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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道爾頓筆記
編輯 | 道爾頓筆記
20世紀70代西班牙政治轉型的曆史背景
内戰後，佛朗哥威權統治西班牙長達 36 年。在 1974 年，西班牙開始向民主過渡，此後較為迅速的建立起民主政體。
那麼，我們不免需要弄清楚一個問題:是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促使西班牙開始轉型的?從國際以及國内兩個層面對西班牙轉型的曆史背景進行分析，可以發現：
西班牙 20 世紀 70 年代政治轉型的國際背景主要有:全球性石油危機的影響、宗教改革的影響、歐洲共同體的影響以及葡萄牙、希臘轉型的影響。
其轉型的國内背景主要有:政權内部分裂、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新聞媒體相對開放、社會沖突加劇以及政治精英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些因素深刻影響着西班牙的政治轉型。
菲利普·施密特以及吉列爾莫·奧唐奈在對威權政體轉型的國際背景進行研究分析時曾指出，“世界經濟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事态的發展起着加速作用。”回1973一1974 年全球性石油危機的爆發，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西班牙國内也是以受到極大的影響，主要展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導緻西班牙國内經濟的衰退。西班牙在 20 世紀 60 年代取得經濟迅速發展其中兩個重要來源便是工業和旅遊業。全球性石油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導緻西班牙工業成本上漲。
而 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導緻的美元貶值以及能源價格上漲的雙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導緻了西班牙旅遊業收入下降。這兩大産業值下降将無法扭轉西班牙國内經濟衰退的局面。
另一方面，西班牙當時的獨裁政府将此次石油危機導緻的額外進口能源支出直接轉嫁到了消費者的身上，由此導緻西班牙國内産生新的勞資問題。
國外學者保羅·普雷司頓收集的資料資料表明，“在 1974 年的第一季度，西班牙國内電價上漲 15%，汽油上漲 70%，取暖以及烹饪燃料則上漲達 60%，交通費用上漲 33%。僅僅是在 1974 年的年初，西班牙國内的通貨膨脹率便已超過 25%，而同期國内工資增長卻固定在15%。”
可由此可見，1973--1974 年的全球性石油危機導緻西班牙國内勞資問題突出。毫無疑問，西班牙國内的勞動人民會對政府将石油危機的代價轉嫁到公民身上的行為産生極大的不滿。
為擺脫經濟困局并争取更好的生活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将會推動這些勞動人民傾向于變革，進而對西班牙的政治轉型起着加速作用。
宗教改革
宗教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内容，對國家政治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已經基本上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天主教的民主浪潮。第三波中的第一批國家有兩個(葡萄牙和西班牙)實作民主化的是天主教國家。”
西班牙内戰後，佛朗哥政權合法性的其中一個重要來源便是獲得了其國内教會的支援。而佛朗哥政權進一步得以鞏固更是得益于佛朗哥政權在 1953 年 8 月27 日與梵蒂岡教皇聖座簽署了一項條約。
“該條約使佛朗哥獲得參與任命主教的權利。”這使得佛朗哥享有一定的國際聲望，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其政權合法性進一步增強。
内戰之後，天主教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内都是忠于佛朗哥政權的。
然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召開，制定并釋出的關于天主教改革的各項決議表示，要對教會實行“共同管理”，要給予地方教會一定的自主權，要實行教會各階級的平等，要奉行“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原則等等。
此外，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還強調了進行社會變革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等，進而掀起了天主教在當代世界的革新運動。
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影響下，教會日益接受更為自由的立場。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後，梵蒂岡的自由主義政策對于教堂高層上司中很多成員态度的轉變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說，梵蒂岡開始轉變成為獨裁政權的敵人。
“面對西班牙國記憶體在着威權政體支援下的獨裁工會“辛迪加”對其國内勞工階級的殘酷剝削情況，主教會議于 1968 年 7 月 24 日對西班牙政府牢牢控制工會的行為作出強烈譴責，并發出了成立自由工會的呼籲。”
這是西班牙主教會議首次要求西班牙工會自由。第二次大公會議以後實作了天主教改革。受此影響，西班牙教壇便不再對佛朗哥本人以及他的政策歌功頌德。官方教會，甚至主教上層，開始搬出自己的宮殿，居住到勞工區。
