可能這種監管會變成一種對網絡言論的一種束縛、對言論自由的一種幹預。沒有監管的言論市場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怎麼樣更好地去幹預，怎麼樣去促進言論自由、觀點交換、觀點碰撞，從這樣一個出發點去幹預，實際上還是需要非常小心地去設計自己的監管機制的。”
當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與數字平台息息相關時，如何擷取更全面、更多元的資訊，避免虛假資訊的困擾，這已經成為每個資訊接受者所面臨的挑戰。方可成給出了切實可行的具體建議。
方可成：“媒介素養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具備的一種能力。它最核心的就是對資訊的收集和辨識的能力。大家需要知道，你所接觸的每一條資訊都是有具體的來源的，它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某個平台生産出來的。它背後一定是有一個 比如是《紐約時報》或者某一個來路不明的、所謂的自媒體生産的。你要去了解到它背後的來源，并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者根據其他的一些參考的資料，去大緻了解這些具體來源的可信程度，這非常重要。
“媒介素養”非常核心的一點 是：你會意識到，如果我真的很關心消息來源，那我就不會任由社交媒體平台用算法給我推内容，就不會做一個完全被動的消費者，你給我什麼我就看什麼， 我就會變得更加主動，我要去尋找我信賴的來源所提供的消息和内容。你就會逐漸建立和更新自己的一套我自己把它稱為“媒體食譜”了。 就好像你吃東西一樣，你不是任由别人喂給你什麼。知道什麼東西更健康、對我更好、我現在更需要，那我就會非常主動的去尋找這些适合我的，不管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食糧。是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一種被動的投喂式的資訊擷取方式轉變為主動的去尋找、去辨識、去擷取的這樣一種模式。”
以上是《聯合國新聞》特約記者杜佳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