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
光緒初年，朝廷官僚中有一個喜歡品評人事、議論朝政，以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為首的小集團，他們多出身翰林，崇尚氣節，憎惡A錢，志存高遠，被稱為“清流黨”。有人戲稱為“青牛黨”，其中，張佩綸、張之洞因好強争勝、恃才傲物，被稱為青牛的兩隻角。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二張在一起品評人物時指出：“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耕(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則徐)、蔣砺堂(攸铦)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也。”(張佩綸：《澗于日記》己卯下，刻本) 以二張眼界之高，亦稱陶澍為道光以來中國人才第一人，比之為“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由此可見，陶澍在晚清有着極重要的地位，不僅是最優秀的人才，而且在他周圍團結了一大批人才，并培養和影響了其後的大批人才。
陶澍，湖南安化縣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1月17日），字子霖，号雲汀，晚年自号髹樵，又号桃花漁者。
因家庭貧困，陶澍自幼要參加一些勞動，他回憶說：“陶子少賤，牧于斯，樵于斯，漁于斯，且耕且讀。”（《陶澍集》下冊第39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陶澍七歲時，随父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其後，陶澍随父先後在安化羊角塘、江南百花台、小淹、梅城和益陽等地讀書。十八歲，參加縣學考試，得補邑諸生。十九歲，陶澍在小淹資江邊的水月庵讀書，因江中有一大石，方正若印，故稱其書屋為“印心石屋”。 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二十二歲的陶澍到長沙參加湖南鄉試，中第30名舉人。
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陶澍離家北上，參加辛酉科會試，卻名落孫山，留京繼續攻讀。次年，參加壬戌科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充功臣館纂修。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陶澍與同科進士朱珔等建立消寒詩社（道光九年改名為宣南詩社）。次年，陶必铨病逝，陶澍回小淹奔喪，丁憂在家。随後，到澧縣主建澧陽書院。
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陶澍返京，任國史館纂修。次年，任四川鄉試副主考。沿途考察地理形勢、典章文物，著《蜀輶日記》。以後，陶澍先後任詹事府詹事、記名禦史、江南道、陝西道監察禦史、會試考官、巡視中城、戶科、吏科給事中、巡視南漕、道員、巡視東城等官職，時間近十年。由于陶澍在許多部門任職，接觸到清王朝的政治、經濟、吏治、漕務、考試等許多方面的事物，大大增加了他的閱曆和知識，也鍛煉了辦事處變的能力。同時，也使陶澍有機會廣泛結交士子文人，接觸中央各部大員，熟悉官場内幕和辦事程式，為其以後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陶澍四十一歲，受任川東兵備道。川東統轄夔、重、綏三府及忠、酉二州，地域遼闊，物産豐富，人口衆多，民族關系複雜。既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地區，又是一個十分難治的地區。陶澍上任後，“日座堂皇視事，有訴立訊，剖決如流，數月滞訟一空。”（《魏源集》第901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次年，四川總督蔣攸铦入京，“奏陶澍治行，為四川第一，可大用。”（同治《安化縣志·陶澍》）故道光剛登基，就對陶澍留下了深刻印象，擢陶澍為山西省按察使。從此，陶澍得道光信任，青雲直上。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陶澍轉安徽按察使，未及赴任，擢安徽布政使。時安徽财政混亂，錢糧虧空為全國之最，雖五次清查，均無結果。陶澍到任後設立清查局，指派專人深入基層，調集州縣檔案，仔細核查。不到一年，查清所有虧欠。并對虧欠官員“分别應劾、應償、應豁，于是三十餘年之糾葛，豁然一清。”（《清史稿·陶澍》，中華書局1977年版）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澍四十六歲，升任安徽巡撫，成為統率一省的封疆大吏。