而這也進一步促使天主教教會對地方主義者和勞工階級的抗議活動的認同感不斷增強。與此同時，西班牙的天主教會對佛朗哥威權統治的合法性開始持隐晦否定的态度。這些都是天主教改革而導緻其立場轉變的重要展現，也将對西班牙國内的權力變化産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自梵蒂岡第二次宗教會議之後，天教會所實行的改革使其不再是佛朗哥政權的忠實擁護。而天主教教會與西班牙國内的獨裁政權之間的嫌隙也在布爾戈斯審判四之後幾乎達到了完全撕裂的程度。
天主教改革，使得其在立場上更加傾向于自由和民主。在此基礎上，導緻西班牙國内教會開始由原先的佛朗哥政權的忠實支援者轉變成為其反對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班牙更加傾向于踏上民主轉型之路。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影響
早在 1961 年 10 月 1 日，佛朗哥便闡述了西班牙與歐洲經濟共同體 (以下簡稱歐共體)之間的關系:“我銘記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意義，西班牙應該與歐洲同步，同時還必須保留政治穩定和民族獨立·.....。”
佛朗哥借此表明西班牙希望加入歐共體的意圖。此外，西班牙學者何塞·拉拉茲曾指出，“即便是單純從經濟利益方面進行衡量，西班牙的出口中 60%是面向歐洲市場的，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六個創始國也消費着西班牙農産品的 26%。”由此可見，加入歐共體對于西班牙來說勢在必行。
1962 年 2月 9 日，西班牙便已經向歐共體送出了成為其聯系國的正式申請然而，當時的歐共體的各個成員國以西班牙尚未建立起民主制度，其國内缺少民主與自由作為拒絕接納西班牙的理由。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西班牙被摒棄在歐洲大門之外。由此可見，加入歐共體需要該申請國家滿足一個條件一一建立民主制度，實作政治自由化。
1964 年，西班牙轉而向歐共體送出與其簽署貿易互惠協定的申請。西班牙寄希望于憑借互惠協定進而在貿易中得到便利，同時期望簽訂互惠協定後西班牙無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便可獲得成為歐共體的成員國的談判資格。
實際上，即便西班牙與歐共體于 1970 年最終簽署了互惠協定，西班牙加入歐共體的程序依舊不順。“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之一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便曾派遣其外交部長瓦爾特·謝爾通路馬德裡。
并于 1970 年 4 月 24 日與華金·路易斯·希門尼斯、何塞·馬裡亞·德阿雷爾薩、華金·薩特魯斯特吉和恩裡克·鐵爾諾·加爾萬會面在此次會面中，再次闡明了歐共體對申請國的基本人權和政治權利方面的要求。
“地區霸權可通過一以貫之的一系列包含着意味深遠的促進或促退活動的政策，在幫助區域羽翼未豐的民主政體完成民主轉型和鞏固上，發揮主要的支援性作用。”叫而歐共體作為歐洲重要經濟組織，對歐洲諸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它對申請國必須是政治自由，滿足基本人權和政治權利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西班牙傾向轉型，建立民主政體。
葡萄牙、希臘的影響
西班牙深受同處于歐洲卻正在進行轉型的周邊國家的影響，那便是一一葡萄牙以及希臘。葡萄牙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初始國，它擁有比西班牙更悠久的專制統治曆史。然而，這長達 45 年的專制統治卻在一夜之間崩潰。
同時，希臘的軍事獨裁政權也經曆着統治危機。希臘的民主轉型始于 1974 年 7 月 21 日，卻僅僅用了 142 天，便于同年 12 月建立起議會君主制，并實作自由選舉。
胡安·林茨以及阿爾弗菜德·斯泰潘就西班牙政治轉型的背景進行研究時曾表明，葡萄牙.希臘的政治轉型對西班牙進行政治轉型具有重要的擴散效應。
他們指出，“在葡苟牙革命的爆發直接導緻西班牙的保守主義上司人馬上開始重新評價發起民主轉型的成本和收益，而在希臘轉型時，當時的希臘國王失去了其王位。”
這毫無疑問将對西班牙的未來國王一一胡安·卡洛斯産生較大的影響。由此可見，葡萄牙以及希臘的政治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西班牙國内支援威權統治者的自信心，并給西班牙國内追求變革的先進分子以希望，鼓舞着西班牙國内的各個有志之士為西班牙通過轉型建立民主制度而奮鬥。
洛朗斯·懷特黑德曾提出，“在考察國家轉型的影響因素時，在其所考察的所有和平時期，國内力量在決定轉型嘗試的過程和結果上具有首要性。”
另外菲利普、施密特也曾斷言，稱“任何一個國家轉型的開始都是直接或間接上因為威權政體自身的分裂，特别是強硬派與溫和派之間的決裂。而西班牙就是這種例子。”
佛朗哥時期，為了維護其政治統治，防止政權内部一方勢力獨大，他便緻力于讓其政權内部佛朗哥政權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教會、軍方以及“民族運動”等。
從總體上來看，西班牙内部政權的分裂主要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軍方是佛朗哥政權的支柱，但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西班牙軍方中多數軍人是狂熱的君主主義分子，佛朗哥卻拒絕将阿方索十三世的兒子一一唐·胡安立為西班牙的君主，這一決定直接導緻軍方中的多數君主主義分子對佛朗哥政權産生不滿。
而佛朗哥也不能忍受這些君主主義分子違反他的意志，進而直接罷免軍方的部長。這一行為導緻軍方君主主義者與佛朗哥政權之間的間隙進一步拉大，一定程度上為蘇亞雷斯在與軍方就轉型而進行的談判提供有利影響。
長槍黨與技術官僚之間的紛争。長槍黨與技術官僚都是佛朗哥時期西班牙唯一合法政黨“民族運動”的重要構成部分。