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一部清朝對西藏地方的賞賜文物史就是一部完整的清朝對西藏地方的文化經營史。表明清朝的文化定位是準确的，并在邊疆治理上實作了這一意識形态功用。
西藏與中原地區的聯系雖不自清代始，但是自清代更加緊密，中原文化的西藏傳播雖不自清朝始，但是自清朝形成規模和格局。
從東北一角對西藏的關注開始，一直到清朝最後一代皇帝遜位，有清一朝始終都沒有停止過對西藏的文化經營，一部文物交流史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西藏傳播史。
文物狀況梳理
清代中原文物現今的藏有地主要在寺廟、博物館、文管會、檔案館。以西藏自治區博物館為例，現今藏有10萬多件藏品（包括内地傳入和西藏本地的）。
其中完成建檔的有4000件唐卡，3000件佛像，4000件法器，5000件陶瓷，800件絲綢，700件衣服，還在建檔的有幾萬件。
就具體物品而言，這部分文物從印信、檔案、佛像、佛畫、法器，到杯、碗、盤、馬鞍再到文房四寶等應有盡有。清政府對曆代達賴喇嘛和班禅以及西藏上層人物的賞賜是研究的主要對象。
清朝對曆代達賴、班禅賞賜文物之頻繁，賞賜規格之高、數量之大均超過明代，另據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的統計，清朝西藏上層遣使進京朝貢被賞之物是文物産生的第一部分。
西藏地方有大事時朝廷派使者詢問的禮物是第二部分；達賴、班禅圓寂，确認轉世靈童時朝廷的賜贈是第三部分；清朝皇帝随聖旨、敕谕附贈的禮物是第四部分。
皇帝駕崩、新皇登基，朝廷派使者到西藏念經時的賞賜是第五部分；賞賜達賴、班禅家族成員和弟子的禮物是第六部分。對西藏各呼圖克圖、攝政噶倫、郡王、公、台吉等的賞賜是文物第七部分。
可以說，一部清朝對西藏地方的賞賜文物史就是一部中原文化的西藏傳播史，我們将看到，它是一部完整的大一統帝國的文化經營史。
佛教類文物
任何一個王朝“正統性”的确立與王權對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的整合能力有關。在中國，皇權與佛教經曆了一個較為長期的博弈過程。
同時也是哲學史所叙述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佛教逐漸為皇權所馴化，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要素。清朝的大一統政治有一個終極目标，那就是強調整體和諧，重視協調邊疆與内地、我族與他族的關系。
清帝雖“興黃教即是以安衆蒙古”，但目的還是把蒙古與西藏引導到王朝大一統的架構下，當然，這個過程不但是漫長的而且是曲折的。
從文物文化的研究視野看，清政府一方面以文物拉近彼此文化的距離，另一方面借文物的宗教内容引導文化的趨近。
《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盛京蓮花淨土實勝寺建成皇太極親往行禮賞賜”條記載的碑文，開篇說“幽谷無私，有至斯響”。
這是用《詩經》中《白駒》的意象表達對賢人的思念，“洪鐘虛受，無來不應”，“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用渴望妙音的律動來表達對藏地佛法的盼望。
皇太極為延請聖賢事緻書土伯特汗及西藏大喇嘛等”條記載，緞布、腰刀、順刀、豹皮、水獺皮、胡椒等實用物品是為表親近之情，此時清朝是把達賴喇嘛等同于古代的聖賢來禮敬，這樣拉近了彼此的文化距離。
“赉送達賴喇嘛金冊金印于代噶地方。”條中說：“朕聞兼善獨善，開宗之義不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道亦異”，表明出世之黃教雖與中土儒家之世間法不同，然而二者“明心見性，淑世覺民，其歸于一也”，是借文物的宗教内容引導文化的趨近了。
1723年雍正皇帝賞賜印冊給七(六)世達賴喇嘛，他在敕谕中進一步表明了把佛教思想納入到王朝治理的哲學理念架構中的态度。
之後的乾隆皇帝在給七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敕谕中說：“仍照前世達賴喇嘛鑽研佛訓，闡揚黃教，勿違朕遵奉黃教之至意。”更進一步明确了這種态度。
乾隆皇帝比起他的先祖，不但漢文化修養很高，藏文修養也很深厚，乾隆時期給予達賴喇嘛等地方領袖的禮品開始顯示此時藏、滿、漢文化的彼此熟悉與融合、融洽。
在乾隆之前，皇帝更多的是給予金銀财寶、日用器玩等物質上的賞賜，這些大量的金銀物品一方面展現了中原地區“厚往薄來”思想，解決了格魯派部分的财政困難。
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原地區對于黃教還不是特别熟悉，尊敬有餘、了解不足，不敢貿然賞賜。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黃教文化的東進，中原地區也在消化吸收藏傳佛教文化的基礎上把了解後的佛教以文物的形式傳播到了西藏。
備賞八寶。乾隆43年12月20日“内務府奉旨用白海螺等做八吉祥及七珍八寶備賞班禅。備賞佛繡像。”乾隆44年11月21日“内務府奉旨将繡上樂王等佛軸換邊換簾備班禅遞丹書克時賞給。”
賞賜大量佛教用物，諸如紫檀腰圓龛一座、八成金連三珊瑚無量 壽佛、催生石手持金剛白玉救度佛母、白玉無量壽佛塔—座、繡挂像佛三軸一堂、墨刻填金源流十三軸一堂、金造觀世音菩薩一尊、繡線釋迦牟尼一軸等等。
另一類是中原佛教用品，清代瓷花觚是祭祀用品，屬五供之一，在佛教傳中國以後的南北朝時期才開始用于供奉佛，最晚到明代開始出現了佛前的五供，用來供花、燃燈、燒香。