陶澍在安徽五年，政績卓著：整頓吏治，安定地方；重視農業，發展生産；清理财政，懲治A錢；赈濟災民，建豐備倉；興修水利，整治河湖；發展教育，倡修省志。陶澍離開安徽時，曾賦詩說：“父老殷勤酒一卮，依依皖口送桡時。江神也為人留别，特借東風向上吹。”“觸熱剩流記往年，嗷嗷鴻雁水連天。此行此日人仍昔，恰喜嘉禾滿大田。”（《陶澍集》下冊第626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豐收在望，安徽人民對陶澍的離任，當然要依依送别。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調任江蘇巡撫。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陶澍五十二歲，升任兩江總督。照例兼任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禦使，同時兼任江蘇巡撫。兩江包括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是全國人文荟萃之區，财賦集中之地。“計天下财富，惟江蘇、浙江、江西為重，三省中尤蘇、松、嘉、湖諸府為最。”（《清史稿·食貨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故兩江是中國精華之區，是經濟、财政、文化的中心。兩江治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清王朝的經濟命脈。兩江總督，也曆來是清王朝督撫中最重要的職位之一。陶澍任江蘇巡撫五年，兩江總督十年，始終得到道光皇帝的信任，這在清代漢人大臣中，是非常少見的。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日（公元1839年7月12日），陶澍因積勞成疾，久病無治，逝世于兩江任所，終年六十一歲。道光為之禦賜祭文，晉贈太子太保，谥“文毅”，故後世稱陶澍為“陶文毅公”。
陶澍是從湖南山區農家走出的封疆大吏，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出身農民世家，全靠個人奮鬥，對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政治上陶澍是中國曆史轉折時期傑出的政治家
陶澍活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幾十年，為中國由古代社會走向近代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魯迅說：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了吧》）陶澍，就是這類“脊梁”式人物。他雖是封建官僚，卻“愛民憂國”，面對日趨腐敗的官場，陶澍主張整饬吏治，并明确提出了整饬吏治的綱領：“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賢否以端吏治，除琅莠以安良善，别猾蠹以慎勾稽。”（《陶澍集》下冊第10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力圖開辟一片政治清明、國富民安的新天地。
為官行政，陶澍堪為表率。其一是勇于任事，敢負責任。自稱“生性素銳，每以沒世無稱為懼”（《陶澍集》下冊第150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遇事能“備不顧身”，有始有終。其二是勤于政事，任勞任怨。他的座右銘是“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其三是善于任事，有膽有識。能在複雜的情況下，抓住關鍵，即他自己所說的“正本清源”、“提綱挈領”。其四是廉于政事，克己奉公。史稱陶澍“服官數十載，起居如寒素。”（同治《安化縣志·陶澍》陶澍的政績突出地表現在财政、經濟方面，蔡冠洛所著《清代七百名人傳》将其歸入“财務”類。陳文述則将陶澍和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桓寬、劉晏并題：“淮南鹽策任郎官，國帑空虛事已難。唐代經綸賴劉晏，漢廷議論酌桓寬。掃除積弊良田莠，力挽頹波大海瀾。聞道北鹽籌更好，年年修竹報平安。”（轉自《陶澍評傳》第140頁，湖南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确實，陶澍一貫重視經濟問題，在各地為官，都把發展生産，繁榮經濟放在重要地位，“平生衣被志萬家”，決心要人民過豐衣足食的生活。特别是在兩江為官19年，對兩江地區經濟文化的進一步開發，起了重大的作用。
對陶澍的為官行政，魏源有一個評價：“為翰林能詩，為禦史能言，及備兵川東，摘伏發奸，又為能吏。”“其撫安徽，厘庫項虧空，以豁三十年之吏敝；舉義倉、水利，以拯三十州縣之災黎。其撫江蘇，創行海運，以蘇、松、常、鎮、太倉之漕困；大疏吳淞、浏河、白茆、孟渎，以灑三吳之積潦。其督兩江，兼司鹽政，汰浮費二百餘萬，以濟淮南；去壩費、岸費各數十萬，改行票鹽，以蘇淮北。”（《魏源集》第34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清史稿》亦評價說：“陶澍治水利、漕運、鹽政，垂百年之利。為屏為翰，庶無愧焉。”對陶澍的治績，予以充分的肯定。
其次，在經濟上陶澍是傑出的理财家和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驅
清嘉慶、道光年間，封建社會的危機加深。這種嚴峻的形勢，激發了中國知識界的愛國熱情，他們從古代傳統文化中尋找武器，促使經世緻用思潮再度興起，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它猛烈地抨擊漢學的煩瑣和宋學的空疏；深刻地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大力提倡興利除弊的改革；積極從事有關國計民生大政的研究，堅決主張禁止鴉片和抵抗外來侵略。進而開創了近代愛國經世的新風氣，為中國社會由舊傳統走向近代化、由封閉走向世界前進了一大步，為近代中國引進西學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陶澍是嘉道年間經世思想的信奉者、倡導者、宣傳者。他提倡“研經究史為緻用之具”，主張“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即通過經世緻用之學，培養有用的人才，造福國家與人民。由于陶澍位高權重，倡導經世思潮的主要人物，如林則徐、魏源、賀長齡、包世臣、姚瑩、龔自珍、黃爵滋、湯鵬等都團結在他的周圍，并多在他所管轄的兩江地區活動。史家孟森曾說：“嘉道以還，留心時事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于湖南，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姜化人。而（陶）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孟森：《清史講義》下冊第618頁，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版）當時，經世官員和經世士子都視陶澍為首領，唯其馬首是瞻。就是對經世派的後起者，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有深刻的影響。陶澍被稱為“經世派中的實幹家”、“湘系經世派的柱石”(《湖南通史》近代卷第46頁，1994年版)，對當時以及後來經世派人物的影響，都是十分巨大的。
作為嘉道年間經世思潮的倡導者，陶澍又是其重要的身體力行者和實力推行者，是近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驅。在陶澍的主持下，首創海運、倡行票鹽、興修水利，都取得了舉國矚目的改革成就；而自鑄銀币等改革思想主張，則産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曆史上，曾有過不少改革家，但其所推行的改革，無非是對舊的生産關系進行修修補補，主要内容是減輕對農民壓迫和剝削的程度，改變其統治和剝削的方法，以暫時适應生産力的發展。所謂“近代經濟改革”，則是要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廣泛采用為主要特征；是以，發展商品經濟，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體制、經驗，就是近代經濟改革的重要内容。作為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代表的陶澍，從小即受到商品經濟的影響，進入官場後，又長期處于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資本主義萌芽有較多出現的兩江地區。是以，陶澍以經世緻用思想作指導所進行的改革，就必然帶有明顯的“重商”“利商”“便商”特點；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再次，在文化上陶澍是博學多識，業有專長的學問家