西藏這類文物特别多，西藏自治區博物館現藏有清乾隆年間“青花纏枝蓮紋花觚”一對，由腹部開光内銘文而知，這是唐英監燒敬獻佛殿的五供之一。
另一有代表性的五供花觚為西藏博物館的“青花胭脂紅雲龍紋花觚”，大方，立體醒目。博物館現存有另一“藍地粉彩八寶紋長方形香爐”，為清道光年間的物品。
其他如“青花山水人物紋花觚”“冰梅紋花觚”“五彩鳳凰牡丹紋花觚”“獸面蕉葉紋青玉觚”“福壽蕉葉紋雙夔耳青白玉觚”“人物異獸黃玉觚”都能看出中原佛教文化在西藏的傳播。
藏傳佛教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吸收了蒙、藏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成了當時蒙、藏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狀态的組成部分，是當時維系其民族性的一種思想力量。
清政府尊崇藏傳佛教，是對蒙、藏民族風俗習慣的一種尊重，是以能夠赢得蒙藏民族上層分子的擁戴。
因為清朝尊崇格魯派，在不同地域的廣大群眾之間搭起了認知和認同的橋梁，使漢、藏及滿、蒙古等民族有了“共尊中國”的物質基礎和情感基礎。
禦制普陀宗乘之廟贍禮紀事碑上說：“大聖人首出禦世，王道禅修非二緻”，強調王道、禅修并非兩種文化意識。
其間大量存在儒法與佛法的共同之處，“外藩萬部所歸心，振興黃教欽睿智”，說明振興格魯派是一種文化謀略，此碑文可作我們分論點的好說明。
政治儀軌文物
當年周朝人為夏商兩朝的後代保留了新的封地和疆土，而且允許他們在各自的封地内保持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習慣。這是中國最早的封建的含義之一。
西周時代的中國，理論上已經是一個統一國家，不過隻是一種封建式的統一；清王朝幅員遼闊，族群複雜，文化多樣，這與當年周朝面臨的文化局面有相似之處。
清朝大膽地綜合了地方封建的八旗制、土司制、噶廈制等，形成了封建與郡縣的同存，那麼，這些擁有很大的經濟特權、賦稅待遇、權力自由的地區，中央王朝怎樣保證他們與自己的一緻呢？
根據我們的研究，文化在此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在人心，人心在認同。1648年、1650年、1651年，清朝接連三次派專使入藏，敦請五世達賴前來内地。
1652年五世達賴啟程。到達北京後，五世達賴受到了順治皇帝特殊的禮遇和豐厚的賞賜。順治十年(1653年)3月初3日，在五世達賴返藏途中皇帝頒發敕谕：
“茲爾羅布藏素達賴喇嘛，襟懷貞朗，德量淵洪，定慧偕修，色空俱泥，以能宣揚釋教，誨導愚蒙，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聞而欣尚，特遣使迎聘。爾早識天心，許以辰年來見。
應聘而至。儀範可親，語默有度，臻般若因通之境，擴慈悲于攝受之門。……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這是以敕谕的形式對西藏封建設計的開始。
敕谕，又稱敕書，與敕命合稱“敕”，光緒朝《大清會典》記載：敕書用紙有三種，一是金龍香箋表裡四層黃紙，二是畫龍箋表裡三層黃紙，三是印邊龍箋表裡二層黃紙。
用于舉行大典或頒發重要指令的布告上。是清代皇帝诏令文書之一，也是民間俗稱皇命聖旨的一種，主要用于授任官員、敕谕臣民、曉谕外藩等。
同年，清朝又冊封顧實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冊文上說：“帝王經綸大業，務安勸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說明了宗旨，現在“庶邦君長能度勢審時，歸誠向化”。
那麼“朝廷必加旌異，以示懷柔”茲以金冊封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希望對方“作朕屏輔，輯乃封圻”與達賴喇嘛比起來，固始汗統治有青、康等地，并握有西藏軍政大權。
同時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和固始汗，一方面确立了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的隸屬的關系，大的方針沒動搖；另一方面承認了當時蒙藏政教勢力共同上司的甘丹頗章政權對西藏的統治，展現了“封建”的政治設計。
這種“封建”的政策在當時是最好的保全雙方的體制。有了“封建”的基礎，來往才成為可能，才有了共同發展的平台。
在和碩特事件之後，清朝采取了直接任命藏族世俗貴族管理西藏政務的舉措。1713年康熙授予五世班禅羅桑益西“班禅額爾德尼”稱号，并頒賜了玉印玉冊，正式确立了班禅活佛轉世系統。
現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收藏有《清聖祖冊封五世班禅額爾德尼的谕旨》一件，他不但是要班禅額爾德尼的領地“永久安居”，也是想讓清朝對西藏的統治“永久安居”。
結語
滿族的包容心态使儒家禮樂等級文化很快被統治階級利用，可以說此時的儒學已剝離了明朝漢族文化的色彩而變成了多民族統一王朝力求自上而下整理各個階層與集團的頂層設計。
參考文獻
1.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149-151.
2.孫遜.清朝皇帝的文殊形象與藏傳佛教的臣服[J].西藏研究,2013(3):2.
3.朱曉明,珍寶.曆代中央政府冊封達賴班禅史料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