陶澍自幼聰明穎悟，博學多識，于經史考據、文章詩賦、地志天文，乃至算術、音韻、美學之學，無不通曉。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學方面，陶澍提出了關于“道、氣、理”三者的辯證關系，指出：“道即理也，氣依理而立，理載氣以行即曰理氣，豈有無理之氣哉？”（《陶澍集》下冊第77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強調理、氣不可分，進而得出了“即實象以求實理”的務實思想。他的許多哲學觀點，促進了古代哲學的發展。如：“易之道，變化之謂也。變化者，剛柔相推之謂也。”（《陶澍集》下冊第57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又說：“天地之道，有終有始，庶物之則，為行為止。是謂動靜之根，實寓循環之理。得其養而兩有所成，失其養而一無可恃。”（《陶澍集》下冊第301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所謂“養”，就是進行教育，開展調查。同時，陶澍強調務實，如在江南種稻，倡行海運，興修水利等具體活動中，都能從實際出發，重視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将辯證思想方法貫徹在實際工作中。在史學方面，陶澍更是卓有成就。他對中國曆史非常熟悉，倡行海運、改行票鹽、興修水利等政績，都運用了其豐富的曆史知識，古為今用。陶澍對史學有許多獨到的見解，特别是對方志學、族譜學、考據學有傑出的貢獻。在地理學方面，陶澍有豐富的地理知識，他曾在各地為官，自稱“足迹幾遍天下”，所到之處，勤加考察，對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戰備，有不少真知灼見。他關于“黑水”“九江”“三峽”“三湘”“山分二幹”等許多觀點，極有見地，已是争鳴中的定論。在文學方面，陶澍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對陶淵明及其著作的研究，就大大超過了前人。他的《陶淵明集輯注》、《陶靖節年譜考異》，堪稱陶淵明研究中的一個裡程碑，至今仍然發出奇光異彩。
陶澍又是文學家，他的許多奏折、書信、考證、序跋都有文采，其散文、遊記更相當精彩。同時，陶澍是當時極有影響的詩人，其詩作的内容相當廣泛，有對祖國山河的熱情贊美，對農村田園生活的美好歌唱，對社會災難的揭露鞭策，對興利除弊改革的提倡歌頌，對曆史名人的緬懷評述。特别是他對勞動人民生活的描述，深入、細緻、深刻。他的《茱萸江竹枝詞》十首，清新、親切、活潑、是典型的田園詩歌風格。他在《試安化茶》一詩中，更寫出了“誰知盤中芽，多有肩上血”的千古絕唱。時人視陶澍為“詩壇領袖”。周啟應說：“自袁随園既沒之後，海内詩人争相雄長，莫适為主。餘謂近日詩人，當推陶大中丞澍為第一，以其博學才雄，變化從心，頓挫入古，合李、杜、韓、蘇為一手，足以籠罩群雄故也。”（周啟應：《樹萱堂詩話》，《資江陶氏七續族譜》第8卷）林則徐評價陶澍的詩：“直以雄才淩屈宋，還将餘事壓曹劉。”當時，陶澍的詩歌出現，往往“和者數百人”，并曾流傳國外，北韓詩人曾組織《拟陶詩屋》，專門學習陶詩。
更次，在對外關系方面陶澍是抵制侵略，嚴禁鴉片的愛國者
陶澍的大量詩歌表達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而且在行動上關心國家安危，堅決反對西方國家的侵略。當時，中國處于封閉的封建社會，西方力圖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沙俄在西北邊境勾結民族敗類，制造民族糾紛，企圖分裂我們的國家，占領大陸的領土。英、法、日本在東南沿海大搞間諜活動，企圖侵略我們的國家，掠奪大陸的财富。陶澍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支援清政府平定張格爾在新疆的叛亂。在兩江，更高度警惕西方國家可能發動的侵略，積極關心海防，為了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制訂了《巡洋會哨章程》。建立巡洋會哨制度，要求水師将士“技藝娴習，不畏波濤”，進而達到“威懾外夷”的目的。
在鴉片問題上，陶澍是堅定的禁煙派。當時鴉片已泛濫成災，成了朝野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禁煙運動是中華民族同西方殖民勢力之間的激烈鬥争，是關系到國家獨立和民族存亡的大事。對禁煙的态度，是愛國者和投降派的試金石。陶澍從國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出發，指出“鴉片煙之害，起自粵洋，流毒内地，中其瘾者，殃身廢物，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國之資财，贻害及于國計”。“若辦理無次，而騷亂及于闾閻，窒礙先于行旅，必至處處可生陷阱，而良懦皆驚，不但耗天下之财，具傷天下之元氣。”（《陶澍集》上冊第376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并向清廷提出禁煙八策，力主嚴禁鴉片。在行動上，陶澍派水師巡邏沿海，查禁煙土走私。1838年，陶澍在江蘇、揚州、蘇州、南京及上海東關等地收繳煙土16 000餘兩，又令海船交出煙土41000餘兩，一并銷毀，此舉影響極大，實為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先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陶澍在反對西方侵略的同時，又産生了在具體事物上仿照西方先進的思想，從這一角度來看，他已開始突破中國古代愛國主義思想的内容，而開始萌發了中國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新芽。是以，我們說陶澍的愛國主義思想标志着中國古代愛國主義思想向中國近代愛國主義思想轉變的開始，從這一意義上說，陶澍愛國主義思想有着新的、特别重要的意義。
最後，在人才發展史上陶澍有着重要的地位
陶澍自稱：“餘自翰林出官蜀、晉，宦轍所至，雖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勸學造士之道，每兢兢藉為先務。”（《陶澍集》下冊第22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勸學造士”，即把發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首位。一方面，陶澍非常重視書院建設，強調“書院為教育人才之地”，“書院為培植人文之地”。（《陶澍集》上冊第348、350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 “書院之設，非徒以為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時與邑人士相見，勸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禮、樂、詩、書，經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戶有弦歌之美，表衿無佻達之譏，斯風化成，而治績茂焉。”（《陶澍集》下冊第23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陶澍曾建惜陰書舍于江甯，建震川書院于嘉定，建敦善書院于海州；幾乎對安徽、江蘇及湖南安化的所有書院，都曾捐銀、倡修、擴建和改建。另一方面，對書院師資的選聘、課程的設定、學員的招生，以及教育方針、教學方法，都有明确的論述。他強調實學，提倡通經，主張學以緻用，并提出了“立志、植品、宗經、親友”的教育方針（《陶澍集》下冊第276頁，嶽麓書社1998年版）。這些，都為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廣大經世緻用知識分子隊伍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陶澍稱為“晚清人才第一人”，林則徐、賀長齡、魏源、琦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是以陶澍為“源”的各類人才中的一員。當時，全國的許多人才、特别是一些改革派人才都團結在陶澍周圍。陶澍的人才思想，也比較系統和全面：一是非常重視人才。他多次強調“當今之要，首在得人。”二是善于識别人才。陶澍對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一見“目為奇才”，在曆史上成為善于識人的佳話。三是善于使用人才。能根據人才的特點，用人不疑，人盡其長。四是積極培養人才。陶澍大力發現、培養、扶植、薦舉了大批人才。《清史稿》稱：陶澍“用人能盡其長，所拔取多方面節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鹽，并賴王鳳生、俞德淵、姚瑩、黃冕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識之未遇，結為婚姻，後俱為名臣。”（《清史稿·陶澍》，中華書局1977年版）他任兩江總督後，立即請調林則徐為江甯布政使，二人志同道合，在江蘇推行改革，整饬吏治，發展經濟，興修水利，整頓兵防，嚴禁鴉片，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陶澍的支援下，林則徐很快升任巡撫、總督。陶澍逝世前，更薦林繼任，稱其“識力十倍于臣”。陶澍與賀長齡為相好至交，共倡經世思潮，組織海運，推行改革。陶澍對陳銮十分信任，極力扶植，共同開發江蘇。陶澍聘李星沅幫辦方案，并着力培養、扶植，他則對陶澍執弟子禮，終生事之。陶澍發現胡林翼幼年聰慧，即以女許之，并帶在身邊讀書教導。陶澍晚年以總督之尊結交布衣左宗棠，并結兒女親家。以上林、賀、陳、李、胡、左等人，在陶澍支援和培養下，均位至巡撫、總督，成為近代有功于國的名臣。當時的才能之士，都團結在陶澍周圍，得到陶澍的扶植和幫助；如魏源、包世臣、黃冕、馮桂芬、周濟、程恩澤、陳世镕、趙紹祖等，曾為陶澍幕僚；王鳳生、俞德淵、姚瑩、徐寶森、梁章钜、申啟賢等曾是陶澍下屬；龔自珍、湯鵬、鄧顯鶴、黃爵滋等，與陶澍友好往來。張佩綸曾與張之洞認為“陶實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也。”視陶澍為近代人才輩出的源頭，就像長江、黃河的發源地一樣。确實，道光時期，中國出現的兩個影響全國的人才群體，都與陶澍有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